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关于王韬名字的问题，在1930年代，不但成为考辨与争论的中心，而且当时的学者对王韬的自传都表示疑问。为了证明王韬就是上书太平天国的黄畹，当时的学者似皆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譬如他们想证明王韬就是上书太平军的黄畹，因此谢兴尧、罗尔纲以及胡适均认定王韬的原名就是王畹。只有谢兴尧则尚有一通体承认之意，判断解释尚不离谱。实际上，黄畹就是王韬化名，在犯案当年，并无太大疑问。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的追叙，虽属裨史之流，然官方追捕王韬，以及王韬避匿上海英领事馆一百三十五日，英驻华公使为其脱罪，特在同治元年闺八月十一日让他搭船离沪，行赴香港，这种种证据，不但都足以支持黄畹为王韬的化名之说，而且现在已在学术上受到尊重。只是这个名字的辨证，却是全然走火入魔。他们假定王韬用原名利宾来故作疑阵，掩饰王氏本名畹。这一假定可说全错。像胡适用“余既滋兰九畹”一义，再合勘王氏自署兰君，字滋（子）九，号兰卿，这个好像有力的辨证，是完全不正确的。那时人们面对着一个有力的证据，却全不予理会。即顾起潜复胡适之书中所抄的《昆新青矜录》，开出王氏名字，就是利宾。王氏原名利宾，绝无可疑。因为这是县考的纪录，王韬在考中十余年后再结纳原考官而去更改名字，是绝无可能的。事实上原考官名张芾，字小浦，早在咸丰二年升到江西巡抚了。而且在王韬上书案发的前三年，张芾已因督办皖南军务失败，带罪去职（1860）。此外，还有一个更强有力的证据，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三日（1861年8月18日）赵烈文手书《能静居日记》所载（见页641）之王氏姓名及三代世系。兹录于次：“与王君兰卿易帖，补录于此：王瀚，原名利宾，字子九，一字仲蘅，号兰卿，又号懒今，行四。道光（转下页）。
王韬生于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戌时，他的先世，可以上溯七代，以迄明末。先是世居昆山，至其曾祖父时，始迁居苏州东南五十余里之甪直镇（古名甫里）。直至王韬，均居住于甫里，籍贯属于新阳县。故他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学，录取为新阳县生员。这就是他生平最高的学位（接上页）戊子年十月初四日戌时生，新阳县人，附生。曾祖鹏仲，祖科进，父昌桂，母朱氏。慈侍下，姊一，弟利贞故（按利贞于咸丰十年八月病殁于故乡）。妻杨氏，林氏，女二。”这段铁证，粉碎了已往学者一些测猜的考辨。因为王韬犯案，是同治元年（1862）春间的事，他不会在半年多以前就开始造假。至于最有力的证据，是现在可以参考到的王韬手稿：《蘅华馆印谱》。这个印谱约有十页，为《蘅华馆杂录》的一部分，现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印谱中有四块印可以构成重要证据。两块是甫里许锦父所刻，咸丰二年九月初一日（1852年10月13日）王韬亲笔登录。一块白文，上刻正名：“王氏利宾”；另一块朱文，上刻字号：“兰卿”。另外两块是陈子仙所刻，一块白文，上刻正名：“王利宾印”；另一块朱文，上刻字号：“兰卿”。虽未注日期，但考之此二印之前面记别印时，是咸丰二年冬，在此二印之后，记别印时是咸丰五年春。据此推之，此二印之刻成时间不会晚于咸丰五年。照时间算，王氏那时不会料到十年以后会犯案，而事先作伪。此外又有无法判断日期之印四块。一块为陆氏所刻的阴阳文连珠章，印文是“利宾”；另一块亦许锦父所刻，朱文是“王子九印”；另两块均为朱文“兰卿”二宇。推其捉刀之人，亦当为王氏早年所治。同时由前面证据看，可知自王氏改名瀚之后，其原名并未废去不用。至于王氏何时改名韬，字仲弢，又有许多疑难的陷阱，令人虽于确定。就王氏著作如《弢园尺牍》与《瀛壖杂志》所见，有多量证据，示明“韬”与“仲弢”二名，是在咸丰初年出现，在《蘅华馆印谱》里这二名字，尚未著录。惟依王氏自传所示，则应为同治元年遁迹香港之时，始改名为韬，字仲弢。据情理与自传之证据，亦只有采此一说。至于吴静山坚持反对王畹是王韬，却又失于过偏。实际上上书太平军的黄畹，当然是王韬；只是此一王韬并非另有王畹之原名而已。《昆新青矜录》所据，一定为原始的道光二十五年时榜名。赵烈文与王氏易帖，王之三代及身世，定必出自王氏所抄付。赵氏事后补入日记，尚在咸丰十一年七月。黄畹上书太平军，日期为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2年1月22日），事发又迟至次年春间。此两件证据，均无从事先作伪。王韬早期名氏问题，至此当可澄清。
①关于王韬自述身世背景，可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1897，卷十一，页8—9，页14—15，页18。又，王韬：《遁窟谰言》，卷一，页1。后人择述王氏家世之最详者，为吴静山：《王韬事迹考略》，载《上海研究资料》，页671—691。前揭《蘅华馆印谱》有陈子仙所刻椭圆章，朱文：“戊子生”，实志道光八年所生之意也…
王韬的父亲，名叫昌桂，以少年读书敏慧，富于学识。后即以塾师为生。王韬幼年，随父就读，直到十八岁进学。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九岁起，亦开始设馆教书。自此学问皆由一己所好自修而成同上…
王氏父子因家境贫寒，分别以教书为业。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月，昌桂受聘至上海，居住城北。虽未明载作何营生，当推知为西洋教士参校中文译书工作。因为次年正月王韬至沪省亲，仅住三日，即曾至墨海书馆拜访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及其二女玛梨、。同时并会见其他教士：如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名隹颉（即名隹魏林，William Lockhart）、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以及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这次与西洋教士接触的机会，虽是短暂而且偶然，实则开启王韬后数十年的谋生环境、思想行径与交游范围，其创机极微，而影响波及则相当广阔悠久王韬：《漫游随录》，页3，“丁未（道光二十七年）仲夏，先君子饥驱作客，小住沪北。戊申（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余以省亲来游。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时西士麦都司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版机器印书，竞谓创见。余特往访之。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麦君有二女，长曰玛梨，幼曰，皆出相见。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瑾醇醪也。又为鼓琴一曲，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曰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铁翳。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与麦君同在一处者：曰美魏茶、曰雒颉，曰慕维廉、曰艾约瑟，咸识中国语言文字”…
由道光二十九年（1849）孟夏起，甫里一带，连月阴雨，致成水灾。王韬无处坐馆教书，因而失业。再加上昌桂亦因积劳，在六月病故，实为双重打击。正在困厄之际，适麦都思遣人来邀，敦聘赴沪工作。自此，王韬以二十二岁英少年华，开始与西洋教士直接交游，从事中西文字译校。以其禀资聪颖，才思敏锐，遂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洋观察认识之重要人物王韬：《弢园尺牍》，卷六，页15—16，《与英国理雅各学士书》：“窃念韬少时禀承庭训。十六岁入邑庠。十七试京兆，一击不中，遂薄功名而弗事。于是门息影，屏弃帖括，肆力于经史。思欲上扶圣贤之精微，下悉古今之繁变。期以读书十年，然后出而用世。不意天特限之。己酉六月，先君子见背，其时江南大水，众庶流离，研田亦荒，居大不易。承麦都司先生遣使再至，贻书勖劝，因有沪上之游，谬厕讲席，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麦君返国，仍与雠校之役。”又，《漫游随录》，页3…
王韬自受聘赴沪，即居住北门外洋泾浜以北，为当时新辟对外通商码头地带。其所从事工作，则为麦都思参校翻译基督教《圣经》——《新旧约全书》。此种《圣经》译本，号称为“委办译本”，分别于咸丰二年（1852）出版《新约》，咸丰四年（1854）出版《旧约》。在十九世纪，此二版本，通行中国境内罗香林：《王韬在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之关系》，《清华学报》，台北，1961年刊，新二卷，二期…王韬为生活所迫，以一秀才学士身份，服役于当时所谓“夷人”旗下，自不免为传统社会所非议不齿。在王韬早年日记与函牍中，时时流露此等苦闷与矛盾的感慨。然而在此委屈隐忍的心情下，王氏所从事工作，实为基督教义，自然地作了文字传播桥梁。其优美典雅之文字才艺，正为基督教之传布，尽了庄严高贵的服务。
王韬的个性，跌宕自喜，佻达不羁。科举时文，并非所喜，亦非所长。自十九岁至南京应考乡试不中，此后即绝意于此途。后来虽不免仍作考试尝试，实为用以安慰双亲的寄望，实则十分厌恶科考《弢园尺牍》，卷一，页15，《与杨莘圃书》：“辱来书，教以忏除绮语，杜绝面朋，意良厚也。然仆则有说：夫能言者非名士，守拙者非通儒。仆年仅二十，而于尘世周旋之故，已厌弃之矣。惟以二亲冀望之深，不敢自弃，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至于绮靡障碍，未能屏弃亦是文人罪孽。然秾艳风华，乃其本色，儿女之情，古贤不免。此亦只与瓯茗炉香供消遣而已。不足为学业累也。”又，《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页15：《弢园老民自传》：“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又，王韬：《瀛壖杂记》（即《茗芗寮日记》，王氏手稿）于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记：“莘圃好直言，时以书来，规余过失。古有诤友，可无愧矣。余功名之心，久已如死灰，不能复燃。且为文纵恣，负奇气。期以此俯就有司绳尺。而掇青紫，亦难矣。今天下方有事，安用此经生为哉。”。
王韬既无志于科名仕途，而又家无恒产，于是自十九岁起，即开始坐馆，任塾师以瞻养家口。为其生性志节与生活环境，使他不得不久役在外，奔走衣食；终于在生活驱迫之下，服务于西洋教士，任文字译校工作。就当时传统眼光观察，他似被摒弃于缙绅社会交游之外，然从另一角度来观察他工作的实质的意义，王韬的才华识见，只有在这种校译事业之中有所宣泄表达，而他的工作，也只有在由西洋教会的辅助之下，才显示另有开朗天地。可是王氏本人，一生坎坷波折，除了嗟叹命薄运乖之外，大概对他当时所担任的译经工作的重要性，并没有正面的自觉。然而王氏本身实际正代表着十九世纪中西接触新关键中一个重要的时代先驱。不但如此，他的一生，也正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一种转化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