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文化倾向
现代化引发的社会经济变革迟早会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但对外开放及由此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异质思想、观念、思潮等大大加快了这一变化进程，造成中国当代文化同传统文化的冲突，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社会成员价值观﹑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的深刻嬗变，原有社会联系纽带及控制机制的弱化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推进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跨国公司经济援助﹑技术转让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文化示范，即西方的人权思想、西方的多党制、西方的私有制以及西方的意识形态等。随着中国现实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大力度的开放，出现了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大举“入侵”中国的现象。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就是在吃着美国的肯德鸡、麦当劳汉堡包，穿着美国的阿迪达斯，脚登美国的耐克鞋，然后一边吃美式苞米花，一边看美国大片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美国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示范在信息革命的当下，更是通过价格低廉的信息技术无疆而行，一无阻拦地直接渗透到国人，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一代的思想中。
平心而论，西方文化的辐射是多重的，有西方社会经济转型历史的经验教训，有西方社会现阶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文明，但也泥沙俱下，夹杂着西方精神思想中颓废虚无的糟粕和垃圾。我们试图作进一步的分析：
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西方文化示范，挟一系列准则﹑观念﹑价值取向，挟丰富多样的物质成就，挟一整套管理模式﹑体制，一齐向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袭来。这是一种全面的示范，且不带有外在强制性，它是通过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通过双方国共同认可的交往准则、高新技术手段和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包括网络、电子邮件、影视和报刊杂志等）来实现的。它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是巨大的，或影响到转型目标的确定，或影响到转型策略的制订，或影响到转型过程本身。
西方文化示范一旦生成，便出现不断扩大﹑不断加深、不断加速的“倍乘效应”。可以相信，西方文化示范效应在中国社会将持久存在并还将不断产生新的效应，对中国社会转型进程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人们所信奉的就是这一点。
西方文化示范在中国国民心态层面上往往能获得强烈而又直接的效应。作为一种观念﹑一种行为习惯﹑一种思维方式，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可以通过直接交往﹑视听传播手段轻而易举获得，并在极短时间内出现模仿热潮。又由于上述多方面原因，在西方文化示范不间断地“进攻”之下，社会成员行为选择出现了自中国解放以来最大一次的“异端潮”。例如，“追星潮”、“日流”“韩潮”作为从国外新进的舶来品，近些年在中国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风潮，这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影响是决不可小视的。又例如，西方发达国家高消费的示范效应使刚刚开放眼睛为之一亮的国人纷纷起而仿效，后者的欲望和要求甚至连今天的西方人都望其项背，自叹弗如，完全超越了中国分阶段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更脱离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高消费满足只能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中实施，但高消费欲望和心理却在社会中膨胀释放，当人们无法实现这种欲望时，他们便埋怨，愤懑，吃肉骂娘。这种社会现象如不加以正确疏导和教育，有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情绪。
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和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政治主张上都有很大不同，因而会在社会生活中出现隔阂乃至冲突。这种思想文化对立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我们党政部门内部来。如果这种冲突在党政决策层中发生，而体制本身又不能加以有效克服和协调，会使矛盾波及整个社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西方文化示范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产生政治参与要求，以实现其影响政治进程的愿望。然而，这种愿望与中国政府对民主形式调整﹑发展稳健性要求发生矛盾，从而会使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不民主”的错误意念。如意志表达管道不畅通，或者对这一矛盾引导处置不当，就会加剧群众的不满情绪，成为局势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西方文化示范也会渐渐地从经济生活现代化扩及到政治生活现代化，即社会成员对民主化的诉求。社会成员现代化意识﹑民主观念﹑对部分公职人员腐败现象（例如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裙带关系﹑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等）的不满﹑将演变为要求尽快克服或改变传统政治体制弊端的种种意识。然而，在中国，政体改革的滞后却造成了与上述种种意识的矛盾冲突现象。如果政府不能正确引导社会成员，且对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惩治不力，心慈手软，甚至姑息养奸，就将无法取信于民，党政在人民中间的共公信力将下降，弄得不好，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
总之，社会转型加速期复杂多样的反文化，归纳起来，大体以“主义”和“非主义”这两种面貌出现。下面就对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些反文化做一些分析：
（1）以“非主义”面目出现的反文化。以“非主义”面目出现的反文化，更确切地说，是不直接以“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反文化。在以“非主义”面目出现的反文化中，色情业、毒品业、赌博业等以专业化、职业化、产业化等为传播手段的反文化，是最明显的几种。改革开放的窗子一打开，清新的空气吹进来了，苍蝇蚊子也飞进来了。以“黄、毒、赌”为业的反文化，就是这一类苍蝇蚊子。这种在中国销声匿迹的丑恶现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趁着泥沙俱下的机会，又沉渣泛起，到处泛滥了。
色情业或“黄”，是指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制造、贩卖黄色录像、黄色书刊）为业；毒品业或“毒”，也叫“白”，是指以贩运毒品、出售毒品为业，让人吸毒上瘾；赌博业或“赌”，是指以开赌场或变相开赌场为业。以黄、毒、赌为业的反文化，危害极大。
（2）以“主义”面目出现的反文化。以“主义”面目出现的反文化，对主文化构成最为严重的挑战。它直接把矛头指向主文化中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与前面一类以黄、毒、赌为业的反文化相比，这一类以“主义”面目出现的反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直接，更具有全局性的危害。
所谓“主义”，主要是指形成体系、形成思潮的观点、主张、理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加速期，下列几种以“主义”面目出现的反文化尤其值得注意：以个人主义来代替集体主义的思潮；以传统主义或儒家资本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思潮；以新自由主义来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思潮；以北美中心主义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思潮；用分离主义和世界主义来反对爱国主义的思潮。
（3）以亚文化面目出现的反文化。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也为亚文化的兴起和多样化提供了条件和动力。亚文化的日益多样化，是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显着特点之一，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转型加速期由于种种新职业的出现、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加剧，群体和小群体的数量也急剧增加。
转型时期社会色社会的多样化，同样也为反文化的滋生、泛滥留下了空隙。那种有全局性危害的反文化，主要是那些以“主义”面目出现的反文化。它们反对、否定主文化，是为了取主文化而代之。主文化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这种反文化。
七、社会支持系统的尴尬
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直接要求。伴随着当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行，也由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提出和确定，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都处在剧烈的转型之中。这一转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凸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对其生活有困难的成员的支持力度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转型中还形成了一些新的生活困难者群体。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明显地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
（1）传统家庭支持功能的下降。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和地域间人口迁移率的上升，传统的家庭结构开始解体，核心家庭日益取代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成为现代中国主要家庭类型。与此相一致的是家庭原有的赡养功能和抚育功能趋于弱化。一方面单纯老年家庭增多，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寄托都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城市双职工家庭子女的校外教育和初级社会化过程也出现了问题。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这一问题也推及到广大农村。每年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从而使农村子女（通常都是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和赡养人）远离父母，进一步把支持老人的责任推向社会。
（2）劳动力过剩和隐性失业显性化。中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采取的是一种低工资高就业的模式，虽然在表面上消灭了失业现象，但隐性失业严重，劳动生产率低下。随着劳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量城乡劳动大军过剩，而新增劳动力的迅速增加加剧了劳动力的失业现象。高失业率产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造成了更多的饥饿、贫困和犯罪，给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经济、心理、技术和政治的冲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近十多年来的农村民工潮现象，仅仅是农民中的一部分较为优秀分子不满现状寻找出路的一个开始，他们仅仅是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小部分。然而，随着这些优秀分子“示范效应”的不断扩散，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农民会越来越深刻感悟到自己在社会环境中所处的生存位置。他们追求财富，并付之行动的欲望将日渐强烈。而未来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与中国农民自身状况存在的强大反差，将对国家如何安置这天文数字般的大规模的劳动力提出严峻的挑战。
（3）由于大量农村剩余人口在城市边缘结集，许多社会次生集团由此兴起。而源源不断涌往城市的流民就成为黑社会的组织基础。犯罪浪潮导致社会紧张程度加深。最值得社会警觉的是，这些黑社会组织与地方恶势力的存在竟与“白色世界”的社会正式控制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恶势力的代表竟在黑白两道中都有一定地位。
（4）结构性失业问题。工业化的发展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生产结构的更新升级必然形成劳动力素质更高的要求，因转型中不可避免地将出现大批的结构性失业。
（5）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由于老人平均寿命的延长和人口政策急刹车的后遗症，中国进入人口结构急剧老龄化阶段，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绝对数量之大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推算，到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占到20%，绝对数量将达到2.84亿。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整体赡养系数的升高，对老年人的支持将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6）与越来越庞大的城市职工下岗队伍相比，中国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尚不健全。大批职工被推向社会，其后果将十分严重。这种危机已初现端倪。近两年各地下岗职工上访、上街游行等事件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就是一个信号。
（7）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允许和支持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各自的长处，调动人们创造财富、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国家给予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政策比内地、西部地区宽松得多。地区间的差别越拉越大，已经影响到民族团结和边疆的巩固，最终可能危及国家的稳定。在“部分先富”政策实施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了不同收入的贫困与富裕阶层。尤其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择业和竞争机会不均等情况更造成的不合理的收入悬殊。例如，税收制和税收管理不严，相当一部分应纳税款落入个人腰包；机会不均等，使务农者收入明显低于经商做工的农民；给谁一笔贷款，甚至于给谁一个专业市场中的摊位，就等于让谁致富；价格的双轨制，使部分人得以依靠权力、关系牟取暴利。这种由不正当手段牟利，引起收入过份悬殊、贫富分化加剧的状况，已使社会充满怨言，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总之，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中国在经济起飞、社会变革阶段上，一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政治多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进行，由此导致了社会空前急剧变化和剧烈动荡；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着国际和国内巨大压力和在狭小空间生存和发展的种种危机和挑战。但是，中国现代化战略必须在长期稳定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顺利实现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