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霸道家平原东之豆子，累世仕宦，资产富厚，食客常数百人，及义师起，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同上；按即《隋·本纪》之李德逸一支）。
余杭民刘元进起兵应杨玄感。会帝发三吴兵再征东，兵皆相谓曰：“往岁天下全盛，吾辈父兄征高丽者犹大半不返，今已罢弊，复为此行，吾属无遗类矣。”由是多亡命，郡县捕之急，闻元进举兵，亡命者云集，旬日间众至数万。（《通鉴》一八二）
章丘杜伏威起事，年十六，每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故其徒推以为帅。伏威使人谓下邳苗海潮曰：“今我与君同苦隋政，各举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被擒，若合为一则足以敌隋矣。”海潮即帅众降之。隋将来整击伏威，伏威败，其将西门君仪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负伏威逃，更有壮士十余人卫之，与隋兵力战，由是得免。（同上）伏威常选敢死士五千人，称为上募，宠遇甚厚，攻战辄令先击之，战罢阅视，有伤在背者即杀之，谓其退而被击也。获得资财，皆以赏军，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同上一八三）
较特出者为窦建德及刘黑闼。建德，漳南人，高丽之役，以勇敢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被选征士，安祖辞以家为水漂，妻子馁死，县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匿建德家，官司踪迹至，建德谓安祖曰：“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耶。”乃集少年数百人，使安祖将之，入高鸡泊。郡县疑建德与群雄通，收其家属悉杀之，建德亡归高士达。久之，安祖为张金称所杀，余众尽归建德，兵至万余。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苦，由是人争归附，为之致死，拥兵十余万，大可有为。卒以违势愎谏，舍易（收河东）取难（救王世充），一战被擒，起军六年而灭。黑闼初隶建德，建德败，据其故地，为秦王世民（太宗）所破，奔突厥。既而借突厥兵入寇，武德六年二月，建成、元吉合兵败之。
割据稍久者唯梁师都，屡引突厥入寇，并为主谋，颉利之直逼渭桥，固其计也。使诸附突厥者皆如师都所为，中国之统一，必大受妨碍。贞观二年，太宗乘颉利政乱，遣柴绍等攻之，其部将斩师都以降，自起至灭，凡十二岁。
坊间旧说部盛陈瓦冈寨（在东郡界）之绩，然言其人物，则有李玄霸，此太宗之弟也，事已不可信。（“四十八路烟尘”似因《新唐书》举出四十八人而发生。）秦琼（叔宝）、程咬金（知节）、单雄信等虽尝事李密，然未必皆瓦冈旧人（如秦琼）。翟让既破隋将张须陀，便欲“还向瓦冈”，则亦陈胜之流而已。
陈寅恪《述论》谓宇文泰所创之关中本位政策，经北周及隋，维持至于唐初；政策之最主要者曰府兵制，“唐代在关中本位政策即内重外轻之情形未变易以前，其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一五及五一页）按内重外轻，莫如炀帝，其时府兵制又未破坏，依陈氏之论，宜若炀帝时地方革命无成功之望，而炀帝竟为地方革命所推倒（炀之被弑，实由革命势力所促成）。由是，知地方革命之成功与否，别有其主要原因，不系于所谓“关中本位政策”。
大致言之，革命军之共同目标，最初是推翻专制魔王。迨隋炀丧身，目标猝失，除去少数利用时机别有野心者外，一般人愤气骤平，急思安静；且其认识限于时代性，无能冲破严固的封建关锁，提出新政策、新口号以相呼召，或困于乡土思想与地盘思想（如《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一六六页所云），或则举棋无定，进退失据（如《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一四六——九页之批评建德），全局遂转入混乱与割据时期。
§§§第三节隋末农民大起义的蓬勃发展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邹平境内）大洞内，“有狂冠数万”，隋炀帝命陈杲仁将兵“平之”。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数十名素冠练衣之人，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出世，闯入洛阳皇城端门，夺卫士兵仗，突入宫中起义，与齐王的卫兵遭遇，战败被杀。“于是都下大索，连坐者千余家”。同年六月，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尉文通“聚众三千，保于莫壁谷”，隋炀帝遣鹰扬杨白泉击破义军。十二月，朱崖（今广东儋县）人王万昌“作乱”，隋炀帝诏陇西太守韩洪讨伐，王万昌被镇压。不久其弟王仲通继起反抗，也被韩洪击败。以上星星之火，虽旋起旋被扑灭，但它却预示着农民大起义的燎原烈焰行将腾起。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秋，农民起义在山东一带不断爆发。邹平（今山东邹平县）人王薄和孟让，拥众据长白山，进行反隋斗争。王薄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通晓当今世事的人。他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在民间传唱：
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
横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号召民众不到辽东为隋炀帝打高丽送死，拿起刀枪造反。它唱出了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的心声，“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众至数万。官军前来围剿，屡被义军击败。
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聚众千余人在清河（今河北清河北）境内进行反隋斗争，不久，义军扩至数万。
县（今山东夏津县东北）人张金称，聚集百人在清河之曲反隋。
平原郡（今山东陵县）豪富刘霸道，“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以豆子（今山东陵县东）为根据地，进行反隋斗争。
此外，“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大业七年开始兴起的这些农民起义军，都发生在今山东、河北一带。他们均在本地活动，比较分散，彼此没有密切联系，规模也不大，它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初级发展阶段。尽管这时隋炀帝的注意力集中在准备打高丽上，但他对广大人民的反隋斗争十分仇视，“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他还下令“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想用血腥屠杀的高压手段遏止人民反抗斗争。但是，“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隋炀帝不顾天下义军竞起的严重局势，发动了第一次规模空前的侵略高丽的战争。由于战争的不义性质，隋炀帝指挥无能，在高丽军民顽强抵抗下，隋军大败。又遭“大旱，（瘟）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不仅依然骄奢淫佚，密诏江淮南诸郡每岁为他贡纳民间“姿质端丽”的童女；而且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又迫不及待地诏征天下兵于涿郡前线，大肆募兵为骁果，修缮辽东古城贮军粮，准备发动第二次大规模攻打高丽的战争，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盗贼四起”，掀起了第一次农民起义高潮。其中比较大的义军有：
平原郡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劫掠山东”。
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白瑜娑领导的“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隋炀帝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
杜彦冰（一说杜彦永）、王润率领的另一支义军，攻破平原郡，“大掠而去”。
江宁（今江苏南京）乐伯通，聚众十万，朝请大夫陈杲仁奉隋炀帝之命讨伐。
济北（今山东聊城一带）韩进洛，聚众数万起义。
渤海（今山东阳信西南）孙宣雅，在豆子聚众数万，进行反隋斗争。
齐郡（今山东济南一带）裴长才、石子河率义军二万攻打章丘城，毫无准备的齐郡丞张须仓促拒战，被义军“围百余重，身中数创”，援军赶来，张须才侥幸未死。
北海郡（今山东益都）郭方预聚众三万，攻陷郡城。又与秦君弘等义军联合围攻北海郡，兵威强盛。由于他们恃强无备，为张须等袭破，数万义军被杀，损失辎重三千辆。
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孟海公，保据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城，“众至数万，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
河间（今河北河间）格谦，在豆子进行反隋斗争，有众“十余万”。
当时，天下承平日久，人不习战，“郡县吏每与贼战，望风沮败”，唯有张须十分凶悍负隅顽抗。王薄进攻鲁郡（今山东兖州），张须蹑其后，乘其恃胜未设备，选精兵出其不意地在岱山（今山东泰山）下击败义军，杀数千人。王薄收亡散万余人，将北渡黄河，张须追至临邑（今山东济阳西南），又败义军，杀五千余人，获牲畜数以万计。王薄遂联合“孙宣雅、石柢、郝孝德等众十余万”，进攻章丘，张须率步骑二万袭击义军，失利的义军在散走时，又遭其舟师的拦击，义军辎重丧失不可胜记。
隋炀帝命金紫光禄大夫段达征讨张金称等义军。县令杨善会向他献计，不被采纳，为张金称等所败，“亡失甚多”，义军轻蔑地称他“段姥”。段达后用杨善会参谋军事，才摆脱困境，并多次打败义军。其后，张金称复引“孙宣雅、高士达等众数十万，破黎阳而还，军锋甚盛”。
隋炀帝又命武贲郎将王辩、平原通守杨元弘和擢升清河郡丞的杨善会联兵进剿。杨元弘和杨善会率马步偷袭张金称军大本营，王辩出兵助战。张金称立即从进攻冠县（今河北冠县）的前线撤军回救，击败王辩军，保守大本营，各路隋军不得已退走。
济北人甄宝车，“聚众万余，寇掠城邑”。
隋炀帝在暴力镇压的同时，又玩弄“抚慰”伎俩，以瓦解义军。如命越王长史崔颐“抚慰高阳、襄国，归首者八万余人”。《隋书》卷七二《李德饶传》又云：隋炀帝允许聚众渤海的格谦、孙宣雅等“十余头”起义军归降，格谦等遣使上书炀帝：若使德行为当时所重的金河长李德饶来，“即相率归首，”后因其行至冠氏县被其他攻城起义军杀死，格谦等归降事遂不了了之。
同年六月，大贵族杨玄感起兵，客观上大大削弱了隋统治阶级力量，有利于广大民众反抗斗争，反隋炀帝暴政的斗争从此掀起第二个高潮。当时“山东遂成大乱”。河北有“张（金）秤（称）、王须拔等凡二十七项，多者十余万，少者不下十万人，屯据州县，建营山泽，其下首帅也有名称，或云乞见敌、嫌头方、彻春顽、勿惜死，又结聚村落，百十为群，如黑社、白社、青特、胡驴之号，浮云贼、忽律贼”。江南一带也是“百姓思乱，从盗如市”。
余杭（今浙江杭州）刘元进举兵响应杨玄感，“三吴苦役者莫不响至，旬月众至数万”。吴郡（今江苏苏州市）还俗道士、昆山县博士朱燮，带领数十名学生举兵响应杨玄感；隐居常熟的晋陵（今江苏常州）人管崇，亦聚众起兵，自称将军，他们共“拥众十余万”，迎刘元进为盟主。刘元进遂据吴郡称天子，朱燮、管崇俱任尚书仆射，署置百官，建立政权，“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史以应之”。隋炀帝命左屯卫大将军吐万绪、光禄大夫鱼俱罗率兵进剿。刘元进攻打丹阳，败于吐万绪，进击润州也遭挫折。吐万绪进屯曲阿，与刘元进相持百余日。刘元进失利，义军赴江水而死者数万。吐万绪乘胜攻打屯兵毗陵的朱燮、管崇，义军退保黄山。吐万绪围攻，管崇等五千余人战死，三万余口子女被俘，但是“贼势浸盛，败而复聚”。不久，吐万绪和鱼俱罗获罪于朝廷。隋炀帝改命江都郡丞王世充发淮南兵继续镇压义军。王世充初战不利，退保延陵栅，后因风掩击义军获胜，从此频败义军，刘元进和朱燮均被王世充所杀。王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像前焚香为誓，约降者不杀。散者始欲入海为盗，闻之，旬月之间，归首略尽。世充悉阬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余人”。血的教训擦亮了民众的眼睛，幸存者，“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梁郡（今河南商邱县南）民韩相国，举兵声援杨玄感，被其封为河南道元帅，旬月间，众十余万，攻打郡县。杨玄感兵败，韩相国军随之逐渐溃散，韩相国本人为隋吏执杀。
隋炀帝在不断调兵遣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同时，又命天下郡县和驿站筑城，加强防卫力量。在平定杨玄感起兵后，对御史大夫裴蕴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裴蕴和东都留守樊子盖，遂以搜捕杨玄感党羽之名，大肆镇压民众。三万余人被杀，并“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杨玄感在东都开仓赈给百姓时，“凡受米者，皆阬之于都城之南”。此后，隋炀帝对造反民众的惩处更加野蛮。《隋书·刑法志》云：“及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辕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脔噉其肉”。隋炀帝以为用此严刑峻法可以根除民众反抗，而效果却适得其反，民众更加愤怒，“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
信安郡（今广东高要）人陈瑱，拥众三万，攻占本郡。
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吴海流、东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人彭孝才聚众起义，有“众数万”。攻占怀仁县后，转入沂水，保五不及山，为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留守董纯所败，董纯将被俘的彭孝才车裂而死，义军溃散。
梁慧尚率众四万，攻占苍梧郡。
东阳郡（今浙江金华）人李三儿、向但子起义，众至万余。
吕明星率众数千围东郡（今河南滑县东），被隋虎贲郎将费青奴击破。以长白山为根据地的王薄和孟让等领导的义军，这时已发展到十余万人，渤海格谦义军和孙宣雅义军也都拥众十万，四出攻打郡县，沉重地打击了隋炀帝在山东的统治。
右侯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反为义军所杀，张金称有众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