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日本明治维新，一般的理解是日本国家、政府和人民面对国内国外重重危机，自上而下转变观念，调整思路，开拓进取，锐意改革，然后就大功告成了。在日本这条光辉道路的映照下，回头一看咱这个老大帝国，那简直就是狂妄自大，愚昧无知，颟顸独断，不思进取……基本上是费了大劲儿还走错了路，如果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活该倒霉。
那怎么办？茅海建是国内知名的历史学家，其撰写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考据精详，足以传世。此书最后一章“历史的诉说”，通过对比中日发展道路的和结局的双重差异，为近代中国找寻出路，并以一个行为艺术结束全书达到高潮，其主旨正如麦克尼尔所说：“由于差距太大，常常不得不首先屈从于外国的入侵和征服，才能逐渐使差距弥合。”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投降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就好像我们同样不能简单地认为那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既然中国人自己都这么说了，我们还能埋怨西方人把公元1500年之后的世界历史解读为文明战胜野蛮，先进战胜落后，民主战胜专制吗？
对于中日来说，两国内部环境迥异（起码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没有海防塞防之争），国际环境的差异那就更大了。如果不把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放入世界历史中加以观察，相信我们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由于中国鸦片战争之殷鉴不远，日本受此恐吓，美国不发一枪一炮即迫使日本开国。日本号称浸淫兰学多年，但在国际法上的无知与满清相比是不遑多让。
1854年3月31日，日美在横滨签署《日美和平友好条约》，这是日本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1857年6月17日，日美在下田签署《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条约》，这个条约，首次允许日美之间进行易货贸易以及按照重量交换两国货币，为日本日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同时美国在日本取得了领事裁判权。
1858年7月29日，日美在美舰“波瓦坦”号上签署《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除了开放更多港口，允许自由贸易，最为关键的是美国利用日本对于国际法的无知，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日本后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缔分别签署内容相似的条约，合称《安政五国条约》。
……
在随后的几十年，日本民族为了摆脱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付出了巨大代价。
这么回头一看，日本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也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了，于是中日两国各自踏上奋发图强以求自存的道路。就日本而言，当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联合亚洲弱小民族自强，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不能否认少数日本进步人士的积极的亚洲主义思想之存在，此点足以为今日之中国借鉴）；二是，加入到西方列强侵略东方的队伍当中，实行堤内损失堤外补的策略（典型如福泽谕吉之脱亚论）。
相较而言，第一条路由于过于伟大光荣正确而导致阻力重重困难极大；第二条路则不然，对于日本来说这是终南捷径，是难以抵挡的诱惑，而且在这条道路的一开始，日本就得到英美的怂恿和纵容。
日本近代两次最为激烈的国力抬升，都处于与盎格鲁结盟的历史阶段。关注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中国当代的战略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好像我们曾经被狗狠狠地咬了一口，但长期纠结于这条狗实在是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以至于忽略了狗主人的责任，那是远远不够的，且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日本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属于大中华圈的边缘地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日本拉出来单列为一个“日本文明”，他怎么不把从美国从欧洲西方文明中拉出来单列一个“美国文明”？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法，是不是政治操弄的痕迹太重而距离学术道德又太远了呢？
梅棹忠夫曾经自嘲性地写道：“日本虽然也有自尊心，然而其反面，某种文化自卑感却时常萦回缠绕，难以摆脱。这种文化自卑感是与现在保留的文化水平的客观评价无关……一种阴影般的潜在意识……认为真正的文化创造于外域某地，而自己本身创造的，总难免有些低劣。”即使梅棹忠夫想重新诠释这种“意识”，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由于浑身上下的二手文化而引发的自卑感，的确是一种弥漫于日本先进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普遍现象。
中国是一个辐射型的人类文明大国，而且中华文明充满活力，不断前进。日本说得上来的国粹，所谓的相扑、茶道包括宗教思想（尤其是开国之前），还有围棋麻将，哪个不是在唐宋时期传到日本的？这里补充一句，少数愚昧无知的人认为，中国周边的国家或地区保留了中华文明的一些停滞不前的片段，就有资格傲视华夏，纯属扯淡。
1871年9月13日，满清与日本签署《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中日两国进入近代性国际关系的开端。
在日本政府派遣伊达宗城来华签约之初，日本国内风传中日两国要缔结攻守同盟云云……西方各国纷纷要求日本政府澄清此事，其中美国对此条约特别敏感。1871年7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写道：“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这个有力的判断，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没有失去它鲜活的价值。1872年2月19日，美国驻日代理公使谢巴德照会副岛种臣质询此事，日本政府诚惶诚恐，复曰“来照所提关于攻守同盟问题，决无此意”。王芸生先生对此评价道：“美国当时对这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因为它本打算扶植日本作为它向中国发展侵略的助手；假使日本与中国结为同盟，远东的局面就大不同了。日本国内最初由此谣传，也可说明在日本曾有人作此想，其实明治政府选择的，却是追随欧美资本主义的侵略道路。”
1871年12月，琉球岛民60多人在海上遇风浪漂到台湾，其中54人被当地土著牡丹社民众所杀。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1873年日本爆发“征韩论”之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日本朝野闹得天翻地覆，争的不是要不要征韩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征韩的问题，也就是征韩的时机问题。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激进派声称要立即征韩，以岩仓具视为代表的自强派则认为应该先搞好国内建设加强军力然后征韩。吵了半天加上国内危机爆发，于是决定先“征台”热身，缓解危机再说。于是1874年日本利用“牡丹社事件”入侵台湾。
美国在日本入侵台湾的过程中，发挥了一贯以来的挑唆使坏的作用。美国具体的措施如出人出船就不说了，简单提一下“李仙得”这个人。此人是法国贵族，移民北美之后在南北战争中立下战功，1866年12月，李仙得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同时兼任台湾领事。后来在日本侵台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语“导日兵攻台湾”），念其劳苦功高，日本天皇赐予其“二等赏牌及金贰千圆”。这还不算完，之后我又在朝鲜发现此人矫健的身影，干了不少龌龊勾当，1899年脑中风死在汉城。
此次日本侵台还有一系列善后事宜，如日本索要赔款（还真给）以及一大堆中国并不熟悉的主权公法概念。之后日本侵占琉球染指朝鲜，处处效仿西方，与中华为敌。李中堂对先前签署的中日友好条规心灰意冷，开始着力筹措海防。中日两国一步步走向甲午海战。
1894年7月16日，新《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签署，这是日本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标志着日本基本摆脱西方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在伦敦主持条约改定的日本驻英大使青木周藏，在7月19日致函外相陆奥宗光时不无得意地写道：“条约已于日昨签订完毕。金伯理勋爵恳切地对我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
1894年7月19日，也就是新约签订后三天，大鸟圭介率兵包围朝宫，劫持李王。7月25日，日本海军突袭丰岛海面，甲午战争开始。此后日本获得了“英国远东看门犬”的光荣称号。
作为对于甲午战争的回应，美国不失时机地夺取菲律宾，从此菲律宾问题成为日美矛盾的焦点所在，菲律宾成为横亘在日本南下途中的一只拦路虎。
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这样写道：“日本现在正对中国干着美国过去对日本干的事。它已学会西方文明，它正在把此西方文明强加于其不易支配的邻国。”无独有偶，甲午战争之后马汉亦撰文声称：“日本加入欧洲文明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相信这两段话一方面让我们对于什么叫做西方文明有非常大的启发和帮助，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认识到谁才是幕后的教唆者。
甲午之后，日本占朝鲜割台湾，已成为势头强劲、冉冉升起的一个小强；但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让日本耿耿于怀，日俄矛盾急剧放大，势成水火。而英国在这个过程中，却着急上火而又无可奈何。
十九世纪英国执行的时“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也就是不参加任何正式固定的联盟，以便保持行动自由。只要欧洲大陆维持均势，根本就不用关心欧洲大陆发生了什么，英国作为殖民大国，只需一心一意关注海外贸易即可。但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欧洲政治地图的变动，欧洲大陆出现了新兴强国，美国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传统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世界政治的主调是英俄争霸。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势头极其凶猛（同时包括中亚地区，并试图获取印度洋入海口），德国已经介入远东事务。英国当时执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在中国倡导门户开放，为此他希望维持中国领土起码形式上的完整。一旦列强分割中国，必然构筑互相隔离的市场，英国在华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
面对帝俄在远东、土耳其和阿富汗咄咄逼人的攻势，英帝国长期奉行的“光荣孤立”已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了。继续“光荣孤立”的唯一后果就是，找不到可靠的盟友而被列强们孤立。英国此时极其希望拉拢盟友为其火中取栗。问题是法国基于法俄联盟（1892年）而不愿意与英国联合，德国也不愿意开罪俄国，甚至希望俄国深陷远东，消耗国力，以减轻德国自身的压力。
在三国干涉还辽过程中，俄德法的联合体现出巨大威力，令英国惊惧。但是英国的做法却很被动，既不愿加入三国，也不对日本施以援手，或许英国认为，当时的日本还不足以承担狙击俄国的重任。随后英国又参与了一场狗屁倒灶、丑陋不堪的布尔战争，几十万大军寸功未立损失惨重，不但在欧洲名誉扫地，更被整个欧洲集体孤立。
当时的中国，正陷入一场严重的民族危机，列强瓜分之势难以阻挡，英国在华利益岌岌可危。1900年，伟大的义和团运动爆发，英国兵力深陷南非，难以奔赴中国战场，于是极力敦促日本出兵相助，并承诺提供军费。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英国对日本士兵表现出来的作战能力深表肯定。此时俄国乘机占领东三省盘踞不去，英国以俄国违反英德协定之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为由，邀请德国干涉俄国。但是德国竟然回复，所谓英德协定对于满洲不起作用。
英国人的玻璃心彻底破碎了。环顾天下，英国也只有跟日本合作了。经过政治权衡以及精密计算，英国开始跟日本展开实质性接触（当然之前苟且已经很久）。英国迫切希望在远东开展战争业务，一方面遏制帝俄南侵，捍卫门户开放；另一方面减轻亚欧大陆其他战线的压力。日本则在朝鲜和东北问题上视俄国为眼中钉肉中刺。利益如此趋同，英日可谓一拍即合。
1902年1月30日，日本驻英国大使林董和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在英国签署了英日同盟条约，为此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的传统。在盟约正文之前言，日英双方要求通过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两国机会均等。同时声明，在满洲和朝鲜受到外国侵略或国内骚乱的威胁时，它们应采取必要手段以保护双方在此两国之利益。它们保证，如果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们的影响阻止其他列强加入战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国家加入反对一缔约国的战争，另一缔约国应给予援助。
如此一来，日本便可以放手发动战争，一旦法国要插手援助俄国，英国就要援助日本。这个盟约对于中国来说真可谓奇耻大辱。不要说中国之完整居然仰赖于列强之维持，仅就中国与朝鲜并列其上就已让满朝文武捶胸顿足。但是国家衰弱至此，徒唤奈何。
英日同盟是日本外交史上最重大的胜利，这意味着日本已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订立攻守同盟，矛头直指俄国；同时也意味着英帝国已决定将远东在很大程度上托付给日本。日本得到伦敦全球金融中心全方面的战争财政支持，那就是帮日本融资（美国也积极帮助日本筹款），同时阻止帝俄得到贷款。至于英国向日本提供武器和转让技术，更不在话下。如此一来，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结局其实都已经在预料之中了。
美国在1899年9月，提出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标榜维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实际上是准备进入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地盘（包括东北地区）分一杯羹。日本心领神会，立即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表示支持，而俄国则拒绝保证美国在东北的工业利益不受侵犯，美国自然而然加入了英日集团。法国虽然是俄国盟友，但是它并不希望俄国在亚洲分兵。德国则怂恿俄国在远东扩张，以减轻自己在东线的压力。
从战后的结局看，日俄战争对欧洲均势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人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俄罗斯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一等强国，这使得德国在东线的压力骤然减轻。从此以后，英国人在北海将面对德国舰队更加严峻的挑战，这是英国全球收缩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立即调整战略，与法俄取得谅解，结盟对抗德国，一战格局就此奠定。
日俄战争之后，俄罗斯退出了满洲和朝鲜（四十年之后它将卷土重来）。1905年1月，罗斯福向日本提出“满洲国际中立化”的方案，试图和列强合霸东北，但是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罗斯福不得不在2月份就放弃了这个方案。之后美国谋求南满铁路的企图又遭破灭。
美国很快发现，日本的做法跟俄国的区别不是很大，甚至没有区别。战后日本迅速从门户开放政策的拥护者变成门户开放政策的挑战者。日本在远东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封闭的殖民系统，完全是门罗主义的做派，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背道而驰。自然而然，日本的最大战争假想敌由俄国逐渐变为美国，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遏制对象由俄罗斯也转为日本。
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年，是日本国力抬升最为迅猛的一个历史时期，至今仍让日本人念念不忘。
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将英日同盟视为太平洋上的最大威胁，必瓦解之而后快。1921年12月13日，美英日法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四国条约》，彻底埋葬了英日同盟。从此日本踏上一条野马脱缰、自我毁灭的道路。日本一路走来，没有选择，一条道走到黑是唯一的结果。
许多人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只要不去挑战美国，奉行守成思维一心一意经营东亚，或许中国的命运乃至整个东方的命运就大不相同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有必要简单阐述一下。
1937年3月3日，美国参众两院在同一天通过了各种的中立法草案；
1937年4月29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第三个中立法案，也就是永久中立法；
1937年5月1日上午，罗斯福总统签字，法案生效。
这个中立发案，当然是要保证美国政治中立而避免战争，但是生意不能不做，所以有一个“现购自运”的原则，只认现金，当事人自己负责运输，以免美国重蹈一战覆辙。这种做法显然对帝国主义者太有利了，而对弱小国家非常不利。举个简单例子，不妨设想当时例如中国这样子的弱势民族，哪来那么多现金以及船队？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入侵中国。此后美日之间的生意是越做越兴旺，居然大大超过三十年代中期的水平。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39年7月美国废止美日通商通航条约，当月美国向日本的出口总额为1255万余美元，9月美对日出口总额为1934万余美元，10月为2336万余美元，11月为2524万余美元，12月为2755万余美元。1939年9月欧洲战场爆发之后，日本原在德国的订单都转移到了美国，导致日本对美国的能源和物资的依赖程度更深。
总之，日本军事物资之大头操之于美国，而美国无法停止对日贸易的理由居然是，害怕日本因此对美发动战争。我们知道，美国在二战中有所谓“先欧后亚”的战略（事实上就是对日绥靖牺牲中国，同时放纵日本扫灭英法东亚的势力范围，当时英国在中国的投资远远高于美国），这个理由如果从简单的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当然是非常充分的（中国人的死活顶多换来一句“Oh！MY GOD！”），但是我们总没有因此而感谢美国的必要吧？
虽然美国对日本侵华持绥靖态度，但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也没有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而且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兵力和警察力量。也就是说，美国在战前就给日本定下了战败才能接受的结果，日本能不打吗？打是死，不打也是死，不打又不甘心，那就打吧。一打当然死。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美之间的实力差距。自从夏威夷争端平息之后，日美矛盾就集中在西太平洋和中国大陆，远离美国本土。日本的战争目的是以战求和划分势力范围，而美国国务院早在1942年下半年就开始讨论天皇制的存废问题。
我们大致晓得，盎格鲁人几百年来统治世界的最重要的本领，在于深谙均势之道。对比英美之间的差异，我有这么一个简单总结：英国只有在均势被打破的时候才把自己押上去，而美国往往在考虑均势之前就把自己押了上去。相对而言，英国注重平衡，而美国更加追求优势。
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在其遗著《和平地理学》（根据其在1942年秋的讲演速记稿整理出版）中写道：“假如中国达到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将无疑是中国。北方的俄国势力将是大陆上对中国地位的唯一平衡。如果西方强国还想在这个地区保存一点势力，就必须为它们的势力建立岛屿基地。从中国确实有限的实力资源看来，这样的基地大概就足以对抗中国将来要想完全统治远东的企图。”
我不知道斯皮克曼是否知道，“早在1942年5月，罗斯福就私下赞同如下主张：战争必须以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协商停战是办不到的。”
1943年1月14日至24日，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公布了这个决定，事实上作为盟友，丘吉尔是强烈反对“无条件投降”的，因为这么做会损害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平衡，但是致力于夺取世界霸权的美国人则认为有这个必要。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日本并非“无条件投降”，天皇制还是最终保留的。当时日本政要明白，投降美国，国体可保；亡于国内革命，国体不保。这或许是日本对于其核心利益的理解。
斯皮克曼或许已经预计到日本战败的后果，问题是为什么要将日本的军事力量“完全消灭”？也就是坚持无条件投降的策略。当然，斯皮克曼无法决定政策的走向，但是作为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地缘政治学者，他还是设想了对中国这个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进行海陆夹击的战略。
美国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杀死了自己的“看门犬”。从此以后，为了维持东亚岌岌可危的均势，美国不得不亲自上阵撕咬，不但负担朝鲜半岛的防务，而且要为台湾的安全承担责任。
近代以来，为了争夺朝鲜，在东北亚已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战争：甲午，日俄，朝鲜战争。相对而言，近代以来还没有因为争夺台湾而爆发的战争（将来或许会有），甚至1895年的主权更迭，也不过是甲午战争的附属产物罢了（1945年的台湾光复同样是二战的副产品）。从根本上来讲，陆权是命运，海权是奢侈品；中国近代以来致力于保种保国，海权之不顾，也是历史的常态。
我们知道，满清入关之前已经控制了朝鲜（以及蒙古），而大明之无所作为——
或为明亡之重要原因。而甲午之后日本控制朝鲜五十年，更给中国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创伤。甚至新中国本身也是在白山黑水得到了真正的力量从而横扫中原。一旦美军推进到鸭绿江，满洲国并非无稽之谈，与此同时蒙疆藏立即丧失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封闭性，而使得新生的共和国无力掌控。
1903年4月28日，海约翰国务卿致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俄国像我们一样清楚地了解，我们将不在满洲作战，理由很简单，即我们不能。”近半个世纪之后，实力空前强大的美国人已经不作此想了，“YES， WE CAN！”成了杜鲁门的战略。美国如果仅仅为了保卫朝鲜，日本当年何尝不是这个理由？
前述青木致陆奥之函，其结尾写道：“总之，英人的意思，让日清两国把力量集中于朝鲜的北段或全部，而自己不费劳力，以防止俄国南侵。”这是典型的出钱不出力的英国玩法。对比甲午战争之后的日俄战争和朝鲜战争这两场性质基本类似的战争，英国成功地将英俄矛盾转化为日俄矛盾，而美国失败地将冷战主要矛盾美苏矛盾转化为中美矛盾；英国人一个没死，美国人却在朝鲜扔掉了三五万条人命，几百亿美元战费，至于几十万仆从国军队则忽略不计。假设日本还在朝鲜，则朝鲜战争不会爆发；即使爆发，日本人很愿意填补人命的空白。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在二战之后的东亚布局，最大的问题就是轻视了中国，从而过度削弱了日本。归根结底，美国并非以大陆均势、自动实现平衡的设想来安排东亚未来，而是希望以英帝国之于印度的形式在中国布局，试图夺取全面优势。
这一战略的直接后果就是为了争取中国，美国不得不将台湾还给中国，并使得朝鲜独立。大家注意，这些在战前已经都是属于日本的领土（现在依然是世界政治的热点地区，甚至是战争的爆发地）。这种安排，使得美国在不久之后就直接参与一场消耗惊人的战争，而且还不得不承担保卫台湾的政治成本和潜在的军事成本。当然，美国因为不想失去中国，而不得不将台湾还给中国，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失去了中国，同时丧失了将台湾保持独立或者交还日本的政治上或者法律上的理由。事实上，把台湾还给中国（即使存在两个政府），除了安置一个已经被美国放弃、并接受美国保护的政府之外，对美国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利益；即使存在利益，也因为代价的高昂而显得不划算。
当然中国成为红色，或许出乎美国的意料。但是由此可见，美国的战略布局给自己留下的回旋空间太小，一开始就深度参与，一旦事态严重，平衡被打破，后续手段就显得薄弱了。
二战之后，美国已经找不到伟大总统了。本来尼克松有希望帮助美国恢复这个传统，但是结局众所周知。基辛格是美国少数继承了十九世纪欧洲政治传统的均势大师，在他的辅佐下，尼克松喊出了著名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但是我们不要理解为这是美国打算从亚洲脱身，而是美国期望亚洲内部自己形成平衡，而降低美国的参与程度，从而缩减美国的干预成本，因为七十年代美国已经气喘吁吁了。
而冷战的直接后果，就是瓦解了中国在亚欧大陆上的“唯一平衡”，而现在美国依靠的，也就是所谓的“岛屿基地”，这能够阻挡中国的崛起吗？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就资源和实力而言，早已不能用“确实有限”来形容。作为一个陆地大国，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有史以来最佳的状态，中国的确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现在美国在东亚最大的问题就是，针对中国缺乏足够的平衡，而大多数周边国家缺乏参与平衡的意愿，老牌帝国主义或许更加希望有一个能够制衡美国的种子选手。拔剑四顾，美国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推上天平。这不是一种好的战略，而是一种反面典型。
鉴于德国统一、苏联分裂、冷战结束等伟大的历史进程尚历历在目，这使得各大国对于冷战遗留的问题的彻底解决持极其复杂的保守心态。德国统一之前，西德有六千二百万人口，东德有一千七百万人口，这与目前朝韩之间的情况是非常类似（当然区别更大）。
朝鲜半岛或许终有一天如同“德国模式”一般完成统一，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谁成为受益者，而谁又成为苏俄？对于美国来说，驻守朝鲜半岛的本身并不是其目的，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日本（不管这种所谓的保护是否符合日本利益）。这就好比十九世纪的英帝国为了保护印度，而不得不在阿富汗与帝俄比试腕力。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一旦周边有事，就会出现一种非常愚蠢而且可笑的论调，大致就是，中国放弃在这些地区的存在或者主动削弱对当地的影响，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
对于日本这种岛国来说，由于其地理环境的简洁，其实没什么伟大的战略，上得了台面的就是师法英国人，但是二战的失败已经证明肢解大陆的设想无法成功，而远方的美国又与日本为敌。同时“鉴于日本与东亚的经济联系，日本，的确不再有利用自己的海洋地理的选择去玩弄假装自己不属于任何地区的那种旧式英国把戏。”中美现在粉饰太平，小泽之流所谓的“等边三角形”对于日本来说只是虚幻的装饰品，玩不出花儿来的。一旦中美冲突加剧，日本势必要做出二选一；与其突如其来，不如提前做好准备，以防届时措手不及。
记得在早些年，我看到过，一位国内军事评论家将美军二战后在西太平洋精心营建的岛链比喻为长城，映象深刻。我非常欣赏这个比喻，但对文中暗示出来的，岛链战略是基于美国二战之后的相对保守的守成思维，内心却不以为然，当时也没有深究，直到我阅读了美国历史学家狄宇宙（Nicola Pi Cosmo）的著作《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y）。
中国辽阔的北方，一直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争夺地带，我们不但可以按照植被或者降雨量区别这两种文明的分布情况，而且还有一种伟大的人类建筑可以分割彼此的活动范围。长期以来，长城被视作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劫掠的消极防守战略的产物。相对而言，游牧文明（包括海洋文明）由于机动性上的优势，而显得在战略上更加充满活力。
我们知道，每个民族都试图把自己描述为善良而且单纯，不懂变通，不通世故，永远是现实主义的受害者。这种做法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不足为奇。狄宇宙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长城不仅仅是防御的工事，而且是进攻的设施。长城在早期反映了华夏民族对北方民族的进攻，而非防守。”对于攻势筑城的战例，文中例举了一些欧洲殖民者的战例，我人补充说明一些中国方面的。
《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1月、2月刊做了一个宁夏专题，其中对宁夏境内的长城做了非常精到的描述：
东周之时秦人尚未强大，只能在固原一线修建长城以保卫农耕文明，战国秦长城基本于400毫米等降雨量线重合；
秦统一天下之后，帝国开始反击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始皇遣大将蒙恬北击匈奴，长城修建到了黄河边上，与200毫米等降雨量线重合，如此一来，固原城外的草原就进入了秦的版图。
秦之后的汉朝，中华民族进入鼎盛时代，汉长城也越过了黄河，修到了贺兰山下。此时华夏移民已经知道利用修渠引黄河水自流灌溉的道理，银川平原从此成为物产丰饶的绿洲。
这段非常形象的介绍，体现出华夏祖先攻势筑城的战略思想，长城并非纯粹的防御性建筑。
人数不占优势的入侵者，一般来说只能采取两个策略，一是如游牧民族，随打随走，不占实地；二是打造坚城，以为扩张手段。我们现在知道，在川藏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形制特殊的建筑物：碉楼。在传统意义上，这又是一种被认为是首先带有防御性质的建筑。但是我认为，在碉楼建设的早期，显然只有数量上并不占优的入侵者，才会不惜代价想方设法修建坚固的据点以保护自己。之后，碉楼才被赋予地位、财富的象征等其他含义。当其拥有足够的规模，其建筑本身就具有的储藏、警戒乃至互相防御的功能更被充分发挥。
在乾隆皇帝攻打大小金川的过程中，碉楼的确成为了完全防御性质的工事建筑。金川碉楼林立，易守难攻。第一次耗银二千万两，第二次耗银七千万两，临阵砍了好些个总督、监军，最后调来当时最好的火炮，外加迂回战略，才将碉楼轰塌，荡平金川。《清实录—藏族史料集》云：“虽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费币不过二千万，成功不过半年。兹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成功亦迟至五年。”可见坚固碉楼在防守方面的巨大威力。但是一开始营建碉楼的土司，恐非单纯防御目的。顺便插一句，当代历史对乾隆朝的赫赫武功持忽视、讥讽甚至否定的态度，我认为这是很不科学的。
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华北平原修建了大量炮楼，对于缺乏攻坚能力的中国抗日军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要知道在欧洲战场，火炮的普及早已经宣告了高出地表的防御工事的终结。这也表明二战东亚大陆战场作战方式的原始落后，只有在西太平洋发生的战争行为能够跟上时代。
打过即时战略游戏（比如帝国时代、星际争霸）的朋友知道，不少初级玩家非常喜欢跑到别人主基地附近修建地堡炮台，你能说这是防御性的战略？
美国的大陆边界距东亚万里之遥，但是却在中国的家门口筑下藩篱（以古代的交通条件作为标准，农耕民族的长城离其核心地带也非常远，但却在游牧民族的家门口）。而更加严重的是，我们知道台湾在不断获取反导武器（如最新一轮军购获取了爱国者III防空导弹系统，同时尚无法断言，台湾不可能获取更加先进的“防御性”的装备），这意味着日本、韩国、琉球、台湾一线，将有一道反导铁幕落下，此举将岛链战略从海权概念的点线防御，升级为空天立体的全方位防御，并使得美国在未来的外空间对抗中获取了先天优势。
所以综上所述，长城尚且如此，二战之后美国精心营建的岛链体系，我认为这并非守成思维的产物，而是一个非常具有进攻性的战略。美国不但据有岛链长城，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如果换成农耕时代，就好比有一个民族，不但会修长城，还拥有最好最多的战马，就真的很难对付；同时，这种前沿战略也并非围而堵之那么简单了，而是要压迫甚至窒息对手。
中国在几千年文明史中，都在不断地修建长城围堵敌人，或许国人就很难觉察到被围堵的危机感。时至今日最会修建大型工程的中国人被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深值玩味，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长城和岛链的差异。长城是纯粹的人工建筑，由天朝戍边的战士守卫（即使是长城，也有监守自盗之人）。岛链上则存在着活生生的人，他们或与被围堵的国家有千年的文明交流（按内藤湖南的说法，“从文化的关系上看，日本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省”），或与其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二战之后岛链国家或地区的确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就目前而言，此种繁荣已不仅仅维系于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