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近代经世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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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薛福成的生平与思想(6)

关于求富的国政,福成更有一个反传统风气的识见。当然与重商观念有关,那就是政治人才要登进富商殷户。这也是就西洋政情的了解而得,他用来以比附讨论。所谓:“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其道有相反者。”《出使日记续刻》,卷七,页57。这一论调,足以启发新识,促使社会上改变向来贱商的陋习。

四、余论

薛福成虽然任官至左副都御史,可以说位至卿贰,但实际上向来不曾做过京官。宦途虽然很是显达,但实际上亲于政事却只有十年之久(自光绪十年至二十年)。福成生平事迹,少变化而段落明显。幼少追随父兄,不需奔走衣食,入世甚晚,故得以充实学问,并可以从容修养品谊。这一段几乎二十六七年的时光,使他打下良好的基础。对福成而言是相当重要,而且也十分幸运。

福成入世,以同治四年(1865)就聘曾国藩幕府为起始。得到一个贤明能干并且识力高远的幕主而追随依附,可以说又是他的幸运。在曾国藩幕府八年(至1872年),可以历练政事,砥砺学识文章,并且更能冷静观察世界大势,宦场风习,八年阅历,使他获益不少。国藩去世以后,约有二年仍在两江幕府。嗣后就在光绪元年(1875)又加入李鸿章的北洋幕府。鸿章坐镇北洋,稳握朝政,军国大事,无不过问。特以洋务交涉,尤其最密最勤。福成依附左右,更得以历练洋务新政与外交。前后十年(至1884年),也使他得益不少,故自入世之后,幕府生涯也使他耗费二十年光阴。

福成于光绪十年任宁绍台道,光绪十五年任出使大臣,十六年放洋出国,至于欧洲。以幕府出身的经验与熏陶,使他任事笃实稳健,治事缜密周详。再加上他个性坚毅,很有耐心从事于对列强的复杂交涉。故就他的使任而言,不但称职,而且实有积极建树,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福成所处的时代,在内来说,政治僵化腐败,缺乏应变的弹性。人心涣漓苟安,不知危机四伏。在外来说,列强侵夺欺凌,有喧宾夺主之势。属邦俱被外人分割,有渐及于本土之势。中国积弱,力不能抗,又必须悉心应付,以避免危亡。福成为时代醒觉的先驱,自不惮冒险犯难,迎头面对现实,做一分事,尽一分责。如他所表示:“洋务日繁,亦日见其难。即有大智慧大力量者,身处其间,亦必限于权力,挠于风气,格于形势,岂尽能设施如意?但世变如此,无论主持大局与分办一事,只可尽其职所当为,与力所能为。人才多出一分,即于时事补救一分。”薛福成:《代李鸿章复沈保靖书》,页32;《三星使书牍》,卷三。这足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对于国家,无论在如何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也是必须亲自承担苦难,而不能逃避或袖手不问。 福成生性笃实稳慎,再加上二十年幕府历练,故而对于世势审察,缜密深彻。尤其能够敏锐看出关键所在,判断情理根源,往往倡先建言,深持信念,毫无犹豫。除了前节所述思想之外,他的个别申论,仍有不少有价值的创见,或为后人提出可注意的问题。譬如关于民族延续问题,他曾撰写《檀香山土人日耗说》,后日事实证明,当地土人渐趋灭绝,美国政府为他们特辟几个小岛,作为保护地,也像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样,与现代世界完全隔绝。果然竟符合他的论断。但就民族生长环境立论,他却提出相反的两种说法,一是“赤道下无人才说”,一是“南洋诸岛致富强说”。事实上六七十年后,不但美洲赤道,而亚、非两洲赤道都已纷纷建国,各国官民,都在力争上游。显见他后一说法的有效。前一说法则不免大受考验。此外,他又有“澳大利亚可自强说”,当时澳洲尚在英国旗帜之下,而竟能预断数十年后,当可知道福成观察分析透彻和判断的正确。

就中国国家制度而论,福成曾分析批评到地方上督抚同城,事权不一的损害问题。并更检讨到地方疆吏所以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凭借所在。这当然是清代吏治的重大关键问题,直到清朝末年才有真正改革行动,但为时已晚。福成身负外交使任,自然更重视使职制度,他见到英、法、德、俄列强任外相者,多能胜任首相,故而主张使才与将相并重,这也反映出他对近代政治制度兴革的意见。福成并思考事业专职功能分殊的问题,这包括政治与学术各方面,主张学术治术都需要专精。这也反映他的现代眼光,重视职业性分工专职的政治结构,有此制度方能适应新的世局,以免因为无知而贻害国家。他的建议都切实周密,具体可行。当非空言理论、趋尚高远原则者可比。

福成勤于著述,生平又以文章为世所重,故刊印著作不少。就中以《庸盦笔记》流通的版本最多。福成生平著作,可以略为介绍于后。

(1)《庸盦文编》,四卷。这一部书内容最杂,并包罗各类文体。举凡奏疏、议论、叙略、记事、书牍、序跋、传记、墓志、行政、铭赞、杂记等体,无所不包。但有一个中心重点,就是古文家的创作。实际上,福成的身世与思想以及当时史迹,其中包含不少。

(2)《庸盦文续编》,二卷。这一部书的宗旨,仍以古文为重点。并足以见出福成的身世与见解以及若干史实。

(3)《庸盦文外编》,四卷。这一部书,就古文体言,又有扩充。就时间言,也颇多旧时文章。实应视为前两种的补充而已。

(4)《庸盦海外文编》,四卷。这一部书与前三种大不相同,其中文章,什九为出任使职期间著作,仅有一两件是出于任官浙东的末期。绝无光绪十四年以前的文件。故时代清楚,代表晚年的贡献。包罗问题集中,足以显示福成的外交因应与晚年见解。

(5)《筹洋刍议》,一卷。这是福成于光绪五年所撰的应付洋务的建策。足以代表这一时代思想文献。这部书在当时后世都广泛地被人重视。

(6)《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六卷。福成特选他的部分日记,专重于出使外洋的记事,用来提供总理衙门大臣参考。是近代外交问题的重要资料书,当然也充分透露福成的思想见解。

(7)《浙东筹防录》,四卷。这部书的内容,纯为光绪十年至十一年间,福成在中法战争期间在宁波经营沿海防务的资料。时间集中,问题单一,资料详密,可供研究浙江海防乃至宁波地方史志之用。

(8)《出使奏疏》,二卷。文体为奏疏,内容纯为外交,时间包括在西欧的四年期限,可以充分见出福成的外交活动与识见。

(9)《出使公牍》,十卷。时间及内容均与前书相同,但文体则为禀、咨、札、启、函、电、照会等类。较之前书,则更多外交细节。

(10)《出使日记续刻》,十卷。就时间言,是接续《出使四国日记》,内容亦多为外交活动,直迄返国。

以上十种,是无锡薛氏传经楼所定的一式刻本,所谓《庸盦文集》的定本,是最好的原刻本。后来书坊翻印,如扫叶山房石印本,则只有六种,也用《庸盦全集》的名称。广文书局影印扫叶本,又改名《薛福成全集》,当然也是六种。

(11)《续瀛环志略初编》,八册。这是无锡薛氏传经楼的石印本,内容为世界各地志略。福成生前收集译撰,在他去世后,其第三子薛莹中整理出版。

(12)《滇缅划界图说》,一卷。内容纯为中英画分云南及缅甸间的分界问题,来往文件,颇为详细。

(13)《滇缅分界疏略》,一卷。内容与前书略同。

(14)《庸盦笔记》,十卷。内容纯为杂记故事,颇有稗史小说荒诞不经的意旨趣味。不足以代表福成的学问识见。但此书流传颇广,版本极多,翻印极勤,读者极多,真出乎福成意想之外。

(15)《三星使书牍》,三卷。此书所载,第一卷为郭嵩焘的书信。第二卷为曾纪泽的书信。第三卷为福成的书信。其中有不少文件不见于《庸盦全集》。但知采自《别集》,又见于《庸盦文外编·凡例》,其中说明要另刻《别集》,却不知《别集》是何时所刻,怎样的版本。

(16)《薛福成日记选录》。这是近人把福成在同治年间曾国藩军幕中的日记选录一部分。收于《捻军史料丛刊》第三册。但数量不多。

福成受传统教育熏陶,并且是江南副贡,教养习性、思想言论,俱可代表传统文人典型。生平著述,以《庸盦全集》所包括的十种最重要,但他的日记自同治四年至光绪十五年间多数未经刊行,也应该是最重要的资料。此外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士,什九都有诗集刊印。惟独福成例外,他一生未曾留下诗集,他的子婿和门生叙述未刊的遗稿,也从来没有提起过。福成自从加入曾国藩幕府,就以长于议论受知于国藩,见重于同僚。或者生性不喜啸吟,于是就绝无诗词传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