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财富需要支点——赵焰《思想徽州》的启示
字典里的徽州是个美好的地方；生活中的徽州依然是无数个山清水秀的村庄；明清历史上的徽州，曾经孕育出富甲天下的徽州商人，在西方社会迈向近现代历史的背后，他们却悄然铩羽而归，让殷实海内外的巨资财富消耗在封闭内敛，阴暗逼仄，充满着戒备与敌意的粉墙黛瓦之间。
给财富一个支点，才能撬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杠杆。这个支点是思想观念、理论主张，是体制、机制、所有制的创造设计。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民谣里咏叹的是徽州人外出经商悲苦的人生逻辑起点。从贩卖本地木材、茶叶等山货土特产到江浙地区，再将太湖流域的丝绸、棉布贩运到全国各地，最终获得国家食盐专营权，形成“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经拥有百万巨资，在经济实力上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勒迈尔。在清代，所谓康乾盛世国库存银最高数额为七八千万两，而在扬州的徽商资本可达白银四五千万两。传说中乾隆南巡，惋惜瘦西湖与北海相比少了一塔。殊料徽商江春连夜召集能工巧匠，硬是用盐克隆垒起一座白塔。“富哉商乎，朕不及也。”这是次日尊为天子的皇帝发出的感叹。还有冯梦龙小说中惹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徽商子弟孙富，号称“家资巨万”。从明代中叶到清末的三百余年，徽州商人夤缘际会，以自己的睿智和勤奋，把握住江南地区传统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过渡，市场快速发展，城镇日趋繁荣，以贩运土特产和奢侈品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的商业，转向贩运日用百货为城镇市民服务的历史契机，异军突起，叱咤经济风云，达到当时商业之巅峰。
就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西方人也在疯狂地追求财富。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为财富寻找到广阔的世界，为世界大国崛起寻找到更广阔的市场。荷兰商人们创造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和证券交易所，英国人颁布世界上最早的《专利法》催生了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爆发，法国人提出天赋人权，用启蒙思想打破中世纪神学枷锁，开启了理性的大门……他们不断地为财富提供思想理论的支点，用体制、机制、所有制变革的杠杆，灵活运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推动近现代社会历史朝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徽商的遭遇和命运。明清时期，各级政府部门动辄以“佐国之急”敲诈商户，在名目繁杂的捐输上，少则一次“认捐”数十万两银元，多则几百万。像江春这样的富商，竟然被征捐到“家屡空”的境地。魏忠贤派专人进驻歙县，“搜通邑实之户毒而刑之”，制造冤案，广为株连，搜罗钱财，致使许多徽商倾家荡产。李自成攻陷北京，“徽人多挟重赀，掠之尤酷，死者千人”。清兵铁蹄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徽商“遭兵火之余，渐遂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在官与兵的挤压逼迫下，徽州商人们纷纷将财富转移到家乡，购田置地，造房架屋，依附于土地，归隐于山林，才找到人生的安全感。于是，我们看到名闻遐迩的宏村，当初改造水系，仅汪辛一户就捐资白银一万两，引来其他各户竞相捐款，全部村庄建设资金超过百万两。村里的“承志堂”，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耗资白银60万两，仅木雕表层饰金一项工艺，其主人汪定贵就花去黄金百余两。就这样，点缀在徽州山山水水的宏村、江村、汪庄、呈坎、棠樾、西递……吸纳并花费了无可计量的天下财富。在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及其道德伦理制约下，个人住宅规模受到限制，徽商们只有将财富堆积在石雕、砖碉、木雕上。“内敛的徽州人总是习惯于将最好的东西藏匿家中，然后幽闭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品味着三雕里的芳华和故事，做着名成功就的梦。三分追求，七分无奈。”这样的徽派建筑，素朴的高墙、安静的庭院、本分的屋脊，隐现着金钱在权力面前的自卑，商人在官僚社会中的胆怯和不自信，骨子里充满着精巧的算计和委曲的心思。
徽商“贾而好儒”，身体力行新安理学。一方面，理学为商业行为提供了基本信用体系；另一方面，在“天理”与“人欲”的人性纠缠中，程朱理学没有能够提供可以支撑更大社会财富的精神支点。“也就是说，儒学的价值观与理念已经承载不了财富的积累了，它会让人在面对大量的财富时缺乏坚定的内心力量，形成不了坚定的商业人格。”逃避，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对待财富，就成了徽州商人们的共同选择。回归故里，购田置屋，由商人转化为地主，再全力督促子孙读书，走科举仕途，借重政治权威维护既得利益。这样，徽商从起点出发，最终又回到了起点。
贫穷是负担也是资源，财富是资源也是负担，关键在于有没有思想理论和精神人格作支撑。一个尊重思想创新的民族才能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社会才会获得不断进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