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生活中，此人和蔼友善，坦率质朴。他身材矮小，晚年发胖，两眼熠熠生辉，笑声发自内心。生活习惯节制而省俭，诚心实践古人的典型操守，严于律己，受到官兵的衷心爱戴。他喜爱园艺，热心植树。从西安（陕西省会）直到长城以外的嘉峪关，在官道上行走，行程36天，沿途全部绿树成荫，都是他的杰作。这是一座绿色的丰碑，标明了他那支无坚不摧的部队进军的红色路线。在哈密有几位欧洲人见过他，其中一位留下了如下记述：每天下午，他总会在总督署的花园里散步，身后跟随着一大帮文官武将。他点数自己种的西瓜，给随从们讲解他的爱花美在何处。他的首席执行官也在场，随时准备执行他的命令。［10］
有些人强调一个问题：左宗棠在镇压回民运动的过程中几乎消灭了西北的居民。这里尽管没有明说，却暗示了一种推论：左宗棠是个冷酷无情的嗜血之徒。左宗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奉命执行的任务，只能在严酷现实的基础上完成，而不能依靠伤感。一个人的判断力若以伤感为主调，他就无法在处置这类事件时大功告成。这种事情只有性格坚定的人才能搞定。有些在战争史上显名的人物的确可以用冷酷无情来形容，并且可以用到这个单词蕴涵的极度贬义。但绝非所有的战争名人都是如此。左宗棠绝不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人。他对人类的痛苦并非麻木不仁，他所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血腥的一面，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乐趣。恰好相反，他最大的安慰是治愈他的作战必不可免造成的创伤。他采取的措施，根据时间、地点和相关百姓的特点而有所不同。
西方人有关左宗棠的多数评论，给他贴上一些标签，如保守，好勇斗狠，排外，反对进步。这些标签是否对他适合，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他的保守表现在哪里？仅仅因为一件东西被人们使用了多年，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就要说这是一件坏东西，他是不能认同的；或者说另有一件东西，仅仅因为它在其他国家非常流行，就说它是一件好东西，他也不肯认可。
他的好勇斗狠表现在哪里？他坚持一个朴实的信念：与其受人欺压，不如奋起反抗；如果不加反抗，欺压就会永无休止；但是，如果第一次欺压就遭到强烈的反抗，那么哪怕是由武力所强加的屈辱，就不会无止无休了。虽然他肯定是想错了，但他对此坚信不移。
至于“排外”一词，使用过于泛滥。它的涵义似乎是专指东方人。有关外国人与左宗棠交往的所有现存记录一致表明，他们都受到了礼貌周全的接待。说得更精确一些，唯独关于美国人白齐文的遭遇稍有存疑。此人在福建试图去找太平军时似乎被捕了。这是一个特例，何况毕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说他应该比太平军受到更好的待遇。一般而言，外国人与左宗棠相处很好，但原则上他不喜欢外国人对他或他的国家指手画脚。他对来自国外的影响所持的态度，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杰出领袖所持的态度相差不远。
关于他是否反对进步，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对“进步”一词的定义。他是率先提出建立现代中国海军的人物之一；他不倦地呼吁重组和重新装备军队，而且实实在在地重新装备了自己的部队；他把机器引进到西北，致力于在甘肃开发羊毛产业，是他那一代中国人中最伟大的建设者；他还不断地努力提高辖区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年谱》中多处提到左宗棠关注外国报纸，令人推测他会定期收到那些报纸。于是可以假设，他的幕府中有人代他看报。一份报纸谈到德国研发了一种新水雷，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刻写信给总理衙门，告知这种新水雷的消息，催促他们选派一组年轻人前往德国学习如何制造这类武器，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新武器。当他得知普法战争爆发，他写信给总理衙门，提议中国从中斡旋争端。他当然并不认为这对中止那场战争有什么好处，而是为了表明中国知道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并决定打破所谓的国际协同，参与世界事务，而不再置身事外，成为牺牲品。［11］他赞成派使者出国，但他对那些使者代表中国办事的方式并非总是满意。由此完全可以推论，从“进步”一词的广义而言，左宗棠绝不是进步的敌人。
在战争领域里，左宗棠在19世纪的中国同胞中无人可以匹敌，如果要找到一个能和他对等的人，恐怕时间还要往后推回几个世纪。他具有整体战的本能，这种战争不同于在中国占主要地位的游击战。战争艺术的最高表述是什么？就是“尽可能调动一切手段来达到可见的目标”。也许他没有听说过冯·莫尔特克的这个权威论断，但在他于战场上指挥作战的18年里，他的确把尽可能调动一切手段来达到可见的目标发挥到了极致。
我无意于把左宗棠和其他国家的伟大统帅做一个比较。如果要那么做，需要考虑太多的因素，而比较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各人如何看待各种因素的分量。不过，各个时代的伟大统帅都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左宗棠具备在任何严酷的考验下都不会有丝毫动摇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有非常强毅的身体和头脑。他对自己极度自信而非自欺，因为他能恰如其分地评估自己的能力，并且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在把握大局时能把所有的主要因素考虑进去，而且以罕见的速度与准确度掂量出各种因素所占的分量。他能迅速果断地做出决定，如此造成一种印象，使部属对其正确性深信不疑。忠诚是他最重要的品质，影响到他的部属，同时影响到朝廷。他用严格的纪律约束部属，但并不苛刻，赢得了全军官兵的最高信任。他有识人之明。新疆战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他善于挑选人才，让他们和衷共济，并用他的精神加以激励。
他对战争中时间因素的理解，也许存在一些问题。他的进军速度比较随意。但我们要再次记住，在他所有的作战行动中，没有任何一次的作战结果，会因为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差而改变。如果要指责他不懂得战争中时间因素的重要性，那么必须指出他在哪次战役中在整体配合上有所失误，这种批评才是有效的。他非常重视因时制宜的必要性，我们可以推测，在进军的速度和敏捷度成为主要因素的情况下，左宗棠一定会抓住这个主要因素。他具备一种罕见的能力，可以赋予一个团体以凝聚感和一致性，我们不妨称之为团队之魂。何况他具有进攻精神，他在所有作战行动中从来都只有短暂的防御行为。这就是左宗棠的若干特点，这些品质集于一身，并有机会激发出来，造就了一位能干的将军，也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统帅。
左宗棠的名声不仅仅从战场上获得。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国家管理者。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政治艺术的训练，他是这一人类事业领域中的大师。在任何一个国家，同一个人兼有非凡的军事才干和政治才干，的确非常罕见。正因为二者兼具，左宗棠才成为一个真正卓越的人物。他能征服，也能治愈战争造成的创伤。如果战场扩展到中央帝国的边界之外，同时代人中是否有人能够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里同时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功，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其他国家和他同时代的一些杰出人物没有机会证明他们兼具这两个领域内的才干，但另一些有机会一展身手的人却未能在政治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功。
左宗棠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不适合于对军事有所追求的学生。在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圈子里，武职没有尊荣的地位，左宗棠试图进入这个圈子，因为那是管理者的群体。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不会享有很大的荣耀。他的军事训练是在战场上获得的，它起步于一个较晚的人生阶段，通常在这个阶段，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已经结束了他们的事业生涯。一个年近50的男人，先前未曾有过任何类型的军事经历，却在战争中赢得了声望，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这样的事情几乎闻所未闻。然而左宗棠单单凭借其天才的力量，越过了包括年龄在内的所有障碍，赢得了卓越的声望。
尽管左宗棠提拔了许多能人干将，他们本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然而中国的政治趋向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左宗棠去世以后，他们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湖南人在帝国政府中风光了30多年，接着满人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重掌权力，重担责任。左宗棠手下的将领们在他去世以后很少闻达。刘锦棠出任了新疆巡抚，在此位置上待到1889年。然后他返回故里，于1894年去世。张曜当上了山东巡抚，死于1891年。刘典死于1878年，当时在甘肃巡抚任上，那时距左宗棠离开西北还有几年。杨昌浚当上了闽浙总督，后来又任陕甘总督。他于1895年去世。其他将领短期担任了较低的职务，然后逐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巨擘已经逝去。或许他们过于依赖于他的精神和鼓励。
左宗棠是一个具有真正伟大灵魂的男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在国外名声不广，在他自己的国土上也未得到应有的声望。他的同胞只要认真研究他的生平和功绩，就会获得极大的价值。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他的国人在悠久的历史中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他尊敬圣贤，不懈地听从他们的教诲。他把自己的力量和才智毫无保留地用于服务祖国，深信国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左宗棠不愧为其祖国和人民的光荣。
注释：
［1］《清朝野史大观》，卷七，第74页。
［2］注意：左宗棠当时的实际年龄是63岁。
［3］《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33～134页。
［4］《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54～155页。
［5］《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61页。
［6］《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73页。
［7］《年谱》，第7卷，第37页。
［8］《国史本传》，第32～33页。
［9］《中亚问题》，左宗棠评论，第353页。
［10］布兰德与拜克豪斯：《太后治下的中国》，第508～509页。
［11］《年谱》，第5卷，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