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笑
一位比71岁的我还大15岁的老人，步履已经蹒跚，然而尚称稳健。他热情而又固执地要送我下楼，到了楼下又不肯止步，还说有一条你不认识的近路可以直接到达21路汽车站，于是又坚持送我穿过庞大的萍聚村，从一个小店的穿堂弄走出，果然开往南京西站的21路公共汽车站就在眼前。他一直望着我跨上了车，才挥手离去。可是，我虽然上了车，一颗心却仍然和他在一起，好像又护送这位86岁的老人上楼回到他的那简陋而又清贫的家中。
这位老人名叫瞿树滋。
1997年8月24日，省文联主席海笑同志采访瞿树滋、卫域夫妇时特地为二老留影（刊于1997年第11期《当代老同志》）这是《当代老同志》的一位老读者在认真读过每一期上“百老康乐图”的文章后，来信建议我去采访的一位老人。那位读者在给我的信中说：“瞿树滋，新四军东进即参加工作，任金沙区区长，坚持反‘清乡’斗争和解放战争，在最困难的时期一直坚持在原地斗争。当时任县长，在全县有威望。他的房被烧，母亲被杀。解放初任南通专署副专员，因为统购统销，受到不公正对待，审干肃反时为历史问题（内部定为反革命）而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又被审查好多年才解放。后有周一峰、梁灵光的证明才恢复党籍，落实政策，在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
我接到这封信后，又喜又惊。喜的是，瞿树滋同志是我少年时的一个崇拜对象，50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但也一直没有机会去找他，现在竟不意在一个读者的来信中知道了他和我同住在一个城市。
新四军东进北上到我家乡南通县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我家是一个一进三堂的大院，10余户有血缘关系的杨姓聚族而居。新四军的部队、机关也常驻在我们家中，通如海启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动员大会就在我们杨家园门前的打谷场上召开的。至于区政府和县政府，则常常转呀转的就转到我们家中，开始是区长后来是县长的瞿树滋同志身背一支盒子枪，有时长袍有时短褂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还曾亲热地喊我为“小鬼”，摸摸我的头，和我聊上几句：“你长大了做什么？”我的回答当然是：“我长大了参加新四军，抗日打鬼子！”那时，新四军的区长、县长、专员、行署主任，营长、团长、旅长，甚至师长粟裕同志，无一不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可能就是这些人的模范榜样，长期地熏陶和影响了我，不久，我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我在心中一直把瞿树滋同志看作是我的引路人之一。
令我吃惊的是，50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瞿树滋同志的生活道路如此坎坷不平，艰辛曲折。我花了一番工夫，终于打听到瞿树滋同志已从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现在住在汉中门附近的萍聚村。这村名也真有趣，“萍水相逢的人住在一个村里。”于是我一路打听，摸到他的府上。
在我的想象中，86岁的老人，又经过那么多磨难，肯定是病魔缠身，羸弱不堪，甚至是卧床不起的了。然而现实情况竟给我又一个惊喜，瞿老身体健康，精神爽朗，耳不聋，眼不花，连牙齿也大多完好，只不过走路缓慢罢了。如果不是我事先知道他的年龄，肯定会把他当作75岁左右的老人了。尽管他成了老人，我还是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脸上找到了50多年前的影子，一张笑呵呵的脸，一个热情和蔼的人。他的夫人卫域同志，也显得比实际年龄79岁年轻许多。我和她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像早已认识了的，因为我在收集南通地区革命史料中，就知道她曾在南通城从事秘密工作，以教师为职业掩护过领导人马世和同志。她们深入虎穴，获得许多有关日寇行动的重要情报，然后又及时将情报送到解放区。当她们被敌伪发现后，又机智勇敢地从城里撤回到根据地。
我们互相回顾往事，都觉得其乐无穷，瞿老对当年才13岁的“小鬼”现在竟变成年逾古稀的我也十分惊讶，感叹无限。他还记得我姐杨痕军，堂兄杨康、杨勋，堂姑唐萍等一个个参加革命的事，遗憾的是我的堂姑唐萍和堂兄杨勋都已在战争年代牺牲和病逝了。
我知道他的亲弟与慈母都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这使人难过，也使人敬仰。我当然想更多地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原来，在1939年新四军东进北上到江都、泰州地区时，他的一个嫡亲兄弟，便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家乡团结一批进步的学生青年，组织起一支小型的秘密武装，准备策应新四军向通如海启进军。这事被南通县国民党顽固派得知，他们无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经过周密策划后，终于下了毒手，以“土匪”之名将瞿树滋同志的两个亲兄弟抓去活活烧死。不久，新四军在黄桥决战后，挺进到通如海启，派出梁灵光同志任南通县长。瞿树滋同志闻讯高兴异常，他立即投身到这一革命的洪流之中。这位南通中学高中毕业的高材生，在当时以工农为主的新四军中，就算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了，何况他的两个亲兄弟又早用实际行动表示了瞿氏一家对革命的态度（他的一个与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弟弟被追认为烈士）。因此，瞿树滋同志立即被委任为南通县金沙区区长。金沙区地处南通腹地，日本侵略军占领南通城后，又占领了金沙镇，驻有重兵，经常从金沙出发奔袭或扫荡。我县团、区队和民兵游击队则在党的领导下与日寇开展了游击战争。瞿树滋同志是本县本区人，地形、道路熟，上下各阶层人士都熟，他常能化险为夷，走出困境。金沙镇据点的日寇、伪军几次要捉他，而人民群众掩护自己的区长，敌人别想能捉到他。日寇恼羞成怒，竟不顾一切地将瞿树滋同志的老母抓进金沙据点，指责她不该让儿子与皇军作对。瞿母立即严正反驳道：“东洋先生，你们的家在日本，为什么要打到中国来？如果你们的母亲叫你们别来中国，你们能听母亲的话而不来中国么？”说得日寇目瞪口呆，杀又不好，打又不好，只得把她放了，想叫她带信给她儿子快投降日本皇军。可是她老人家一回到家里就带信给儿子，要他坚决地打击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在1943年4月又玩出“清乡”的新花招。在通如海启大约3 6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筑起300华里长的竹篱笆，投入1.5万兵力分兵构筑据点，把我根据地分成许多小块，然后几路出动，严密封锁，反复“梳篦”，挨户搜索，想一举消灭我地方部队和地方干部。敌伪一次在十总店便搜捕群众200余人，先杀害5人，继而又活埋53人。然而人民群众始终没有屈服，仍坚决斗争到底。日伪又放出话来威胁干部、群众，如果再不搞“维持会”，干部、民兵、党员再不“自首”，就要下乡捉人、杀人、烧房子，而且果真首先就将区长瞿树滋家的房子烧了。这反使瞿树滋同志的斗争更坚决了，他和区委书记王余积共同领导和发动了万余群众包围滥港桥的敌伪据点，逼得敌伪仓皇逃跑撤退到金沙。沧南乡乡长刘剑人先后送大儿子、二儿子参加抗日武装，两个儿子英勇牺牲后，他又将三儿子、四儿子送到部队。日伪对他恨之入骨，又将他的老伴、儿媳抓进据点，威逼刘剑人 “自首”。刘剑人大义凛然，说：“要我的头可以，要我自首办不到！”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干部、军民的坚决斗争下，终于粉碎了日寇对金沙区、对南通县、对四分区的“清乡”，最后和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然而不久又爆发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阶级矛盾代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通如海启地区的斗争更艰苦、更复杂了。这时，瞿树滋同志又临危受命，担负南通县县长重任，继续坚持原地斗争。国民党军队大军压境，占领交通线，占领城镇以后，也学日寇的一套，又是扫荡，又是“清乡”，其残暴性比日本鬼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瞿树滋母亲下了毒手，把她抓去威逼利诱，遭到坚决拒绝后，竟无耻地杀害了这位抗日爱国的老妈妈。瞿树滋同志闻讯后，擦干眼泪，又继续坚持斗争，一直到全国解放。因为通过战争烈火的考验，是金是铜、是钢是铁，都已清清楚楚，他不久便被提升为南通地区的副专员。
然而令人百思不解的怪事发生了。一个在战争时期作过坚决斗争经过生死考验并且立功受到重用的干部，在和平时期反倒成为不被信任的人，甚至成了一个罪人。先是统购统销，由于瞿树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反受到了不公平的处分；继而便是肃反审干，他在参加革命前，由于地方出现土匪绑票等案件，一部分有权有钱的上层人物组成自卫队自保，瞿树滋同志家是富农（编者注：实际成分为中农），他当然被吸收进了自卫队，时间也不过几个月罢了。然而就是因这一早已说清交代过的问题，他被认定是反革命阵营的人而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又是批又是斗，直到一举粉碎“四人帮”，才平反了冤假错案。由于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周一峰和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干预、证明、保证，才恢复了瞿树滋同志的党籍，重新分配了工作。他所受精神上的折磨长达20多年之久。在我认识的一些同志中，有的人才只一两年的冤屈，便受不了那样的打击而走上轻生道路；可是瞿树滋同志却顽强地挺过来了，守着自己的人格，安于清贫和寂寞，结果身体健康，精神也不错，这使我又敬佩又惊奇。虽然瞿老只字不谈自己的冤屈，不像一般的人不平则鸣，不过我还是理解他，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枪林弹雨都不怕，难道还怕莫须有的罪名么！果然在握手告别时，他终于吐露了心声：“物极必反啊！”
我相信这样坚强的老人，活100岁是不成问题的，可以预料：21世纪不仅是年轻人的世界，也将是相当多的老人的世界！
（本文原载1997年11期《当代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