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成检讨马江、石浦先后遭受法船攻击，为时均在月初，都是利用潮势最低之时，使中国港内之船不易辗转，故而逆料敌军必要利用潮汐进攻，故而特别注意月初和月中。急电海口炮台船只特别注意潮涨和潮退时的警戒。果然被他料中，正月十五日（1885年3月1日）下午（申刻）潮涨，法舰四艘进攻北岸招宝山，提督杨歧珍早已瞭望到法舰活动，通知炮台及兵船防御，于是岸上炮台与开济、南琛、南瑞三船施炮迎击，鏖战至晚，法主舰中炮数发，头桅折损，船腰击破，终未得逞而退。这次接战之后，大浃江口通道遂再加填塞，仅留五丈宽供小船出入。十六日夜间，法军又以浅水鱼雷船进袭开济等三船，但两次偷袭，均被事先发现。并被三船击退。十七日午前（巳刻）法舰又攻招宝山炮台，被岸上炮台与开济等三船联合反击，又未得逞。二十日夜间法军又乘舢板船两艘，进攻南岸港口炮台，为副将费金组率兵将两艘舢板击沉。此后直到二月初，法舰未再进攻港口。只是有时用炮遥射南北两岸，没有重大交锋。二月中以后，中法之间和议渐定，终至双方停战罢兵，浙东防务到此可谓完全成功。浙东防守与镇海海口交战，除薛氏著作之外，俱可见以下各书：欧阳利见：《金鸡谈荟》各卷。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印）卷二，页34—44。《中法越南交涉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印）第1287、1299、1358、1426、1439、1440、1500、1536、1583、1584、1585、1604、1613、1625、1634、1792、1793、1820、2058、2074各号文件。
4.出使四国
薛福成在宁绍台道任上前后五年，至光绪十四年（1888）升授湖南按察使，但其本人在宁波任上并未卸职。一直到十五年（1889）四月改授三品京卿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又开始献身于外交事业。
早在光绪十年，福成与张富年、张荫桓一同在京引见，就是被预备使才之选。《翁文恭公日记》，第三十二册，页36，光绪十年五月初六日记：“宁绍台道薛福成（行三，叔耘，抚屏之弟，向在曾侯幕最久，能古文小学，杨性龙高第弟子也，熟洋务。近时与张富年、张荫桓同调引见，备出使外洋）来见，人稳实。”而经宁绍台道的实任历练，特别是宁波口岸关系，对于洋务又多一层了解，这次出使四国，正是他进一步施展才能为国效力的机会。
福成在十五年五月进京陛辞，六月启行南下，适逢长兄福辰中风，七月初病故，前后在无锡故里料理丧葬，一直忙到九月。可是福成就在十月染患疟疾，治疗一月之久方才痊愈。十一月中赶到上海，预备启程，又因应酬太繁，再度病倒，经调理治愈，已至十二月间。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确定成行赴任。直到二十年（1894）四月自欧启行返国，五月末返抵上海，六月十九日（1894年7月21日）病殁。年五十六岁。前后实任出使大臣约有五年之久。
福成使命是出使四国，实际上驻英最久，对英交涉也最繁重，远超过法、意、比三国的总和。法国尚时常巡历，而在意、比两国的外交活动几等于零。福成使任重点在于英国，是当时时势自然形成，而他的绩效贡献也就全在此处。
福成外交才识陶铸于北洋幕府，实更依恃他对世局的留心。故而对于奉使职责以及中外情势，都有充分了解。先具自识自信，应付外交，自然敏快果敢。早在同治四年他已以分析中外情势见长。光绪五年已确知中西交结，必须分清交际与交涉宗旨的不同，当时建议对待外国公使，礼貌上尽管优崇，对于公事交涉决不能丝毫大意，轻易通融让步。后来到欧洲使任，比较西方外交行为惯例，更发觉来华使节之恃强挟制，欺愚中国，强词夺理，得寸进尺，几至任所欲为。对于英国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巴夏礼（Harry S.
Parkes）及法国巴德诺脱（Jules Patenotre）等人在华的狂妄逞强，都曾作多次分析批评，最后归因于中国不明外情，不懂外交，为根本大病。福成在欧洲使任，遇事据理力争，锲而不舍，颇能以刚正改变外人观感。须知虽为弱国，实在更需要外交，更需要有坚忍遒劲的外交人才。
福成出使五年，勇于任事而积极进取。在此期间做事不少，他的最大成就，在于对缅甸界务的处理。当光绪九年、十年之间，中法正为越南问题引起战争，已使中国穷于应付，英国乘此机会在光绪十一年（1885）吞并缅甸。并开始向中国商讨中缅界务商务问题。
英国吞并缅甸，未受中国阻止，在外交上已是一大胜利，一旦扩地千里，尚须和中国办理分界问题。当时英国议界正式向中国表明：除全缅领土之外，要将自萨尔温江（即潞江）南至暹罗北界，与中国东西分界，江东之南掌国（即今日寮国）和掸人土司，全归中国，江西各种土司，全附属于缅甸。当时驻英公使曾纪泽立即建议政府，南掌掸人向来就是向中国朝贡的附属，正可乘英国声明，公开宣告中国上邦之权。但纪泽计划，更要向英国声明以厄勒瓦谛江（即怒江）为中缅之界，以保持八莫地区（就是中国向称之新街）主权。此外由于缅甸向为中国属邦，每十年向中国进贡一次，纪泽要求十年朝贡之制，必须继续执行，并要求仍为缅甸立王。在光绪十二年春间，英国外部回覆曾氏，对于立王一事不能接受，但允派缅甸职位最高之官吏，每十年向中国进贡一次。而西界八莫地区也不同意归中国管辖，但允许厄勒瓦谛江为两国共管，中国并可建立一个埠头，设官收税，中国船只也可以通向南海。于是在光绪十二年六月，由总理衙门与英国代理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 O’Conor）在北京议定约章五条，第一条申明十年朝贡之制。第三条申明中缅边界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于边界通商事务另立专章。协议至此告一段落，并未再作继续行动。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第一个问题是英并全缅，已为贪得，而缅甸以北，实中国属土，然英人也加以兼并，占领若干掸人地区，推展界线至中国所领各土司地带。然后再要求议界。纪泽循英人所请求，已经中其诡计，而总理衙门在北京订约，竟连英人所承诺的议界原则和地区，也不曾叙入约文。后来英人果然推翻承诺，使薛氏议界时发生极大困难。这真是两度失算，曾氏在于不明边情，而总署王大臣议约之混沌含糊，真表露十足的昏庸无能。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在约中叙明边界通商派人会勘，另立专章，却只是纸上空言，毫不派员会勘，自然不会另立专章。日子愈久，英国在缅甸控制已稳，更向中国方面扩张，而过去初并缅甸时所许中国的诺言，一概推翻，不肯履行。中国外交之麻木被动，敷衍官场，坐待情势恶化，在中缅问题上真是表露无遗。
福成开始过问中缅界务，并非由于英人提议，也非出于清廷命令，而是主动面对这个难题，一力承担，百折不回，一直达于界约的议定，真不愧于他所负的使命。福成在光绪十六年三月到英，五月查阅旧卷，开始注意到滇缅边界问题。自此与英政府展开议界交涉，英人据光绪十二年的《北京条约》第三条派员勘界的空洞内容，把当初所提议的承诺一概推翻。福成则根据英国旧日来文，坚持责成实践，中间十分艰难周折，几度停议，正如福成自己所称“颖秃唇焦，筋疲力尽”，前后磋磨三四年，终于在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894年3月1日）签订界约二十条。不到半月，就在二月初六日（3月12日）结束使馆工作，赴法国等候交卸使任。就当时而论，福成尽心竭力，已是不辱使命。但后人研究边界问题，仍能指出丧失边地之处。
自光绪十一年英国吞并缅甸，中国云南自此在通商问题以外又增添更复杂数倍的边界问题，若能及早迅速解决，固然不免丧失领土，而愈迟解决，除使问题更加复杂外，丧失领土也是愈迟愈甚。基本上中国国势积弱，实颇受列强欺凌。但并不是重要因素，国弱而不明外情，不务边防，不精地学，不懂外交，则是一切失败主因。这又全可归因于各方面没有人才，但若有人才如福成之积极经营，而中央首要、边疆大吏仍是全不能配合，自然就必至归因于政治风气的苟且敷衍。故福成议界成就，只能单就他个人表现和此种政治环境而论。因为在薛氏签约后不久，又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签订的“中英滇缅界务商务续议附款”十九条。把福成拼死力争回的领土又丧失不少。此后在光绪二十四、五两年，中英双方实地会勘边界的一部分，并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间会立界碑。而仍留北段片马、江心坡未定界，南段丁江、南板江未定界。但其中已定界部分，未照福成界约勘画，却又丧失领土不少。后来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中英交涉北段未定界，以及民国二十四年（1935）中英交涉南段未定界，中国政府均始终坚持根据薛氏所订界约勘画。最后在民国三十年（1941）六月，终于确定了南段边界，当时中国虽忙于应付抗日，却仍使南段地界，大致符合中国所要求的界线。滇缅界务为中国近代重大边防问题与外交问题，中国努力奋斗不懈，云南地方人士尤其成立保界会、死绝会，沉痛呼吁，唤醒国人。中国反抗一分，英人就让步一点，前后六十年中英交涉，故不尽限于薛氏一时。在此问题上除薛氏著述外，尚须参考以下各书：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二卷；周光倬：《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中英滇缅南段界务换文，中华民国外交部，白皮书，第六十一号（中英文件对照）；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张凤岐：《云南外交问题》；刘伯奎：《中缅界务问题》；王婆楞：《中缅关系史纲要》；谢彬：《中国丧地史》。
边防经营的根本，在于政策方针的确立，实心实地的经理，尤其要能在基本认识上有所澄清，然后再计较领土得失，才会有真正意义。福成交涉界约固然重要，而足以启迪后世的地方，实更在他的边防认识。因为在他经验中所得的识见，可以厘清不少固有观念。福成与英人交涉滇缅界务，远离边地万里之外，对于当地情形急需了解。恰好此时有一位驻德使馆随员姚文栋，驻外十年，期满返国。福成就在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五日札委他取道印缅入滇，一路探勘中缅两界情形。姚氏十分能干，一路履勘，把边地情形详加考论，各作节略，报告福成和云贵总督。他后来刊印《云南勘界筹边记》二卷，就成为最权威的滇边参考书。由此并可见出福成办交涉所作知识上的努力。
对于边防基本观念，福成曾有四次以上辨析“勤远略”这个问题，他解释《春秋左传》讥讽齐桓公“不务德而勤远略”，所讥重点实在于“不务德”。后人引重经典，偏偏注意于“勤远略”一点，形成牢不可破的义理。使阘茸误国者有了遁辞；而竭诚谋国奋身筹边者，反被诬陷为贪功好名，真是颠倒黑白。历史上人物，他推重唐代裴行俭、李德裕，宋代韩琦、富弼，并著专文为李德裕申辩。认为当今列强眈眈环视，边地日蹙百里，若不勤远略，自必不免误国亡国。这是福成对于边防的基本主张。
根据福成的边防观念，虽然出使域外，而对于边地经营，凡能力争者决不放松。有一件事项，在今日看来并不重要，实则在外交家立场来看，却显示代表中国之不任欺骗。这就是福成所力争缅甸每十年朝贡一次的事体。福成到任后，根据光绪十二年中英条约第一款所定，要英国实践条约，决定朝贡的年份。照1885年吞并缅甸起算，朝贡年份至少当在光绪二十年（1894），英国果然表现出帝国主义作风，一味推宕，不愿践约。福成坚持条约，锲而不舍。英国政府推避不过，答应派缅甸大员在光绪二十年作第一次进贡。这个问题透露出多方面历史教训。其一，中国丧失固有藩属，广土众民，不能保护，已完全丧失宗主权威严，单单争一个朝贡虚名留于条约，使中国中心制度尚存一线痕迹。用此换来国势的退缩，边防的暴露。已经等于用百万金赎回粪土，皇皇条约，英国尚要抵赖，若无福成争持，实已等于具文。由此当知国际条约徒然是强国对弱国之枷锁，强国决无意履行，弱国若不讲究外交，若无具胆识的人才负外交任务，当必更受欺侮。其二，英国迫于条约约束，应允照约向中国进贡，实充分表现现实作风。一则由于福成据约力争，不得不办。二则正为滇缅界务交涉断断争持之际，用此朝贡方式，又可交换福成对界务的退让。实仍为英人外交运用的一环。当知英人外交技术的巧黠。其三，英国为当时第一强国，仍能愿意向中国朝贡，亦正可见国际政治的灵活变化，富有弹性，迁就实利，虽强大国家也愿屈就。但若弱国尽是猥琐昏庸者从事外交，必被强国欺侮玩弄，怎能会像福成所能达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