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王韬在晚清士大夫中不但出身贫穷，而且又遭受官府通缉，可以称为是一个落魄文人。据其仅仅的秀才学位，具有同样资格者何止累百万计，而多数与草木同朽，岂有机会为人重视？然在王氏有生之年已是名扬中外，尤其颇受日本文家所重。且王氏表现，具多方面意义，颇与时代转变息息相关。后人追考当年史乘，俱不能不参证王氏所遗著作。
我曾于数年前略述王韬于近代史中所受学人涉论之处，有四个重点：是即王韬思想、王韬与中西文化交流之关系、王韬之主办《循环日报》以及王氏与太平军之关系。于此四点之外我又开辟一个小领域，是即王韬私生活中风流的一面。王尔敏：《王韬生活的一面——风流至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6月），页223—262。然而王韬生平多彩多姿，已有学者注意到其文学的表现，自当予以重视。于今所知，研究王韬可以自多方面入手，当有重大发掘，应该是造成学者研究王韬的动力。
单就中国近代思想之创生演化而论，王韬的先驱地位永远屹立不摇。我今可以就此入手，作为探讨，以取证于学界。翻看前人旧著，学界之从事于王韬思想研究者不下二十余种，可说是熟问题、老问题。不过本文入手，实就其时代代表绎王氏思想的先驱意义。
考察王韬重要思想，大致俱集中于王氏遁居香港时期。即同治元年闰八月至光绪十年二月（1862—1884）。为述论王氏的先驱思想地位，尚不须作传记性研考，故而仅取其旅港期间所发抒之言论以为探讨论域。以便见及近代思想界创始前徽之大致面貌，王韬实则足以担当一个重要代表。
就中国近代思想领域而言，王韬以前已具有创始意义之先导，实早有魏源、徐继畬，梁廷枬、黄恩彤、姚莹等人。同一时代中之重要代表更有冯桂芬、文祥、郭嵩焘、丁日昌，李鸿章、郑观应、薛福成、曾纪泽、黄遵宪等人，而王韬并列其中，自具丰富内涵，亦足以睥睨同列。愿就各个重点，论次如后。
二、时代变局之觉识
自鸦片战争，当西力渐被于中土，朝野人物能见其机先，警悟时势即将有剧变者，真可谓是先知先觉，实所难得，二十年前尝致力于近代人物对于当世变局之醒觉，自鸦片战争以迄清末，所得不下八十余人。并申明其中王韬、郑观应、薛福成三人，提示变局之言均不下十次之多。王尔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印，页383—446。
王韬最早对世势提出变局观点，当为同治三年五月初二日之代黄达权上江苏巡抚李鸿章书。同时人物，仅在于黄钧宰、徐继畬、冯桂芬以及夏燮之后。王氏不过是远遁海峤沉沦穷困之儒生，能有时代敏觉，自可见其超卓眼光。兹为参考方便，特将王氏变局言论列表明之：变局言论倡说年代资料来源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羁縻之，概与之通和立约。近闻吕宋，日本又将入请矣。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1864年《弢园尺牍》，卷七，页2，《上李鸿章书》。欧洲列国今俱辑睦无军旅事，所欲力为经营者在我中国。火轮车路乃其一端。许之，则创千古以来未有之变局，所谓严中外，控戎狄，守险阻，制要害者，我无其一，而权自彼操矣。不许，则嫌隙已搆，衅患将开，西国好事之徒，言利之臣，必有以勉强从事之说进者。1869年《弢园尺牍》，卷七，页17，《答包荇洲明经》。鄙人向者所谓天地之创事，古今之变局，诚深忧之也。盖天心变，则人事不得不变。读《明夷待访录》一书，古人若先有以见及之者。穷则变，变则通，自强之道在是。非胥中国而夷狄之也，统地球之南朔东西将合而为一，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吾恐不待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而后吾言乃验。呜呼！此虽非中国之福，而中国必自此而强，足与诸西国抗。足下以为然乎否乎？所望豪杰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变之道也。约1869年《弢园尺牍》，卷七，页17—18，《答包荇洲明经》。窃以为当今远方毕至，光气大开，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泰西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变局，运会之转机。怀奇抱智之士，无不思翻然为自强计。集各国之人才，以供一国之用，正在今日。此某所以望阁下兴大利除大害也。约1871年《弢园尺牍》，卷七，页23，《上当轴书》。（续表一）变局言论倡说年代资料来源盖以普法之战观之，天下大势不极其变则不能复。将来天下各国必至舟车之致远同，枪炮之利用同，兵力之战胜同，机器之制造同，一切巧术视为长技，而后彼乃无所恃以骄人。混同之机于是乎在。故曰：普法之战其变之极者也，在欧洲诸国当必有惨然不乐见闻者。夫惟能览其弊而反之，则欧洲之民之福也。设或竞心侈而争念胜，犹以此为未足，而务求其精，以至愈变愈极，逞厥凶残，未始非欧洲之民之福也。生灵之杀运不亟，则天地之生机不复。呜呼！观世变于今日，安能以一端尽哉！约1873—1880年《普法战纪·后序》。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此固尽人而知者也。抑知古今之局变，而贸易之途亦因之以变。古之为商，仅遍于国中，今之为商，必越乎境外。何则，他国之贩运于我国者踵趾相接也，东南洋之通于中国，则自明始。由是其国愈众，其路愈遥，而所为贸易者其术亦愈精。约1873—1880年《弢园文录外编》，卷十，页19，《上广州知府冯端本书》。诚如杞忧生（郑观应）说，是将率天下而西国之也。此书出，天下必将以杞忧生为口实。呜呼！是不知古圣贤之在当时，天下事犹未极其变也。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1880年杞忧生《易言》，《王韬跋》。（续表二）变局言论倡说年代资料来源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我中朝素严海禁，闭关自守，不勤远略。海外诸国至中华而贡献者，来斯受之而已，未尝远至其地也。以故天下有事，其危常系西北，而不重东南。自与泰西诸国通商立约以来，尽舟航之利，历环瀛之远，视万里有如咫尺，经沧波有同衽席；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1874—1883年间《弢园文录外编》，卷四，页8。呜呼！天下事至今日其变极矣。欧洲诸国皆由西而东，有火车以通同洲诸国，有轮船以通异洲诸国，联络远近，势同衽席。又以电标为之通达信音，虽数万里之遥，捷于顷刻，迩于咫尺。此固数千年以来所未有也。仅行之于数十年间，而地球四大洲已可由分而合，棋布星罗，有若春秋时之列国，一变之效何其速欤。而儒生之拘墟于见闻者，尚复昧昧于其故，而不知上达天心，下权人事，夫亦可哀也已。夫春秋时之秦，与战国之秦一也，而何以强弱迥异，则以前日有晋为之蔽，而素不得东，逮三晋分而韩魏弱，秦乃得蓄力乘时，而肆其蚕食矣、逞其鲸吞矣，今日之俄，其势亦犹夫秦也。1874—1883年间《弢园文录外编》，卷四，页21。论者谓富强之道，必当仿效西法，则其效易于速见。惟恐识见拘墟，智虑浅薄，以为舍己从人，必不可行。不知事贵变通，势无中立。今在中土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则庶不至甘居乎西国之后，至于孔孟之道，自垂天壤，所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固阅万世而不变者也，而又何疑焉？1874—1883年间《弢园文录外编》，卷五，页11。（续表三）变局言论倡说年代资料来源今者中外和好，几若合为一家，凡有所为，必准《万国公法》，似乎可以长治久安，同享太平之庆矣。而不知此乃分离之象，天将以此而变千古之局，大一统之尊也。1874—1883年间《弢园文录外编》，卷五，页15。况乎中外通商以来，议和立约，备极怀柔；推诚布公，无区畛域。聚泰西数十国于一国之中，牢笼羁縻，无不示之以惠爱，抚之以仁慈。怀保惠鲜，无微不至。此固向来未有之至轨，近今特开之创局。而亦见中朝厚待远人有加而无已也。1874—1883年间《弢园文录外编》，卷五，页18。逮我圣朝，青海雪山近在肘腋，珠崖台岛咸奉冠裳。是境土之由渐广也如此。而欧洲诸邦，亦渐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粤，百十年间，洪波无阻，光气大开，海舶估艘，羽集鳞萃。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礼貌之，概与之通和立约。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此岂出于人意计所及料哉。天心为之也。盖善变者天心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己矣。1874—1883年间《弢园文录外编》，卷七，页15。独是泰西列邦接踵并至。通商、变法、弛禁、外交，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见非所见，闻非所闻。1874—1883年间《弢园文录外编》，卷九，页11。王韬见及中国遭遇变局，最具敏觉，提示最早，抑且返复申陈，激醒国人注意。可确知者，李鸿章因受丁日昌影响而应是间接亦受王韬影响。盖王韬最早表达，即在于同治三年之代上李鸿章书中言之。自必引致李氏之警悟，嗣后李氏亦屡屡言之。
对于变局的认识与思考理路，王韬实循三个相关层次，用以肯定变局来临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