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应龙瞿冬耘
敬爱的父亲逝世快3年了，在这3年里我们每天瞻仰着父亲的遗像，为他老人家敬供果品，父亲的音容笑貌还在我们的眼前。但这无法跨越的天人之隔，使我们再也不能聆听他的教诲，只有深深地咀嚼着永别的苦痛。我们常回忆他老人家坎坷的一生，他的为人处世，脑海里逐渐形成了10个光辉的大字：勤学，坚韧，真诚，和善，严慈。
勤学
父亲的一生是勤学的一生。他从小就学习认真，孜孜求索，埋头苦读，文理兼优，在校学习时每门功课都是优秀。有次教育外孙说到他年轻读书时“数学都是100分，没有99的。不懂的下课后追着老师去请教，考试从来没有临时抱佛脚的。”冬耘小时候，曾在书橱里看到父亲学生时代的作业本，都是书写得整整齐齐，字迹十分工整，至今印象很深。中学时代他更勤奋，用3年时间学完6年课程，准备考交通大学。但因祖父早逝，家境衰微，父亲未能实现上大学、科学实业救国的梦。
从父亲留下的许多书信、文章和经他编审的文史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他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在他担任教师、校长和以后几十年工作中的讲稿、报告及各种材料，都是自己起草，而且深入浅出，逻辑严谨，实事求是，生动活泼，为听众和读者所赞扬。
我们每次从西藏回来休假，见到父亲在家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看报，精神非常集中，大家都不敢打搅他。家里长期订有《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红旗》、《求是》、《文汇报》、《扬子晚报》、《中国老年报》、《参考消息》、《报刊文摘》、《读者文摘》等报刊。政协送来的文件、学习材料等，他都一一仔细阅读。每次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文件发下来，他都逐字逐句认真研读。由于他阅历深、勤思考，往往能在公报、社论、领导讲话的只字片语中觉察到方针政策的变化。直到他临终前一年，虽然体力、脑力不济，但读书看报仍坚持不懈，常深夜起来阅读。他还习惯于将读过的报刊、书籍分门别类，放得整整齐齐。
我们在西藏时常收到父亲来信，受其教益的同时感到字里行间有股英气。书写刚劲有力，结构准确，行笔流畅。可见他少年时勤学的书法功底。柳公权说心正则笔正，从书法中也可见到父亲的一身正气。
父亲不但勤于学习书本知识，而且更善于在实践中学习。他原是一介书生，但他最光辉的经历却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烽火岁月。1941年，组织上任命他为抗日民主政府金沙区区长。父亲受命于危难之际，面对日寇、伪军、汉奸、特务等非常艰苦复杂的环境，在党的领导下，他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审时度势，集思广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能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化险为夷，取得政治、军事、经济和群众生产等方面的胜利，受到组织上的褒奖。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纪念敬爱的父亲，就是要发扬他一生勤学的精神，才能在工作岗位上作出较大的贡献。
坚韧
父亲一生屡遭不幸与挫折，罹难中更显示他坚韧不拔的精神。
参加革命前，两个弟弟—树德、树藩，为了抗日而遭敌人残杀。他是大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区长传讯。敌人要他具结，承认“树德是共产党，他们都是做土匪”才能收殓安葬。他大义凛然，拒绝签字。为此，两个弟弟的遗体也未正常安葬。他屡受敌人殴打，敌人威胁说要斩草除根。他和我们祖母都热切盼望着共产党、新四军早日东来。他强忍悲愤，对我们姑妈说：“不要哭，挺起胸，要踏着血路向前走。”他在党组织教育下，知道这不是我们一家的仇恨，而是民族大恨。经党组织同意，他发起并组织了金沙堤南三乡联合抗日自卫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时期，他任金沙区区长，家中的房屋财产被敌人烧光；解放战争之初，我们慈祥而干练的老祖母又被敌人残杀。为了革命大业，他一次次强忍悲痛，在党的领导下恪尽职守，以努力工作来表示对亲人的悼念。后来他写道：“回忆母亲苦难的一生，激励我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并教育后代艰苦奋斗。”
参加革命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也遭受了不少挫折。
1948年1月，他县长职务离任，调入华中党校学习。后来，在他担任其他职务时，继续兢兢业业，成绩显著。
建国后， 1958年被开除党籍，至1980年恢复了他1942年以来全部党籍。在这22年中，他虽然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思想上一天也没有离开党。其中经过反右倾、“文革”、下放劳动、安置回南通县等多次变动，但他坚强的意志没有被压垮，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历史真相总会澄清，乌云是暂时的，党和个人的前途是光明的。在这期间，他努力工作，艰苦劳动，坚持学习，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显示了他坚强的党性原则。在江苏省委为他平反后，他补交了22年全部党费。他的欣喜不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而且认为在全国大范围内平反纠错，显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光明伟大。
在我们及后代生活、工作的征途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想想他老人家一生和我们家庭在旧社会遭到的不幸，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当继承发扬父亲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革命事业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
真诚
父亲一生对党、对事业、对同志、对广大群众的一片真诚是有口皆碑的。他饱经旧社会的苦难和历史的沧桑。在“长期摸瞎子里”经过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胜利才能报国恨家仇。他受党组织委派任金沙区区长时，虽然还不是党员，却怀着忠诚于党的赤子之情，迅速打开了局面，显示了他的领导才干，从而备受党组织的信任，时任县长的梁灵光和马一行同志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前，他将家庭和本人情况坦诚地向组织上报告。此后，各种运动，历次审査组织上都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父亲经常对我们说革命工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在他几十年生涯中，不论担任什么工作总是一丝不苟，出色地完成任务。他在任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期间，出版了不少历史资料、文集。他在审校每一篇文章、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认真调查核实，反复修改，力求符合历史真实。南通地区编写地方志和党史资料时，也经常向他了解情况，请他审稿。他非常认真，字斟句酌，必要时还和其他老同志商讨定稿。
凡涉及历史问题，父亲特别认真。不少老同志、老部下在每次运动，特别是“文革”期间及其后，请他为自己或亲属或战友澄清历史问题，父亲总是按照历史真实，认真为他们写证明，使其亲属得以慰藉。而对于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则坚持原则，说明理由，婉言拒绝。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甚至遭到打击诬蔑，“给自己蒙上一头雾水”。 即使如此，他仍实事求是，决不违背历史真实。所以，他所确认的事，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都是组织上能信得过的。
和善
父亲和善朴实，平易近人是众所公认的。凡是与他共事或一同生活过的人无不称赞他的公仆精神。
战争年代，他常常住宿老百姓家。情况紧张时一夜三迁，也都在老百姓家里住，与群众鱼水情深。听姑妈讲：解放前，有次人们听说县长来了，许多老百姓要见见这位县长。在主持人说欢迎县长讲话时，只见从人群中走出一位光头，黑脸，脚上穿草鞋，卷着裤腿儿，身穿有补丁衣裳的人。原来这就是瞿县长。他目光炯炯，乡土话音亲切洪亮，讲形势简明透彻，比喻生动，讲得大家群情振奋，笑声、掌声不断。
调南京工作后，父亲对农村、农民和家乡的亲友依然十分关心。我们长期在边疆部队工作，对农村形势、党的农村政策不太了解，每次休假回宁，他都要给我们讲农村政策，希望我们回农村探亲时向亲友、家人、邻居作宣传。我们返宁后，他总要详细地询问家乡的情况，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情况，老战友的身体、生活情况等。他安置在南通县时，看到水杉苗刚上市，就买了20多棵水杉苗，交给大队主任陈再明，请他送给家乡的文礼小学。后来，这些树都已长大成材了。
1971年，林彪反革命事件发生后，他被安置到南通县。第二年夏天，我们从西藏回来休假，天很热，朋友来了，见他揺了个大芭蕉扇说：“您老这么大年纪了，该买个电风扇来吹吹。”父亲笑着说：“现在电力紧张，有个芭蕉扇揺揺也很好。”后来他对我们说：“现在农民正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时候， 而我们在这里吹电风扇，岂不是像过去的员外、财主，太脱离群众了吗？”当时，他不但生活自理，还要照应小女儿和外孙。他还教我们做菜，如红烧肉要先做糖脎，后加肉块；烧青菜要加些生姜等。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他一同工作过的人，都感到他尊重人、关心人，平等待人，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情。父亲被安置在南通县招待所暂住时，几乎每天都有老战友、老部下和亲戚朋友来看望，也有不少人来请他证明历史问题。父亲对来者不论职务高低，不论贫富都热情接待，需要住宿的安排就近住宿，一切费用都是父亲负担。
当时他给我们信中写道：“来客看到保姆不在，我自己做饭菜，他们都不愿在此吃饭。因此，招待比以前少了。但一个月来，我们还是请了几次客，都是不可缺少的。如张桂林夫妇（从前在我们老家打过工的农民）来，我自己做了4个菜，请他们喝了酒。东北回来的叶步贵，我在食堂买了四菜一汤，请他喝了酒。云南回来的刘文彬，还有袁世超、王余吉来开会，我也请他们喝了酒，吃夜饭，自己做了5个菜。这样既热情接待，又不铺张浪费。看来破‘四旧’，立新风也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内容之一，是今后生活中必须注意的事项之一。”
父亲喜欢剃光头，穿布鞋，着老布衣裳。全国解放后，喜穿中山装，生活极为简朴。他在位时从未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或损公肥私。在离休后，也从未要过公车为自己或亲属办过私事，甚至去医院看病也都是自费打的，并经常教育后代要公私分明，不要占公家便宜。
父亲不以权谋私还表现在他对我们家庭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例如家庭成分问题，以前有人认为是富农、小地主。建国前后，他在南通县、南通地区任职期间从不过问，从未指使下属澄清，而是听从当地政府、农会根据实际情况和政策标准划定。这样他参加革命直至他平反前数十年间一直戴着富农家庭出身的帽子。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当地政府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确定为中农，1979年5月县委才正式发文证实。
又如，我们两位叔父为了抗日，在抗日战争初期给敌人残杀了。当时抗日地方政府曾给小叔叔瞿树德革命烈士待遇。解放后，他在南通任职期间，并未过问此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反而遭到别有用心的人恶意侮蔑为“土匪”。父亲为了使“烈士不再受屈辱”，才去査历史资料重新证实。南通县民政局于1977年11月发文恢复小叔叔革命烈士称号。
“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利及人。” 父亲和善厚道，淳朴友爱，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品德，是我们瞿家门风，是后代继承学习的榜样。
严慈
父亲对子女既严格又慈祥，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抚养教育。孩子幼小时重在抚养，孩子稍大则重在品德教育。他总是以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培养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姿态来教育后代。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逃避敌人追捕迫害，父亲让幼小的淑芸、冬耘在老乡家“打埋伏”。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父亲不顾战争环境的残酷，积极介绍侄、甥多人参加革命队伍。父亲于1947年冬送淑芸、1948年春送冬耘（都是13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在全囯解放之后，农村中的晚辈也逐渐长大，他身居要职，却没有介绍过一个亲属离开农村转入城市或参加工作，总是嘱他们安心农业生产，农村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
1959年和1961年，为了平叛和解放西藏百万农奴，我们夫妻俩相继进藏，父亲都是大力支持。
“文革”期间，几个弟妹正在中学读书。他按照党的政策，鼓励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赴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牧）再教育。儿子瞿方在苏北最穷苦的涟水农村插队。女儿瞿白在大集体的南京雄文造纸厂当工人。女儿瞿涤志愿奔赴内蒙大草原。父亲对冬耘说：“这是她走上革命的第一步，不要拖她的后腿。”后来，父亲安置在南通县时，按政策规定老干部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父亲说：“瞿涤一个人在内蒙，她胃不好，这个名额就留给她了。”
小女儿瞿融随他一同到南通县读书，中学毕业后在当地农村插队，参加艰苦的生产劳动。父亲曾来信说：“瞿融参加了金南公社五大队第七生产队‘四夏’大忙的斗争。割了一天的麦子，打了两天农药。现在正移栽棉花营养缽。劳动是艰苦的，眼睛肿了，腿发胀。我尽可能搞好伙食，让她增加营养。她情绪很好，虽然疲劳点，还是顶住了。现在需要我们大家对她多鼓励，让她学习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学成毕业的孩子们，父亲都是说：“服从组织分配，在哪个岗位上都能作出贡献。”
虽然父亲长期不在党内生活，但他一直要求孩子听党的话，跟党走，争取入党，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也经常写信叮嘱我们教育孩子。如有次来信要我们“给孩子讲革命传统，讲四化建设。帮他们逐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生观、世界观”。晚年，父亲反复嘱咐要教育、帮助孙辈们培养好下一代。
在父亲言传身教之下，我们家人，以及瞿家亲属都是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兢兢业业，敬业尽职，诚恳朴实，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较好的贡献。现在我们同辈的弟妹们也步入中老年了，正在教育后代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努力学习，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奋发图强，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走向复兴，创造辉煌而努力奋斗。这也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安慰。
2010年 4月 22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