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半（开皇四年甲辰——五八四）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则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
隋特使虞庆则、长孙晟往聘，沙钵略跪受诏书称臣，隋因赐千金公主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更许沙钵略入猎恒、代，数年间边境稍安。
继叶护者为都蓝可汗，沙钵略之子也。叶护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小可汗），居国之北，遣使赴隋求婚，隋以宗女安义公主妻之，并特厚其礼。都蓝怒，数为边患，又与达头合攻突利，突利败，只身入朝（开皇十九——五九九）。隋拜为意利（即伊利之异译）、珍（弥）豆、启民可汗，使游牧于夏、胜两州之间（今河套东边），以河为固。东西距河，南北四百里，在朔州为筑大利城（今山西、内蒙交界），再妻以宗女义成公主，部落南来者殆二三十万，其情形与东汉建武时南单于内附相类。旋都蓝被麾下所害，达头自立，国内大乱，达头奔吐谷浑，东西突厥由是分立。
西突厥之分藩，始于灭哒（见前四节），犹诸成吉思汗西征之分封长子术赤也，初时犹奉事宗邦，后因内乱而形成分裂。其国分十部，又曰十姓，每部赐以一箭（oq），故称十箭。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各置一啜（cˇur）领之，右厢号五努失毕，各置一俟斤（irkin）领之。设南北廷，南廷当在今天山北路，北廷则在千泉即屏聿（b ng-yul）附近。“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大唐西域记》一）其地即今哈萨克（Kazax）共和国Aulieata之附近，有良牧、美蔬及无数清泉，近世哈萨克人仍视为吹（Chu）、锡尔（Syrdaria）两河间避暑最胜之地。余依沈曾植氏《西王母国考证》求之，《穆天子传》二所云：“丙午，至于鄄韩氏，有乐野温和，穄麦之所草，马牛羊之所昌，宝玉之所□。……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其与此一区域相当，可无疑也。
§§§第四节平陈
突厥中衰，北边无警，而又经济稳定，则隋之统一，有可能性。近人冀朝鼎提出我国历史上经济要区之论，以为政治统一之获得，只有一道，全国分为许多区域，“众区之中，有一区焉，其本地之农业出产，其接受他地转漕之利便，均优于余外诸区，以是故，凡取得此区者即取得征服统一全中国之钥。”按农产、转运二事，即在六朝之末，江南亦视关中为优胜，且同是汴水，刘裕用之以定秦，如冀之说，则北方无统一南方之理。《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双方条件相等或稍相等之情势，则胜负之券，应以能适应环境、能发动及领导群众为标准。
文帝既移周社，志得意满，遂萌统一之想，即位未一月，便任声名素著之韩擒虎为庐州总管，贺若弼（贺若复姓）为吴州（扬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事。弼承父敦遗志，献取陈十策，适北边不宁，未遑发动。
平陈方略多本自崔仲方。开皇六年，仲方论取陈之策，大致言武昌已下，蕲、和、滁、方（今六合县）、吴、海等州宜驻精兵，密营渡计。益、信（今巴东）、襄、荆、基（今钟祥）、郢（同上）等州速造舟楫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为上流必争之冲要，若陈令精兵赴援，则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其拥众不出，则上江诸军可鼓行以前。（《隋书》六○本传）
陈宣帝卒（开皇二——五八二），子叔宝立，是为陈后主。即位之翌年（五八四），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并以沉檀香木为材，又饰金玉、珠翠。唐魏徵云：“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田，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如江总、孔范辈，称为狎客），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施文庆、沈客卿辈），……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见《陈书》）其速亡宜也。
叶护可汗继沙钵略之政，隋北边无警，开皇八年（五八八）三月，遂下诏伐陈。十月命晋王广、秦王俊、杨素，并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黄州），韩擒虎出庐江（安徽），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海州），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余万，皆受晋王节制，文帝驾幸定城（华阳），陈师誓众。
明年正月，弼自广陵济京口，擒虎济采石（当涂），以钳形攻势，夹攻建康，陈军束手无策。二月，擒虎先入城，获叔宝，陈亡。
素与仁恩引舟师趣三峡（瞿塘、巫、西陵），陈将吕肃守险滩，经四十余战，卒破之，又破肃于荆门，乘胜东下至汉口，与秦王会。时建康已下，晋王命叔宝为手书招上江诸将，于是上江皆平。世积以舟师自蕲水趣九江，驰书谕降豫章诸郡。荣自东莱傍海入太湖，取陈之吴州（苏州），随宇文述略定晋陵、会稽诸郡。
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世为南越首领，所属部落十余万家，嫁为高凉太守冯宝妇，佐夫治理，政令有序。及宝卒、陈亡，岭表未有所附，数郡共奉戴夫人，号为圣母。会文帝遣韦洸安抚岭外，夫人得叔宝书，乃遣其孙魂帅众迎入广州，岭南悉定。隋册冼氏为谯国夫人，许开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部落六州兵马，俱听发落，若有机急，便宜行事。夫人尝疏劾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致于法，至仁寿初始卒。
§§§第五节杨氏家庭之变——专制之毒
文帝子五人，皆独孤后出。避后之妒忌，后宫有子者皆不育。即位后，立勇为太子。又惩宇文氏以孤弱而亡，开皇二年，于并州置河北道行台，广为尚书令。洛州置河南道行台，俊为尚书令，领关东兵。益州置西南道行台，秀为尚书令，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又以诸王年少，特选精良有才者为之僚佐。
勇初立，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参决之。后因冬至勇张乐受百官朝贺，恩宠始衰。勇多内宠，尤嬖云昭训，独孤后代选之元氏妃又暴卒，益招母后之忌。广觊其隙，深自矫饬，务为俭素，临还扬州，入内辞后，自称恐被勇暗算，后信之，益恶勇。广又内联杨素，横加媒蘖，开皇廿年，遂废为庶人，改立广为太子。及文帝崩，广伪造遗敕赐勇死，所生十男皆被杀。至文帝之崩，史文犹有疑辞焉。
俊平陈后，授扬州总管，转并州，出钱求息，民吏苦之。又盛治宫室，穷极侈丽，颇好内，妃崔氏毒之，遇疾征还（开皇十七），数岁而卒。生二子，后皆为宇文化及所害。
秀封蜀王，其镇蜀也，奢侈违制，车马被服，拟于天子，为广及杨素等所构，仁寿二年（六○二）征还京师，幽闭之。化及之乱，秀及诸子皆被害。
谅封汉王，开皇十七年（五九七），出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翌年，起辽东之役，谅为行军元帅，无功而还。常以勇、秀幽废，怏怏不平，阴有异图，会文帝崩，诏徵入，不赴，发兵反，兵败而降，竟以幽死。子颢亦于化及之乱遇害。
《隋书》（卷二）称文帝“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参看《隋书》二四《食货志》）然开皇十三年岐州仁寿宫之筑，“颇伤绮丽，大损人丁。”（《隋书》四八《杨素传》）已不能以身作则。且诸子就藩，年方弱冠（开皇元年，广年十三），声色货利，诱惑易进，一也。辅佐之人，依草附木，贡谀献媚，引入邪途，二也。广以欺诈而得立，启蜀、汉觊觎之心，三也。由于封建制度内在的矛盾，方谋享国之延长，反促杨家之寿命。古称：“知子莫若父”，文帝既不能察广之诈，而家庭之间，复多嫌忌，更陷于“父不父”之讥。弥留之际，乃言“独孤诚误我”，则所谓至死不悟也。身死之后，未及十五年（炀帝孙越王侗以唐武德二年被王世充缢杀）而仅存正道（炀帝子齐王暕所生）一脉，侗临终有言，“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专制之流毒惨矣！
§§§第六节炀帝之穷奢极欲
陈平后，广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俭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重以北塞宁晏，府库充实，遂沉湎而不能自拔，（通鉴，言帝“好为吴语”（一八五），即位之后，三幸江都，可相证也。
大业元年（六○五），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营建东京，仍命宇文恺董其事，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效法秦始皇，徙豫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巨贾数万户以实之，劳役虽巨，而规模则不及大兴。“乾元殿大木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贞观政要》二）又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多间，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通鉴》一八二）其显仁宫则采海内奇禽、草木之类以实之。宫内筑西苑，周二百里，内有海渠，缘渠十六院，各以四品夫人主之，宫树冬凋，缀以剪彩，海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好乘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作《清夜游》曲。
将幸江都，遣官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等数百艘。（参四八《杨素传》）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上重有正殿，中二重凡百二十房，皆饰金玉。以元年八月行幸江都，挽船士八万余人，相接二百里，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
炀帝无日不营宫室，元年于临淮营都梁宫，有曲河以安龙舟。（《太平寰宇记》一六）三年八月，太原营晋阳宫，四年四月，汾州起汾阳宫，十二年正月建毗陵宫。（《通鉴》一八三）此外涿郡有临朔宫，北平有临榆宫，渭南有崇业宫，鄠县有太平、甘泉二宫，江南有丹阳宫，皆其所营造者。
性又嗜猎，四年九月，征调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
六年正月，诸蕃酋长悉集洛阳，因于端门街盛陈百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光烛天，终月而后罢。
帝既醉心奇巧，宇文恺、何稠等皆希旨以应。北巡之役，恺“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辽东之役，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围置阙，面别一观，下三门，迟明而毕。”（均《隋书》六八）徒供个人之娱乐，于国计民生无关焉。
史称周穆王欲肆其心而周行天下，断章取义，诚可施之隋炀帝，然穆王西行万里，自有原因，不可相比也。计炀帝即位后仅三月，便幸洛阳。
大业元年八月，如江都。
二年四月，还洛。
三年三月，还京，四月即北巡，（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由榆林出塞，入楼烦关，经太原，九月还至东都。
四年三月，经太原（《本纪》三及《通鉴》一八一均讹五原，兹据一八《律历志》及《太平寰宇记》五○校正）、交城，幸汾阳宫，因出塞，巡长城，东至于恒岳。
五年正月，自东都经京，西巡河右，涉吐谷浑界，西出张掖（甘州）。九月，还京，十一月，复幸东都。
六年三月，幸江都。
七年二月，御龙舟，入通济渠，至涿郡。
八年，伐高丽，九月，还东都。
九年三月，幸辽东，九月，还次博陵。（还东都否，未详。）
十年三月，复幸涿郡，东至怀远镇，十月，经东都还京，十二月，又如东都。
十一年五月，幸太原，巡北塞，被突厥围于雁门，十月，还东都。
十二年七月，幸江都，至十四年三月，被弑。
通计居京时日，不足一年，而“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需，皆仰州县”，（二四《食货志》）劳民极矣。
§§§第七节疆域之开拓
好大喜功。往往与穷奢极欲相表里，大业三年三月，遣朱宽使流求，四年三月，遣常骏使赤土，致罗刹，（此据二四《食货志》。《本纪》三及《北史》一二刹皆作厨。）皆足表示炀帝之个性。
流求或以为即今琉球，或以为台湾，说者各异。据《隋书》八一，大业六年，陈稜、张镇州击流求，系自义安郡渡海，义安即今潮州，非进攻琉球之适当口岸，不合者一。同传又言，“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其方向为东行（如赴琉球，须向东北），高华得为南澳（汕头至南澳一百二十里），得为澎湖列岛，由南澳至澎湖，约经度两度，确可二日便至，澎湖一日到台湾，亦符事实，若以拟琉球，未免太近，不合者二。陈、张“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本纪》三）台湾北部，隋时想已有不少汉人流寓，故有此数，琉球则未必得如许俘虏，不合者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