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1888年8月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乡下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两岁丧母，五岁丧父，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只读过五个月的书。14岁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水果行当学徒，混迹流氓歹徒之间，加入“青帮”组织，并获得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黄金荣的赏识，由佣差逐渐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1925年，他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1929年任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在当时的上海滩曾流传“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钱财来结交社会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同时，还拿这些钱财广为善举。他连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
随着社会地位提升，他改变着自己的形象，四季长衫，斯文打扮，温文尔雅。他有民族立场，没有政治原则。学习，生存，发展，疯狂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他人生的根本。他出面调解劳资纠纷，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维护工人利益。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他设计骗杀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1937年8月，日本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他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上海沦陷后，他拒绝日本人的拉拢，迁居香港。在香港，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又迁居重庆，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从中谋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上海，高票当选上海参议会议长。因察觉国民党不积极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发展，担任各种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携家逃往香港，1951年8月在香港病逝。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商业社会的基本准则。杜月笙的形象长期以来被政治意识形态妖魔化了，其实他就是近代上海市场经济、商业社会精神的典型代表。从浦东农村到上海城市，他在生活这本无字天书的学习中，熟谙精通了生存利益的谋取与派散之道。他以自己的巨大存在，标识着上海一个时代的性格特征。
虞洽卿1867年6月生于浙江镇海县龙山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不幸的是，七岁失怙，他与母亲和弟弟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使他只能在同族塾师关照下读“雨书”，即每逢天下雨不能出门干活，才去塾馆读书。15岁只身来到上海，经族人介绍到一家小颜料店做学徒。他勤奋好学，脑筋灵活，很快就博得店主和客户的赞许，小店生意逐渐兴旺，获准提前满师，升为“跑街”，接手大宗买卖。他看到为洋人做买办者，都是西装革履，手戴大钻戒，口衔粗雪茄，羡慕不已。为此他刻苦学习英语，两年后便可以独自与洋人谈生意。随即跳槽到一家同样是做颜料生意的洋行担任“跑楼”，不久再荣升为买办。他以自己在商场特有的敏锐意识，发现苏州河岸边大片土地升值潜力，开始涉足房地产业及进出口货物贸易，频频得手后又转入银行业、航运业，发起创设四明银行，参与筹办南洋劝业会与劝业银行，首创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航业公司和“中意轮船公司”等，先后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等职。
在租界一系列华洋纠纷中，虞洽卿有勇有谋，既敢于出面抗争洋人的无理暴行，又能适时出面充当调解人，从而平息纠纷，声誉鹊起。如轰动一时的四明公所事件、大闹公堂事件、设立万国商团中华队，都是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化解中西矛盾，维护中国人的正当权益。在清政府、同盟会、军阀、蒋介石等各派政治势力面前，他奉行利益原则，善于周旋，巧于应对，在上海滩可谓呼风唤雨。他热心公益事业，出资创办学校，疏浚河流，铺设公路，深得家乡及宁波旅沪同乡和社会各界的赞赏。抗日战争中，他宣布与日本经济断交，表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立场。1936年10月，公共租界当局将西藏路更名为“虞洽卿路”(现西藏中路)，以表彰他的功业事迹。这是上海租界首次用华人的名字来命名租界里的大马路。
以学习为手段，以洋人为依傍，以民族情感为行为底线，以物质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论政治派别，不论白道黑道，唯利是图，唯我是用，精于聚财理财，亦善于散财遣财，是杜月笙、虞洽卿们的生存之道、学习之道。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重开城门，大量吸引招纳国外资本，上海人又有了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机会。政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外国资本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诱惑下，以外资企业的名义纷纷登陆上海。买办更名为外资企业管理者，或国外品牌商品的代理经销商，成为上海人的择业首选。上海人学习外语的热情，在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上海人运用外语的纯正性，在世界其他任何非外语国家也都是无与伦比的。
从胎教开始，孩子会喊爸爸妈妈，大人就教孩子外语单词。托儿所、幼儿园的学费高低是依照能否提供所谓的汉语与外语“双语教学”为准的。读小学、中学的孩子，只要家庭条件许可，绝大多数都要进入校外的各类外语补习班学习的。孩子们大多数另外取个外文名字，以便于外国人好记好叫。更有家长想方设法让孩子在寒暑假期间出国，到外语环境中去熏陶锻炼。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最为荣耀的是孩子能够被美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学校直接录取。学校光荣，家长荣幸，新闻媒体追逐颂扬。中考或高考成绩不理想，但家庭经济条件许可，家长也是想方设法为孩子办理自费留学。只要到了国外，学业有所成或未有所成都无所谓，关键是有了国外留学经历，可以直接进入外资企业工作，最好是直接从国外就寻找到某种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产品，作为其销售经理。无论是为外国产品作代理，还是在外资企业打工，其经济收入都是位于社会经济收入前列的，并且没有独自经营者的风险和辛劳。
有了上等的经济收入，就有了小资生活的物质基础。工作很认真，生活很时尚，政治很低调，精明于物质利益的算计，自觉不自觉地放弃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里的自主创新，成了这个时代上海人性格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生轨迹。
三、 学习能力不等于创造能力
独立的主体意志，是生命的自我主张、人生的主心骨、城市的性格灵魂、城市文化创新的精神根基。上海人唯利是从的学习态度，根源于上海人人格结构中模仿多于创造的性格缺陷，尤其是在对外开放，与西方国家的交往相处中，津津乐道于搬运、模仿，满足于经济富有、生活惬意、精神小资，而忽视学习过程中的消化功能，结合自己民族特点，进行自主创新。
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是上海在近现代移民过程中，本来就“主弱客强”，独立主体意志不足。租界社会，十里洋场，实行的是西方资本原则和制度规则，以个体的形式来谋取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第一代移民来说，只有学习、模仿和接受。所以，上海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却是中国人的训练场，是一所让他们在血与泪的痛苦中切身体会资本原则和西方社会交往规则的“学校”。加之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种种生活便利和经济强势，迅速瓦解了薄弱的传统道德伦理，失去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和精神依托，遭遇着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威逼利诱。这样形成的所谓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带有先天的性格不足和后天的精神营养不良。而这个阶层和阶级在社会生活中是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群体，是塑造上海城市市民性格的主要成分。由这个阶层的价值取向主导的教育和学习，本质上是淑世的，其目标定位只是现存经济体制的服务者和技术性管理者，而不是特立独行的思想人才，更不是精神批判者和人文捍卫者。
所以，在上海的学校教育中，最得宠的学生是聪明乖巧的女生，即便是男生，那往往也是具有女生性格的男生。越是高年级，情况越明显。
所以，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五年间，每年经济发展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共吸纳投资26000多亿元，200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4100亿元。这其中，吸纳投资额的三分之一当年就可以转化为GDP数值。这是一种经济奇迹，但是一种脆弱的经济奇迹。资本和技术是外来的，劳动力资源是内地涌来的，上海所提供的仅仅是土地、管理、服务。上海人的学习内容，也就是如何围绕着凭借地理优势，完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内地在沪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市场服务。
上海人可以为世界经济500强企业有多少多少落户上海而骄傲，却矢口不言500强中有几家是上海企业。
上海人可以为南京东路为中华第一商业街而自豪，却讳莫如深在这条街上的几百家商店与成千上万种商品中，有多少商品上海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为了吸引外资，为了以市场换技术，上海抛弃了自己的“凤凰”和“上海”品牌，帮欧美在上海组装汽车生产线，外资进入了，GDP增长了，市场让出了，核心技术永远隐藏在别人的口袋里。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飞机制造厂与麦道飞机制造厂在大飞机生产技术领域的距离相差约五年。当我们放弃自主研发，改为麦道部件生产加工，经济指标仍然是上升了，可是自主技术水平的差距也在与日俱增。
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今天，上海可能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中国的纽约”，但上海最应当反省检讨的是为什么没有被称为“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
当上海人用上海闲话将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的所有人统称为“乡下人”，口气中带着自觉不自觉的鄙弃和不屑，自己骨子里对于西方的奴性也就越严重。
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发现，殖民统治者不但用西方的思想去理解东方，而且鼓励东方人用西方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现实。当西方的价值观念随着强大的物质资本倾销世界的同时，西方还不遗余力地输出公元纪年时间观念、单线进化理论，视西方社会所走过的道路为人类之通则，认为西方代表着人类的“现代”，东方属于传统的“古代”。按照这种思维逻辑，东方仅仅是西方的“他者”，是有待教化的学生，是西方中心的边缘性存在。东方只有模仿西方，死心塌地地学习西方，才有可能迈入现代文明世界。近现代社会以来，西方世界主要依靠炮制和宣传这种“东方学”来统治东方世界。
上海人的学习头脑中，就被灌进了这种带有奴性意识的崇洋媚外思想，以及小市民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上海人很善于学习，很努力学习，很长于模仿，却很拙于创造，很懒于创新，很难于开拓新世界。
拯救历史，时间是一味良药。改变上海人的学习头脑，除了时间，还有赖于观念的转变、制度的设计、独立意志的养成、自主精神的发扬。尤其是生活的压力可以舒缓，城市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上海人脱离了石库门里弄的恶性生存竞争环境，应试教育真正可以让位于素质教育，让休闲学习、非学历学习、终身学习成为普遍社会共识。
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