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瞿树滋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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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舅舅的音容

徐俊

舅舅不再做教书先生,而去当新四军的区长,很长时间不来家了。一天上午,我跟着父亲去找舅舅,在严灶遇上穿灰色军装的一支队伍向东走。舅舅身材高大,走在中间。我看见他,高声喊:“大舅舅!”他回头向我招招手。父亲靠过去与他并排走,向他报告这几天金沙镇的敌情。我则高一脚低一脚,走几步跑几步跟在队伍旁边。舅舅朝我笑笑说:“四胖子,你步子小,不要追,坐在路边等,你爹说完话,回头一道回家。”我站在高处,望着队伍,望着舅舅向东去。这是我记忆中最久远的新四军舅舅,大概是抗日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回家路上,父亲说:舅舅已升任“主任”,不当区长了。

抗战胜利后,南通县进行土地改革。金中乡召开动员大会,来了几百个群众。在一块大场地上,放一张四方桌,桌子上坐着几个贫农团员,舅舅(时任县长)站在桌子上做报告。我还记得的几句话:“我瞿树滋的头上不长角,”举手摸摸自己头,群众大笑,“我家多余的田地就得分出去,谁的头上不长角,谁家多余的田地都得献出来,分给缺田地的贫下中农。20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我们共产党是跟孙先生学的……”过不多久,我家多余的一亩四分田也要分给别家。父母亲很愉快地沿着划好的线,筑一道田埂分出去,积极支持舅舅的工作。随后,帮助民主政府收管公粮、做军鞋、办军需,比乡村干部还忙。那时节,舅舅在各乡开会做报告,常路过我家,吃过几次饭。我家一年到头都有老白酒,舅舅不喝,同来的同志们喝。我陪他们喝,很开心。

1946年,我在金沙镇孙氏小学读书。10月的一天,国民党反动派从南通来占领金沙,老师和同学都离校走了。我和几个不怕死的小伙伴,从西街往东街转溜,家家户户都关上门。西街头响起枪声,我们站在东洋桥向西张望。忽然有十几个穿便衣、拿驳壳枪的人,健步如飞地从东街跑出来,沿十五总向北去了。望见一位大个子,有些像舅舅,但没看清楚。随后西街又响几声枪声,我们一溜烟地跑回家。

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我家撤退到解放区。小孩子们住在如东姑妈家,我的父母亲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为民主政府藏管运送公粮和皮棉,为江海公司收购土布给部队做军衣,卖掉皮棉买黄金,和反动派下级军官换枪支弹药。这些活动都是在舅舅领导下,与他派来的人进行交接。有一次,父母亲让我背一条藏有“东西”的被子去同和灶找县大队。找到舅舅,他对我说:“你个小伢儿,背条被子走这么远,太吃力,太危险,难为你,歇歇力,吃了饭再回去。”

1947年2月,按照舅舅的指示,我们全家回到东五里庙自己家,联络躲到外地的民主政府乡村干部,要他们回来恢复工作。8月,还乡团杀害了外婆。舅舅托父母亲简单办理丧事。第二天连做棺材带吃“米饭”,安葬了外婆后,父母亲连夜向北撤退,挫败了还乡团引虎下山的阴谋。不久,母亲被金余镇还乡团抓去,她临危不惧,智斗还乡团头子,得胜而归。但是,二哥徐卓被还乡团抓去,舅舅指示内线同志帮助父母亲救出二哥。治好伤后,他找舅舅去参加了解放军。表姐袁世沛早两年已参了军,大哥徐儒和大姐徐璞,表姐冬耘、淑芸、袁世英先后参加解放军。在舅舅引领下,7个子侄相继参加革命军队,在南通地区极为少有。民主政府安排我家隐居在白龙庙东边四甲阚家,直到金沙解放。这期间,舅舅坚持在南通、如东地区与反动派作斗争,经常打仗,打了很多仗,还领导支援淮海战役前线的工作,但我很少见到他。

解放后,舅舅在南通地区专员公署当领导,我父母亲没有接受政府安排参加工作当政府工作人员,而是继续为江海公司收购皮棉和土布,务农兼商。1950年母亲患重病,弃商务农,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1951年我到南通中学读书,父亲卖了几斤薄荷油给我缴学费,送到学校,随后去看望舅舅。他在开会,直到晚上才回家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舅母拿酒给我们喝,舅舅和父亲用小盅,我用大杯。舅舅和父亲的关系非同一般,父亲自始至终支持、拥护、保护舅舅,舅舅则尊重、关心、平等对待父亲。两人在一起时亲密无间,情如兄弟。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谈论农业互助组的组织和换工报酬、薄荷的种植技术及经济收益等。舅舅对我考上南通中学大为赞许,告诫我:“在学校不要说你是瞿树滋的外甥……”我答应了,也做到了。直到1953年的一天,吃晚饭时,我突然肠胃绞痛难忍,吐得死去活来。学校立即送到南通医院,需要家属出面,我才告诉老师和同学,瞿树滋专员是我的舅舅,打电话请他来。舅舅很快来了,穿一身蓝布中山服,一双布鞋,朴素慈祥,一点官气都没有。听取了病情介绍,对医生的措施很尊重,对护理人员和陪视老师、同学表示感谢,言语和谐真诚,大家对他很尊敬。我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晚10点时,不疼不痛还能下床走路,医生没有查清病源,要我留院观察,舅舅同意了。3天后我出院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高度赞扬舅舅的品德,说是见到一位没有官架子的“大官”,只有共产党的“官”才能这样平易近人。

1954年我到南京地质学校读书。1955年的一天,舅舅到学校看望我,告诉我,他住在玄武门省委招待所。星期天去他那里玩,他一人住一间房,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现在组织上审查他的历史,白天写材料,休息时拆洗棉衣。晚饭时,他要了4个菜,有红焖鸡和砂锅肉块,一壶酒,他喝很少。后来我又去过几次,他已把棉衣缝好了。

1957年“反右斗争”初期,大鸣大放阶段,地质学校对我们毕业生作政治鉴定。个别同学讲了错话,做了错事,有些同学要求批斗他。我是班长兼团支部书记,不同意批斗,坚持教育为主,这些同学说我是“温情主义”。我把这些情况讲给舅舅听,他说:“你是‘左派’……”言简意赅,给我坚定的支持。

1961年我从广西地质队回江苏探亲,到南京看望舅舅,他请假陪我们游玩。参观省政协大院的熙园时,他详细讲解园内整体布局的艺术创意,石舫和主体亭栏的建筑结构和风格,雕刻刀工和图案的精美,楹联题字的寓意雅致和艺术流派。他的学识深湛而广博,使我肃然起敬。

第二天,舅舅陪我去雨花台,边走边捡雨花石。他询问广西山水奇异的成因,地质队野外生活和登山技巧。我还表演给他看,轻松愉快的气氛笼罩着我们。到了纪念馆,他看得很仔细,要我记住恽代英、邓中夏等烈士的生平事迹,并说:“地质工作很艰苦,遇到困难时想想烈士就有了力量。”两天的游览,得益匪浅。

20世纪70年代,舅舅安置住在金沙。我回家探亲时常去他那里走动,见他读书看报,会见老朋友、老部下,很多人请他写材料,解决历史问题。表面上休闲,实际上忙忙碌碌。我曾建议为小舅舅(瞿树德)的烈士身份申请确认,他说等政治环境稳定些再办。我知道舅舅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家的事想得少,更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誉解决子女升学和就业问题,而是鼓励子女们自我奋斗。那几年,表妹们相继考上了大学,继而读研攻博,出国深造和创业;表弟边工作边学习,自学成材,事业有成。他们继承了舅舅的奋斗精神,循着他的步伐跨越向前。对此我曾和舅舅谈论过,他极为高兴。

20世纪80年代,我没有探亲假,很少回江苏。1988年,我和王杰英带领孩子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舅舅和舅母。儿子晓晖从武汉(中国地质大学)直接到南京,王杰英和舅母是南通市同乡,很投机。舅舅对我家子承父业很赞赏,见孩子们爱看书,把他的藏书介绍给他们。随后,舅甥两人漫无边际地穷聊,谈创业艰辛和成功后的愉快,谈人生道路坎坷和淡泊名利,谈时政大事和改革开放,谈远去的朋友往事和新人新事,直到李阿姨喊:“老爹,吃饭!徐俊,酒已经倒好了!”舅母说:“这两个人一起有的讲呐。”舅舅问:“什么酒,咯(可)是好酒?”表妹瞿白说:“家里最好的酒,嫌丑我再去买!”我端起酒杯就喝:“好酒,好酒。”瞿白笑着对我说:“你的长相蛮像老爹。”舅母笑着说:“外甥像舅舅嘛,所以他就能喝到老爹的好酒。”舅舅说:“他从小就喝酒,我是尊重他的习惯。”尊重别人,是舅舅的习惯。

1995年我退休后,经常去南京,二老都在家,我们一起闲聊。听我讲地质队勘查金矿的艰难和老百姓私挖乱采的疯狂情景,山西农村退耕还林实情和“三北”防护林带建设及防沙效果;观赏我带去 “宝贝”的奇光异彩和高雅品质;听我讲北京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我刚去过的城市省份的人文地理和经济发展实况。询问金沙镇城建改造后的市容市貌,东五里庙农村新变化,邻居和子侄家住房建造实况。想到哪里说到哪里,问什么讲什么,他们听得认真,问得仔细,愉快时喜形于色,不高兴时无奈叹息。舅舅对我说:“听你讲讲,扩大我们的视野,把报纸上、电视里的新闻细化实化,让我们知道改革开放的具体成果,党的政策给老百姓的实惠,帮助我们理解党中央的决策。”耄耋之人心系党的政策、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我更乐意给他们讲故事。

2004年,地质学校同学南京聚会,我抽空去看望舅舅、舅母。讲了一个下午,他们听兴极浓,第二天下午又去讲。2006年特意从太原去看望二老,住在冬耘表姐家,得知二老健康大不如前。第二天去汉中门,一进舅舅家,二老都能认清我,很高兴。我先陪舅舅闲坐闲聊,他还看报纸,但已不能记住。李阿姨已故去。午饭时,瞿白给我倒好酒,舅舅叫我多喝点。喝完一杯,舅舅叫我自己再倒。饭后,陪舅母和服务员到楼下转溜,她仍能认清邻居和同事。转溜后她睡觉,我又陪舅舅坐一会,然后告别回表姐家。舅舅要送我到楼下,我只让送到门口,不让下楼,要他多保重,互道“再见!”“再见!”就此告别了他。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舅舅。

舅舅和我父母都是我最亲近、最尊敬的亲人。他做教师时,我还穿着开裆裤,无缘师生;但从进中学起,他一直是我的老师,他的言行是我的教科书,他的品德是我的楷模。他一生坎坷而矢志不移,淡泊名利而奋斗不止,严于律己而宽厚待人,清正廉洁而疾恶如仇,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贰的精神,是我取之不尽的宝藏。

舅舅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不能挥去!

借文天祥的诗句寄我哀思: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008年9月于山西太原

(作者为瞿树滋同志的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