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袭崇本抑末之旧说，从古无商政专书。但知利权外溢，而不究其所以外溢之故；但知西法之美，而不究西法之本源。虽日日经营商务，而商务总不能兴。凡大、小学堂只知教习举业，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故读书不能出任仕者，除教授外，几至无可谋生。岂知西人读书，各专一艺，如算学、化学、光学、电学、矿学、医学、农学、律学及一切制造各务，皆足以荣身富国乎？中国今日虽振兴商务，要当取法泰西。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鉴察之不及，则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轮。凡物产之丰歉，出入之多寡，销数之畅滞，月有稽，岁有考。虑其不专，则设学堂以启牖之；恐其不奋，则悬金牌以鼓励之。商力或有不足，则多出国帑倡导之；商本或虞过重，则轻出口税扶植之。立法定制，必详必备，在内无不尽心讲习，在外无不百计维持。《郑观应集》，页607—608。
郑氏既言求富，国用所需，实为求财，惟民富则可生财。然就国家求财立场为出发点，实亦不能不发展工商，振兴实业。郑氏提论实业致富救国观点，凡再三申陈，详论其重要。如其与何卓勋论振兴实业：
实业者，财之母也。财者，国中凡百庶务所借以振兴也。无实业则无财，无财则国日即于贫弱。贫弱之国，断不能存在于二十世纪竞存之世界。波兰、波斯、五印度，其前车之鉴也。我国地大物博，泉甘土肥，为地球上物产最富饶之国。设能集合巨款，振兴各种实业，何难陵欧驾美，富甲全球。岂知中国固患在无资本，即有资本，又患办理之不得人。设办理不得人，虽著有功效之公司，亦卒归退败。《盛世危言后编》，卷四，页47。
郑氏重商思想，屡屡表达于与富强之联属，其尤为强调而充分显示重商思想者，在其认定商为富国根本，视其重要关键，远在变法、维新、立宪等需要之上。此一解释，多为世人所忽略，未为当时后世所接受。然则真正为满清政权之存亡关键，亦为中国近代适应世界变局西方冲击之成败关键。如其上书商部王大臣所论：
夫我国自变法维新而后，言政治者靡不谓中国非立宪不能上下一心，非上下一心不能固邦本，非固邦本不能图富强。不知外国之强由于富，外国之富由于商。尝考泰西历史，昔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尝因通商互市，崛起欧西，既而政治日颓，商务日坏，而国势亦因而渐衰。荷兰、瑞典、挪威、瑞士等国，亦尝实行商政，而未臻富强者，则以国小民稀，不克与英、美争衡。其商氓间有贸易外洋者，亦但工艺之流，非避硕鼠之贪残，即怀蟋蟀之俭啬。且无兵船保卫、商船往来，故卒鲜卓荦奇才，为作长城于商界，如百年前之印度公司者。以故商旅虽众，而国势不能遽兴。若夫货殖之工，懋迁之大，骎骎乎横驭六合，并吞八荒，依古以来莫之与京者，惟英吉利一国。其余若美、若法、若日本、若俄、若德、若意大利，皆有羡慕于英。今则德、日商货多于英国，令人惊愕也。盖商能富国，国富则兵强。国富兵强，自可多置兵船，遍赴各埠，以保其商民，不为外人所欺侮。而商权愈拓，国势愈雄，其效固相因而至也。我国商务素不讲求，以致利权多被侵夺，诚以中国地大物博，久为外国垂涎。当此优胜劣败之秋，莫不欲得一膏腴以为殖民之地。故或托开矿，或假筑路，或借邮政，或借海关，以肆其攘窃之谋，而行其窥伺之术。抵隙蹈罅，踞地索偿，陵虐我闾阎，干预我政事。计自中外交涉以来，始而开五口以通商，继已开及九口，今且开三十一口岸矣。统计各省腹地，其为外人航路者几于无地不有，是以洋货之入口愈多，土货之出口愈少，百物腾贵，民不聊生。媚外之徒，遇有案情，复假外人以欺同种。地方文武，迁就了事。而奸商驵侩，从中取巧，串同作弊，徒有保商之名，而无保商之实。此外国商务所以日盛，我国商务所以日颓也。《盛世危言后编》，卷八，页29—30。
郑氏复致意于国家保商护商，与振兴实业，以为对外商战所当行，不惮烦而再三申言，抑深慨叹政府措置之颠倒错乱：
今官商隔阂，情意不通。官不谙商情，商惮与官接，如何能为之代筹？故来自外洋无关养命之烟、酒、蜜饯、饼饵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而华商营运赖以养命之米、麦、杂粮等项，经过邻壤外县皆须捐厘，遑问日用之百物。试为援比，大欠均平，皆因秉轴者不肯降气抑志，一经心于商务耳。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商若再不猛着先鞭，顾私利而罔远图，存妒心而互相倾轧，徒使洋人节节制胜，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我商人生长中土，畏官守法，彼西商薄视华官，不谙外务，反得为所欲为。若华商有交涉之事，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朘削之，遏抑之，吁！是诚何心哉？虽然，官不恤商者，固由官制过于尊严，实亦国家立法之未善。纵有亲民之官通识时务者，亦不能破格原情，时与商贾晤对坐谈，俾知商务要领，得以补偏救弊。商务之不能振兴也，良以此耳。《郑观应集》，页605。
于是护商观念构成郑氏重商思想之重要部分，屡屡建言，国家勿为病商朘民之政：
罗浮山人曰：致富之道，当与地争利，勿与民争利，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卮，勿搜括厘税以病民而自病。既未能如西例免土货出口之税以广利源，凡彼口到此口之土货，亦当照洋货税则一律免厘。（原注：粤东土货到香港转船出口至沪，变为洋货，可免厘税，无异为丛驱爵。）庶免华商日鲜。若不设法维持，恐新筑之铁路及往来内河各轮船，徒为洋商广开利源耳。同上，页560。
郑氏对于政府之不能保商而反以虐民，其批评颇足发人深省，亦足令人痛心：
我国日用之物，多系舶来品，利权外溢，所以酿成今日之现状。夫强始于富，富始于振兴工商。欲振兴工商，宜法日本工商。或力量不足者，则补助之。其制造精巧者，则奖励之。凡足以保护工商之政策，无所不用其极，庶百艺日兴矣。今吾国政府，不惟不保护，反加干预。及种种重税，以敛取民财。彼非不予智自雄。而深知商情之西人，则谓此等实为政治上最愚之计。尝著一论，谓中国官场，视各大工业，不啻视同金卵之鹅，彼以金鹅宰而解之，以献政府，自谓实心办事，有裨于国，而不知鹅死而金卵亦不能再得矣。《盛世危言后编》，卷七，页32。
郑氏重商思想之表达，其最积极而出色之处，在于对清政府功令有重大改革建议。是所谓国家创设商部之说，刊布于光绪二十年（1894）之《盛世危言》。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提出建议创设商部，当以郑氏为第一人。郑氏建议中央设立商部，南北洋地方商埠口都邑，均设“商务局”。自此势将改变沿承千余年来之中央六部制度，真是一项重大突破。如郑氏所论：
欲求利国，先祛二弊；欲祛二弊，先自上始。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昔英国思兴邦之略，首在通商，而政令所颁恐不便于商务，于是下令：凡欲选举为议政局员者，必其人曾以贸迁之事三次环游地球，乃得分此一席。于是在朝之士俱由商务而来，而商务遂甲于天下。我中国苟欲振兴商务，推广利源，曷取英国成法，仿行而变通之，以尽祛前弊乎！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凡有所求，力为保护。《郑观应集》，页616。
创设商部，足以统筹全国商务发展，监督外国商人之越权，以及保护中国商民利益。然则商部将恃何术以执行之，自然必须先定商律、商法，以为措施工具。故郑氏多方介绍西方政府保商之法。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向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建议政府颁定商律：
振兴工商，宜速定商律也。振兴工商，必先有商律而后能保护商贾。盖商律是其根源，商会学堂是其枝叶也。若无商律，何异国无法律？主事者任性妄为，以公济私，安能振兴商务乎？我国工商之衰，正坐无商律之弊。《盛世危言后编》，卷二，页13。
前此两点建议，正是现代工商国家进致富强之最根本最有效之创制，而中国则前所未闻者。亦是可见郑氏商务经营经验之富，重商思想之深入成熟，以及谋致工商发展之高远识断。
中国振兴实业，向上谋求，固在于创制商律，改进政府制度，以为全面发展工商要领。而在经营商务之本身所需，尤其在于取得现代通商知识。知识来自于教育与经验，而教育更占重要。于是郑氏提倡创设“工艺书院”、“实业学堂”，不惮再三言宣。如其一创设工艺书院节略：
如欲振兴工艺，必须各省均设实业学堂，兼置机器。选各省俊颖子弟，年二十左右，通中外文字算法者数十人。聘外洋专门工师，分类教习，数年卒业。将其所读之书，翻译汉文，即请毕业之学生，另招通华文兼晓算学者数十人，以汉语教授，自然人材日多，将来开矿、造路、铸炮、装船，精益求精，技艺日巧矣。同上，卷二，页3。
又如郑氏光绪二十四年致文廷式及陈炽书，其立意在兴办学校，创设学会，顾亦在于新知识之获得：
尝闻泰西保国之道在国强，国强之方不尽在兵力，犹要教育。教育之道不尽在学校，犹要立会。故泰西各国有道学会，有农学会，有商学会，有工学会。凡百事业，无不有会研究。老子有云：乘众人之智者，即无不任也；用人之力者，即无不胜也。处二十世纪竞争之舞台，合群立会顾不重哉！《盛世危言后编》，卷四，页19。又，同前书，卷四，页56，致伍廷芳：“夫振兴实业，必须选奇材异能之士，须多开学校以育人材；人材日出，则不必借材异域矣。”
中国往古经历，政治制度，自有史以来有训民之规，无保商之法。一律列为四民。牧令以为父母之官，国家概取放任态度。虽每谓民为邦本，但意在于农而不重工商。即使向有工部，亦非为工业宗旨而设，更未顾及民间工业，自更无论商业。此工部者，乃官家一切工务工程设施之总管，与近世所谓工业者，风马牛不相及。郑氏生平致身于工商实业，识多见广，熟虑深思，著书立说，警励国人，表达其重商思想，以酬其救国之志。在芸芸众商之中，有此言论，无异朝阳鸣凤，真是可珍可贵。
五、结论
中国近代承受西方势力之冲击，其最根本之动力源泉，实是工商发展，贸易扩张。而外交、军事均为其延展之余技。至对中国伤害最深最久，足以陷中国于萎敝者，亦为西方工商动力。然自十九世纪以来，无论思想行动，中国朝野对此种冲击之适应则最为拙笨，醒觉亦最迟缓。其中少数思想先知，大声疾呼，提示世人，以作工商之应变，真是救国之良剂，富强之要方。虽今日发掘而得，表暴而出，亦不觉其晚也。
郑观应生当五口通商之初，又毕生献身商业，且以地缘之宜，身为洋行买办，最早接触西方商贸制度技术，实已得风气之先。郑氏虽致力商贸，亦并关心国事。具敏锐眼光，洞察时局。因而时时撰著文章，以唤醒国人。因而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等书之刊行。足以充分反映其忧国伤时之深思审虑，亦可代表商界醒觉之呼声，值得后世采择参考。
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郑观应提示颇多先驱概念，而最具系统最见特色者则在于郑氏之重商思想。虽然郑氏亦辄论道器、吏治、考试、典礼、户口、廉俸、刑法等传统问题，以及商贸之外之外交、通使、公法、条约、传教、禁烟、贩奴、日报、教育、水师、炮台、火器、练兵、边防等新问题，而其中多少均与图强求富之根本意愿有关。在富强观念之下，郑氏屡屡明示求富为先，故求富又为根本之根本。求富有诸多方术，郑氏因应外力冲击，乃自然归趋宗旨于重商思想。于是通商、商战、护商、挽回利权、振兴实业，以至技艺、纺织、航运、铁路、电报、保险、银行、税厘、国债等均加详细介绍论列。综合而成郑氏重商思想体系。
就中国近代同时期先驱思想家而言，郑氏以商人出身而与众不同。然以其少年所受教育而言，亦当视为知识分子。郑氏生平时有诗作，并刊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问世。故虽为商人，亦颇通文雅。然无论为何等身份，其眼光敏锐，思想独到，关心国脉民命，勤于著论以唤醒国人。其识力之超卓，品诣之高贵，则足以垂式百代，永为后人景仰。就中国古今商人而论，亦当为照耀一代之商贸先知，商战导师。
夏历癸亥七月初五日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