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嘉佑二年贡举群星璀璨的原因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是由中古转入近代的开始。宋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唐代，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代文化辉煌灿烂，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科技以及学术文化的其他领域，都硕果累累，群星争耀。政治上，宋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整个世界最完备的文官政治。宋代历朝不仅宰相及政府各部用文臣，而且用文臣掌军，担任各级地方官吏。太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天下，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王朝长达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堪称“三代以下治安所无”。洪迈《容斋随笔》卷五云：“自尧舜及今，天下裂而复合者四：周之末为七战国，秦合之；汉之末分为三国，晋合之；晋之乱分为十余国，争战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后又分为八九国，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传而为胡亥，晋武帝一传而为惠帝，隋文帝一传而为炀帝，皆破亡其社稷。独本朝九传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祸，盖三代以下治安所无也。”天下分久必合，但合者多为短命王朝，独宋王朝南北宋加起来，竟长达十八帝、三百二十年，确实堪称“三代以下治安所无”。这与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文官政治，限制武将、宦官、后族专权等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是分不开的。但这些措施有些也是双刃剑，特别是对武将的过分防范既有利于结束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但又使南北宋实际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最后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古。
宋代在哲学上形成了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而张载、吕大钧、程颢、朱光庭等理学家都是此科进士。汉、唐儒学解经，重名物训诂，宋儒解经重义理性命之说，故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宋初陈抟的《先天图》、《太极图》已开宋代理学的先河，其后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理学三先生”之称。但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理学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对宋、元、明、清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个领域无不打上理学的烙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的史学特别发达。《春秋》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为宋代司马光的史学巨着《资治通鉴》，从先秦至宋前，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宋以前的编年通史。全书体例谨严，结构完备，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晰，文笔流畅，不仅具有史学价值。
而且富于文学色彩。中国史书的又一种写法为纪传体，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相袭，成为中国的正史。欧阳修撰有两部正史，即《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宋代科技也很发达，沈括博学多闻，对天文、地理、典制、律历、音乐、医药等无所不通，所着《梦溪笔谈》被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北宋另一位大科学家是苏颂，他对中国的天文学和医学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宋代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普遍使用，故宋代图书的撰着和流通均大大超越前代。翻开任何一部古籍目录，都不难发现，无论经史子集，一至宋代就陡然增多，宋人着作流传至今者有五千余种。正如《宋史·艺文志序》所说，当时“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宋代文学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的特色，王国维《宋元戏剧史序》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别树一帜，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于唐诗的风貌。从南宋起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存在的唐宋诗之争，说明宋诗取得了可与唐诗抗衡的地位。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文的国度。宋文数量很大，《全宋文》现已出齐，全书共３６０册，８３４５卷；含宋文作者９１７８人，收宋文１７８２９２篇，字数达一亿一千多万字，是《全唐文》的十一倍，是先秦至宋以前文章总和的七倍。宋文诸体渐备，旧有文体有了新的变化，并出现了不少新兴文体，如诗话、词话、笔记、日记、楹联、话本小说、杂剧和南戏等。宋文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宋居其六就是明证。如果说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特色，那么宋文则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的成就。
宋代艺术的各个领域颇富创新精神，书法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蔡襄，一说蔡京）四大家。绘画有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画湖州画派。宋人对音乐也有深入研究。范镇在音律问题上曾同司马光反复争论，仅《与司马温公论乐书》就多达十四篇。徽宗专设大晟乐府，使词从民间和文人词取得国家乐府的正式地位，影响甚大。随着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戏曲艺术也很繁荣。北宋京城开封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在开封城内，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上自皇帝近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喜观看杂剧，一台《目连救母》，连演七十八日，观者如堵。
华夏文化为什么能够造极于两宋之世呢？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很多，中唐以来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庶族地主取代门阀地主而登上政治舞台，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文化的繁荣，都是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而宋主好文也是重要表层原因之一，“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痍；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颇似汉代开国之君刘邦，经历了一个从轻视儒生到重视儒生的过程。他扩展汴京外城，亲自规划，到朱雀门察看，指着“朱雀之门”的匾额问宰相赵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着“之”字安用？”赵普回答道：“语助。”太祖笑道：“之乎者也，助得什么！”吴越王钱俶致书赵普，并送海物十瓶，恰逢太祖幸其第，命启瓶，结果全是黄金。赵普十分惶恐，说：“臣未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太祖笑道：“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南唐词臣徐铉因修职贡入朝，需差伴臣。徐铉以博闻雄辩闻名江左，宰相找不到与之相当的人选，太祖却差一个文盲去作伴臣。徐铉词锋如云，伴臣唯唯诺诺不能答。徐铉高谈数日，因棋无对手，也只好默默无语。这既是太祖的机智，也是他对文士的轻蔑。但有一件事刺激他重视文士。乾德改元，他曾告喻宰臣，年号需择前代所未有者。后平蜀，蜀宫人入宫，其镜竟有“乾德四年铸”字样。太祖出示宰臣，皆不能对，而学士窦仪说：“蜀主曾有此号，鉴必蜀中所得。”太祖感慨道：“作宰相须是读书人。”从此大重儒臣。
宋代诸帝皆好读书、聚书。太祖虽在军中，仍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惜千金购买。太宗更嗜书，他曾多次说：“朕万机之暇，不废观书，见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制裁，全倚于人，则未知措身之所。”又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虽未能尽记其未闻见之事，固已多矣。此书（指《太平御览》）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大凡读书，须性所好。若其不好，读亦不入。”
这些话是他的经验之谈。他读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就是“酌先王成败而行之”，是要自己制裁政事，不愿“全倚于人”；但也是性之所好，“不好，读亦不入”。人们每见大书就畏惧，认为无法读完。《太平御览》一千卷，他日读三卷，“因事有阙，则暇日追补”，并由此得出读万卷书也不难的结论，这对我们很有启发。
太宗以后诸帝也保持了太祖、太宗的传统。
宋代诸帝多能诗文。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太祖只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赳赳武夫。其实，他虽少亲戎事，却性好艺文。
《庚溪诗话》卷上载有他的《咏月》、《初日》诗，都是一般文士难以望尘的。太宗《赐陈抟诗》，表现了他收揽人才的思想：“曾向前朝号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肯随征召，总把三峰乞与君。”真宗有《赐神童蔡伯俙》诗，对蔡寄予厚望：“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看前期。”宋人传说徽宗是南唐后主李煜后身，这自然是迷信，但他们确有很多共同之处，文学艺术上都是天才，政治上却是庸主，是亡国之君，都从君主变成了阶下囚，最后都身死异乡。在宋代诸帝中，就国家文化建设成就而言，以太宗为最；就个人文学艺术成就而言，则当以徽宗为最。
宋代诸帝喜与臣僚唱和，常召词臣赏花、钓鱼、饮酒、赋诗。
《庚溪诗话》卷上载，太宗时，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必制诗赐之，其后累朝遵为故事。《青箱杂记》卷三载，真宗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并列有真宗读经史诗二十三篇。仁宗皇帝也常召诸臣唱和。这类应制诗没有多大意思，粗看似乎文思敏捷，实际上不少都是预制板。《东斋记事》卷一载有一则笑话，赏花钓鱼赋诗，往往有宿构者。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帝命赋《石水石》诗。因出其不意，所咏多荒恶。坐中优人入戏，各执笔，作吟咏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既起，说：“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惹得众人大笑。这是对文臣学士的辛辣讽刺，题出“宿构”之外，应制诗即多“荒恶”。
宋代诸帝都编有所谓《御制集》，动辄数十卷，甚至数百卷。
《宋朝事实类苑》卷四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然不必尽上所作。”但也有一部分确实为诸帝手笔。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载，真宗祀汾阴回，宣示他所撰写的《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并对近臣说：“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真宗此话有所指，为杨亿而发。《归田录》卷一载，杨亿以文章擅天下，忌妒者谗毁他。深夜真宗召见，出文翰数篇，对杨亿说：“卿识朕手迹乎？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杨亿知为人所谗，于是借母生病，不待准假就离开京城，恩礼遂衰。可见，着作权的争论古已有之。堂堂君主与词臣争着作权，未免有些心胸狭隘。但也说明宋代诸帝不愿假手于人，并十分看重自己的着述。
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是宋代文化发达的又一重要原因。宋太祖夺得天下后不久，建隆三年就立下戒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除南宋初年的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被杀外，宋代诸帝基本上是遵守了这一遗训的。宋王朝十分重视广开言路，鼓励士人关心国事，批评时政，提出改革建议。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卷二五）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但宋代毕竟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王朝，文祸之多远远超过唐代。杨亿诸人的《宣曲二十二韵》，讥刺真宗昼幸宫女，引起谗臣告密、真宗下诏，但也仅仅是警告而已，杨亿诸人并未因此而获罪。宋代有三大诗案，即乌台诗案，因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两句牢骚而起；车盖亭诗案，因为吴处厚曲解诬告蔡确《车盖亭》诗而起；南宋江湖诗案，因陈起所编的《江湖集》而起。这三大诗案基本上都是党争的产物，以个人恩怨为诱因，而成为政治斗争中打击异己的工具，但也只是贬谪而已，并没有杀过一个人。
宋代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还表现在儒释道三教并重上。五代战乱频仍，儒学衰落，太祖建国，即命增葺学宇，塑先圣先师像，优待孔子后裔。周世宗鉴于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曾下令废除寺院三万余所，仅保留二千七百余所。太祖建国后，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修废寺，禁毁佛像，派人往成都监雕《大藏经》，这就是着名的《开宝藏》，亦称《蜀藏》。河南府进士李蔼作《灭邪集》反对佛教，太祖以非毁佛教、诳惑百姓的罪名把他流放沙门岛。太宗特设译经院，分为译经、校经、印经三部，由印度僧人天息斋、法天主持，大量释译佛教经典，并亲自为所译佛经作序，还撰写了《莲华回文偈》，其《御制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序》云：“朕机务之暇，留心释典，乃构回文之偈，精求玄妙之源。”他大建佛寺，广席僧尼。真宗撰《崇释论》，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异迹而道同，大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认为“释道二门，有补世教”。宋代以后诸帝，除徽宗崇道抑佛外，其他都是扶持佛教的。宋代诸帝也崇奉道教。太祖征北汉途中，特地召见真定府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赐以茶绢银器。太宗厚待陈抟，认为他“独善其身，不干势利”，令居阙下，增葺其所居云台观，与之赋诗唱和。真宗为伪造天书符瑞，对道教更加尊崇。他令天下普建道观，在京城大修玉清昭应宫。他亲率文武大臣到亳州进谒太清宫，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他把秘阁道书和太清宫道书悉数送往杭州，以苏、越、台州的旧有《道藏》加以校定，编成《新校道藏经》。徽宗崇奉道教更是到了疯狂的程度，下诏访求道教遗书，刻成《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镂版的《道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