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
一
舅舅不再做教书先生，而去当新四军的区长，很长时间不来家了。一天上午，我跟着父亲去找舅舅，在严灶遇上穿灰色军装的一支队伍向东走。舅舅身材高大，走在中间。我看见他，高声喊：“大舅舅！”他回头向我招招手。父亲靠过去与他并排走，向他报告这几天金沙镇的敌情。我则高一脚低一脚，走几步跑几步跟在队伍旁边。舅舅朝我笑笑说：“四胖子，你步子小，不要追，坐在路边等，你爹说完话，回头一道回家。”我站在高处，望着队伍，望着舅舅向东去。这是我记忆中最久远的新四军舅舅，大概是抗日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回家路上，父亲说：舅舅已升任“主任”，不当区长了。
二
抗战胜利后，南通县进行土地改革。金中乡召开动员大会，来了几百个群众。在一块大场地上，放一张四方桌，桌子上坐着几个贫农团员，舅舅（时任县长）站在桌子上做报告。我还记得的几句话：“我瞿树滋的头上不长角，”举手摸摸自己头，群众大笑，“我家多余的田地就得分出去，谁的头上不长角，谁家多余的田地都得献出来，分给缺田地的贫下中农。20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我们共产党是跟孙先生学的……”过不多久，我家多余的一亩四分田也要分给别家。父母亲很愉快地沿着划好的线，筑一道田埂分出去，积极支持舅舅的工作。随后，帮助民主政府收管公粮、做军鞋、办军需，比乡村干部还忙。那时节，舅舅在各乡开会做报告，常路过我家，吃过几次饭。我家一年到头都有老白酒，舅舅不喝，同来的同志们喝。我陪他们喝，很开心。
三
1946年，我在金沙镇孙氏小学读书。10月的一天，国民党反动派从南通来占领金沙，老师和同学都离校走了。我和几个不怕死的小伙伴，从西街往东街转溜，家家户户都关上门。西街头响起枪声，我们站在东洋桥向西张望。忽然有十几个穿便衣、拿驳壳枪的人，健步如飞地从东街跑出来，沿十五总向北去了。望见一位大个子，有些像舅舅，但没看清楚。随后西街又响几声枪声，我们一溜烟地跑回家。
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我家撤退到解放区。小孩子们住在如东姑妈家，我的父母亲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为民主政府藏管运送公粮和皮棉，为江海公司收购土布给部队做军衣，卖掉皮棉买黄金，和反动派下级军官换枪支弹药。这些活动都是在舅舅领导下，与他派来的人进行交接。有一次，父母亲让我背一条藏有“东西”的被子去同和灶找县大队。找到舅舅，他对我说：“你个小伢儿，背条被子走这么远，太吃力，太危险，难为你，歇歇力，吃了饭再回去。”
1947年2月，按照舅舅的指示，我们全家回到东五里庙自己家，联络躲到外地的民主政府乡村干部，要他们回来恢复工作。8月，还乡团杀害了外婆。舅舅托父母亲简单办理丧事。第二天连做棺材带吃“米饭”，安葬了外婆后，父母亲连夜向北撤退，挫败了还乡团引虎下山的阴谋。不久，母亲被金余镇还乡团抓去，她临危不惧，智斗还乡团头子，得胜而归。但是，二哥徐卓被还乡团抓去，舅舅指示内线同志帮助父母亲救出二哥。治好伤后，他找舅舅去参加了解放军。表姐袁世沛早两年已参了军，大哥徐儒和大姐徐璞，表姐冬耘、淑芸、袁世英先后参加解放军。在舅舅引领下，7个子侄相继参加革命军队，在南通地区极为少有。民主政府安排我家隐居在白龙庙东边四甲阚家，直到金沙解放。这期间，舅舅坚持在南通、如东地区与反动派作斗争，经常打仗，打了很多仗，还领导支援淮海战役前线的工作，但我很少见到他。
四
解放后，舅舅在南通地区专员公署当领导，我父母亲没有接受政府安排参加工作当政府工作人员，而是继续为江海公司收购皮棉和土布，务农兼商。1950年母亲患重病，弃商务农，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1951年我到南通中学读书，父亲卖了几斤薄荷油给我缴学费，送到学校，随后去看望舅舅。他在开会，直到晚上才回家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舅母拿酒给我们喝，舅舅和父亲用小盅，我用大杯。舅舅和父亲的关系非同一般，父亲自始至终支持、拥护、保护舅舅，舅舅则尊重、关心、平等对待父亲。两人在一起时亲密无间，情如兄弟。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谈论农业互助组的组织和换工报酬、薄荷的种植技术及经济收益等。舅舅对我考上南通中学大为赞许，告诫我：“在学校不要说你是瞿树滋的外甥……”我答应了，也做到了。直到1953年的一天，吃晚饭时，我突然肠胃绞痛难忍，吐得死去活来。学校立即送到南通医院，需要家属出面，我才告诉老师和同学，瞿树滋专员是我的舅舅，打电话请他来。舅舅很快来了，穿一身蓝布中山服，一双布鞋，朴素慈祥，一点官气都没有。听取了病情介绍，对医生的措施很尊重，对护理人员和陪视老师、同学表示感谢，言语和谐真诚，大家对他很尊敬。我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晚10点时，不疼不痛还能下床走路，医生没有查清病源，要我留院观察，舅舅同意了。3天后我出院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高度赞扬舅舅的品德，说是见到一位没有官架子的“大官”，只有共产党的“官”才能这样平易近人。
五
1954年我到南京地质学校读书。1955年的一天，舅舅到学校看望我，告诉我，他住在玄武门省委招待所。星期天去他那里玩，他一人住一间房，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现在组织上审查他的历史，白天写材料，休息时拆洗棉衣。晚饭时，他要了4个菜，有红焖鸡和砂锅肉块，一壶酒，他喝很少。后来我又去过几次，他已把棉衣缝好了。
1957年“反右斗争”初期，大鸣大放阶段，地质学校对我们毕业生作政治鉴定。个别同学讲了错话，做了错事，有些同学要求批斗他。我是班长兼团支部书记，不同意批斗，坚持教育为主，这些同学说我是“温情主义”。我把这些情况讲给舅舅听，他说：“你是‘左派’……”言简意赅，给我坚定的支持。
六
1961年我从广西地质队回江苏探亲，到南京看望舅舅，他请假陪我们游玩。参观省政协大院的熙园时，他详细讲解园内整体布局的艺术创意，石舫和主体亭栏的建筑结构和风格，雕刻刀工和图案的精美，楹联题字的寓意雅致和艺术流派。他的学识深湛而广博，使我肃然起敬。
第二天，舅舅陪我去雨花台，边走边捡雨花石。他询问广西山水奇异的成因，地质队野外生活和登山技巧。我还表演给他看，轻松愉快的气氛笼罩着我们。到了纪念馆，他看得很仔细，要我记住恽代英、邓中夏等烈士的生平事迹，并说：“地质工作很艰苦，遇到困难时想想烈士就有了力量。”两天的游览，得益匪浅。
20世纪70年代，舅舅安置住在金沙。我回家探亲时常去他那里走动，见他读书看报，会见老朋友、老部下，很多人请他写材料，解决历史问题。表面上休闲，实际上忙忙碌碌。我曾建议为小舅舅（瞿树德）的烈士身份申请确认，他说等政治环境稳定些再办。我知道舅舅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家的事想得少，更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誉解决子女升学和就业问题，而是鼓励子女们自我奋斗。那几年，表妹们相继考上了大学，继而读研攻博，出国深造和创业；表弟边工作边学习，自学成材，事业有成。他们继承了舅舅的奋斗精神，循着他的步伐跨越向前。对此我曾和舅舅谈论过，他极为高兴。
七
20世纪80年代，我没有探亲假，很少回江苏。1988年，我和王杰英带领孩子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舅舅和舅母。儿子晓晖从武汉（中国地质大学）直接到南京，王杰英和舅母是南通市同乡，很投机。舅舅对我家子承父业很赞赏，见孩子们爱看书，把他的藏书介绍给他们。随后，舅甥两人漫无边际地穷聊，谈创业艰辛和成功后的愉快，谈人生道路坎坷和淡泊名利，谈时政大事和改革开放，谈远去的朋友往事和新人新事，直到李阿姨喊：“老爹，吃饭！徐俊，酒已经倒好了！”舅母说：“这两个人一起有的讲呐。”舅舅问：“什么酒，咯（可）是好酒？”表妹瞿白说：“家里最好的酒，嫌丑我再去买！”我端起酒杯就喝：“好酒，好酒。”瞿白笑着对我说：“你的长相蛮像老爹。”舅母笑着说：“外甥像舅舅嘛，所以他就能喝到老爹的好酒。”舅舅说：“他从小就喝酒，我是尊重他的习惯。”尊重别人，是舅舅的习惯。
1995年我退休后，经常去南京，二老都在家，我们一起闲聊。听我讲地质队勘查金矿的艰难和老百姓私挖乱采的疯狂情景，山西农村退耕还林实情和“三北”防护林带建设及防沙效果；观赏我带去 “宝贝”的奇光异彩和高雅品质；听我讲北京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我刚去过的城市省份的人文地理和经济发展实况。询问金沙镇城建改造后的市容市貌，东五里庙农村新变化，邻居和子侄家住房建造实况。想到哪里说到哪里，问什么讲什么，他们听得认真，问得仔细，愉快时喜形于色，不高兴时无奈叹息。舅舅对我说：“听你讲讲，扩大我们的视野，把报纸上、电视里的新闻细化实化，让我们知道改革开放的具体成果，党的政策给老百姓的实惠，帮助我们理解党中央的决策。”耄耋之人心系党的政策、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我更乐意给他们讲故事。
2004年，地质学校同学南京聚会，我抽空去看望舅舅、舅母。讲了一个下午，他们听兴极浓，第二天下午又去讲。2006年特意从太原去看望二老，住在冬耘表姐家，得知二老健康大不如前。第二天去汉中门，一进舅舅家，二老都能认清我，很高兴。我先陪舅舅闲坐闲聊，他还看报纸，但已不能记住。李阿姨已故去。午饭时，瞿白给我倒好酒，舅舅叫我多喝点。喝完一杯，舅舅叫我自己再倒。饭后，陪舅母和服务员到楼下转溜，她仍能认清邻居和同事。转溜后她睡觉，我又陪舅舅坐一会，然后告别回表姐家。舅舅要送我到楼下，我只让送到门口，不让下楼，要他多保重，互道“再见！”“再见！”就此告别了他。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舅舅。
舅舅和我父母都是我最亲近、最尊敬的亲人。他做教师时，我还穿着开裆裤，无缘师生；但从进中学起，他一直是我的老师，他的言行是我的教科书，他的品德是我的楷模。他一生坎坷而矢志不移，淡泊名利而奋斗不止，严于律己而宽厚待人，清正廉洁而疾恶如仇，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贰的精神，是我取之不尽的宝藏。
舅舅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不能挥去！
借文天祥的诗句寄我哀思：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008年9月于山西太原
（作者为瞿树滋同志的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