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差不多是二十年前，我于1985年任职香港中文大学期间，受校方马临校长和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先生的委托从事于编纂《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于盛宣怀私人文献中，选辑一百位名家亲笔书信，完成后于1987年出版，印成巨帙九大册。此一编纂工作，是与中大陈善伟博士合作，在此一百位名家书信之首页，必须附上简略小传，其中有九十四篇小传，系由鄙人执笔，自然是包括经元善在内。每小传只占一页，仍请学者勘验经氏小传内容，我自担负全部责任。今日本文论述经元善思想行径，在于暴表更具意义更有价值的实迹，尤其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发生的大事“己亥建储”，这是慈禧太后真心否定光绪帝位，指定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用以继承同治皇帝，自是措置乖张，难掩天下之目。因是引起经元善急切保皇思想，联合南省绅商一千二百人上书清廷，吁请维持光绪皇位，不可动摇国本。此举激怒慈禧，下令通缉捕拿并籍没经氏家产。经元善仓皇逃遁澳门潜匿，为时俱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半载之间北省拳乱起事，杀教徒教士，焚教堂，招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与光绪亦并逃遁西狩西安。自无暇追拿经氏。其时经氏年逾六旬，经此顿挫惊恐，不久即亦辞世。太后建储未成，光绪帝位得保，哲人已萎，国事全非。徒留铮铮史案，无从窜改，留供后世研考凭吊。
光绪二十七年（1901）夏季五月，经元善刊布其自著文集《居易初集》二卷，其自序首述早期身世，至为简明：咸丰癸丑（1853）仲秋，土匪潘小禁子（潘启亮，又名潘可祥）作乱，沪城陷，邑今袁公（袁祖德）死难。时先府君资政公（即经纬，字芳洲）董理育婴、同仁、辅元三善堂。收养婴孩数百，乳妪称之。仓皇遇变，不忍弃去，乃誓与共存亡。以全家不避难为孤注之搏，于是戚友筹私掖元善、两弟一妹出虎口，余一姊两弟留。元善年仅舞勺，流离转徙，抵余姚，乃得依外父魏君。卧病经年，乃起入塾，仅习熟四子书而已。乙卯春（1855）城即复，全家回故里，竟得无恙。适府君兴建敬修家塾，命元善监视工役，越三载始竣。仍随侍至沪。未几府君弃养，遂席先业，习计然术，不复能读书矣。经元善：《居易初集·自序》，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刊于澳门，二卷本。又，在此要郑重陈叙，本人之得有《居易初集》影印本，系十余年前承刘广京年丈相赠，特志感谢之忱。吾之研究此题，正以报广京先生之厚爱。
据经元善自序所言，其于光绪二十七年刊书自序之时年六十一岁。当上海为小刀会徒众于咸丰三年（1853）据城杀官劫官库，以至逃难出城，其时年方十三岁，逃于浙江余姚外公家，又因病一年，方始入塾读完四书，自此辍学，又随父亲经纬回上海经商，毕生即恃此所学根柢应世，而下笔属文典雅精当，未尝有任何失误。吾于1985年编辑其亲笔手稿十六通。具见其行草娟秀，书艺不俗。学殖虽薄，而自修自励，亦足以颉颃群伦。
二、商贾起家，办赈成名，创业电报
经元善字连山，号莲珊，浙江上虞人，因其父经纬行商贸于上海，长期寄寓城厢，上自经纬，阖家以为安身之所。上海小刀会之乱，沪城之盘踞。时与城外官兵接仗，城居安危可虑，经纬惟遣长子元善与一妹两弟出城避难，自率长女与两子继续留在城中。非不重自保，而为其所营育婴、同仁、辅元三所善堂需人照料，不忍舍之也。斯年元善方十三岁。一年半后，上海收复，经纬始率家人聚于上虞故里。经纬仍以上海为营商之地，元善亦即弃学而入商贾之途，经纬父子俱以上海为永久世业之所，未再返回故里。不久经纬逝于上海，当地方志录有专传，待之以沪上名士。元善承袭父业，仍为专职商贾于沪滨。
光绪三年（1877）北方山西、河南发生大旱灾，农无收获，遂成饥荒。其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河南巡抚涂宗瀛，均与江南地方有一定官历之缘，再加上最擅长筹征捐款的盛宣怀大力拉拢江浙特别是上海商界人士，共襄盛举。可据的史料见出，自光绪三年六月皇帝祈雨并呼吁救灾。上海即于同年八月率先成立“上海筹赈公所”，《盛世危言后编》，台北：大通书局影印宣统元年刊本，卷十四，赈务。而坐镇上海主持筹捐者，则以郑观应负总责，筹得善款，即直送晋、豫两省。至于直接进入灾区的放赈巨绅，多由上海殷实商贾担任，最负重望者为严作霖、李金镛、潘振声三人。但因潘振声要入京会试，灾区办赈人力不足，遂在光绪四年（1878）增派经元善、沈嵩龄、王星陬、陈春岩、杨庆余等，分赴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各省重灾区，救助灾民。经元善自序所云：“光绪戊寅（1878），随苏扬同人创办义赈”，即是同一件事。《居易初集·自序》。又，关于上海筹赈公所加派绅商前往晋、豫、直隶助赈，可见于郑观应所发公启，载于《盛世危言后编》，卷十四，页2—3。
南方各省赈灾捐款，包括江南、浙、闽、粤、鄂、香港、澳门善士，凡经上海筹赈公所统汇发放，只山西省向巡抚曾国荃禀报，自光绪三年八月至五年二月，先后多次汇解银两，达十四万二千八百二十两。开列各处商董有数十位之多。《盛世危言后编》，卷十四，页24—25，“禀晋抚蒙报捐数并经募善士姓名”。又，《居易初集》，卷一，页7—10，“送两弟远行临别赠言”，即光绪四年，送两弟远赴晋、豫两省救灾。若严作霖、李金镛、沈嵩龄俱出钱出力，深入灾区。惟报奖名单之中，自无郑观应本人，这无可申解。而其名单中，竟亦不见经元善之名。关于经氏稍迟再叙。原来郑观应于禀江苏巡抚公启中声明：“前禀收解民捐总案内，声明不邀奖叙，民捐民办。所有查赈绅士薪水等费，由公所另筹，不在赈捐之内开支。务使涓滴归公。”《盛世危言后编》，卷十四，页25—26，“禀送江苏抚宪经募赈捐征信录”。这里声明，主持筹赈公所的绅董如郑观应者，是不会开列自己的名字要求奖叙的。一来表明纯为公益，二来向乐捐的绅商明白总揽赈务之人可以信托，并非为一己之利而担此重责。
其实经元善数度亲到灾区查赈，又加两弟经璞山、经耕阳亦是前赴陕西负担查赈放赈，一家数员，献身赈务，却未列名请奖。原是三兄弟志在褒扬生母，捐款谒求封典，并于家乡建牌坊以彰孝慈。故由郑观应出力向河南巡抚要求乞恩表扬。此自出于经氏兄弟旌孝至诚，而不求个人荣利。同上，卷十四，页38—39，“致查放秦赈员胡小松为经莲珊、璞山、耕阳太夫人请奖书……”又，《居易初集》，卷二，页45—46，“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元善昆仲原自其先考经纬生前经营善堂，有善士之名，时当江南大举筹赈，由是踊跃捐输，并亲入灾区查赈。又不求奖叙，一切归美于太夫人，因获报请朝廷表扬，自见孝思不匮，永锡尔类。
自光绪三年北方晋、陕、直、豫四省大旱灾，自此二年余至光绪五年，几至动员南方各省善士与美洲、南洋侨民捐输，全程虽头绪纷繁，而上有李鸿章的不断奏报请奖，此三年中不下十余次。可惜其奏稿刊刻，俱删除所附请奖名单，无从对比。只有郑观应集中保留部分名单，稍能略供推测。大抵至光绪六年（1880）才使报奖完毕。
光绪六年，李鸿章有两样重要思考付之行动，一是要在上海开办机器织布局，用以对抗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此事就委派郑观应会合官商戴恒、龚寿图、彭汝琮（原禀请招股倡办之人）、卓培芳、唐汝霖、长康等官绅筹资开办。二是数年思考成立官电局，俾政府上下消息灵通。于光绪七年（1881）委派盛宣怀会同郑观应、郑藻如、刘含芳、唐廷枢、朱静山等，筹设津、沪电线，经营官商电局。
由于先有北方协赈救灾，经元善勇于任事，亲赴灾区，而又不求奖叙，使郑观应颇为看重，首先即邀经元善共同开创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会办之职。有李鸿章当年批示，可知经氏为创始共事之人。 《盛世危言后编》，卷七，页6—7，所附李鸿章札委经元善任上海电报分局会办。
接着光绪七年创立中国电报局，总局设于天津，上海开放分局。因即迅速架设津沪两地之一路电线，各地立即需要分局总办主持。上海原委谢家福任分局总办，然谢住苏州，体弱多病，不肯驻上海，遂由郑观应禀请李鸿章以经元善既任上海织布局会办，复兼任上海电报分局会办。谢家福仍存总办名义。原禀李鸿章批札俱可比对参证。在此文既是述论经氏身世事业，李鸿章当年批札本据，不能不略引原词：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局总汇。且有转运物料联络洋人等事，头绪纷繁，必应专员驻局经理。谢绅家福既因患病未痊，急切不能到局，准给假在沪调医。遇有紧要事件，仍可谘商办理。所遗局务，候即饬委会办织局经主事元善移驻电局，专理一切，以期周妥。仰将发去委札一件，转给只领遵办。《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二，页2。
经元善原以上海织布局会办兼为上海电报分局会办，惟纺织一门，不能抵挡外洋洋布倾销竞争，中国又以不平等条约束缚，入口关税永远定在百分之五以下，终至织布局很快结束，经元善终以电报局驻局而全心全力投注此门。再加谢家福改任苏州电报分局总办兼理苏州电报学堂监督，终于只与郑观应、王荣和、陈季同分任上海电局董事，而由经元善专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自创始直任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末，因案去职，逃匿澳门。前后任职将及二十年之久。可以确定经元善为最早初创中国电报局，一直受到盛宣怀、郑观应所依重的创业元老。在此可引据光绪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盛宣怀给经氏函，可证电局尚未开创，而筹议中已相约分劳之嘱，盛氏信云：弟所谈公司一节，属意我兄甚诚，勿疑交浅言深也。到沪后如能俯就， 或有不能。均祈速示。目前千万勿为第二人道及。《居易初集》，卷二，页66，《盛杏荪观察亲笔函》。从此私函以观，偻指算来，自光绪六年以至二十五年，经元善之在近代化工业之电报一行，前后在事有二十年之久。自是中国工业化第一代先驱，应然当之无愧。
三、世变冲击，热心救国，倡兴女学
中国商人自汉代以降即受社会看轻，行事成就，难得留存纪录，自永乏商学建树。高才多能，落得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引车负贩，更下于鄙贱之列。历世自必有握奇操赢之能事，则必至昙花一现，瞬息消逝无踪，良可浩叹。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承西力冲击，新兴之资本家财阀随帝国主义船炮之力，一齐涌进中国口岸，浸澈至于腹地，挟其雄厚资金，假借条约特权，顺利占据要津，使中国固有富商巨贾，一一破产，无不降为附庸，仰其鼻息。若胡光墉兴家致富，盛极一时，而因不明洋商倾挤之烈，一夕破产，次年即殄瘁而逝。留为世人凭吊惋惜与文家点画描述。其实当年与胡光墉同其遭遇而荡产丧财者，早有广闽船商，失业者以数十万计，后有长江口迤北沿海之沙船俱因洋船冲击，而全部歇业倒闭，朽船以数千计。由于商界绝无记载，此段惨败史实，世人尚多不知。可见商人之中尚需有通文墨，而能用心记述。此在当年，真如凤毛麟角，极难一见。
中国近代之希望，展现于十九世纪，尚有不少有志节、有品格、有修养、有远见的商贸行家。左宗棠之器重胡光墉，世人津津乐道，而不知李鸿章远远更胜于左氏，所重商贸能手，有盛宣怀、郑观应、唐廷枢、严信厚、徐润、李金镛、严作霖、金福曾、朱静山、朱其昂、朱其诏、叶廷以至经元善。如此数字，自有遗漏，当可见出李氏之于自强新政，实无不引重商贸人才。在晚清之世，清廷大吏惟李鸿章是破格用商人，赋予大责重任。不过大多数商人只顾经营事业，甚少有人分出余暇，载笔记事，当是令人引为遗憾。
屈指算来，近代人物能代表商界伟大思想家者只有郑观应可居十九世纪代表先驱，是一代商战大师，商权先知。其次要具广阔视野而代表近代商界思想前驱者则尚有盛宣怀、张謇二人，足当跻身于工商思想界而无愧。再次要之人物，当时后世未必见重者，然亦表露其卓识高见者，尚有徐润、经元善、李平书等人。以上诸人大半集于江苏、上海，真是人文荟萃，令人歆羡。
经元善自是晚清实业家，而其在维新运动中，在思想上、认识上、实践上，均有重要表现。兹当演论其大致脉络。
甲、甲午抗日义兵筹饷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