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王韬盱衡欧洲大局，特警惕于俄国之强大，除《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为成书者外，而生平所抒防俄之论，当不下十篇之多。十九世纪士大夫之注意防俄，固自形成风气，其始固早有林则徐体验之警言，得自于暮年谪戍伊犁之时际，不过兴其一句慨叹之言。而仍以王韬提出防俄论最早，出于同治十年（1871）之《普法战纪》。其后时加论列。王韬重要出手之点，则视俄国为五大洲祸乱之源，非止在于欧洲一隅。如其所论：综观今日天下大势，维持欧洲之全局者普而已。而系于四洲之安危者俄而已。普俄英法四国并行，则可横于天下。盖在今日讲天下大计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法弱而英孤，普俄如能相合，协力同心，经营天下，则欧洲诸国将莫与抗衡。且普俄方有志于东方，欲肆其雄图而逞其吞并者，志不独在欧洲也。而俄尤骎骎乎驰域外之观。今者要约波斯翼助阿富汗，显然与英为难，英亦无如之何也。恐其幸欧洲之无事，舍欧洲而逞志于东方。于是东方独承其弊，此则大可虞也。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中外合力以防俄。亚洲之中国为先，其次则印度之英也，又其次则日本也。越南、暹罗、缅甸、朝鲜，或附中国，或属英人，或邻于日本，则等诸自郐以下无讥焉可也。王韬：《中外合力防俄》，《弢园文录外编》，卷四，页20—21。王韬研判俄国扩张领土野心，亦就其立国地势以为考察，以证其肆意侵夺兼并之深谋远图，虽未必真实了解俄帝野心所在，而足以说明所见欧亚现势之动向。王氏又言：不知俄之君臣谋所以致一统之盛而大无外之规，盖匪伊朝夕矣。其意不得志于欧洲，则必求逞于亚洲，二者将有一遂。其取基华、霍罕，即不能忽然于天山南北，其与日本易岛，即留意于东西洋海，而锐意与土构衅，亦即窥欧洲之渐也。以彼蚕食鲸吞，已成并兼坐大之势，倘复闭关自守，则后嗣稍弱，或致外侮迭生，悔将何及。且其四境之外，犬牙交错，如南之波斯，西之瑞典普墺，悉皆环顾而伺。即订以婚姻，重以盟誓，要不能借以固圉也。一旦衅隙可乘，则将搜简卒秣马厉兵以相从事于封疆矣。且西域回部毗连于东，蒙古土番游牧于南，寇掠侵轶，时所不免，是俄国战争之国也。能战则其威足畏，而有以遂其龙骧虎视之谋，徒守则积弱可虞，而不免成鼠入牛角之势。俄其讲之稔矣。计深虑远，及身图之，亟出于战。即晋范文子所谓：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故欲内保山河，必谋外服强邻，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王韬：《俄人志在并兼》，《弢园文录外编》，卷四，页19—20。王韬于防俄观点，有多方面表达，其立论本旨，在以俄拟为战国强秦，而于世界列强竞逐之现状，与国际上勾心斗角之运用，则综以纵横捭阖之术为判析入手。故能就世势之推移，见强邻之动向，以谋取自救之术，因应之道。
其七，王韬于国际均势思想之提出。
王韬于同治七年至九年初旅居英国，于欧洲国际现势，自多有了解，而未必深入到当时西方之均势思想。若谓王韬并无均势思想，则又不然。其在同治十年（1871）即就欧洲国际政局提出其均势观点，如王氏所言：故在今日欲维持欧洲之大局，莫如普与英合，普英合，则足以制俄，而势力既均，欧洲诸小国可无蚕食之虞。土耳其之为欧洲诸国屏障者，可以自固藩篱，必不至为俄所撤。如是则欧洲之局可不变。然而必不能也，普俄交欢方密，英势愈孤，几难以一雄而当两大。他日者俄为东帝，普为西帝，或将并雄于欧土。然果其长并雄乎，是则普之利也。《普法战纪·前序》。我人于此当可明晰，王氏之均势思想，非即得自于欧洲已具的理趣，实不过就纵横捭阖之术，见出欧洲国际均势的形成轮廓。就中国士大夫之警觉言，王韬是迈越群伦。
四、应变方术与世运前瞻
王韬即具时代敏觉，亦能大致了解当日列强竞胜之世界，接着思考，则自然为中国立于纷争之世如何近利远害，以与强邻周旋。王氏虽避地香港南陲，为逋逃亡命之人，何须妄想为庙堂进言筹算。然就一先知者之警悟，亦能自行提具一种因应之道，并于当时所据报章，传示于世。此则代表其关心世势与中国处境，虽然长久沉沦下位，亦足能指导国人一个应变途径。王韬自述其立旨心态，颇足写实，可见其《弢园文录外编》自叙：自中外通商以来，天下之事繁变极矣。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切奇技淫巧，皆足以凿破天机，斲削元气，而泄造化阴阳之秘。其间斗智斗力，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交际相乘而得失生，强弱相形而凌侮生，诚诈相接而悔吝生，四十余年中所以驾驭之者，窃谓未得其道也。草野小民，独居深念，惄然忧之。时以所见达之于日报。事后每自幸其所言之辄验，未尝不咨嗟太息而重为反复以言之。无奈言之者谆谆，而听之者藐藐也。《弢园文录外编·自序》。王韬在中国因应世局之总原则方向，提出变法、自强两个要案。以自强言，则后于恭亲王、文祥、赵树吉、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印，页1—16。又，王韬所抒变法自强言论，俱见之于其《弢园文录外编》，见卷一，页9—15，《变法》上、中、下；卷二，页5—10，《变法自强》上、中、下。以变法观点而言，仅有李鸿章提出最早，王韬则仅次于李氏。凡论近代变法思想，自不能不推重李鸿章与王韬为时代先知。
变法自强不过表状一个政治觉悟与努力方向，王韬理念亦只是出于小儒之言，在当时清廷上下大吏，实未产生若何推动力量。但就国人之醒觉言，自当加以重视，代表当日草野之士与开明大吏，并非完全茫昧，只待唤醒全国绅民，自亦必有自救之机。
至于变法何术？自强何图？王韬用心俱以效法西洋工艺、政制为目标。正是承袭魏源的“师夷长技”，继承冯桂芬的“鉴诸国、师夷狄”。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四卷二期（1971年2月），页1—8。在王韬而言，更是再四反复言宣，申论十分具体，视效法西洋为因应变局最有效之道。质言之，王韬反复申论师法西人，有具体条项、充分内涵，远较魏源、冯桂芬更加具体详细。王氏生平所谓师法西洋长技者不下十余次之多，于此可略举其大概如次。
王韬比对器物优长，主张师法欧洲：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众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呜呼！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变法》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页11。王韬推衍，欲立国于列强群伺之世，须谋求自强，然既倡言自强，自不免须从变法为入手之途，其所欲应其变者，则明指必须师法西人之长：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居东南者每由东南而之西北，居西北者每由西北而之东南。而西北恒强，东南恒弱。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静则善守，动则善变。故西北至东南独先，东南通西北独后。柔能持己，刚能制人。故西北每足为东南患，东南不足为西北病。顾守有时足以待变，柔有时足以制刚。而迟速久暂之间，审几者每不能决之于操券。则以守必承其弊，柔必化以渐。未弊则彼将先乘以困我，未渐则彼将先发以难我。由是观之，方张之机不可遏，始厉之锋不可撄。明者智者知其然矣。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师其所长。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或曰：必变而后可以为国。则将驱东南之风俗、政事、文物、声明而尽西北之乎？非也。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王韬：《答强弱论》，《弢园文录外编》，卷七，页14—15。王韬亦将其效法西洋之计，陈之当日大吏。惟未留注所上书者为何许人。惟可推知为洋务派重要领袖。则王氏身居下位，犹欲游说于当国大吏，自是表现其信持之坚与致志之专：夫自东西通商以来，留心时务者固宜师其所长而攻其所短，明其情伪，揽其形势，悉其民风俗尚，知其山川物产。而于其古今来之盛衰强弱，沿革升降，探其源而溯其流，然后我可以蹈瑕伺隙以制之，此之谓长于时务者。驾驭之道，不外乎是。而修睦之要，亦在于斯。显未舍己以从人者也。王韬：《上当路论时务书》，《弢园文录外编》，卷十，页18。王韬倡言师法西洋先进技艺，自信见机最先，迈越群伦，于光绪初年，遍指南北各地之重要措施，多加赞誉之词。我人后此百年，所见亦决无从否定，自是一代通识，值得举证于次：十六七年前，窃尝欲中国仿行西法。其言曰：以其所长，夺其所恃。故火器用于战阵，舟舰用于江海，语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逮乎同治初元，李伯相（鸿章）经略江左，始有江南制造局之设。丁中丞（日昌）仿铸西炮，用以击贼，旋收厥效。然后福州船政局相继并建，天津粤东亦仿行焉。并时上海有广方言馆，广州有同文馆，而京师亦设天文馆。又有出洋肄业幼童百二十人往学于美。骎骎乎日盛一日焉。宜乎西法之用可以颉颃乎西人，然而未也。顾事求其渐精，而道无贵乎欲速。安知后日之遽不如西人哉！《洋务》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页3。王韬于效法西洋师夷长技，实有鞭辟近里之识见，非即限于一切新式之技艺器物，真切而言，在于重视器物之运用与其制作法度，指麾号令：且夫西法者，治之具而非即以为治者也。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我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彼迂腐之儒又何足以知之哉！《变法自强》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页10。以王韬生平言论而绎其效法西洋长技之思想，于今已能概见其深度与广度，无须再有举证。然此一观点虽然具体明确，仍止表达一个指引方向，其具体内涵何止千头万绪，自待后圣之觉识与追随，而王氏用心所在，亦可充分追考，可举其大致概括之论，以为其因应变局，指划方向之全部内涵：夫有国家者，在乎举贤、任能、敬教、劝学、通商、惠农，所谓本也。练兵、选士、制器、造舟、开矿、理财，所谓末也。睦邻、柔远、一视同仁、破除畛域、相见以天，此以尽乎内者也。遣使臣设领事、通文告之词、浃往来之谊，此以尽乎外者也。本末兼备，内外交修，则庶乎可矣。《设领事》，《弢园文录外编》，卷三，页2。“师夷长技以制夷”，其语固自道光二十七年出自魏源之《海国图志》，实为中国近代化不可磨灭之指导方针。魏氏当为一代先知先觉，而后继有冯桂芬、王韬，皆能反复抒论宣示当代，此中国士大夫未尝有负于其表率群伦之志节，今世亦当肯定其先驱地位。
我人再进一步探讨王韬之极力主张效法西洋，固是内涵繁富，兼顾内外，然其尚有更高一层远见，更进一步思考。可以综括其最终宗旨，基于对世运的前瞻。王韬预期世势流趋将必至混一万国，而促成大同世界的到临。正表现中国思想家的宏大抱负与高瞻远瞩。因此我人必须更深一层追考王韬之大同思想。
王氏撰就《普法战纪》，即已提示万国混同之契机。兹举其所见：我曾博考西国载籍，默验其盛衰强弱之故，而慨然矣。欧洲列国虽长航海，其通东南不过三百余年。其互相雄长，亦仅在欧洲一隅而矣。百余年来，吞并印度，跨有东南洋。其势骎骎日盛，然犹未能遽逞也。待舟车既创，枪炮弥精，长驾远驭，力乃有余。至于今日，欧洲列国辙迹几遍天下。鹗枧鹰瞵，龙骧虎踞，诸国无不拱手交让，莫敢撄其锋。不知彼今日所挟以凌蔑诸国者，即他日有圣人起，所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夫彼既割据日多，则争竞迭出。欲以夸强而侈胜，遂不得不增兵而益防，舟车枪炮之技，尽人皆同，遂不得不更出新法，思驾其上。顾彼能然，此亦能然，日后必至斗智斗力之俱困然后已。盖智巧至是几莫能加，未有物极而不反者也。呜呼！不以大德宰之，元气安能久长也哉！《普法战纪·后序》。盖见及西方列强争胜，成败在一瞬间。乃启悟王韬于其消长史乘，见出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