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依赖阿尔迪生存的供货商，阿尔迪同样以诚相待。除了对质量稍显“苛刻”外，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和追加协议，而且从不拖欠货款。在阿尔迪购物没人会考虑质量和价格问题，与阿尔迪交易同样不用担心违约。久而久之，公众对阿尔迪的普遍印象自然是诚实公道、可信度高。
据官方数字统计，阿尔迪在全球拥有6800多家分店，其中国内分店达到4000家，其余2800多家分布在欧美和大洋洲的11个国家。2003年阿尔迪实现销售额370亿欧元，利润超过11亿欧元。它的企业价值被权威机构评估为400亿欧元。
诚信是人们的深切呼唤，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更是财富聚集的内核。不论在生活上或是工作上，一个人的信用越好，就越能成功地打开局面，事业就做得越好。
信誉是商人的灵魂
古人经商时常说“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这就是说无论是在为人或是经商上，信用都在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对于富人来说，信誉是无形资产。有了这个无形资产，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有形财产。如果失去了信誉，他们的财富也就很难守住。
在中国历史上，“信”一直被人们看成做人之本、立身之本的，不仅仅是商界。一个有信誉的人，其感召力是巨大的，产生出来的力量可以把不可能变成现实。
信誉带来滚滚财富
做生意讲信誉，就是要讲诚信，为自己赢得赞誉和认同，这也许会造成一些亏损，但以诚待人，以诚经营。终究会得到长久的利益。
提起世界打火机行业，就不能不提到占据全球八成左右生产量的温州。而说到温州打火机行业，少不了要提到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周大虎之所以会受到关注，不是因为他拥有超过3亿多元的身价，而是当年温州打火机假冒伪劣产品横行泛滥的时候，周大虎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保证信誉，诚信经营。
1993年上半年，温州打火机市场进入了一个癫狂的状态。温州从原先的一二百家打火机厂家急速发展到3000家。因为温州打火机的售价只是10元钱，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生产的打火机要300～500元，价格相差实在是太大，所以温州到处是前来收购打火机的外国商人。按照当时夸张的说法，“即使你发给老外的箱子里是石头，老外也不会查看，就会带走。”
在市场火暴得近乎癫狂的情况下，不少厂家抱着“快捞”的想法，生产劣质打火机。但周大虎知道，要在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必须要重信誉，保证产品质量。当时，按照周大虎的质量标准，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个打火机，而生产劣质打火机的厂家可以做到500个。他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遇到了一些现实中的难题。工人是计件工资，在周大虎的工厂里工作的薪水自然就少，所以，除几个骨干外，一百多个工人跑个精光。另一方面，由于他每天生产的量少，对成本的需求量也小，上游的供应商也不愿给周大虎供货。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上半年，周大虎赔进了前两年的利润，还险些破产。
“老实人终究不会吃亏”，这句古话说透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1993年下半年，吃够劣质产品苦头的外国商人开始将目光盯准周大虎。周大虎的订单一下子多起来厂，他的打火机厂一天只有5000多只的生产能力，却能够接到10倍以上的订单。而原先3000家打火机厂家，如同秋风扫落叶，倒闭了九成。
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没有一名推销员，没有一分钱的广告支出，但生产效率却以惊人的数字增长：温州年产打火机5亿个左右，销售额为近40亿元。周大虎的公司年产打火机只有1500万只，价值却在2亿元左右。
周大虎坚持信誉第一为经商原则，坚持保证产品质量，他虽然在短时间内遭受了经济损失，但是却获得了长期的客户，得到了更多的财富。
誉从信中来——戒欺
信誉对商人来说，就像是水对鱼那么重要，那些留传了百年的老字号，许多都有“诚信”的故事。
民间一直有“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之说，它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交相辉映，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在胡庆余堂，有一个胡雪岩亲手写的“戒欺”二字制作的横匾，高悬在店堂大厅醒目的地方。这个“戒欺”的横匾，标示着胡庆余堂的经商原则，并维持着高度的信誉。
关于“戒欺”的店规，有一段闻名遐迩的故事。
有一次，胡庆余堂的紧俏药虎骨追风膏断货了，经理余修初就找到专管药材的邹文昌了解情况。
邹文昌说：“‘虎骨追风膏’的主要原材料是虎骨，而虎骨现在又断货，不如用豹骨做追风膏吧？”
余修初一听，说：“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是想砸了胡庆余堂这块招牌吗？”坚决不肯。
“做生意嘛，要懂得变通，我们用豹骨代替，先满足一下市场，等虎骨一到，马上就换用虎骨。不然别人会把咱们胡庆余堂看扁的。”邹文昌见余修初的思想有一点儿动摇了，于是趁热打铁道：“豹骨的药效也差不到哪里去，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你知我知，别人绝对不知道。”
余修初动摇了，邹文昌趁机生产出了假的虎骨追风膏。胡雪岩知道此事后，认为邹文昌伤害到了胡庆余堂的声誉，非常气愤。
胡雪岩把所有人都叫到大厅，当众辞退了邹文昌，并当场写下了“戒欺”堂训，还在横匾旁边挂了一些条幅：“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
后来，胡雪岩将自己在胡庆余堂的办公室取名为“耕心草堂”，用意十分明显：田要耕，地要耕，心田更要耕。只有常耕心田，邪念、欺骗这些杂草才不会滋生，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商人。
因为“戒欺”的堂训，胡庆余堂的伙计再也不敢有一点点的欺骗行为了。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成为了名闻天下的老字号药店。胡雪岩本人也因此赢得了“江南药王”的美誉。
时至今日，胡雪岩所制定的这些经营规则，仍被胡庆余堂的后继经营者们认真遵守。胡庆余堂“戒欺”的堂训还被现今的国药界誉为药业座右铭。
一诺可以值千金
恪守信用是做人的美德。在商业领域，它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变成创业致富的法宝。中国古代曾有“得黄金千两，不如季布一诺”的典故，信守诺言价值胜过千两黄金。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把诚信作为自己的为人准则，他父亲曾教他：“一个人有两样东西谁也拿不走，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信誉。我只要求你做一个正直的公民。不论你将来是贫或富，也不论你将来职位高低，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是我的好儿子。”柳传志以诚信为先，以真诚为首，这一思想为他带来了财富和地位。
1997年，香港联想集团库存积压过多，造成了1．9亿元港元的亏损。在这危急的时候，联想的领导层首先告诉银行联想亏损的消息，然后再申请贷款。很多朋友劝说：“先把钱借到手，然后再通知银行亏损。你先把亏损状况告诉银行，银行在借钱时会顾虑更多呀。”但是，联想集团宁愿付出天价，也不愿失去银行的信任。他们告之以实情。
联想集团的这种做法，赢得了银行的信任，贷到了款。正是由于联想集团长期的诚信经营，银行才放心地把款贷给他们。如果联想集团没有这种诚信理念，银行还敢贷款吗？
靠诚信创造的财富谁也拿不走，物质没有了，精神还在，而精神又可以创造财富。联想不仅仅是一个例子，不仅仅是一种感动，它更让更多的人思考。
商业信用定成败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曾说过：“信用既是无形的力量，也是无形的财富。”
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信用在商业活动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化市场上的现代交易，必须以有切实保证的信用作为中介。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信用是无形资产，是巨大的物质财富，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父债子还”的承诺
犹太人的重信守约在全世界都是有口皆碑的，各国商人在同犹太人做生意时是最有信心的。在追求信誉这方面，中国古代的优秀商人是不会输给犹太人的。在英国，有一位英国人逢人就赞扬：“想不到中国商人也像犹太人一样讲信用！”
原来这个英国人的爷爷与一个山西商人有生意上的往来，但山西商人不久就破产了，没有办法偿还欠英国人的债务。山西商人临死前，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我们家还欠一位英国老板的钱，我现在是没办法还了，但你要记住，你一定要争取还上；如果你没能力还，一定要叫你的下一代还上。不管多少代，一定要将钱还给人家。”
老爷子过世后，儿子始终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的话。由于数目庞大，而自己又能力有限，在有生之年没能实现父亲的遗愿，于是就又叮嘱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替爷爷将欠英国人的债务偿还了。
孙子同样记住了父亲的话，经过自己的艰苦创业，几十年后，孙子成了一个大商人，于是就主动联系那个英国人的后代。不久之后，英国人的孙子就收到了一张支票和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信上写道：“……当年我爷爷欠了你爷爷的钱，我爷爷还不了，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但是他们临死的时候都嘱咐我，叫我一旦有钱之后，就马上把这笔钱还给你们，这样才能对得起良心……十分抱歉，这笔钱隔了几十年才还上，感谢你爷爷当年对我爷爷的支持……”
此外，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在中国占代十大商帮之中，晋商为什么能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商帮之上，成为商帮之首呢？就是晋商以信誉为根本，始终坚持信誉第一。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敏拉波尼》杂志的出版人琼斯开始创业时，首先向一家银行贷了3000元他并不急需用的钱。他说：“我之所以贷款，是为了树立我守信的形象。其实我根本没有动过这笔钱，当借期一到，我便立即将这3000元钱还给了银行。几次以后，我就得到了这家银行的信任，借给我的数目也渐渐大了起来。最后一次贷款的数额是20000美元，这次我用它去发展我的业务。”
“我计划出版一份商业方面的报纸，但办报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我估计了一下，起码需要25000美元，而我手头上总共才5000美元。于是我再次去找每次借我钱的那个职员。当我把我的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以后，他愿意贷给我20000美元。不过，他要我与银行经理洽淡一下。最后，这位经理同意如数借给我，还说：‘我虽然对琼斯先生不太熟悉，不过我注意到，多少年以来琼斯先生一直向我们贷款，并每次都按时还清。’”就这样，琼斯借助这笔资金走上了成功之道。
在商业活动中讲信用的人，能赢得他人的信任。法派服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星说：“诚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心脏对于人，心脏停止跳动，生命就不存在了。”
在温州商人中有这样的潜规则“借钱不还就没法生存”。温州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两个：银行和民间。在创业初期，亲戚、朋友或者通过介绍的投资者愿意借钱给企业家。做亏了没关系，在一定金额内大家都可以包容；但如果借钱者有一次故意不还，在整个经营圈和生活圈中就将成为被唾弃的对象，再难生存。
在温州，有一批仅凭自己的签名就可以从银行贷款上千万元的“诚信老板”。美特斯·邦威老板周成建，手中就握有一支含金量颇高的金笔，他的第一笔签名贷款由工商银行温州分行发给，额度为2700万元。工商银行方面认为，除了因为这家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外，主要是看重周成建的个人信用魅力。工商银行温州分行在给民营企业的贷款中，这种“签名贷款”已经占到8％。在温州所有的金笔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含金量最高，仅农业银行温州分行给他的授信额度就达2亿元。
大义当前能让利
做事先做人，只有懂得做人之道，才能真正干成大事。经商也如此。一门心思地把眼睛盯在钱上，不顾做人的品格与大义，只会成为守财奴，成不了大富翁。真正的富人是人品和金钱的双重收获者。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晋商能够成为中国古代第一商人，是因为他们在义与利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他们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以卑劣的手段骗取钱财。要求商人“利信义出、先予后取”。
一个山西商人曾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将粮食卖个好价钱。但是，这个商人却说，能让百姓渡过灾荒，才是大利。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救济灾民，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和信任。日后的生意也渐渐兴隆。
不仅在经营中坚持“以义取利，为义让利”，就是在合作伙伴之间，晋商是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特别是生意上有关系的合作伙伴，他们会竭力维持，哪怕明明知道与对方做生意不赚钱，也不会分道扬镳、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了，自己的债务收不回来，他们也就听之任之，只当是交了学费。民国初年，包头双城公财东杨老五欠了复盛公6万两银子，因为无法偿还，杨老五只是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就算了事；还有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1000个大洋，只是还了一把斧头加一个箩筐，就这样两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