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非均衡增长
依照工业化国家经验，工业化的实现过程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应由非农部门提供。但是，在1949年以后在长达近30年的中国，农业在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进行的长期不等价交换、支持工业体系独立和完善的同时，自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却无力被后者有效地加以吸收，以致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大量过剩农村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多造成贫困，使劳动力素质低下，转而又导致过度贫困。这样便大大弱化了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能力。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迫使广大农村陷入了“资本缺乏──过度贫困──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大量二元社会经济现象：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甚至刀耕火种的农业同时并存；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并存；一部分具有工业化、现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员辽阔的以传统方式生产和生活的农村同时并村；少量优秀科学家、学者等民族精英同大量文盲、半文盲人口同时并存。
与上述相应的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现象。长期来，中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制。1949年至1978年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贯彻政府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方针政策，加上中共党内“左”倾指导思想下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轻视发展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路线，造成了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日益畸形发展和膨胀，众多中小城镇则得不到应有发展的局面。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生产性建设、轻非生产性建设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长期来欠账很多。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性转移的严重瓶颈。不仅于此，中国城乡两个经济系统之间行政格局形成的人为壁垒，严重阻碍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自由广泛的流动。加上当局用实施口粮配给制和户籍管理制，中国农业过剩劳动力完全失去了正常进入城市经济系统的自由度，从而在制度上把广大农民摒弃于工业化过程之外。
与上述相应的是中国初步工业化短缺症，即支持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足、能源匮乏、资金短缺、科学技术落后、教育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除了经济发展中的总量短缺原因外，结构性短缺也是过去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是说，从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既存在某些部门的资本存量闲置，同时存在着部门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在初步工业化以后，经济发展缺乏资本存量调整活力，从而大大抑制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顽症不断地以经济周期波动形式表现出来，而更多地表现在一些“瓶颈”部门，它们成了中国生产能力和资源约束的硬约束，常常使处于扩张冲动的经济运行不得已突然减速，甚至停顿下来，从而不可避免出现在高涨状态下跌入低谷的现象。
孤立地看，上述这些历史形成的发展条件，常常被视作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然而，本书的笔者认为，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当它们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配合适当的政策倾斜和发展环境，上述种种“包袱”却意外地逐渐演变成了若干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还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极大差异的国家，中国呈现出了具有替代性、连续性、持久性发展特点的经济局面：
——非均衡蕴涵着效率改进和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以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例，二者之比经常为1：5左右。只要持续存在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生产率就可望获得持续显着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乃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相当大程度上便是来源于农业劳动力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而向非农业部门持续大规模转移过程。
另一个例证是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之间的缺口。据有关方面估计，1978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约有1/4至1/3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由于能源、运输和部分原材料供给短缺而闲置着，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也往往因为这方面缺口而被打断。如果能源（主要是电力）、运输（主要是铁路运输）和部分原材料工业投入有长足增长，那么，它们有可能带动加工工业部门以数倍于这些部门本身进行产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之间长期形成的非均衡增长状态开始得到缓解，通过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以及消除“瓶颈”环节，中国经济效率的改进迈出了举足轻重一步。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结论：
（1）落后部门并存有利于加快技术进步。过去，人们一直用“卫星上天，老牛拉犁”来形容中国技术和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这不能不说是非常贴切的。中国一方面拥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才拥有的原子弹、航天、电子等产品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农村许多地区依然沿用着数千年延续下来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老牛拉犁”便是其中一类。与其它二元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技术档次差距是最大的。然而，就是这种一种技术档次上的巨大差异，蕴涵了推动中国经济技术进步非常有利的条件。技术档次差距大，意味着经济中的落后部分有获得技术迅速进步的可能性。就像前节所说的那样，落后地区可以跳跃性地越过好几个阶段后来居上。
在同一经济中，高档次技术会对使用低档次技术的部分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且，在国内，先进部门向落后部门传递先进技术，与在国际间实现这种传递，其成本显然要低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中军工技术向民用部门的传递，城市企业技术向乡镇企业的传递，以及工业和科技部门帮助农村科技兴农的传递等，都是颇有成效的。中国随着阻碍技术转让的藩篱进一步拆除，由技术传递而推动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2）城乡消费水平差异对某些工业部门成熟期的延长。作为长期推行城乡隔离发展政策的后果之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日趋扩大。农业与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之比，1952年为1：2.4，1978年升到1：2.9。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1983-1985年间曾达到1：2.3，到1989年又回升至1：2.7。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导致了不同的消费结构，如城乡居民在较高档次消费品上的拥有量差距就相当大，由此形成了中国消费需求独有的“断裂”现象，即当城市居民对某些耐用消费品需求高潮过去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农村居民的大批量需求却刚刚开始。这一现象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二次消费高潮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市场需求相对持续期。平心而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上的严重滞后，对工业增长的影响不但不是消极的，而且还是非常有益的：
（1）这种差距避免了对某一档次消费品需求浪潮的集中到来。与其它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在同一区域内的收入差距是偏小的，这种收入偏差很可能在某个时期形成对某类消费品集中而普遍要求而出现较大的供需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城乡消费差就起到了分散消费需求的有利作用。
（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能够有效延长某些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成熟期。中国新兴家电如电视、电冰箱、洗衣机、音响设备等行业，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镇地区形成了长时期排浪式消费。经济学家普遍相信，随着“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将迎来源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第二次需求消费潮。新一代的耐用消费品如轿车工业、住房等也因为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的参与而将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消费期。试想一下，这是一个有着9亿人口的广袤市场啊！
——中国近乎劳动力无限供给所导致的低工资与高技术的结合，形成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持久而独特的竞争优势。从长远看，中国庞大的劳动大军总是成为抑制工资上升的一个强有力因素，劳动力市场越发育，劳动力流动性就越强，这种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是一个绝对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基本走向是追逐高技术产业以及与高技术相联系的高附加价值产业。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是有基础的，随着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在出口结构中份额的不断提高，随着如轿车等高附加值产品大批量生产并陆续出口，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望大露头角。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同时占有优势。这一点是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很难同时具备的。中国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中长期维持较低工资水平，劳动密集产业中又引入新技术，这样，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这两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更具有竞争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工业部门容易在国内形成完整的关联，一般不会出现市场容量小而不足以达到生产规模经济的状况。
六、从边缘走向“中央王国”
所谓“地缘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现象与地缘关系的科学，它的基本内容是：（1）它研究经济量和经济现象的时空、关系、分布状态及其运行机制和运行轨迹。（2）它研究经济现象与地理关系、地缘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规律。（3）它研究地理现象、地缘关系对社会经济的互动作用和影响。（4）它为当代大战略、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为经济开发、设计、规划提供全方位的理论依据。（5）它研究区域、国家、区社和群体经济兴衰、转移的奥秘，寻求产业兴衰变迁的基本轨迹，为世界宏观经济与小区微观经济提供理论根据和思维方式。在地缘经济时代，地缘要素的区位优势，等于倍乘投入。学者宋太庆认为，如果我们将经济的基本元素看成是一种变量，那么，人才、知识、信息、资金、商品、劳务、资源就组成了世界经济波，它们在全球经济场内的运行将遵循如下地缘经济规则：（注解：宋太庆：《中国时代》，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页。）
（1）中介崛起规律。最佳中介区域就是最佳方位。因为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场内，在一定的经济时期内，经济区和贸易区的范围是一定的，随着经济增长与扩张，经济区、贸易区的终结区域就会生成“增长极”，形成新的贸易中枢，进而成为经济中心。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环地中海的国际贸易曾造就威尼斯、热那亚等经济文化中心；20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促成了美国、日本相继崛起；今天，环太平洋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崛起的条件。
（2）边缘递进规律。在特定时期内，经济区、贸易区的中心与边缘是特定的。可是，当几个经济区碰撞、汇合并且开始形成更大经济区的时候，原来处在经济区边缘交叉区域会递进转化为新经济区的中心区域，而原处经济区中心地带的则可能变成新经济区的边缘区域。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中国南方与港澳组成新的华南经济区时，深圳、珠海、惠州就由边缘区域的小渔镇一跃而为新兴的经济中心。再比如，中国沿海在大西洋时代曾处于边缘经济区域，可是随着更大的环太平洋经济区的形成，中国沿海开始逐渐转化为新兴的环球贸易中心区域。
（3）周边协同规律。在地缘政治时代，“远交近攻”，相邻成仇。但在地缘经济时代，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近交远攻”，相邻相亲，同行互补、生存、兴衰、进退、荣辱都一体化了。这种环保的一致性、文化的相似性和经济的共同性，正促进着世界各个地区重新组合。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周边国家正在形成新的和解浪潮，新的经济伙伴关系正在取代过去的政治敌对关系。当今世界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周边（双边、多边）一体化，正是这种周边协同规律的体现。
（4）泛化传播规律。当新的更大的经济中心形成之后，它的经济能流就同时向周边国家传播辐射，原先比较落后的经济边缘地带就会因此获益，迅速地同经济中心区域一道崛起。比如北美洲的墨西哥、西欧的西班牙、东亚的东南亚和中国，就是由于地缘经济的泛化传播规律而成为新的全球投资热点。
总之，20世纪后期至今的地缘经济时代的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天时、环亚洲太平洋经济的地利。在大西洋经济时代，中国处于边缘地带；而今，在新兴的亚洲太平洋经济时代，中国却处于了中枢区域。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中央王国”，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又一次被赋予了崭新的经济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