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文化症候之二是文化的娱乐化。在市场商品化与大众文化流行的背景中，文化已渐渐摆脱了历史的重负，历史的、批判的、教诲的色彩越来越淡，休闲的、消遣的、戏谑的色彩越来越浓。《超女》、《好男儿》、《我型我秀》等荧屏选秀节目应运而生，充分阐释了文化的娱乐化特性。追求休闲、渴望娱乐成为新媒体时代的一种倾向，搞笑戏说、娱乐至死成为新媒体时代的独特现象。在极端娱乐化的追求中，在渴望被关注渴求成名的心态中，伦理的道德的意识隐匿了，自我的个人的追求凸现了。一脱就成“星”，越贱越有“名”，便有了男男女女在网上大脱特脱，企望吸引人们的眼球；便有了90后贱女孩的自轻自贱自曝丑闻，以此撰文著书成为卖点。文怀沙已谙熟新媒体时代的娱乐化倾向，他对约访的女记者说：“你漂亮么？漂亮我就接受采访。”文怀沙因而被一些媒体“誉为”“十大最色老男人”，过去人们会以此诨名而愤然拍案，老人却为此得意为此自傲，文化的娱乐化仅仅为现代社会提供一些笑谈而已。文化的娱乐化决定了人们参与文化活动，已祛除了以往受教育的姿态，而将消遣、休闲、娱乐放在首位。作为“文化名人”文怀沙的出场，只不过为现代媒体增加了某些娱乐因素而已。
新媒体的文化症候之三是文化的符号化。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中，在大众文化日益流行中，在消费文化日益兴盛中，文化常常成为一种符号。在以金钱为主要衡量价值标准时，文化的诸多内涵往往被弱化了，文化的丰富性往往被简单化了，凸显的、留下的往往仅仅是其外壳。在铺天盖地的包装与广告的淫威中，文化的符号化日益突出。在消费文化的左右下，文化的生产也就具有了符号化的特点，传统经典的文化遭到忽视甚至歧视，平面化的、浅显化的、官能刺激的文化产品得到青睐。在新媒体的策划包装中，在大肆的炒作与宣传中，文化产品的符号化特征更为突出，电影大片、星巴克咖啡、鳄鱼牌衬衫等，更多呈现出代表时髦的符号化意味，象征着消费者的某种品位、身份、地位等。媒体以诸多影视明星、文化名人、成功人士出镜，在打造传媒红人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也就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或是知识的象征，或为成功的榜样，或成时尚的代表。他们的衣着打扮、生活习惯、个人私生活等都成为媒体关注报道的内容，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扩大了媒体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症候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密切相关，并非新媒体时代没有了传统文化、经典文化，而是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的、经典的被弱化了，大众的、消费的被强化了。
三、新媒体时代文化批评的准则
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成为中国学术界热衷的理论与方法，在引进西方的文化理论批评方法中，关注文化批评在国内的可行性、实践性。文化批评在注重对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研究中，也努力打通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文学艺术与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在理论的多样性、方法的丰富性中，拓展文化批评的空间。在中央提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文化批评获得了空前的动力，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新媒体时代文化的市场化、娱乐化、符号化，可以说成了一柄双刃剑，她繁荣了文化市场，丰富了文化生活，满足了文化需求，但又一定程度降低了文化品格，消解了文化深度，弱化了文化理想。从这个角度说，李辉对文怀沙的质疑可以看作对于文化的市场化、娱乐化、符号化的不满。李辉以其传统的道德伦理、历史承担、文化理想去质疑文怀沙，他们又成为永远难以碰撞的双轨，义正词严的质疑与插科打诨的戏谑就永远不可能成为针锋相对、有问有答的对话的可能了。何三畏批评李辉的质疑“使命过重，道德过剩，推论过急，谴责过度”，易中天批评李辉的质疑“道德飙车”的“过重，过剩，过急，过度”，提出的“在公共空间对另一个人进行‘道德批判’和‘道德谴责’，要不要有‘规则’和‘底线’”，其实都是站在传统的道德伦理批评的角度，未发现李辉的质疑与文怀沙答疑在观念与方法上的错位。
金元浦曾经指出：“总之，贯穿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整个历史的理论核心，是其实践性品格、社会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金元浦：《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的前奏》，《博览群书》2002年第2期。置身与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语境，文化批评一方面应该注重文化批评的实践性、社会性，关注文化现状与文化发展，同时也应注重文化批评的批判性、开放性，在传播文明、引领文化、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发挥文化批评的独特作用与效益。
笔者认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应该注重如下方面：
（一）在关注文化的市场化批评中，必须关注精英文化的研究。文化的市场化决定了文化生产的复制性、消遣性，也产生了文化产品的平面化、浅显化。大众文化的流行、时尚文化的传播、休闲文化的盛行，文化批评应该关注当下文化现状与趋势，面对种种新的文化现象做出理性的思考理论的总结。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弃对于精英文化的研究，精英文化对于提高文明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有加强对于精英文化的研究，在继承中外文化传统中，在批判当代文化的弊端中，在总结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中，真正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二）在关注文化的娱乐化批评中，必须关注文化理想的研究。文化的娱乐化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倾向，消解以往政治性、教育性、伦理性的色彩，强调文化的个体性、消遣性、娱乐性的因素。无论是手机短信，还是荧屏选秀，无论是青春读本，还是影视作品，都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文化批评应该及时深入地展开研究。没有文化理想的时代是空虚的、乏力的，我们在对于文化的娱乐化进行文化批评的同时，必须关注文化理想的研究，注重对于不同年龄段人们的心理状态、文化需求等作调查研究，注重以昂扬向上的文化精神鼓励人、启发人，努力营造一种高尚的积极的社会文化氛围。
（三）在关注文化的符号化批评中，必须关注文化内涵的研究。文化的符号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不同社会阶层也往往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符码，应该研究文化符号化的过程与特性，研究文化符号化与现代人生活之间的关联，尤其应该关注符号化的文化内蕴的研究。对于文化的生产、文化的传播、文化的接受、文化的消费整个过程的研究中，突出对于文化内涵的研究。不仅作道德伦理的考察，也作社会心态的分析；不仅作生产消费的探究，也作社会效益的分析，才能在去道德化的现代语境中，真正发挥文化批评的重要作用。
我们将李辉质疑文怀沙事件放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中，作了如上的一些分析。我们无意于评说该事件的本身，只期望由该事件引申出对于新媒体时代如何开展文化批评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新媒体时代文化的市场化、娱乐化、符号化中，仍然需要一些必要的底线，基本的社会规范、道德伦理、法律意识仍然是规范的基本准则。追求市场化而无视社会规范，注重娱乐化而颠覆道德伦理，突出符号化而轻视法律意识，常常会给现代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知识分子缺乏社会责任、道德操守、法律观念而屈从于新媒体时代的某些“规则”或“潜规则”，必定会受到这样那样的质疑。文怀沙的被质疑大概就给我们这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