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鄂西会战的预四师老兵刘邦瑞曾经给儿子易强讲过，距离野战医院30公里有一座山叫珠宝山，预四师的一个连曾经在那里打过一仗，面对400多名日军和日军的重机枪、小钢炮，死战不退。当时，刘邦瑞所在的那个连仅有140人，仅有一挺轻机枪，其余的都是汉阳造，很多枪支因为使用时间长，膛线都磨平了。日军攻击很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三八大盖上的刺刀长长的，亮光闪闪。日军的炮弹从头顶上飞过去，落在后面，掀起的气浪把帽子都吹掉了。他们的轻机枪压不住日军的重机枪，重机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刚才还在打枪的战士，突然没有了动静，刘邦瑞一看，战士的脸上都是血。连长挥舞着驳壳枪嘶声叫喊着：“人在阵地在，杀一个够本，打狗日的。”
尽管中国军人非常英勇，然而，寡不敌众，加上武器低劣，日军最后攻上了山头。中国军人的子弹打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刘邦瑞看到日军越来越近，就跳进一个坑沟里，拉过身边的几具死尸，盖在自己身上，盖了好几层。日军来到了坑沟边，用刺刀捅着一具具死尸。刘邦瑞听到几米远的地方，传来了呻吟声，接着是刺刀捅进肉体的声音，呻吟声没有了。
刘邦瑞在坑沟里等了很久，等到外面没有了动静，他才搬开盖在身上的死尸，抹掉脸上的血迹。刘邦瑞站起来，看到漫山遍野的死尸，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山顶上又出现了六个人，手无寸铁，他们和刘邦瑞一样，是这场战斗的幸存者。
140人，现在只剩下了七个人。
天黑后，这七个人捡起空枪，下山寻找大部队。
后来，刘邦瑞所在的部队，又与日军开战。
战斗中，一颗子弹飞过来，刘邦瑞的腿部受伤了，他仍在坚持战斗，趴在地上，看到日军走近了，就射击。
这场战斗，中国军队打赢了，残余的日军逃下山去。
打扫战场的时候，营长看到刘邦瑞腿部负伤，爬不起来，就安排两个士兵，将刘邦瑞背到了野战医院所在的金鱼坪村。刘邦瑞在养伤期间，一直打听前线的情况，后来听说，这个营长牺牲在战场上了。
鄂西会战结束后，刘邦瑞的腿伤还没有好，无法跟着部队开拔，只好在金鱼坪村继续养伤。后来，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就入赘在了这座村庄。
易升泉的二爷名叫易子培，是当地民团的首领。
由于预四师伤亡很大，当地的民团士兵就转入了预四师。
易子培说，预四师是湘军部队，刚刚开来的时候，从师长傅正模到普通士兵，都是湖南人。后来伤亡太大，不断补充，就有了全国各地的人。
湘军强悍，世人皆知。湘西一带，更是民风剽悍。清朝的时候，有一句俗语说“无湘不成军”，过去人认为吃盐长精神，添力气。所以，清政府很长时间里，不给湘西提供食盐。清政府担心湘西人造反。
预四师开拔前夕，傅正模最后一次来到了金鱼坪村，他在埋葬了3000多具尸骨的山下立了一块石碑，村中有文化的人看到碑文，才知道师长的名字叫傅正模。碑文就是傅正模写的，石碑上还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名字。鄂西会战，交战双方是第六战区和日军第11军。日本军队的军和中国军队的军，不是同级编制。日本军队的军可以有多个师团，而一个师团的人数，大约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军。
傅正模在石碑前站立了很久，一直到黄昏，待他转过身来，人们看到他满脸都是泪水。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都忘记了碑文的内容，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不朽殊勋，光照千秋。”
除了这块石碑，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的预四师排长以上的军官，每人都有一块石碑。石碑从山下排列到山顶上，密密麻麻。
这些石碑中，就有那位营长的石碑。此后，每年清明节和春节，刘邦瑞都会来到营长的墓碑前，点燃纸钱，枯坐良久。
解放后，有人要盖房屋，就盯上了这些石碑，也有人把石碑拉到家中垒猪圈，还有人用石碑铺路，现在，山上没有一块石碑了。
而那块上面刻着陈诚名字和傅正模撰写祭文的石碑，因为太过巨大，无法搬走，就被人砸毁了。
改革开放后，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是这些烈士的亲人。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曾经有一个同学，名叫杨印池，先在民团里，后来进了预四师，离开的时候，他是排长。后来，大陆解放，他去了台湾。两岸能够走通后，杨印池来到了金鱼池村，了解抗战烈士们的情况。离开的时候，他哭成了泪人。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姓刘的人，据说是民航三局机关主任（这个单位和称呼不知道是不是确切，为易升泉提供），也来到了这里，鄂西会战的时候，他的两个舅舅都牺牲在这里，都在预四师担任官职。刘主任在这里找了好多天，终于找到了一个舅舅的墓碑，上面的名字是钟有煌；另外一个舅舅的墓碑没有找到。
被遗忘的厂窖惨案
蒋百里，当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名字。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作战的路线，全部在他的掌握和预料之中。而他，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蒋百里先在日本军校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走了日本天皇的佩剑，让同期的日本同学捶胸顿足。后来，蒋百里又留学德国，专门研究德国军事，把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后人称道蒋百里，是因为他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军事观点，他变南北抗战为东西的抗战理论更是令后人赞叹。
当时，日军占领东北，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蒋百里向国防部建议，一定要迫使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后来，中日之间的作战路线，果然如此。
然而，这也是一着险棋。所以，蒋百里又告诫蒋介石，一定要警惕日本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线路，即从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先占领汉中，再攻取四川与湖北。如果日军走这条路线，必亡国矣。
那时候，中国军队最有威力的武器叫作“三十二倍十五榴”，这些来自德国的超级大炮也被部署在黄河西岸的潼关，用来对付东岸的日军。据说，这种超级大炮，射程高达20公里，一颗弹头就重达50公斤。
而潼关，自古都是重要关口。卡住潼关，就能够防止日军进入陕西，继而避免重蹈当年蒙古灭宋的覆辙。
1943年夏天，日军按照蒋百里当初的设想在进攻，沿着长江溯流而上，步步受挫。日军旨在打通宜昌、直逼重庆的计划一再受挫，于是进行疯狂的军事报复。
距离宜昌300多公里外的湖南南县，73军一万余人在转战常德的途中，与日军发生了遭遇战。73军属于湘军序列，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至今，在长沙的岳麓山上，还有73军死难将士纪念碑。然而，此时，在开阔地上，在水田河网间，73军面对强敌，只能且战且走，随同一起撤退的还有两万多名百姓，日军天上飞机，地面军队，洞庭湖面上还有舰艇，行动迅疾，兵力雄厚，将73军和老百姓包围在南县厂窖镇。于是，厂窖惨案开始了。
厂窖惨案，日军三天屠杀三万人，创下“二战”史上单天屠杀的最高纪录。可惜，这笔血债现在已经鲜为人知了。
厂窖镇位于洞庭湖的一个半岛上，长十几公里，宽四五公里，三面临水，只有一条道路与外界相通。73军与百姓被逼入这座半岛，就是面临死地。
日军在飞机轰炸和舰炮轰炸后，陆军开始登上了这座半岛。
郭鹿平是那场惨案的幸存者，至今回忆起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老人还充满悲愤，全身颤抖。郭鹿平家在街上开有一家药店，大屠杀发生前，看到难民成群结队地从门前经过，郭父意识到要发生大事，就把家中的女眷和弟弟送到益阳避难，父子两人看守着药店。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炮弹也在街面上爆炸，父子二人为了安全，就跟随着逃难的人来到了一户姓李的人家。那户李姓人家是个大户，有高大的院墙，他们幻想着高墙深院能够阻挡鬼子的进攻。当时，院子里躲藏了100多人。
这一天是1943年5月9日，老人记忆非常深刻。清晨，日军荷枪实弹，砸开了李家大院的院门，端着刺刀，逼迫他们来到附近学校的操场里，操场里还有很多人。日军将他们每个人的右手绑在一起，然后要求他们都靠墙站着。大家惊慌不安，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郭鹿平还在想着，是不是日军要抓大家去做苦力？突然，站在第一排的一个人大喊了一声：“鬼子杀人了！”郭鹿平循声望去，看到呼喊的是村中一个姓曹的木匠，日军的刺刀捅在了曹木匠的胸脯上，曹木匠没有喊出第二声，就软软地倒下了。
接着，站在郭鹿平面前的日军也动手了，他一刀捅在了郭鹿平的肚子上，刺穿了，郭鹿平仰面倒了下去，愤怒地望着鬼子。后面走来了另一个鬼子，在他的前胸处一连刺了七八刀，每刺一刀，鲜血就溅了出来。郭鹿平昏了过去。
下午，郭鹿平醒过来了，看到日军离开了，操场上躺满了尸体，死尸堆里间或还有哭声，那是和他一样死里逃生的人。郭鹿平想爬起来，浑身的伤口火辣辣地疼痛，他又昏死了过去。
郭鹿平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四周一片静寂，惨白的月光照着横七竖八躺倒的一望无际的死尸，空气中飘散着血腥味。郭鹿平解开手上的绳子，爬向身边的麦田。那时候的麦子已经有半米高了。
郭鹿平在麦田里躲避了两天两夜，饿了，就吃地上的青草和青苗。第三天，他被清理死尸的人发现了。人们看着遍体鳞伤的郭鹿平，感到17岁的他能活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
厂窖惨案三天死难三万同胞，目前未有一人获得日本赔偿，甚至连日本的一声道歉也没有。
这段惨痛的历史，就这样无声于岁月里。
在厂窖惨案中，因为73军面临绝境，被日军疯狂赶杀，余部转战到了常德一带，退出了鄂西会战。
多年后，从日军的揭秘档案中，人们得知，当时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厂窖惨案的目的，就是为了挫败中国将士的斗志。日军想尽快占领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尽快结束中国战场战事，以便让更多的军队开赴太平洋战场。那时候，太平洋战场激战正酣，武器装备更为优越的美军正与日军逐岛争夺。
然而，中国军队依靠着山形地势，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军殊死抗争，至死不降。
鄂西会战中，与第六战区战斗序列对垒的是日军11军司令官横山勇。
横山勇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从时间上来算，应该是蒋百里的师弟，横山勇求学期间，与日军侵略战略的理论家石原莞尔、日军总参谋长饭村穰齐名，当时，他们三人被称为“三羽鸟”。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蒋百里才是日本士官学校里最有名的毕业生，这一点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都达成了共识。
日本是一个岛国，明治维新后，积极扩军备战，要拓宽疆域，首先依靠海军，所以日本的海军要强于陆军。因为日本很早以前就提出“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所以，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精华，而关东军的整体能力又强于海军。
日本对华战争全面打响后，横山勇来到了东北，任日军第1师团师团长。第1师团是日军最早的六个师团之一。这六个师团和以后的近卫师团，统称为日本第一等师团。横山勇能够担任第1师团师团长，可见天皇对他的重视。
全面抗战开始后，横山勇一直在东北养精蓄锐，防备苏联攻击东北。自从诺门坎战役后，日本才意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尽管经过了严酷的肃反，但是苏军的整体实力仍然超过日军，装备和武器更不能同日而语，蜷伏东北的日军只能从攻势转为守势。
就在鄂西会战开始前，横山勇才从东北来到武汉，从第4军司令官的位置，挪到了第11军司令官的位置。原来的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死了，死得极为窝囊。
冢田攻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比横山勇早两届。很多日本人都以居住地的特点为姓氏，想来横山勇家的门口横着一座山，而冢田攻家的门口则建了一座坟墓吧。
冢田攻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冢田攻是攻占南京的直接指挥者，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纲要》，又亲自下令“血洗南京”，还一手策划了遗臭万年的“慰安妇制度”。这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坏透了的老鬼子。
冢田攻是在鄂西会战前的半年时间担任第11军司令官的，此前第11军的司令官是阿南惟几。日军第11军下辖六个师团，各种人员加起来，有23万人，是当时在华中地区最强悍的部队。
鄂西会战开展前夕，冢田攻坐着专机去南京开会。在返回武汉的途中，他的专机遭到藏在深山中的桂系高射炮连的射击，一炮就击中了座机，冢田攻“壮烈殉职”。
就在冢田攻的飞机被击落的同时，日军的任命书也下达到了武汉，冢田攻被任命为大将。所以，冢田攻之死，诞生了一个纪录，他成了被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级别最高的将领。而日军死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则是山本五十六大将，日本海军总司令，他也是坐在专机上被美军炮弹击落的。
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上的倒霉将军，还有好几个：饭冢国五郎、酒井直次、楠木实隆……
饭冢国五郎，他家门口还是有一座坟墓，他死在自己那个亮光闪闪的钢盔上，饭冢国五郎当时戴着优质钢盔舞着战刀让日本记者拍照，被中国哨兵发现后，一枪毙命。可见，日本人名字中带个“冢”字的，都没有好下场，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