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把章惇列入《奸臣传》及对他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这简直是颠倒黑白，竟以“不肯以官爵私所亲”证其“穷凶稔恶”。正如李纲《书章子厚事》所云：“予备员国史，修哲宗正史《选举志》，见实录所载子厚争内降除谏臣事可取，因书之。元佑初，母后垂帘，内出朝臣姓名数人，皆除谏官。子厚于帘前力争，以为不可。
帘中曰：“此皆大臣所荐。”子厚曰：“大臣所荐当以明扬，岂宜密有论列？上新即位，动当遵守祖宗故事，奈何首为乱阶？今虽未有害，异时奸邪大臣，阴引台谏与之结交，恐非社稷之福。”于是皆罢。噫，荐引士大夫，固大臣之职也，然不当密荐。之弊有二：
一则开多歧之门而权去朝廷，二则彰私恩之地而浸成朋党。庶官犹且不可，况台谏乎！观子厚之言，可谓切当于理矣。方子厚当轴，士大夫喜诋诃其失。然自今观之，爱惜名器，坚守法度，诸子虽擢第，仕不过筦库州县，岂不贤哉！”
章惇博学能文，着有《导洛通汴记》一卷（存）、《熙宁新定孝赠式》十五卷、《元符敕令格式》一百三十四卷。朝廷一些大着述如《神宗皇帝徽号册文》、《哲宗哀册文》、《慈圣光献皇后谥号议》之类多出其手笔。其《别张道士序》描写张道士十分形象：“其立如鹤，其步如虎，坐如凝，目如龟，寝如抱叶之蝉。与之语，衮衮可喜；窥其心，盖欲天下无物，我皆能呼吸屈信（伸）而长久也，然其用心固善矣。”然后又以“贵人富家”与“穷夫贱叟”作对比：“方其位高福至，声势轩霍，目有娉婷，耳有丝竹，厨有臭肉，厩有肥马”，这种人是很难知“道”的，“而穷夫贱叟贫困压迫于饥寒风雨，又无坎泉离火以自扞固”，反能掌握长生久视之道。
章惇亦能诗，其《栽桐竹》云：“种竹期龙至，栽桐待凤来。他年跨辽海，经此一徘徊。”魏泰称其有“仙风道骨”。《过（邵阳）石槽铺》以写景胜：“人逢双堠虽云远，路在好山宁厌多。啼鸟竹篁传木杪，瀑泉碎玉激岩阿。”其《游虎丘次韵》云：“阖闾城外小层峦，瘦竹寒松数里间。并岸逢僧知寺近，入门凿石渐登山。
纯钩剑化空池在，幽独诗成白日闲。游客幸无官事束，何须斋舫敛昏还。”“逢僧知寺近”，也颇新颖。
惇长于书法，《杂书九事》云：“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书自负，性喜挥翰。虽在政府，暇时日书数幅。予尝见杂书一卷，凡九事，乃抄之，今因载于此。”九事中有八事皆论书法，兹略举数则以见其博学与独到之见：
东汉、魏、晋皆以八分题宫殿榜，蔡邕作飞白，是八分字耳。……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而不知隶书乃今正书耳。世俗亦往往从而谓之隶书，且相尚学焉，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耶？呜呼！目前浅近之事，略涉古者便自可知，何至昏蒙妄惑，不可指示之如此耶！顾欲与其论书学之本与用笔作字之微妙，旨远而意深者，安可得哉！盖不翅于钟鼓乐、周公之服被猿狙也，事之类此者多矣。
学（书）者须先晓规矩法度，然后加以精勤，自入能品。
能之至极，心悟妙理，心手相应，出乎规矩法度之外，无所适而非妙者，妙之极也。由妙入神，无复踪迹，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晓规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于能；能之不已，至于心悟而自得，乃造于妙；由妙之极，遂至于神。要之，不可无师授与精勤耳。
吾每论学书，当作意使前无古人，凌厉钟、王，直出其上始可。即自立少分，若直尔低头，就其规矩之内，不免为之奴矣。纵复脱洒至妙，犹当在子孙之列耳，不能雁行也，况于抗衡乎！此非苟作大言，乃至妙之理也。禅家有云：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悟此语者，乃能晓吾言矣。夫于师法不传，字学废绝数百年之后，欲兴起之以继古人之迹，非至强神悟不能至也。生卒年不详）为元佑三年进士，官承奉郎、句当京西排岸使。其《为父惇辨冤状》颇长，而《长编》卷三九○原注全文录载，谓：“窃闻言者以谓臣父向在枢庭，帘前悖慢无礼，全失大臣之体。且臣父所论皆缘公事，岂有人臣自非病狂而敢悖慢无礼乎？设或论议之间，过有讦直形于言者，不过如汲黯、朱云而已。以汉武帝尚能容汲黯，成帝尚能容朱云，而陛下之圣，岂不能容哉！”
章援（生卒年不详）字致平，元佑三年进士第一。政和四年知湖州，以惇故除名勒停。苏轼自海南北归，章惇又谪岭南，章援有《与坡公书》，首写苏轼北归：“某伏闻旌旆还自南越，扬舲江海，蹑屐岭峤，执事者良苦。数岁以来，艰险备至，殆昔人之所未尝，非天将降大任者，岂易堪此！穷惟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不审即日尊体动止何似？”次写其父南迁：“近缘老亲，重被罪谴，忧深虑切，忘寝与食。……南海之滨，下潦上雾，毒气薰蒸，执事者亲所经历，于今回想，必当可畏。况以益高之年，齿发尤衰，涉乎此境，岂不惴惴。但念老亲性疏豁，不护短，内省过咎，仰戴于上恩，庶有以自宽，节饮食，亲药物，粗可侥幸岁月。
不然者，借使小有沾滞之情，悴于胸次，忧思郁结，易以伤气，加以瘴疠，则朝夕几殆，何可忍言，况复为淹久计哉！”他估计苏轼即将被朝廷重用，而写作此信的目的显然于在望苏轼为其父“东归田里，保养垂年”说话：“今圣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发不世之恩诏，稍弛罪罟，尚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此微贱之祷，悲伤涕泣，斯须颠沛不能忘也。傥问焉，而执事者以为未然，使某也将何以为怀？诚不若勿卜而徒自然，庶几之为愈也。傥以为可觊也，固愚情所欲闻。然而旬数之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见，可以远迹避嫌，杜谗慝之机，思患而预防之为善也。”末以“君其知之矣，宁须多言”作结，引而不发。
世人多认为苏轼贬官海南，是章惇所致，如曾季狸云：“东坡海外《上梁文》口号曰：“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果真如此，章援就不会写这样一封信，而苏轼的回信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其《与章致平》（卷五五）云：“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他们间的政治主张虽不同，但“交情固无所增损”。并为其介绍岭南风土云：“主上（徽宗）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准备，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以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铁成金，可谓至矣，服之皆生胎发。然卒为痈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
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欲写寄，病困未能。
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若把苏轼同时对林希的态度（详后）与对章惇的态度作一对比，更足以说明苏章交情确实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