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由全民联营变成我们六个人的合伙公司时，我们就做过很多决议，决议说当时我们按照现行的制度变成了私人合伙企业，如果未来的法律政策不允许，或者有出入，我们就把公司再还给公家。我们还把这些决议做成了文件，大家也都认可。因为我管这个事，每次文件都加一条这类的话，就是说如果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就叫不欺暗室，虽然是合伙人，但你做的事将来拿到桌面上要没有问题。所以，从那时开始到公司正常运营，一直到现在，我们在每一次钱的问题上都很费心思。总之，钱的是非要特别在意，千万别光看钱不看是非。
冯仑对于钱的是非问题极其重视，因此也非常谨慎。早在1993年，冯仑就在一件小事上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1993年，当时还在万通的潘石屹打算把公司的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员工，他和冯仑说过这件事，但冯仑没有表态。最后公司的股票还是要发下去。当发到冯仑时，冯仑没有拿，因为他担心自己拿了这笔钱可能会涉嫌侵占或贪污。他不拿没关系，可公司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该怎么办呢？冯仑最后想出个折中的办法，让人把股票凭据交给董事会秘书保管。后来等《公司法》、《所得税法》把这些情况界定清楚了，万通在处理遗留员工等股份的时候，经过股东大会的决定，这些钱才最终发到员工手上。这件事前后经历了十多年，当冯仑拿到股票凭据时，已经是2007年了。
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是”与“非”，的确不太容易判断，因为当时连《公司法》对此的规定都不明确。在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分析这件事，会发现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按照当前的法律规定，钱的是非问题，已经区分得非常清楚了，而冯仑在十几年前就模模糊糊地看到了这一点，其前瞻性让人不得不敬服。在冯仑看来，每一位企业的领导，甚至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应该重视钱的是非问题。
冯仑指出，钱的是非分“刚性的是非”和“软性的是非”两种，刚性的，指法律性、政策性的是非，而软性的指道德的是非。刚性的是非，比较容易理解和遵守；而软性的是非，则不那么容易把握。冯仑在谈到“道德的是非”时说：
道德的是非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怎么用钱，怎么花钱，怎么看待钱，在道德的取舍上往往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一个人在这个空间的位置，决定了他一生怎么把握金钱和自己的关系。
钱的道德是非，是弹性的，它没有要求企业该为希望工程捐多少钱，也没有规定企业家不能随便乱花钱，即使有的企业效益很好，没有为希望工程捐一分钱，也不会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你并没有触犯法律。但在别人眼里，那个企业将会变成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这就是道德的压力。
有很多企业因为处理不好企业经营与做公益慈善事业的关系，也就是没有解决好道德的是非问题，所以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但万通在这方面却处理得非常好。万通对此十分重视，并把它当成企业的一种价值观。公司特地制订了一个公益战略，每年拿出万通经营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来做慈善事业，这就很好地解决了道德的是非问题。
道德的是非问题虽然并不太好把握，但不容易引起尖锐的问题。真正尖锐而棘手的，是如何处理法律边缘上的钱的是非问题。法律边缘上钱的是非问题有很多种，比如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还有一些制度变化带来的“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等问题。在很多时候，企业管理者都要面对这类问题，如果管理者不够清醒、不懂法律，不能妥善地处理法律边缘上钱的是非问题，那么他很可能会因此遇到麻烦，栽了跟头。冯仑对此有过深刻的教训。
陈希同案子出来之后，有一个与案件有牵连的人打算逃跑，他在万通有股份，所以在逃跑前向万通索要30万美元。冯仑核实清楚之后就批给了他这笔钱，并没有问他拿这笔钱去做什么。那个人最后逃到了美国，但不知什么原因又回来了。后来的某一天，冯仑接到了一个让他立刻前去协助调查的电话，冯仑觉得自己和这个案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就委托公司的律师前去。律师去了才知道，原来人家是要追查为什么万通要给那个人汇钱。律师把事情详细地讲了一遍，并表示当时万通并不知道他要逃跑，所以才会给他汇钱。这件事情反复折腾了很长时间，最后总算是摆脱了干系。
这件事给了冯仑一个深刻的教训，让他知道了要谨慎处理法律边缘上钱的是非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
最难处理的全都是这些处在法律边缘上的问题。如果不清醒的话，随时都可能被扯进去。从万通最初开始，我在金钱的是非上就特别在意，就像王石说的，到目前为止，万通的人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在公司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钱被抓起来的。所以钱的事很悬，一不留神就成了陷阱。你光顾仗义了，不问是非，钱一给出去，麻烦就来了。
“钱的是非”问题，不仅体现在公司管理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公司管理者个人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管理者处理个人财富的方式，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到公司。赚钱之后，该如何处理呢？很多管理者都会为这样的问题困惑。为此，冯仑提出了“花钱的艺术”一说。
冯仑把花钱的艺术总结为三点：第一点，是找到花钱与幸福之间的平衡；第二点，是要管理好欲望，解决好花钱与欲望之间的平衡；第三点，是必须在私利与公益之间找到平衡。冯仑认为，如果一个商人不能掌握“花钱的艺术”，他便很难获得大的发展，更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即使他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也难以守住江山，无法建立起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
冯仑“花钱的艺术”的第一点，是找到花钱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冯仑认为，很多人都在不停地追逐着幸福，但到底什么是幸福，他们并不清楚。既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那么他们的追求过程，往往就是盲目的。很多有钱人认为，花钱越多就越能感受到幸福。于是，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奢侈消费，甚至恶性消费，比如修坟，购买游艇、私人飞机等。其实，这种消费并不能给人带来尊重，也不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这种消费方式，反而会使人沦为金钱的奴隶，耗尽仅存的幸福感。如果一个商人，不能够将金钱与幸福统一起来，那么，他对财富的追求必然误入歧途，他的企业自然也就难以平稳、持续、健康地发展。
冯仑认为，花钱多少与幸福感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幸福取决于金钱，那么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一定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了。但遗憾的是，这顶桂冠并不属于美国。
作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在花钱与幸福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冯仑评论盖茨说，盖茨平易近人，几次到中国来，都是下了飞机自己就直接赶往会场，从不要求政府接待。他在中国有企业，有车，也有人，完全可以搞得很夸张，但是他并没有铺张和炫耀。可以看出，比尔·盖茨花钱的方式是朴实的，他并没有把幸福感与夸张的消费方式勾连起来。
冯仑“花钱的艺术”的第二点，是要管理好欲望，掌握好花钱与欲望之间的平衡。冯仑认为，在如今的金钱社会，欲望已经成为了幸福的敌人，金钱的增长速度永远也赶不上欲望的增长速度，这也正是很多烦恼产生的根源。像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毫无休止的欲望之城就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控制欲望的最高境界是花很少的钱就能得到满足感。
冯仑“花钱的艺术”的第三点，是必须在私利与公益之间找到平衡。冯仑认为，钱多了以后必须要面对一个私利和公益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事和大家的事之间的区分。这里所说的“大家”，也包括小团队。你所在的社区，这算一个“大家”；公众、城市，也算“大家”；人类、地球，这都是“大家”。这是企业和企业家赚钱以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冯仑认为做公益慈善事业既能保持生产领域里的效力，又能解决社会当中的不和谐和社会差别造成的矛盾。总的看来，冯仑“花钱的艺术”颇具学术水准。这并不是说，冯仑的观点空阔而脱离实际；恰恰相反，这些观点是冯仑从多年的商业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只是冯仑对其进行了提炼、萃取，并使之抽象化为普遍适用的理论。作为一个“前学者”，冯仑也许是当前中国商界最适合做这种理论总结的人选了。
做最好的决策
如果一个好的董事长不准备做出更好的、优秀的决策，同时不准备承担由此而带来的所有责任，那么他就不具备成为董事会成员的一个基本条件。——摘自冯仑文章《做一个超乎寻常的董事会》
股份制企业的董事会是股东推举出来代表行使股东权益的代表，股东们推举出董事会是希望董事会能够作出一个比别人更好的决策，而这个更好的决策不仅要超过所有股东个体的水平，也应该是超出同行业的更具有前瞻性的好决策。同时，权力和责任是相对的，董事会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一个好的董事长是董事会的代表，但是如果一个好的董事长不能做出更好的、优秀的决策，并且不能承担由此而带来的责任时，那他就不具备成为董事会成员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是冯仑坚持的观点。
冯仑在决策方面追求的一个境界是：作一个要消灭其他决策的决策，这就是做最好的决策，因为他认为越是好的决策越省心，这个组织越简单，赢利越好，事情越少。在《做一个超乎寻常的董事会》一文中，冯仑写道：
布隆伯格（曾任纽约市长）是彭博资讯发展史上一个很成功的CEO，我在不经意间看到他讲的一句话：第一，做出超乎寻常的正确的决策；第二，准备承担责任。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地反映了企业家的责任，也特别准确地反映了董事会的职责。
冯仑始终把董事长的责任放在心上。为了筹备2007年下半年的一次董事会，他事先不断地召开战略务虚会。所谓“战略务虚会”，就是不拘范围，不决定事项，没有主题，就公司的宏观问题，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未来有可能选择的几个方向告诉给董事会成员，然后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做出更正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