郁达夫在1927年3月4日写给王映霞（1908—2000）的信中承认：“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做主，在我三岁的时候定下的。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能发生出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就只是长年的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有二十五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的。哪里知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投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结了婚。” 郁达夫的母亲是个强者，似乎也可以说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有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郁达夫的母亲在他七岁的时候还让他喝她的奶。他为什么到了七岁以后突然不喝了呢？因为别的孩子欺负他，所以也许如果没有别的孩子欺负他的话，他也可能还会继续喝。郁达夫小说里的女子都是强者，无论她们是工人、妻子、母亲还是妓女，她们不是弱者，而男人是弱者。这个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汉学总是告诉我们，中国的女人都受到男人的剥削和压迫，但是郁达夫小说里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的。郁达夫的女儿郁黎民（原名郁洁民，1925—）说：“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富阳县城沦陷，母亲为了不做顺民，带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逃到离城三十里的乡下宵井外婆家去避难。生活当然更加困苦，在没有学校、没有教师的困难条件下，母亲也未放松我们的学习。她亲自教我们读书，教材是在逃难时随身带着的部分旧书，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活叶文选》及其他小说和父亲的作品与新编杂志等，并要求我们每读一篇就要能背诵出来。” 郁达夫小说里的主人公一般有三种：留学生、编辑、作家。郁达夫小说的主题差不多都一样，主人公都喜欢描写自身的所谓的罪或恶，特别是他们和女人在一起之后，尤其是和妓女在一起。他们觉得他们和妓女做爱之后，就犯下了巨大的罪恶。但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都没有停止，还是继续做。所以小说主人公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到了1935年前后，郁达夫的写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之后的作品中我们找不到那些还喜欢继续折磨自己的主人公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35年之后的郁达夫基本上没写过小说，反而写了很多散文和杂文，好像都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再说，好的作品常常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复杂的话，没有意思。好的作家，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他们的作品可以代表四种不同的声音，这包括：真正的作家、作品里的作家、叙述者，还有主人公。如果他们四个声音都不同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说这样的作品肯定属于现代文学，因为现代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ambivalence（矛盾心态），就是指不太清楚这个作家原来想说什么，不太清楚这个主人公原来是什么人。我说过，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分辨主人公是善的，或是不善的话，就太无聊了。现代文学不可能还会有什么善的或是不善的主人公了，这是不可能的。《阿Q正传》里的阿Q是好人还是坏人，无所谓，因为他是有意思的人，所以我们才愿意去读。
郁达夫小说里的主人公，是好的还是坏的，这并不重要，但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学到现代性给人带来什么，也许给人带来困惑，也许将人带去paradise（天堂）。
今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次课。我希望通过十余次的演讲，真正能够拓宽你们对某些汉学研究主题的视野，我想这是你们的老师李博士最愿意看到的。同时我也真诚地感谢同学们一学期来对我的课的支持。我们下学期见。
高延并不是当时第一位批评荷兰的荷兰人，有位叫穆尔塔图里（原名爱德华·道维斯·戴克尔）的作家，就曾批判荷兰的殖民政治，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揭露了荷兰政府在荷属东印度实行的殖民政策对当地人民造成的贫困。高延不仅懂闽南语，还懂马来语，还会用马来文描写当地的风俗、老百姓等。曾经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翻译，高延游历过很多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区，后来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t Leipzig）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曾经说过，莱比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最重要的汉学中心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不好，再加上民主德国的大学按照苏联模式整合，汉学系调整到了柏林，直到德国统一之后那里的汉学才得到恢复，所以现在是德语国家汉学重镇之一。
1885年高延去了厦门，1887年回国。1889年再次前往厦门，在那里他开始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只要是与宗教相关的东西他都会保存下来。现在有两家博物馆保留了他的收藏：一家在莱比锡（Leipzig），另一家在里昂（Lyon）。你们或许会知道里昂这个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很多中共的领导人和进步人士去那里学习法语，如邓小平（1904—1997）、周恩来（1898—1976）、巴金（1904—2005）等人都去过那里。此外，高延在柏林留下了很多他当时未发表的日记，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所以要是研究19世纪中国的风俗的话，应该去柏林，去里昂，去莱比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如此仔细地收集、报道当时那么多的东西。高延第二次去厦门的时候，不仅仅是收集资料，还帮助中国人去马来。他同情那些人，当时的中国人要想去马来的话需要在新加坡中转，在新加坡有broker（经纪人），这些经纪人从中牟利。高延则帮助中国人乘坐德国船只从福建直接到达马来，这样做也招致了荷兰当局对他的不满。如果坐荷兰人的船只而不是德国人船只的话，荷兰人会有更为可观的收益。当时离开中国的人非常多，1889年有大约两万人，1880年有大约三万人，1881年有将近八万人，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要去马来。另外有意思的是，由于中国人勤劳能干，他们不只去印尼、马来，也去其他地方工作，因此很多人离开中国。除了荷兰殖民地，英、法、美等国的殖民地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很多中国人被带到拉美等遥远的地方。如果拉美的某处没有足够的劳动力的话，他们会从马来逮捕中国人强行送往。高延发现，很多地方都需要中国的劳动力，也因此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他在1898年出版了迄今为止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有关中国宗教的著作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中国的宗教制度》），共6卷。J.J.M.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 (published with a subvention by the Dutch Colonial Government). 6v Brill 18921910.这部书到现在还可以买到，我认为没有什么哪怕是当代的著作可以与之相媲美。当时即便是中国文人的话，他们对老百姓的宗教信仰也很不清楚，但高延却清晰地记录了所有他看到的。他研究的不是福建宗教吗，为什么会称之为“中国的宗教制度”呢？在高延看来，当时福建的宗教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的宗教信仰、习俗、方式等。当然，这是他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
由于他的《中国的宗教制度》一书取得的巨大成功，很多大学都希望他去讲学，这其中就有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eit Amsterdam），这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高延在1893—1900年期间被聘为荷兰皇后的私人教师，每周为皇后讲授一次中国文化，可见皇后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直到现在，北欧都有这样的传统。前面提到过的挪威汉学家何莫邪，也曾被传唤进宫为皇帝教授中国文化。如果你们去德国植物园，随处可以见到银杏树（Ginkgo），这可能是中国南方的发音。这种树就是荷兰人18世纪带到欧洲去的。高延在1911年也收到了柏林大学的聘请，甚至当时的国王威廉二世（德国最后一个皇帝，也是普鲁士国王）也这样要求，由此可见当时的德国是多么重视汉学，但是荷兰当局并不愿意放他走。那是什么促使他离开荷兰的呢？是养老金！如果高延在荷兰一直待到六十五岁退休的话，他是没有养老金的，那他之后的生活会有一些困难。此外，在荷兰跟随他学习的人也只是想要学习语言，之后去荷属殖民地做官而已，而此时高延的理想是培养真正的汉学人才。奇怪的是，他到了德国之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包括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太可怕了，我特别不喜欢。高延说：“I have served my country for 37 years， yet I am not entitled to a pension.”（我为我的国家服务了三十七年，但我却不能领取养老金。）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德国，用自己的钱捐助德国战争。1918年威廉二世被流放至荷兰，高延依然去看望他。威廉二世在德国很不受欢迎、遭人厌弃，因此可以说，高延比德国人还德国人。魏汉茂在书中还解释了为什么高延逝于1921年，因为德国战败了，他妄想的德国文化道德的一致性遭到了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