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永宜一笑：“赵大姐吩咐，永宜敢不用心？大姐不要和我这么客气，叫永宜就好。”
赵其璧笑着点点头：“其实，今天我来，一为索画，二来主要为了教育募捐，想听听羽杉和永宜的意见，毕竟这么大的题目，单凭我和元芷之力远远不够。”
“羽杉有没有听说过陶行一先生？”左元芷接过话来说道。
骆羽杉笑着点头：“在凌大时看学报曾见到过。陶先生因为早年庸医误人，其姐早殇，所以入广济医学堂，却因为不信教被歧视愤而退学，后在浸理走读，两餐难继生活困苦，故而立志办学，为民立言。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门下研究教育。是不是此人？”
左元芷一笑：“正是。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陶先生主张‘生活即教育’；杜威主张‘学校即社会’，陶先生主张‘社会即学校’；杜威提倡‘在做中学’，陶先生则提倡‘教学做合一’，是导师实用主意的叛逆者，主张中国式的新教育，杜威曾称赞说‘陶是我的学生，但却胜过我千倍……’”
“是啊，陶先生的志愿是‘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所以拒绝一切做官的邀请，舍弃教授优裕的生活，而主张平民教育、农村教育、民主教育。”
赵其璧接话说道：“先生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乡村比城市更严重，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与农民’。最近他在郊外创建乡村师范学校，学生们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实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民族解放民主革命斗争服务之方针。先生脱下长衫，穿上蓝布学生服，和农民学生一起劳动。他的这种理念轰动了教育界，甚至震动了全国，他是第一个教育界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人，也是第一个跑到农村做乡村教师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想募捐一笔钱，支持这种理念，推行他的‘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进一步大规模普及教育。”
“陶先生的这种想法、做法，是中国自古以来第一人，”骆羽杉感慨：“我支持赵大姐和元芷的想法，募捐该怎样开展，请你们做主，我随时听候安排。哦，另外，我自己也捐一笔钱，请元芷收下。”说着，便叫亚玉去取钱。
左元芷笑道：“小杉你还真是急性子，不用这样着急，我走的时候顺手牵羊就好了。”
大家都笑起来，骆羽杉蓦然想到谭少轩曾说过的从日本人那里顺手牵羊拿走的那艘舰艇模型，不由笑意更深。
左元芷看了看大家，忽然笑道：“听说大帅府的大厨做的南方点心味道一流，今天既然来了，亚玉，不拿些来让我和赵大姐尝尝？”
从旁听左元芷的课，左先生在亚玉心里已经不仅是自家小姐的好友，也是自己的师长了，听她这样说，不等骆羽杉吩咐忙笑着道：“好，我马上去拿。”说着已经一溜烟走了出去。
看的骆羽杉和谭永宜直笑，但是左元芷的笑容却慢慢消失了，骆羽杉也知道，她把亚玉哄了出去必然有事，于是没出声，和谭永宜对视一眼，拿起茶壶倒水。
左元芷看了看骆羽杉，轻声问道：“羽杉，你和凯莱熟不熟悉？”
凯莱是大帅府特别顾问、澳大利亚人，就住在大帅府西院，是谭嗣庆的高级幕僚之一，左元芷为什么问起他？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的神秘东方大国，成了洋人们的兴奋点。在骤然兴起的中国热中，新闻记者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来到中国的这些洋人，特别是一些名记者，很多成了政府的洋顾问。
洋顾问是中国自清末以来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西方知之甚少的国内强权人物，还不懂得怎么和洋人斡旋，于是“以洋制洋”成为时尚，从清光绪皇帝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到“洋务运动”李鸿章起用的不少洋专家，甚至北方军政府的一些部长、副部长都曾由洋人担任。
南方军政府自也不例外。谭嗣庆的某些高级参议、军事顾问等有不少洋人，这些洋人全部是政府花巨款雇佣而来。唯独这个凯莱，是毛遂自荐、志愿的。用他的话说：“我不忍心给这个贫穷的国家再增加什么负担。”
当他出任军政府的经济研究所所长时，月薪为两万大洋，被他全部用在了研究所的各项开支上，以至于成为军政府内不少人的笑柄，说他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后来，凯莱成为谭嗣庆的特别顾问，居住在大帅府，月薪为一万大洋，是普通外国公务员的工资，凯莱说，这已经很多了，是他所能接受的上限。所以，尽管军政府内对凯莱不满的大有人在，但几乎没有谁不承认，凯莱是不想从中国人身上牟私利的极少数洋人之一，甚至被日本驻凌州公使佐藤称为日本的“西方第一天敌”。
左元芷提起他是因为什么？
“羽杉你知不知道凯莱的另一个身份是香港《中国邮报》的总经理？”左元芷问道。
哦？骆羽杉摇摇头，谭永宜也示意自己不知道。
左元芷道：“昨天，我听邮报一个朋友说，凯莱示意最近有大新闻，这个新闻可能和北方军政府有关，根据我的了解，日本人已经向北方军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羽杉你有没有听说？”
骆羽杉微微一怔，自己当然听说了，可是，这个消息要不要告诉元芷？
左元芷看了看她，没有追问，却道：“我想约凯莱先生见个面，不知道羽杉方不方便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