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字之学本疏。故于古音义，无所证明。如《经》下云：“谓而固是也。”《说》云：“未有文名也。”梁氏以牒经文首字标题之例，改“未”为“谓”，其义是也。然而不知“未”即“谓”之音转。桓二年《公羊传》云：“若楚王之妻媦”，《解诂》云：“媦，妹也。”按“媦”从胃声；“妹”从未声。“媦”“妹”声近义同。则“谓”从胃声，故转而为“未。”此《经》作“谓”而《说》乃作“未”之证也。盖梁氏之于小学，似非所长，故其书除删改文字外，于古音义，无所阐发也。
虽然，梁氏提倡墨子前后著书三种，其功可谓勤矣，可谓墨子之功臣矣。
自梁氏提倡墨子之后，有胡适，章士钊，皆喜以名理说墨子。胡氏著有《墨辩新诂》；然刊布者只《小取一篇》，其书甚有条理。此外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有《墨子》及《别墨》两篇，几占全书之大部分。然惟别墨之论，与梁氏不同，其余则梁氏之《墨学微》，实已开涂径。胡氏据《庄子·天下篇》“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之语；以《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为别墨之书，或为公孙龙惠施之徒所作。而不知庄子所谓“倍谲不同”者“相谓同墨”；则谓虽诵《墨经》而背于《墨经》者，乃谓之别墨；是别墨乃背于《墨经》之称，安得反谓《墨经》为别墨之书乎？“别”之古文为“八。”《说文·八部》，“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重之则为“仌。”《说文·八部》云：“仌，分也。从重八。《孝经》曰：故上下有别。”虞翻说《尚书》“分北三苗”，“北”古别字。盖“北”篆文作“”，亦象二人分别相背之形。
则“北，八，仌，别”四字，古音义相近相同。则“别墨”犹云“背墨”。相谓“别墨”乃彼此互相诽斥之词；故下文接云：“以坚白异同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言其彼此相非难也。《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墨子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云：“取舍相反不同”，犹庄云：“倍谲不同”也。韩云：“自谓真孔墨”，此斥其自是；庄云“相谓别墨”，乃斥其相非。是己则非人，非人则是己；其言不同，其实一也。夫见诵《墨经》而背《墨经》者。因谓《墨经》为背《墨》者之作；是何异于见称诵孔墨，而背孔墨者，因谓孔墨为背孔墨者之学乎？且“倍谲不同”者“相谓别墨”，则别墨非一人；而《墨经》者乃所俱诵者也。若以《墨经》为别墨之书，则属别墨中何墨之书乎？为此一别墨子书，则彼一别墨必不诵，何云俱诵乎？凡此于论理有不可通者。而世人乃大共尊信之。是真大惑不可解者矣，至章士钊乃反其说，以《墨经》为墨家与施龙辩难之书，一立一破。学者又或共相尊信之，以为最新之发明品。章氏所著有《名墨訾应论》，《名墨訾应考》，最为学者所称道。又有《章氏墨学》，皆阐发其訾应之义。然其“訾应”二字，本于《庄子》书，而所征引者为《墨经》，则是以《墨经》为訾应之辞矣。其说之不可通者有二：一，庄子所谓“訾应”，指诵《墨经》者之互相訾应，非谓与名家訾应。而章氏题云：《名墨訾应》。是命题已非其实矣。二，庄子之言，谓以诵《墨经》不同之故而訾应；则訾应之言，当别有书；决不能以《墨经》为訾应之书。犹自汉以来诵《春秋》者有三家，倍谲不同，学者互相驳诘；其驳诘之辞，亦当别有其书；不能指《春秋》为其驳诘之书也。而章氏乃以《墨经》为墨者訾应之词，何以异于谓《春秋》为后儒驳难之文乎；此其不可通也明矣。
章氏释《墨经》其精警之处固多，其牵强之处亦复不少。兹举一例如下：《经》上云：“盈莫不有也。”《说》云：“盈，无盈，无厚，于尺无所往而不得二。自注：原衍得字。”章释之云：“盈说在盈否之盈。以释兼爱主义。但盈矣，以词害意，而别无说以通之；是将受攻者以柄，而大义终莫明也。”故说曰：“盈无盈。”《墨经》与《说》以正负两面相互而明一义，其例有之。如经“厚有所大也”。《说》“厚惟无所大”是。惟“无盈”之说亦然。夫“无盈”者非“无盈”也。盈而吾见其有闲，可得将吾意以入之也。虽有间矣，而其闲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为域极细，不容一发；必吾将以入之者无厚，而后游刃有余；此庄生所以称屠牛垣以无厚入有闲者也。果无厚矣，凡遇整然成形，浑然一致之物，无往而不可分；分尺得二，是为显证。由是兼爱而适然爱其一体何害？爱其一体而仍无损于兼爱，抑又何难？
章氏谓《经》与《说》以正负两面相互而成一义，其例有之，其言诚当；与余不谋而合。其解说则病添字太多。如训“无盈”为“非无盈盈而吾见其有间可得将吾意以入之也。”训“无厚”为必将吾之所入者无厚而后游刃有余云云。添字已如许之多；此外尚须加许多枝节之语，皆原文所无之义。
如此释古书，将何说而不可乎？余按前条释，“”即“卢”之偝；见拙著《墨子闲诂补正》。上云“虚闲虚”，即一无所有；此云“盈莫不有”，即无一不有；义实相反。然惟其相反，故恐人以为非盈则虚；是以非“莫不有”即为“无所有”，此乃大误。故《经说》释之曰：“无盈”犹“无厚”也。盖既已谓之“无厚”矣，如刀刃然，无论如何之薄，必有厚者存；若云真无，便是无刃，不得谓之刃矣。是故既已谓之刃矣，则必有刃之厚存。“于尺无所往而不得二”，谓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所往而不得以二分之也。世所谓“无厚”之“厚”，即此不竭之二，于论理决不能谓之无也。惟“盈”亦然，虽与“虚”相反；然此与“有无”之相反不同。如云“无有”，则其为“无”，可知。若云“无盈”斯虚，斯乃大谬。盖既云“盈”矣，则所谓“无盈”者，无论如何之微，必有“有”存焉，而不得谓之无有；犹“无厚”之不得谓之无“有”也。此节盖论“积极名词”与“消极名词”之关系。“积极名词”示一性质之存在，如“金类的”，“有机的”，是。其相当之“消极名词”，则示此性质之不存在，如“非金类的”，“无极的”，是。凡“消极名词”，往往加以消极冠字于“积极名词”之上，是为消极名词之形式。然亦有“无消极之形式”而有其性质者，如虚之一语，乃盈之消极语是也。有“有消极之形式”而不必即有消极之性质者，如“无盈”之于盈，是也。此犹“无厚”之于“厚”也。异乎非金类之于金类，有消极之形式，又有消极之性质者矣。参考王国维《译辩学》。
稍前于梁氏而与孙并时治《墨》而不为后人所注重者，尚有四家：一王树枬，二吴汝纶，三王闿运，四郑焯。郑书自以为过孙氏闲诂，今不存。王树枬有《墨子校注补正》，以《万历本校墨子》，足补孙氏所未逮。吴书虽注重文章，然训释亦颇有足以正毕王之说者，略举二例如下。
一，《尚同·下篇》云：“若苟义不同者有党，上以若人为善将赏之”，毕云：“赏旧作毁，一本如此。”吴云：“毁”字是。“将毁”之者百姓将毁之也。承“有党”为文。故有“百姓”字。下“将罚”之“罚”乃“誉”之讹耳。
二，《尚贤·下篇》：“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王云：“‘言’当为‘之’。”吴云“‘言’助句之词，《尔雅》与‘之’同训闲也。王改非。《所梁篇》，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与此同也。”诸如此类，颇为精审。其子闿生，亦时加有案语，固颇有可采者；然如《兼爱上篇》云：“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闿生注云：“男谨案焉犹乃也。”夫“焉”字训“乃”，王念孙父子早有此说；而闿生竟未出王氏之名，言之如己出，何邪？岂王氏之书，亦竟未之读邪？诸如此类，亦不可殚举。
王闿运书刊行早于吴书，王书于光绪甲辰刊于江西官书局，吴书于吴氏殁后刊于宣统元年。闿运本词章家，考证非其所长；除武断妄改外，并多袭前人之说。然亦有足以补诸家之阙者。如：《非攻·中篇》，欲以抗诸侯以英名攻战之速。
此“英名”二字，诸家均忽略无释；而闿运注云：“当作莫若”，实为至当不可易。其书自《备城门》以下校释比诸家为详，可谓能详人之所略；又于《经篇》引《说》就《经》，复《经》上下旁行之旧，亦其善于诸家者也。
与王闿运同时治墨者，尚有曹耀湘，著有《墨子》，刊布于民国四年。王闿运深称之。其书于每篇之末，皆略论其大义，亦颇有胆识。如书《兼爱篇》云：“墨子之学，其为儒者所诋訾，在于兼爱。孟子至比之于禽兽，以为无父。究其实则忠孝之理所由推行而尽利也。人必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万物犹一体；然后可以得亲顺亲，为人为子。故《孝经》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又曰：‘合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合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又曰：‘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盖重之以申明之，圣人之训，炳若日星矣。儒者即欲自别于墨氏，独不思《孝经》之言乎？孟民之书其自蹈于偏蔽者欤？”
在前清老儒，能发为此言，显斥孟子，王闿运《墨子注自叙》云：“吾友曹郎中耀湘，又题曹书，称为镜初先生。亦可谓异于常流者。然其引《孝经》云云，岂墨子之兼爱同乎？《孝经》一则曰万国，曰先王；再则曰百姓，曰先君；三则曰君；盖皆指天子国君有位者而言，非墨子之教人“爱无差等”，“爱人亲若其亲”者比也。又如《书大取篇后》云：“按墨子《经》上、《经》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凡六篇，篇第相属，语意相类，皆所谓辩经也。《大取》则其所辩者较大，墨家指归所在也。凡墨子之说，其为儒家所排斥，世情所畏恶者三端：节葬也，非乐也，非儒也。有为儒家所排斥，世情不以为恶者，兼爱也，非命也。有为世情所畏恶，而儒家不以为非者，尚同也，非攻也，节用也。有与儒术相合而亦不违乎世情者，则尚贤也，天志也，明鬼也，与夫亲士贵义修身之说，皆是也。既与人情有违，则行之不能无窒；与儒术有异，则言之不能无争。墨子述大禹箕子之教，修内圣外王之术，思以易天下；故必为辩经，博极万事万物之理，穷其源而竟其委；使天下后世咸晓然于易知简能之故，则亦有不得已焉者矣。其宗旨则略具于此篇，所辩者大，故曰大取也。”
此说可谓深知墨学之要领矣。其校改亦颇有卓见。如：《亲士篇》，焉可以长生保国。
“长生”二字，诸家皆不留意；而曹本改“生”为“世”，云：“原讹作生。”则“长世保国”。
其义实比“长生保国”为长。盖世古作卋，与生形近而讹也。又如：《节葬·下篇》，曰必捶差通垄虽凡山陵。
此文诸家校释，多未安。曹校改为“曰凡山陵必涂差通垄隧。”《注》云：“‘虽’‘隧’音近而讹。”文义遂似可读其书于大取颇详，而略其攻城门以下。其言云：“自《备城门》以外，存文十一篇，讹脱特甚，今亦不复校录其文。墨子以非攻为教；若非详明守御之法，则世之溺于功利之说者，未必因口舌而为之沮止。故其止楚勿攻宋，亦示之以能守之实用，而后楚人信之；非仅以空言感动暴人也。老子称“兵者不详之器，有道者不处”，若墨子专言守御，犹是仁人之事也。唯是古贤之书，有言理言事之别。言理者可以救一时之人心，此心同，此理同，俟诸百世而不惑也。言事者，则视乎其时，视乎其地；可以捍此时之患，未必可以行之于彼；可以捍一时之患，未必可以推之于后世。故墨子《备城门》诸篇，纵使文义完足，在今日实为已陈刍狗；况其讹脱不可读乎？倘泥古法，逞臆说，以断烂残缺之简记，疑误后人，殃民覆国。仁人必不忍出此。岂墨子之志乎？与其过而存之，毋宁过而缺之。倘亦有当于先圣之教邪？”
其言因似持之有故。然天下学问，有求行求知二者之别。研寻古人之至理名言，是求行者也。研寻古代之事迹，则多属之于求知而已。泥古以行，固大可不必。然若以为不能行者，则概不当论述；则古史之事迹，其为言吾辈所不应究者不已多乎？
与曹书同年刊布者，尚有胡兆鸾之《墨子尚书古义》，其自序略云：“欲证古书，必求古藉。墨子生孔子后，在孟子前。其时真本具存。墨子出游，关中载书甚多；则亦勤于稽古之士。《吕览·当染篇》，称墨子学于史之后。《淮南要略训》又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其称《尚书》者必孔子删定之本。阎氏若璩，王氏鸣盛，江氏声，魏氏源，程氏廷祚，陈氏乔枞，皆尝引之；或略而不详，或辩而不精，读者不无遗憾。兆鸾幼承家学，粗涉经术，于趋庭之暇，时有所获；辄依墨子篇第，编辑《尚书古义》。凡前人之说，一一明称，于义未安，亦不敢曲和。古书奥邃，难以强通，义从盖阙，不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