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中国近代，世势多变，各类人才，承受冲击淘洗，波逐浮湛者有如恒河沙数。世变莫测，风云险恶，适足摩荡英豪圣哲，砥柱中流，卓异自立，以膺此千古变局，为后人资鉴追摹。张謇个人之转变，表现先知先觉者之行径。自本其警辟之觉识，坚贞之信持以及勇毅之履践。尤以其弃仕从商一端，足以提示立国重点与人才致力方向，凡谋国家存立，生民富庶，足与列国周旋，并立当世者，不能不作详慎参考。
当世留心研讨张謇生平者颇有其人，惟致力重点不同。张氏具多方面重大表现，尚有许多足资追考探讨之处。其全面传记性著作不下五种；除张謇自撰之“年谱”以外，有关张氏传记计有：张怡祖（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民国十八年初版，196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刘厚生：《张謇传记》，1958年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初版，1965年香港龙门书店出版。宋希尚：《张謇的生平》，台北：中华丛书编辑委员会，1963年印。唐祖培：《中国名人小传·张謇传》，香港：自联出版社，1961年印。 Samuel Chu， Rerormer in Modern China， Chang Chien， 1853—1925，New York，1965.政治思想性之著作，不下四种；研究张謇政治活动与思想者有：李时岳：《张謇和立宪派》，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印。沈云龙： 《张謇程德全对辛亥开国前后之影响》。陈志让： 《张謇在辛亥前夕政治思想的转变》，《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印。徐仑： 《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印。关于张氏经营实业及经济思想之著作不下五种；讨论张氏实业经营及思想者有：朱昌峻：《张謇和大生纱厂的建立》，《清华学报》，卷2第1期，1960年刊。
陆惠风：《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历史背景和经过》。郑润培： 《张謇与大生纱厂》，《明清史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1984年印。宋希尚编： 《近代两位水利导师合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印。周月思、史全生：《张謇经济思想初探》，《江海学刊》，1982年1期，页48—54。关于教育者一种。关于研究张謇教育贡献者有瞿立鹤：《张謇的教育思想》，台北：学生书店，1976年印。惟其因张氏为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相信从事研究者，仍将怀极大兴趣，扩大研讨领域，尚未易见其终境。今日必愿用心钻研张氏实业思想，正以见其超卓之识见与笃实之力行，足以为中国近代经济建设创始前驱，在近代思想史上自有其一定之地位。
张謇一生自幼循士子科名一途，力求上进，兢兢业业，锲而不舍。其幼少读书之勤奋刻苦，张氏于自撰年谱中，著录颇详。如其十六岁时考中二十六名附贡，追记其勤读经过：先是州试，余列取百名外。同时通州范铸，少余一岁，取第二。璞斋先生（宋琛，字璞斋，同治三年举人，乃张謇业师宋琳之从弟，张氏亦从而问业）大诃责谓：譬若千人试，而额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余至西亭（即宋琳住所），凡塾之窗及帐之顶，并书“九百九十九”五字为志。骈二短竹于枕，寝一转侧即醒。醒即起读。晨方辨色，夜必尽油二盏，见五字即泣，不觉疲也。至是余隽而范落。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上，页8，同治七年所记。收入刘厚生：《张謇传记·附录》。又，同前，页5，同治三年记：“六月，先君命与叔兄五弟随佣工锄棉田草，大苦，乃益专意读书。”
张氏发奋勤学，奋立功名，于此足为证明。然自五岁读书起，直迄光绪二十年四十二岁，始考中第六十名贡土，再经殿试，遂得一甲第一，状元及第，自是功名士子最高荣誉。张氏于乾清门听宣，太和殿读榜，连日均有清楚记载。寒窗苦读三十余年，一朝大魁天下，其繁忙酬酢，心境愉悦，可知其概。《张謇日记》，1962年印，第十五册，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记： “五更，乾清门外听宣，以一甲一名引见。先是钱丈（应溥）全新甫（钱骏祥）具告。继又见嘉定（徐郙）于乾清门丹墀上探望。旋铁珊告以嘉定云云。而南皮（张之万）、长白（志锐）、常熟（翁同龢）、高阳（李鸿藻）、钱塘（汪鸣銮）八人（另二人为麟书及唐景崇，均为读卷大臣）立丹墀上传宣矣。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同年四月二十五日记云：“卯正，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伏考国家授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者。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也。又，《啬翁自订年谱》，卷上，页37，记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云：“顺天府尹于午门酌酒揖骑，以仪仗送归第。假南通会馆，供张迎使。” （刘厚生：《张謇博记·附录》）
按之清廷常例，状元及第，颁榜当日，立授翰林院修撰，张氏自必进翰林院供事。惟至九月十七日父亲病故，遂于十九日出京起程返里，丁忧家居，张氏于自订年谱中表其遗恨云：“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啬翁自订年谱》，卷上，页38。（刘厚生：《张謇传记·附录》）此固可见张氏孝心之重，亦略显露追逐功名之贻悔。
据张謇之子张怡祖所统计，张氏一生经六次乡试方得中举，经五次会试、一次殿试方中状元，足见得来不易，似于功名十分热中。《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页24—29。其实张氏久惯科场，对于科甲士子习性，场屋弊害，均有深熟了解。抑且张氏少年初为科考，受人愚弄，以至负冒籍之嫌，对此深恶痛绝。张謇： 《归籍记》，全卷。收入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三，196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故张氏虽于甲科一途，已至登峰造极，其心实鄙恶借此招摇。《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页31，所引张氏致如本县令云：“謇家世力农，荷先泽之遗，厕名朝籍，其为非分，实越等伦。而夙夜兢兢，不敢稍有取戾之心，重蒙贻玷门基之辱。惟自去岁以来，假托招摇之事，时有所闻；或分送报帖于素不通吊庆之家，或构设机阱而为自作威福之事，或居间偏袒而取盈于索谢，或乘危徼利而受赂于立谈；甚至伪托本家，冒充戚好，驱遗地甲，投谒衙门，大听闻，都非意料。是以迭经恳请王海门汪通州分别示禁，乃近复闻有人自称寒族，甚盛排场，在如境、岔河、双甸、马塘、掘港、白蒲、林梓一带，兜揽闲事，因以为利；此非有土人为伥，必与黠蠹为缘，谤议所腾，遂及下走，毛羽之爱，能不斩心惶。然謇能自勉，不为灌氏之门，而不能保世无黎邱之鬼。用敢函请示谕双甸、岔河、马塘、掘港、白蒲、林梓等处，此后设有假托姓名，招摇网利者，许受祸之家，认明指控，仍乞随时访查惩办，以儆效尤，而安乡里，以消指摘，而福寒门。
张謇不惟轻视科甲功名，并亦厌弃为宦。盖张氏于猎取状元高第之前，曾历游戎幕，为淮军宿将提督吴长庆所廷揽，尚是主宾投契。惟亦饱览宦场积习，熟谙世态炎凉，及至博得翰林院修撰，进为卿相之储，退为清介之选，真是人生得意之事。然张謇则力辞惟恐不速，意念决绝。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致书京中友人沈曾植详明其志云：三载不能得一言之问，知足下非遗弃我者。然亦不能无责望之意也。謇天与野性，本无宦情。自甲乙丙三载通籍，奉讳治丧营葬。重之以团练工振，加之以家庙义庄，负累已逾万数。客岁与叔兄卖文鬻力，仅足以偿债息资家计。以势度之，非兄弟忍苦作客十年殆不能了。又加以搏合通州纱厂，屡蹶屡振之余，可成可败之际，益不可以舍之而去。是以去冬抵书顾、戴二君，托其代向本衙门起复请假，当时二君未尝言其不可也。二月初聘耆同年电促入都，谓不可代假，即时电属其暂缓起复。盖欲由本州起文以符在籍之假，而复电则谓已经呈报。仍相督促，比即具以必不能入都之故，详悉函白。并告以如其与假乖违，合有处分如罚俸之类，心愿受之。去讯两旬，未见答也。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校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辄欲以区区之愿力，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以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事成不成命也，无可怨者。足下知我，谓何如耶。《张謇日记》，第十七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与子培讯稿》。
张謇果然未作空言，于次年（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到达都城。四月十八日在保和殿，应翰林院散馆试。于四月二十九日进乾清宫引见，瞻仰光绪皇帝。于五月二十一日得知新授官职并须于六月初二日上任之讯，遂于六月初二日到吏部行礼，初三日请假回籍。当日即起早登程。张氏自谓读书三十年，在官只半日，于此当可见其去官之决心。《张謇日记》，第十八册，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记： “卯刻即起，赴翰林院听宣旨。又诣吏部，均行三跪九叩礼。翰林院又谒圣。吏部谒文昌，并九叩。止翰林土地祠三叩。共三十九叩。午后，伯福述寿州（孙家鼐）意挽留。”六月初三日记：“丑正起，作辞寿州奏派大学堂教习启与清闭堂请假啓（原注：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末完）。卯初即行。读书卅年（原注：十六入学为附学生员），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又，曹文麟编：《张啬庵先生实业文钞》 ，民国三十七年印，卷一，页4，张氏自书：“五月二十七日到衙门，二十九日请假，六月初二日出都，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又，《张謇日记》，第十八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为诗：《留别仲（黄绍箕）》 ：“拂衣去国亦堪哀，辛苦男儿单莽来。直分儒冠称沟壑，何知人海战风雷。嵚寄似我归犹得，禄养怜君气益摧。闽县已亡丁沈散，更谁相煦脱嫌猜。（原注：谓可庄、叔衡、子培。按此三者分指王仁堪、丁立钧及沈曾植。）此诗亦可见张氏去官之志矣。或以张氏于戊戌新政方兴之际，推却吏部尚书孙家鼐之荐举，毅然辞官出京，当与其恩师翁同龢之罢斥有关。此固可说明张氏师弟风义之重，而张氏厌弃宦情，实早在一年前表示明白，原有计虑，早经详慎思考。亦当足以见其一贯之坚志。《张謇日记》，第十七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七日，《与丁恒斋函》：“謇自奉讳家居，乙丙两年，以团练商务颇与本省官吏相交涉。精神智虑费于事外者十七，尽于事中者十之三。益知既腐之木，般尔不能雕，必死之人，秦缓不能起。况非般非缓，谁则堪之。而并世士大夫为弦歌三径之赀，冀得一差，抽簪归去，私独以为窃人之乐而委人之忧，乃井市之恒情，非臣子之通义。即又耻之。至于私计，抑有三端：年过四十，尚乏似息。入都必挈眷，挈眷则用繁，奉钱所入，不足当十分之一。内无力能相恤之族，外乏义可濡煦之援。臣朔长饥，嗷嗷谁待？一也。家林海上，两世所营，委而去之，无可付托。田园之荒芜可虑，耕钓之后路将穷。二也。兄弟四人，半事坐食，子侄七八，不才者多。若见家门日盛，浮荣日增，鹜外苟佚，弥甚其过。夫至所得不足周一身，所失且以灾一族，贪进之夫，犹将怵焉。三也。坐是三者，思之烂熟，是以负责至万，愿且卖文鬻力，偿以十年。戢羽湛鳞，甘而不悔。然而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即使入都，所欲效者不过如此。而徒增每岁千金之累，家门三事之忧。岂得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