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领导人的道德品质、人格、作风等，它反映在领导人的一切言行之中。优秀的品格会给领导人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使人产生敬爱感，而且能吸引人，促使人去模仿。无论多么出色的领导人，倘若在品格上出了问题，那他的影响力就会荡然无存。我们反对领导人以权谋私，就是这个道理。领导人如果在公开场合讲得头头是道，而在私下却大开后门，搞不正之风，那么，下属对这样领导人往往只是表面服从，而内心是反感的。下属最讨厌的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领导人。为此，领导人要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优良品格。下属对于领导人缺乏某些素质因素，如能力、知识、经验等是可以原谅的，但如果领导人缺乏品格因素，则有可能彻底失去影响力。
(二)能力因素
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会给工作群体带来成功的希望，使人们对他产生一种敬佩感。敬佩感是一种心理磁石，它会吸引人们自觉去接受影响。
人的才能同他的职务相称，是“人与事”的最佳匹配。但生活中的确存在一些位高才低的无能领导人。他们身居高位，但是才力不足，这种领导人处理事务慢慢腾腾，往往不能按时完成计划；由于缺乏判断能力，他们还会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这种领导人主持的工作群体，与其他工作群体在工作上无法协调。这样，势必妨碍工作群体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
在进行提拔或晋级的人事安排时，必须依照领导人能力和贡献大小的标准来进行，以便使各级领导人都能够胜任愉快。如果让一个领导人去担任他完全力不从心的职位，这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件苦恼的事。因为在这样的职位上显示不出他的才能，就得不到下属的敬佩，最终会失去下属的信任。
(三)知识因素
知识就是一种力量，是科学所赋予的力量。一个领导人如果具有某种知识专长，他便会对别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领导人所拥有的这种权力，即所谓的“专长权力”，也叫专家影响力。一个工作群体的领导人，还必须掌握丰富的业务知识，才能正确地处理各类问题，使下属对此感到满意，那么他在下属中便产生了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超于职权之外的。领导人在职位权力之外，充分发挥“专长权力”的作用，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果。一个没有专家影响力的领导人由于缺乏业务知识，可能在许多问题上一筹莫展。因此，领导人必须提高自己的业务知识能力。
(四)感情因素
感情是人对客观事物(包括人)好恶倾向的内在反映，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关系，便能产生亲切感。在有了亲切感后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吸引力就大，彼此的影响力就大。领导人平时待人和蔼可亲，时时体贴关怀下属，与员工的关系十分融洽，他的影响力往往就比较大。如果领导人与下属关系比较紧张，那么就会造成双方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是一种心理排斥力、对抗力，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负的影响力。
一个工作群体的领导人要将他们的决策变成职工的自觉行动，单凭合法权力是不够的，因为，即使领导人是有“专长权力”、职位权力，而没有感情的影响力，仍然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领导人的作用。
领导人要想使下属心悦诚服，为其所用，要使下属不仅在工作上听从领导人的指挥，更要在感情上能与领导人心心相印，忧乐与共，为此，必须发挥感情的影响。
领导人要在下属中发挥感情的影响力，就必须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起码做到从感情人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取得彼此感情上的沟通。
一般来说，品格因素和感情因素构成领导感召力，能力因素和知识因素则构成领导专家影响力。它们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力。
根据非权力性领导力的构成是以静态因素还是动态因素占主导，可将其划分为人格性影响力和榜样行为影响力。所谓人格性影响力就是在领导工作中，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品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知识素质在被领导者的身上产生的心理和行为的一种力量。在人格性影响力的内部要素中品德素质是人格性影响力的基础。领导人良好的道德、品行、作风对下属人员起潜移默化的作用。领导人的心理素质，其中尤其是情感和能力是人格性影响力的关键。一个领导人只有具备丰富的情感，对工作满腔热忱，对员工关怀备至，才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同时具备多种能力才有可能指挥下属，胜任工作。知识素质是领导人人格性影响力的能源。在实际工作中，知识渊博、业务素质高、在某些方面有专长的人，自然会形成一种凝聚力，加重其工作分量。这样，员工就会自然地信服，从而提高了自己的人格影响力。
榜样行为影响力也是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种非权力性领导力。榜样行为影响力指的是在领导工作中，领导人通过自己的行为给下属提供一种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模式，使之在被领导者身上产生同样的心理和行为的一种力量。被领导者可以通过耳闻目睹，了解、收集领导人发出的种种信息，通过内心感受和体验，内化为自己的主观意识、态度，引起思想感情的变化，再由个体的主观意识、态度、情感外化为受意志控制的实践行动，朝领导人的榜样行为所指向的目标发展。这样的领导工作会产生巨大的心理感召力量。
人格影响力和榜样行为影响力作为非权力性领导力发挥作用的两种形式，它们的作用有范围大小、强度深浅之别。一般来说，榜样行为影响力是自发实现的，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相对较小。人格性影响力则是自觉实现的，影响的程度深、范围广，不仅调节个体的心态，改变个体的行为，而且对人群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整合作用。人格特征的形成是领导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以行为实践为媒介而逐渐习得的。并且，人格性影响力的产生也是通过领导人行为表现出来并对被领导者施行导向作用的。榜样行为影响力是人格性影响力的前提、基础和源泉，而人格性影响则是榜样行为影响力的发展与升华，是一种更为高级的非权力领导力的形式。
非权力领导力不仅取决于领导人个人的人格特征，而且也取决于领导人个人的行为。它应是指领导人个人在领导活动中由行为和人格特征在被领导者身上产生的心理和行为效应。非权力领导力不是人格性影响力的独立物，而是榜样行为影响力和人格性影响力的统一体。
上述权力性领导力属于强制性影响力，非权力性领导力属于自然性影响力，其构成因素的框架可用图表勾勒出来(见图1-1-2)。
权力性领导力与非权力性领导力，尽管各有其特点，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首先，领导力，是权力性领导力与非权力性领导力的有机统一。
权力性领导力是领导者领导力的前提要素。领导人必须手中有实权方能支配下级，实施领导功能。
非权力性领导力是领导力的基础。要使下属自觉地、真正地服从，仅仅依靠职权是不行的。当领导人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武断专横、滥施淫威时，下属只是口服心不服，暂时敷衍屈从，心底却暗生怨恨之意。这种领导力，是表面的、虚假的，对人的影响是暂时的、极其有限的，有时甚至是事与愿违的。
一位领导人，只有具备某种专门知识和才干，而且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办事公道、在工作中做出许多成绩，他的领导活动才容易为下属所接受，他的为人就能得到下级的钦佩，下级就越容易接受他的影响力，并且从心理上归属于他。这种归属和接受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由衷的、自觉的、心甘情愿的。崇高的威信是领导人的内在魅力，它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他的部下。
因此，非权力性领导力是构成领导力的最坚实的基础。
其次，两种影响力相互影响，其中非权力性领导力制约着权力性影响力。威信的高低可以导致实际权力大小的变化。
学者亨利·艾伯斯认为：经理的权力可能远远超过经理所具备的个人的职业上的才能，会使下属乐意接受组织上的职责。这就是说，领导人拥有的非权力性领导力可以大大加强他的权力性领导力。职权取决于职位，而威信主要与领导人个体行为与素养密切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讲，唯有权力性领导力而无非权力性领导力，权力性领导力也难以发挥功效，权力最终也会丧失。
权力性领导力也对非权力性领导力产生一定影响。一般说来，被领导者对领导人总有一种服从感、敬畏感。如果领导人有一定的职权和资历，就会对非权力性领导力起到增力作用。
非权力性领导力较之权力性领导力具有其内在的、潜在的、更大的作用，是在领导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领导力的关键所在。
第二节 如何理解非权力领导
一、非权力领导是影响力的最高境界
领导的最佳状态是领导者受到被领导者的自觉的愉悦性拥护。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愉悦性拥护，是领导者运用非权力领导力的结果。
对这种情况，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孟子早有论及，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力”，便是强力、暴力的意思，用强力或暴力去支配别人，别人也会服从，但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其力量不足以反抗，不得不服从罢了。而以“德”，即说服、教育、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的方式去支配别人，就能得到被领导者由衷的愉快的支持与服从。因此，孟子的治政思想首先注重被领导者“心”的作用。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以强制与暴力统治下的夏桀、商纣，之所以会失去天下，是因为先失去了人民的服从，之所以失去人民的服从，是因为先失去了人民的愉悦性的衷心支持与拥护。
领导的最高境界是顺从民心，引导他们去做其愿意做的事，这便是“德”的服人方式。只有“德”的方式，才能实现使人民“中心悦而诚服”的最佳效果。
一般来说，在越先进、文明的社会时代，越追求于“中心诚服”，而在越愚昧、落后的时代，则越侧重于“以力服人”。
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早就提出：“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领导者的领导，只有建立在全心全意、诚心诚意为被领导者服务的基础上。才能使被领导者以及人民“中心悦而诚服”。
顺从民心、发扬民意而使大多数人民不屈从于权力的强制，甚至暴力的威逼，这就是影响力的极致，就是影响力的最高与最佳境界。
影响力的最高与最佳境界被称之为非权力影响力。
二、非权力领导力与权力的关系
权力和非权力领导力尽管常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甚至相当大程度的差异，但从根本上看，两者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
在历史上，凡是具有非权力领导力的人，总能出色地运用权力，甚至可以这样说，他们非权力领导力的增长，是和他们权力的增长相一致的。
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政治家如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唐太宗、朱元璋和努尔哈赤等，无一不是随着经济、政治、军事权力的增强而增强了其非权力领导力的。
西方历史上的梭伦、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等也同样如此。
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非权力领导力，也是随经济、政治、军事权力的不断增长而增长。
虽然，非权力领导力的增长和权力的增长有关，但权力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非权力领导力的必然增长。隋炀帝、袁世凯等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没有权力，就无法谋取利益，而不能给被领导者谋取利益的领导者是不会对下属产生非权力领导力的。但是，有了权力，也并不意味着必定会给下属谋取利益。有时甚至使下属陷入更痛苦困窘的境地.
因此，强大的权力，并不一定会产生强大的非权力领导力。甚至有时恰恰相反地在削弱和破坏非权力领导力。而一旦失去了领导魅力，权力也将失去屏护，只能在越来越倚仗强制手段的同时，走向衰弱与消亡。中外历史上不少亡国之君的生涯，都说明了这一点。
非权力领导力虽然在权力的基础上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简单地受权力的约束和限制。非权力领导力含有权力因素之后，可以以大于权力影响的程度和范围产生影响。扩大了的非权力领导力常常又反过来促进权力的增长，权力的增长又进一步促使非权力领导力的强化。
商汤王和周武王的灭敌立国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历程，是权力与非权力领导力相互促进、增强的典型例子。
一般来说，非权力领导力和权力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表现为，同是影响力和支配力，同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体现。
差异性则表现为，权力影响力和支配力有可能是强制的，暴力的；有可能是非强制的，令人愉悦的。而非权力领导力则表现为不但是非强制的，而且是令人愉悦的。当然，这种愉悦性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但是，对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情况下发生，则是完全现实的。
当我们把领导力划分为如下几种形态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权力与非权力领导力之间的关系了。
笫一种形态，领导得到被领导者的愉悦性认同与服从。
第二种形态，领导力的行使无需强制，但被领导者的认同与服从中，已没有愉悦的心理成分和自觉的行动欲望。
第三种形态，领导力的影响必须靠强制甚至暴力。
那么，很显然，所谓的非权力领导力，就成了领导力形态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