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稿）
按语：此稿是瞿树滋同志整理的，我们仅在个别地方作了些技术处理。瞿老关照我们，这是他个人的回忆，有些史料还需核实。现印发给有关老同志，请给予补正，并将意见及时告知我室。
中共南通县委党史办公室1983年7月16日
1931年秋，我开始在故乡金沙东五里庙初级小学（今金中公社二大队）做教师。1940年冬，在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组织金沙堤南三乡（金余、金东、金中）抗日自卫队。1941年7月，任金沙区政府区长。1943年4月，参加了反“清乡”斗争，到1944年4月去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本文是在市、县党史办公室的帮助下，经许多参加当时斗争的同志共同回忆写成的。
一
金沙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南通县（共辖13个区）的第七个区。区公所设在金沙镇的北山（原为碧霞宫道观），辖24个乡镇。虽盛产粮棉，但地租剥削苛重。一般粮租是主七佃三，银租头年秋季预缴租，后下种，灾歉失收，租金不减，有的还有押租。多数农民饥寒交迫，每年春荒都有全家老幼因断粮而吞食观音土惨死的。农忙一过，大批青壮年农民结伴去上海出卖劳力。在码头上做苦力、抬杠或拉黄包车，挣些钱回家，养活老小。多数妇女，以纺土纱、织土布为副业，维持生计。往往通宵达旦，要等起早卖了纱布，买些粮回家做早饭。她们用大生厂的机纱做经，土纱（或机纱）做纬，织成土大布或狭幅土小布（尺一五），远销东北三省（称关庄大布）和南洋、苏北里下河一带。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关庄大布销路断绝，这一带农民的主要副业生产受到沉重打击，生活更困难。
这里文化教育比较发达。金沙镇设有初中和两所规模较大的完小、两所初小。农村集镇如袁灶港、侯油榨、镇场、同乐等地均有完小，三姓街附近还有张氏私立完小和初中。每个乡有初级小学1～3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农民和不少小学教师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故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留下了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沪宁等地工人、学生、教师逃难回乡，倾诉日军到处放火、劫掠、强奸、屠杀的暴行，激发了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当时只能从进步报刊上看到），集中反映了群众的要求，给了群众以希望。1938年3月17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通城。不久相继在金沙、余西等区镇构筑了据点。爱国青年不甘敌人的蹂躏，纷纷拿起武器，除奸抗日，迫切希望得到党的领导。中共江北特委的建立，恢复了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我们并不知道），开展了抗日救国活动。苏北文化服务社给群众送来了《西行漫记》等许多进步书刊。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在教师和青年中辗转争相阅读，封面磨坏补了又补。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形势，指明了抗日必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必败的前途，阐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道路，澄清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亡国论及速胜论的迷雾，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
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压制人民抗日活动，颁行“限制异党异军活动”等破坏团结抗战的法令。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围缴抗日武装的枪械，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开列黑名单，以致开除学籍，压制青年学生参加救亡活动。拥兵不打日本，扰害百姓。敌伪顽交相煎逼，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黄桥战役的胜利，扭转了苏中、苏北的局势，人民盼望已久的新四军来到了南通地区。1940年12月初在北兴桥成立了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在频繁的反扫荡、反清剿艰苦战斗中，创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1年金沙区政府辖原七区通吕运河以北14个乡（运南10个乡属通海行署七、九区办事处）。我任区长时，乡保政权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保长，区里没有共产党的组织，群众没有发动（八·一三扫荡，区政府的民、财、教等指导员吓跑了）。当时金沙镇（1938年11月沦陷）驻日军一个中队部，有伪区公所及警察局。1941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张圣伯、徐训典等从反共走向投降，扬言受蒋介石国民党的指示，“曲线救国”，拉拢蒙骗了一、二千人，成立了伪和平建国军七师二旅。在金沙镇拆毁大片民房，构筑了伪旅部，疯狂杀害抗日干部、群众，破坏根据地建设。
县委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领导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了各阶层群众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实行了减租、减息、缴租缴息，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吃苦在前，模范带头行动影响和团结了群众。经过1941年秋收，1942年夏收、秋收的群众运动，群众发动起来了。金沙区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11个乡里建立了党支部；普遍建立了民兵自卫队，堤北10个乡的乡保政权经过初步改造，培养提拔了积极抗日的农民干部；组织了农民、妇女、青年抗日协会，教师、塾师组织了教抗会，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并召开了区参政会；区队在战斗中扩大到两个中队并开始成立了三中队。以上这些发展，没有主力部队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现在记忆与金沙区直接有关的较大战斗有：1942年4月三旅九团（南通警卫团）、八团三营攻金沙镇，歼俘伪旅部以外全部伪军；7月三旅七团、九团攻克石港，歼伪二旅的主力团； 10月三旅七团、九团，在二窎夏家渡歼灭日军保田大队长以下近200人。这几次战斗的胜利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打落了伪二旅嚣张的气焰，振奋、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两年多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给坚持反“清乡”斗争打下了基础。
二
1942年秋，敌人要“清乡”的消息及种种谣言，从敌伪据点散布出来，在接敌区、伪化区，已有影响。极少数汉奸势力蠢蠢欲动，朋友们也担心我们是否能挺得住，群众疑虑重重。当时我们正忙于中心地区的秋收运动，对此没有重视。但是上级党早已洞察敌情，总结了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形势，规定了以群众性公开武装斗争为主，坚持原地斗争的反“清乡”方针。1942年冬，区委按照县委的部署，在全区展开了冬学、冬耕、冬防“三冬”运动，全力以赴做了一系列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工作。
1. 冬耕工作主要是组织群众，检查了减租减息，巩固成果，组织了社会互济，并发放贷款，帮助困难户进行冬春生产。这方面没有花很多力量。“三冬”运动中主要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敌人‘清乡’，我们怎么办？”通过冬学，在各阶层群众中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发动了群众为反“清乡”胜利而斗争。根据上级党指示的基本内容，针对敌人的政治欺骗和群众的思想问题，揭露了敌人妄图通过“清乡”消灭新四军，搞垮我党政组织，建立伪政权，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最终目的是掠夺粮棉物资，抽壮丁去支援侵略战争—“以战养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表现。从全局上看，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从敌后反“清乡”的局部看，我们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形势是严峻的，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要树立坚持斗争决心，熬过黎明前的黑暗，迎接光明的明天。县委还帮助我们分析了坚持原地斗争的有利条件，指出南通虽没有高山森林，地下水位高，不能用地道战，但有友邻地区根据地和强大的新四军主力支援。着重指出几年来南通群众与我党、我军建立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广大群众是爱国的，依靠群众才能夺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经过冬学的教育和讨论，区、乡干部、党员，各阶层群众逐步树立了坚持反“清乡”的决心。广大群众增强对敌人仇恨，一针见血地指出敌人“扫荡要粮，清乡要命”。上层士绅中有人提出“天快亮了，不再下水”，表示要坚持民族气节。许多党员干部还听到领导同志讲述红军长征和3年游击战争的英雄事迹，受到深刻的激励，增长了坚持原地斗争勇气。我当时对如何进行反“清乡”也是心中无数。1942年4月入党宣誓的誓言记忆犹新，共同战斗的许多烈士墓土未干，身为区长，守土有责，和区、乡干部、党员共同表明坚持原地斗争，与群众同患难，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各乡在乡政扩大会、乡保群众会上，干部和群众一起喝血酒，集体宣誓：“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当汉奸”。许多教师和部分士绅也参加了宣誓。
冬学运动中，各级学校和识字班普遍进行反“清乡”教育，成为反“清乡”教育的阵地。儿童团演小戏、唱小调，春节期间通过各种文娱形式，进行了反“清乡”的宣传教育。对不能参加会议的群众，干部上门谈心，对关键性的人物，还重点加工。敌人的“清乡”时间一再推迟，给了我们反复深入动员的时间。
2. 与冬学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冬防运动，主要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对民兵自卫队进行了反“清乡”斗争的教育和组织整顿。堤北10个乡的民兵自卫队，原来是在对敌斗争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按照县抗日自卫队总队部规定，由区、乡干部领导编组起来的。通过运动，党支部加强了对民兵的一元化领导，提高了民兵政治觉悟，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建立了民兵，少的乡七八十人，多的一百多人。基干队不脱产，少的乡近20人，多的乡二、三十人。每个乡有几颗到一二十颗手榴弹，除严鹿、中观以外，每个乡有几支步枪。为了武装自己，有的民兵自动请铁匠做了插子刀，刀柄上缠绕红布，自豪地称这是“五号盒枪”。一时所有铁匠铺都忙着为民兵做插子刀，后来在除奸和摸哨缴枪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区里还办了3期短训班，培训民兵骨干，并分3片（堤南三乡、金沙到滥港桥大路路东六乡，路西四乡）进行了检阅比武，进行了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民兵基干队为区、乡干部坚持原地斗争，开展群众性武装游击战做了组织准备。
原有区队二、三中队在精兵简政中，上升去了南通县警卫团，跳到“清乡”圈外打击敌人。县委抽调警卫团三营七连（原区队一中队）人枪近30，分两个班，配备了一挺轻机枪，编成区队。由七连一排排长顾仲仁同志担任连长，为了便于指挥民兵基干队，他兼区队副。这支短小精悍的区队，成为坚持原地斗争的骨干武装。顾仲仁同志是金沙镇的知青，为侵略军暴行所激怒，留书告别母亲，参加抗战。一班班长袁祥宝同志是七连的老班长，虽是余东人，但在金沙区打了几年游击。区队成员大部分是本区的贫苦农民，经过两年的战斗锻炼和部队严格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了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觉悟，继承了新四军主力部队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怀着旺盛的战斗热情，决心和金沙区群众一起坚持保卫这块阵地。他们土生土长，地形熟悉，与群众关系密切，但是求战心切，习惯于像过去在县团那样打大仗。来区以后，顾仲仁同志有意图地带他们参加各乡、各保的反“清乡”教育讨论，和民兵基干队一起研究如何在敌人据点包围中间，开展游击战争。指导民兵改造地形，挖断大路，在较深的河沟里打暗坝。同时了解政治情况，在各乡建立了许多基点。情况紧张时，这些基点就成了区队活动的窝。还帮助战士逐步摸索在“清乡”圈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办法。顾仲仁同志既是连长又当指导员，善于在紧张的游击活动中和战士谈心，及时解决战士的政治思想问题。这支区队在一年多的反“清乡”斗争中，没有一个开小差、被俘、叛变的。
3. 执行党委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政策。精简了机关，加强了乡一级的力量。由地委、县委党政机关精简派来金沙区的有：吴家、邱守成、王敬一（来区任财政股长）、陶允昌（来区任会计，经常在堤南、金东乡一带打游击），县文教科教抗会的张子嘉、张颖同志（来区后经常在金东、金余、同乐及运河以南进中等乡，继续坚持教抗会活动，领导游击教学），《江海报》特派记者宋军、杜诺等同志经常在张沙、施津等乡和干部民兵一起打游击，及时报道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消息，协助区委总结经验，鼓舞群众斗志。
区委民运工作队的女同志，宁愿坚持斗争，不愿离开革命队伍。党考虑到她们的生理等条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说服了杨洁同志，跳出了“清乡”圈。唐萍同志暂时回家（后病故），华群同志回了上海（反“清乡”斗争中，因通信中暴露了住址，在叛徒指认下被敌宪兵队逮捕来金，她坚持了革命气节）。
区政府文书张弓经动员精简回家（霞西乡），后去上海工厂工作。财政指导员张祖珂要求回家乡去做小学教师。会计张本立精简回家，反“清乡”斗争中向敌自首，并随敌宪兵队去上海指认原民运队的华群同志。这种叛卖行为，当时遭到广大群众指斥。我除奸小组指名将对张进行镇压，不久张即溜走了。区队二中队文书杨燮精简回家，住严鹿乡，反“清乡”中叛变，帮助敌宪兵队搞“抉剔”，指认干部，解放后被我镇压。
区委、区政府的干部在区委统一安排下，按照各人的条件（当时主要考虑熟悉情况和地形），固定分工到一个乡，在乡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反“清乡”斗争。区委书记王余积同志以张沙乡为重点，掌握全面领导。区委顾恺（宪章）同志在唐南乡兼顾金中乡。区委凌致平同志负责唐北、中观、严鹿、兴隆、施津等乡。区委保卫科、副区长张学成同志负责三和、华芦、同乐等乡。区农抗会长张惟圣同志、区粮食股长吴适臣同志（宜兴人，近视眼）在施津乡。工抗会刘文彬同志负责金余乡和金东乡。妇抗会陆美英同志在张沙。区民政股长于支平同志在三和乡。文教股长陈震林同志在华芦乡。粮食会计朱俊才同志在同乐乡。单竹菁同志任区情报站站长。我和通讯员袁志成、杨金成同志和区队一起在全区流动。区里的干部除张惟圣、吴适臣、于支平和我以外都没有结婚，还有点孩子气，宁可杀头，不做亡国奴，不论环境怎样困难，也要坚持阵地。
堤北各乡党支部进行了整顿，对党员进行短训，要求党员联系群众，在斗争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使党支部成为坚持斗争的战斗堡垒。
对金沙区的区划建制，县委作了3次调整。反“清乡”开始前，将原七区划归通海的运河以南的10个乡划给金沙区，使我们能针对伪特区公署的“清乡”阴谋，全面部署反“清乡”斗争。区委决定区队副邱守成带了个短枪队在这一片活动（抗战胜利后，邱思想蜕变，拒绝党的挽救，背叛了革命）。吴家同志在进中乡组织民兵游击队（后上升通海行署警卫连，“高度强化清乡”时牺牲）。区政府办事员吴鸣镛同志、文教股长赵仰霞同志着重领导教师进行反“清乡”斗争。反“清乡”斗争开始以后，为了有利于斗争的开展，县委将西亭区河北，河东的五九、益世、镇北、灰场、宏妙等乡划归金沙区。农抗会长参加区委的王金和同志负责这一片。以后骑岸、石港、河南的沧南、余田等乡也划给金沙区领导。张学成同志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后附：金沙区简图）。
县委还决定建立了乙种组织，作了公开斗争无法坚持的严重情况下继续坚持斗争的打算。区委陈林（石民）及一些面目不红、政治可靠的同志划入乙种组织。我们搞公开斗争的，就与他们不再联系。（在1944年敌“高度强化清乡”时期，在县委秘密工作部领导下，刘光和余平等同志在金沙镇伪四维中学，组织了学生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4. 为了能在敌人据点碉堡封锁分割的情况下，护送人员往来，传递文件信息，保证县、区、乡的联系不致中断，按照县委指示，区设立了交通联络总站。地点在杨港以西、范堤以北的唐南乡十总姚金贵同志家。姚为站长，高万如同志为交通员（姚金贵同志牺牲后，即移在高万如同志家）。范公堤以南3个乡，设一个分站，地点在金东乡五总季宗高同志家。由季宗高同志负责，袁文选同志做交通员。这个分站还担负着通中和运河南通海地区的联络交通任务。堤南三乡联防队长袁世超同志和季宗高同志一起，对六总渡船的船工及住河南渡口的群众以及渡口河北的修真观的“道士”和“火工”进行了动员教育，控制了渡河口（以后由于斗争的胜利发展，这个渡口以东的四总渡及以西的七总渡、十总渡、十二总渡，金沙镇西的延寿庵群众都愿为反“清乡”出力。不论昼夜，我方人员随时可以得到摆渡船工的帮助和掩护了）。为了防止渡船被敌人破坏，还在五六总港内，准备了罱泥用的木船待用。运河以南在进中乡张达才同志家设立了联络站。范堤以北各乡党支部设了秘密联络点。金沙到滥港桥大路以东各乡直接与区站联系，路西4个乡另设了分站。在反“清乡”斗争中，交通站同志及其家属，冒着生命危险，为过往同志做饭、借宿；周围群众千方百计保护过往同志，掩护了交通站的安全。
5. 1943年初，敌将驻金沙、兴仁的伪二旅（近千人）整编为一个保安大队，并将调离金沙。伪军官兵恐慌，不满说：“‘清乡’先清和平军。”我们利用敌伪的矛盾，在县委统一部署下，全区各乡组织发动了对伪军家属进行反“清乡”斗争的教育。要他们动员劝说自己的丈夫或子弟“不为鬼子当炮灰”，并宣传抗日民主政府贯彻上级规定的政策“不咎既往，共同抗日”。大批伪官兵开小差回家，有的懊悔上了国民党顽固派“曲线救国”的大当，有的还带来枪支子弹送给民兵。伪军营长季成龙回来后，在反“清乡”斗争中协助我们逮捕镇压了他的兄弟（原为我税收人员，被捕后带敌人找区政府），解放战争中参加我主力部队，立功入党，提为营级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复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病死。伪旅部政训处长赵仰山，带回驳壳枪交给乡队部，我们要施津乡乡队长赵竹林、民兵张宏高等同志同意他的要求和他拜把兄弟，宣誓不当汉奸，以消除他的疑虑。由于大批伪军瓦解回家，经过党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成为抗日反“清乡”力量，金沙镇周围的政治情况大为好转。
在县委部署下，对部分伪“清乡”人员进行了“攻心”战。伪二旅副官主任邱大保，当上了伪南通“清乡”公署侦缉队长，也感到“靠鬼子没出路”，通过共产党员张曙同志的父亲张大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苏北挺进司令）写信给梁灵光县长，表示不真心做汉奸，要求见县长。梁灵光同志要我去和邱谈话。约定时间，邱派人打着灯笼，到静音阁（霞南乡）接我到张大刚家（霞西乡大圣庙），张办了酒席。我转告了梁县长的指示，对邱进行了形势和政策教育。邱要求：①梁县长给他一张书面证明，怕的是口说无凭。②要县长命令民兵不要打他。我答应把他的要求报告县长并告诉他，共产党不是国民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真的“人在曹营心在汉”，为抗日反“清乡”做好事，一定有出路，行动表现比书面证明好，民兵就是老百姓，到处都有，为了保家乡、保性命和鬼子拼命，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到有民兵的地方去。张大刚也说：“对！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反“清乡”斗争中，邱未敢到我中心地区活动。后来邱因在通城剧场劫走了一个坤角演员，敌宪兵队要抓他。邱带了亲信，逃回家乡正场附近，对我若即若离，处于中立状态。
我们得悉季禹阚（家住三新乡，通师毕业后做小学教师）经过伪“清乡”训练，将来金沙伪特区公署任区长。季妻朱明兰（女师毕业）在金沙镇孙氏小学任教。我根据地小学教师邱仰之（家住金中乡十八总）拥护共产党积极抗日，我们要他在家乡组织了秘密的除奸小组，从事隐蔽的抗日活动。邱与季夫妇同学同事，关系比较好。我们通过邱对朱进行了形势政策教育，责以民族大义，晓以利害，指明出路，要季自己处理。季在来金就任伪职之前，就要朱明兰请邱向我方表明“决不真心帮助鬼子。”在我根据地军民反“清乡”斗争宣传和除奸斗争的声威震慑之下，季来金就任后，即派朱到邱家和我们建立了关系。以后我们经常通过邱对季进行教育，季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情报，并做了些有利于我反“清乡”斗争的事，“延期清乡”中辞去伪职。
在得悉伪特区公署将成立政工队时，我们根据县委指示，派李荣（青年学生）加入伪政工队为队员，以后由县委联络部陈敏同志单线领导。
此外，在堤南三乡和运河南霞东乡有一批人，平时游手好闲，经常到金沙、金余镇上的小茶馆里坐坐，赌钱、喝酒，有的有钱时吸点白面，有时还搞点不法活动（家属对他们管不住，感到头痛）。他们有爱国心，不当伪军。这种人我不争取，很可能为敌利用。“三冬”运动中，我们要袁世超（堤南三乡联防队长）对他们进行教育，说明对他们过去的错误行为不予追究，要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继续坚持民族气节，警惕莫让敌人拖下水，就各人的条件为反“清乡”做好事。袁世超同志还和他们喝血酒。以后这些人中，有的改邪归正，不上街浪荡了，有的人坐在小茶馆里散播民兵插子刀如何厉害，有的还给联防队报告汉奸活动的情况。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使运河两岸边沿原伪化区的治安情况有所稳定。
由于政治思想上发动了群众，并对民兵武装、组织机构、交通联络、斗争策略各方面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敌“清乡”开始，我能严阵以待，争得了主动。
三
1. 1943年3月底，驻金沙伪军已改编为“清乡”保安大队，调去启海，接防的日伪军尚未到达。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接防之敌何时来，抓住这个空隙，带了区队和堤南联防队随即上了金沙镇。这个镇1938年冬至那天沦陷，这是第一次解放。明知敌人就要到来，镇上群众还是热情地多方给我们帮助。我们立即组织附近各乡干部带领基干队民兵，涌上金沙，按区统一部署分工，拆毁了敌旅部、典当（原驻伪军）的碉堡和镇周围木栅工事。拆下的木料谁拆归谁，随时运走，民兵带了榨油的榔头，砸倒了砖墙，填塞了河沟。夜里点上汽油灯照明。区队和部分武装基干队，在敌可能的来路上，担任警戒。为了保证安全，担任侦察的基干队带着手榴弹，到正场、三姓街、西亭方向远距离监视敌人。干部、群众热情高涨，不是民兵的也跟着来协助。敲的敲，拆的拆，运的运，经过两三天昼夜突击，敌工事全被捣毁。参加的民兵群众，堤南4个乡、堤北的严鹿、唐南、同乐等乡共数千人。金东乡民兵基干队邢家给等把拆下的木料，绞成排拖了回去，卖了作民兵夜餐等经费。这次行动对民兵基干队进行了一次生动检阅，给敌人来了一个“下马威”。金沙镇的群众看到了民兵的威力。当时为了避免脱离群众，对南山道观和北山（有佛教居士林）虽也驻过敌伪，没有损坏。
与此同时，区委、区政府干部分头在镇上分段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反“清乡”斗争形势教育。对敌占地区人民的苦难，表达了党、政府的关怀慰问，针对群众关心的问题，揭露敌“清乡”的阴谋和种种政治欺骗，阐明抗日反“清乡”斗争必胜、敌“清乡”必败的形势。号召镇上群众根据各自条件，协助反“清乡”斗争。我们还召集了没有逃匿的伪保长及与伪方有关系的人员进行了教育。
2. 1943年3月31日敌占金沙镇。4月1日大批敌军扑向我中心地区，妄图寻歼我主力。一面在我区的金余镇及我区周围的西亭、骑岸、五总埠、二窎、东社等地，构筑据点，强迫群众修筑范堤及经十总店到掘港的公路。反“清乡”斗争从此全面展开。
金沙区有伪特区公署（即伪区公所）驻北山，敌宪兵队、警备队（中队部）驻北川门原女子小学校及高冠世家花园，伪“清乡”保安大队部（大队长祁耕野）驻南山庙，敌“清乡”特工队驻花行桥西蔡家。还有一大批“清乡”队、保甲人员等。敌原拟将南通县“清乡”公署从南通城移来金沙，后因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展开而作罢。
向我中心地区扫荡、搜刮的敌人，带着一批“清乡”特务，金沙镇每天也派出若干“清乡”人员化装成妇女、商人和我方人员刺探我军情况。各乡干部带着除奸小组，隐蔽在敌必经道路附近，一经发现，随时用插子刀扑杀。金沙镇周围各乡的除奸小组挺进到金沙镇据点附近，监视着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总所有路口，对从据点放出来活动的“清乡”特工（一般都是外地口音的）逮捕枪杀。经过上级指示，后来对那些表示悔改的进行教育释放。在群众除奸高潮中，最多的一天，金沙据点放出了14个特务，晚上只有3个回去，其余有的估计是吓跑了，大部分被民兵捕杀。由于群众性除奸斗争的开展加上县短枪队在据点内的活动，大大削弱了“清乡”人员的气焰。金沙到金余镇的大路、十八总公路，除了鬼子、伪军整队行动外，特务和伪方人员不敢行动了。民兵捕杀了为虎作伥的敌探，加上群众封锁消息，敌在中心地区的梳篦扫荡，反复搜刮，进行“军事清乡”，到处扑空。伪军、汉奸看到鬼子清不到新四军，对“清乡必成”增加了怀疑。
当敌人集中兵力向中心区扫荡时，区队挑选了射击较准的战士，三五人一组，由班长带领，拂晓埋伏在金沙附近，选择有利地形，进行近距离射击，一两排枪，杀伤一至两个敌人，打了就跑。战士们高兴地称为“神枪手”。夜间配合堤南联防队，到金沙镇袭扰，散传单、贴标语，对伪军、伪“清乡”人员喊话，说明新四军还在，“清乡”必败。金沙镇敌工事以外，夜间还是我们的天下。中心地区民兵，在扫荡空隙挖断了范公堤以北到施家店的大路，从施家店以北由骑石区民兵负责，打破了敌修金—掘公路的企图。金沙到骑岸的范堤公路，群众白天在敌强迫下慢慢修，夜间加劲破，敌始终未能筑成。
3. 敌据点工事筑成，保甲人员陆续来到金沙。伪特区公署发出聘书，拉拢上层士绅成立“清乡”委员会。召开伪乡长会议，摊伪捐，要求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办联保切结。训练壮丁，成立伪自卫队。威胁我们干部、党员、民兵向敌自首，进行所谓“抉剔”，妄图搞垮我革命组织，建立伪化统治。“军事清乡”同时，进行了“政治清乡”。区委分析了运河以南原伪化区，堤南游击地区及中心地区不同的条件，决定采取不同的办法，开展积极斗争。
运河以南10个乡，原都有伪乡保长，他们与我通海七、九区办事处也有联系。袁灶、油榨两乡有陈俊同志等几个党员，成立了秘密支部。袁灶、油榨及进中部分保，进行过“二〇让租”。群众尚未发动，也没有抗日群众组织。这里没有像运河北地区那样，经过“三冬”运动，进行反“清乡”动员准备。各乡的伪乡长多数与伪区长季禹阚有同学、同事或同乡关系。如果让敌伪在这里编成了保甲，巩固了伪化政权，这一带群众将遭受更大损失，敌伪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我中心地区，给中心区反“清乡”斗争造成不利局面。区委决定在中心地区打破敌“军事清乡”的同时，采取适合运南情况的办法，教育发动群众，反保甲、反抽丁，采取加强对两面派乡保长的控制，对除奸采取慎重的方针，更好体现镇压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防止造成伪乡保长对我误解和疑惧。
区队插到运南，掩护召开了10个乡小学和部分中学教师、塾师反“清乡”的动员会议。吴鸣鏞、赵仰霞同志主持会议，张子嘉同志以县文教科、区教抗会代表身份参加，成立了教抗分会。会后区队在姜灶到二甲公路上打了一次伏击，缴获了手枪、自行车等扩大影响。各小学和私塾在学生和家长中广泛进行了反“清乡”的宣传教育，着重阐明我必胜，日必败的形势，揭露敌“以战养战”的阴谋。有些教师曾编了“保甲编完成，壮丁没处逃”的歌谣；有的教师运用他们的影响，劝告有联系的伪乡保长，不要搞编保甲、抽壮丁，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张端（黄慕新）、张坚同志兄弟精简回家（在三新乡）任教师，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吴家
同志在进中乡联系了张圣才等同志进行了反保甲、反抽丁的动员，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后来逐步扩大，上升到通海办事处警卫连。邱守成区队副带了短枪队（队员有张圣才同志等4人）找伪乡保长谈话教育，宣传县政府惩治汉奸的布告。对编组保甲的复兴乡乡长，送去了“新四军除奸大队”署名的警告书，吓得他家里不敢住，连忙找人向我们求饶，表示不敢再帮敌人搞保甲。
经过宣传、发动，家有青壮年的群众纷纷警告伪乡保长，“如果儿子被抽丁就对你不客气”。许多伪乡长也担心编了保甲、抽了壮丁，新四军要杀头，家属要拼命。在伪区公所开会时，私下向伪区长探听到底会不会抽丁？保甲指导员说：那是新四军造谣。但他们是外地人，说话靠得住吗？有的给保甲指导员出难题，说：你们住在镇上有“皇军”保护，我们住在乡下，新四军夜里来可怎么办？有的说：最好保甲指导员到乡下来编，免得出了事，老百姓找我们。保甲指导员催急了，有些伪乡长说：前后是死，只好辞职，请区长另请高明。拖了一段以后，鬼子急了，编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户口册，短枪队去烧了，伪乡长按我们的要求，报告敌人，把新四军形容得神出鬼没。敌人在金沙镇编成保甲，贴了门牌，进行了壮训，办起了自卫队。夜里民兵上街把敌工事外边的门牌也撕掉。后来县委派张竟成、陈俊、卫生发同志，建立了袁港区委，恢复了七九区办事处，领导这一片反“清乡”斗争。敌人调换了几次伪区长（“高度强化清乡”期间），在袁灶港增设了据点，施展了种种阴谋。在斗争中陆文山同志、吴家同志献出生命，张圣才同志带了花。但敌人 “政治清乡”阴谋始终没有能实现。我们的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却在反“清乡”斗争中逐步得到发展。三新、霞西等乡还进行了减租减息，建立了党支部和抗日群众组织。
4. 范公堤南4个乡原是我游击区。金东乡几个保进行过减租减息，组织了农抗会。有部分民兵、几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有一支十几个人枪的三乡联防队，袁世超同志为队长，以金东乡为基地，经常出没于金沙、金余镇据点。金余、金中、金西三乡原有两面派乡长（均为我控制），金西乡还有一支由小地主买枪组织的自卫队，愿抗日，不当汉奸，但不愿受我编调。“三冬”运动中进行了反“清乡”动员，还通过“冬学”进行了反“清乡”教育。部分地区群众还进行了坚持斗争的宣誓。反“清乡”开始后，除奸组积极行动，控制了金沙到金余镇的大路。
敌在金余镇河南，侯家油坊筑了碉堡，驻了十几个鬼子和部分伪军。要民夫修工事时，两面派乡长跑了。镇上陈××（曾在国民党政府任县长）与敌伪勾结，想当乡长，并在镇上散布汉奸言论。我联防队摸清陈住夜地点，夜间到镇上把陈镇压。金西乡秦××与伪“清乡”人员联系想当伪乡长，也被我除奸小组镇压。金中乡原国民党乡长邱××敲诈勒索，声名狼藉，与伪区长有同学、同事关系，伪区长拉他当乡长。群众反映让邱当了乡长“不得了！”除奸小组对邱进行了警告，邱吓得逃到外乡亲戚家住。伪区长拉拢威胁我金东乡长张子聪当伪乡长，张坚持民族气节，不予理睬，拖了一段时间。这4个乡里没有伪乡长。伪捐也捞不到，伪区长只好仍让金中乡原乡丁郭五九充当乡长。我们选择了一个政治上比较可靠，也能与敌伪周旋应付的，曾在上海当过厨师，失业回乡下的瞿宏亮充当金东乡伪乡长。伪区长拉了他的一个有同学关系的小学教师和他的连襟（失业在家的土木工程技术人员），当金余、金西乡长。他们向我们表明“明帮曹操，暗帮刘备。”不做对不起民族祖宗的事。也利用他们和伪区长的私人关系，要伪区长答应了决不使他们为难。这4个人在反“清乡”斗争胜利的影响和我们的教育下，基本上做到真心向我，假心向敌，想出许多点子，欺骗敌人。如编保甲户口真真假假。在据点附近的伪自卫队，便利我们，捉弄敌人，按我们要求，报送假情报，为反“清乡”斗争做了一些好事。瞿宏亮还因摊伪捐，软拖硬顶，被伪区公署扣押。在隐秘策略斗争的配合下，这4个乡胜利坚持了公开武装斗争，革命的力量得到增长。1944年后，我在金西乡逐步开辟了工作。
四
坚持确保中心地区是反“清乡”斗争胜败的焦点，故敌我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搏斗。
的同时，金沙、西亭、石港、骑岸、二窎、东社各据点的敌人天天出动。除配合搜剿外，同时进行武装宣传。这时敌人伪装成“中日和平亲善”的面孔，不烧、不杀，由伪“清乡”人员对被围捕的群众进行欺骗宣传，威胁我干部、党员、民兵自首。要挟威胁群众建立伪政权，被捕的人要有“清乡”的乡保长来保才能释放，并诱骗群众说出我干部、党员、民兵的姓名及住址。广大群众记住党的教育和自己的誓言，坚持了气节，装聋作哑欺骗敌人，使敌人一无所获。
各乡党的支部在紧张的斗争中，逐步锻炼了独立作战的能力。4月1日大扫荡，从严灶、唐洪灶马路向北，每条路上都有敌人。党支部委员有的领导除奸，有的领导基干队阻击，有的领导群众“跑反”。天黑以后又带领群众绕到敌人后方，支委及时研究情况，稳定群众情绪，部署第二天的战斗。从此以后党支部逐步建立健全了每晚碰头的制度。按照党员自身的条件，决定了联系对象，分配斗争任务。基干队民兵轮流侦察、监视敌情，阻击下乡敌人，逮捕给敌人带路的汉奸敌探，发现敌情带领群众“跑情况”；关心群众，随时帮助解决困难。支委、乡干每晚碰头时，传达上级指示，研究敌情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总结群众斗争经验，表扬积极斗争的干群，鼓舞斗志；针对群众的思想问题，研究决定及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商量部署第二天的斗争，并将本乡情况和问题当夜寄给交通站，告诉区委书记和区队。党支部还担当了对居住本乡的上层人士、地主、士绅的统战任务，把敌情的变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消息随时告知他们，紧急情况及时通知他们，给他们送去报纸、宣传品，帮助他们解决“跑反”转移中的问题，受到他们的欢迎，促进他们坚持气节。对被捕的干部、群众家属，党支部当天进行慰问，稳定情绪，设法营救，给予必要的救济。由于干部、党员在斗争中发挥了模范作用，党支部在斗争中形成了战斗堡垒。敌人的政治欺骗被揭穿，没有一个党员、干部、民兵向敌“自首”。敌人没有找到一个伪乡保长，没有捞到一个伪捐。我们站稳了脚跟。通过斗争实践，干部、党员、群众逐步增强了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克服了斗争开始时部分人比较严重害怕动荡的情绪。
2. 6月中旬，敌在滥港桥及余西区的白龙庙增筑了据点，滥港桥驻鬼子一个小队（时有增减）及部分伪军及伪“清乡”警察。伪特区公署设立了堤北办事处，以马锦泉为主任。我们事先得到情报，做了必要的准备，派了抗日青年姚茜同志当办事处文书，搞情报与区书王余积同志直接联系。伪余西区白龙庙办事处主任秦××通过金沙镇居士林的负责人邱承信和我联系，秦表示任伪职是为了混饭吃，不是真心当汉奸，并愿向我当地干部报送情报。我们将这个关系通过县委介绍给余西区委。对滥港桥小街上的居民进行了教育，动员疏散，帮助区参政员徐镜人（曾留学日本，学电机）及其弟弟徐训时（医生）搬家到亲戚家打游击。县委及时指示，迎接更严重的斗争。各级党支部在党内外进一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迎接更艰苦斗争的考验。
敌占滥港桥后，区队带领张沙、三和、唐北、施津等乡民兵基干队，袭击、包围了据点，延缓了敌工事的建筑，迫使敌人不得不从金沙送来粮食和副食品。工事筑成之后，敌天天出动，威逼群众产生伪乡保长。区队响应粟师长每乡每月杀伤一个敌人的号召，各乡基干队对下乡敌人进行阻击杀伤。有的只能起鸣枪报警，掩护干部“跑情况”的作用，不能杀伤敌人，浪费了宝贵的子弹。区队派出善于射击的“神枪手”和张沙、三和、唐南等各乡基干队一起，两三个小组配合伏击，在中心桥、蒋灶庙、小车行等地战斗中，每次杀伤一二个敌人，帮助基干队逐步学习，提高战斗水平，鼓舞了干群战斗勇气。敌人吃了苦头，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房子，威胁群众。敌还采取了各据点同时出动，多路搜剿，夜间出动拂晓合击等手法，妄图扑灭我区队。我们依靠民兵和广大群众的掩护，未受重大损失。一次我区队宿营蔡三桥附近，滥港、二窎、白龙庙、东社之敌拂晓合击蔡三桥地区。民兵、群众扑河向区队报告了敌情，部队从滥港、二窎两路敌人的空隙中，通过群众放牛无人行走的道路，涉水突围。通讯员袁志诚同志在带路行进中被敌特等射手击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担任掩护的小组在涉水转移中丢了一条步枪。敌人无计可施，哪家住区队，就烧哪家房子。群众说区队成了火神菩萨，反映了群众既想区队去，又怕敌人烧房子的心情。斗争尖锐的时刻，群众看到区队，知道新四军还在，增强坚持斗争信心。为了减少群众损失，区队夜间到斗争艰苦的地区敲敲窗户，和群众说说话，交谈些情况，拂晓到边区宿营。
3. 敌占滥港桥前后，个别的民族败类，唐北的葛××（青帮小头目）、施津乡的葛××、华芦乡的王××、严鹿乡的唐××秘密到金沙、滥港向敌献媚，想当伪乡长。我掌握了准确的情报，区队决定由民兵基干队及时镇压。敌人政治欺骗无效，利用这些败类的党羽带路，到各乡捕捉我干部、民兵，烧干部的房子，胁迫群众建立伪乡保政权。张沙乡张学成、张息如、张绍荣、单作清，兴隆乡王志高等同志的房子先后被敌烧毁。一部分上层人士、地主，主张维持妥协，部分党员和群众情绪波动。在这关键的时刻，县委书记周一峰同志来我区对被害干群表达了县委慰问，帮助区委分析形势，总结经验，部署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反伪化“维持”的斗争。具体分析了敌人的烧杀，是为了实现伪化，达到控制掠夺，“以战养战”的目的，与敌在华北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有所区别，表扬了坚持斗争英勇的同志。区委书记帮助张沙乡党支部首先在党内加强教育，总结经验，介绍了别的地区维持妥协的严重教训。房子被烧的张学成、陆慎铭等同志慷慨表示烧了房子可以“满天飞”，无牵挂地和鬼子拼一拼，胜利了盖更好的房子。许多党员决心学习他们甘愿牺牲个人利益，拼死为民族争生存的共产主义精神。经过党员在群众和上层人士中酝酿准备，由乡长苏铭才同志主持召开了乡政扩大会（苏铭才同志原是贫苦农民，以做芦苇畚箕为副业。1942年“双减”运动中参加党，努力学习文化，办事公道，政权改造中被选为乡长，人称畚箕乡长），发动群众进行反伪化斗争。会上对能不能维持妥协，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批评了地主士绅张××力主维持妥协的主张，正气压倒了邪气，张××理屈词穷承认了错误（张××为中等地主，本人曾留学日本，通日语。为了保住他的几十间瓦房和财产，曾派他的亲信送鸡、鸡蛋给滥港桥的日军，被我们民兵截住格杀。张还关上大门，教子女说日本话，演习敌军来了如何欢迎接待。张的大女儿已参加了我主力部队，小女儿参加了我儿童团，接受了党的教育，把张在家里的行动报告了党支部，张企图让他的心腹出任伪乡长）。接着夜间在各保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了思想政治发动。对房子被烧的干群家属，政府给予救济。党内外开展了互助运动，帮助家属解决了居住、衣、食和生产的困难，体现了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精神。华芦、三和、唐南、唐北4个乡代表参加了张沙乡政扩大会。堤北各乡学习了张沙乡的经验，党内外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民主讨论，澄清了维持妥协的思想，振奋了干部斗争意志，稳定了上层的情绪。
敌人的暴行激起群众无比仇恨。各乡民兵基干队为保护群众，采取各种办法打击敌人。张沙民兵化装摸蟹，诱捕鬼子“六指头”缴到三八步枪；计擒逃窜伪军，用小插子缴步枪4枝；伏击从滥港桥据点到施家店抢蔬菜的伪军，杀伤了敌人缴到枪。这次战斗中，民兵脱光上衣，扑河搏斗，自豪地称为“赤膊战斗”。施津乡的基干队，指名要射杀带敌伪下乡烧房子、抓人的伪乡长孔运高，同时对他的家属进行了政治工作，吓得孔运高不敢下乡。各乡基干队都加强对据点敌人的警戒监视。张沙乡民兵蒋志明同志执勤中被敌逮捕，敌加以严刑毒打，要他带路捕捉党员、干部、民兵，蒋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党支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悼，区委抚恤了家属并通报表扬，号召全区党员学习他牺牲生命，维护党和民族利益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向敌人讨还血债，激励党群斗志。在斗争中，张沙乡民兵吴士贵、中观乡民兵顾吉琪等同志先后壮烈牺牲。唐南乡干部吴仲琪、严鹿乡干部刘光照、区情报站单作清等同志先后被捕，在敌人的严刑、利诱面前宁愿牺牲自己，不向敌人吐露组织秘密（后吴越狱逃出，单、刘也经营救得释），维护了党与人民的利益，打破了敌人的“自首”、“抉剔”阴谋。
7月17日敌调集了金沙、东社、白龙庙、滥港等据点之敌，夜间包围严鹿乡，我大部分干部、党员，在民兵基干队掩护下，带领群众，乘隙分散突围，数百群众被敌围捕到杨港。敌扬言宪兵能看出干部、党员，胁迫群众依次在纪家油坊门口立正鞠躬，宪兵带了叛徒杨燮（原二中队文书，被精简回家，反“清乡”中叛变投敌）躲在门后指认。乡政委员瞿立戒（非党知识分子）被捕，坚持了气节，被敲了一笔竹杠，经营救释放。杨燮叛变卖国的可耻行为，遭到全乡群众包括他的家属、亲戚的声讨，从此再也不敢下乡。敌人的“抉剔”阴谋再次落空。
4. 由于通中各区群众坚决斗争，敌人自己拉下了政治欺骗的假面具，在十总店地区进行残酷的大屠杀。7月下旬。大批敌人对我中心地区再次进行围剿落空。26日将被包围逮捕的群众53人，活埋于十总店。敌人的暴行，虽然彻底揭穿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欺骗，但也造成部分群众情绪动荡。县委及时对受难家属进行慰问、救济，发表了文告，号召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为死难同胞复仇。区委根据县委指示，对党内外进行了教育，激发仇恨，稳定情绪。民兵和区队积极寻找机会，杀敌报仇。区队经常在敌交通线上，进行伏击。一次在金沙到骑岸的范堤附近，伏击歼灭了从金沙回骑岸的伪军8人，缴获全部武器。区队战士说是“觪了一次渴”。
在斗争严重的时刻，区党委、地委派来短枪队支持我们“清乡”圈内的斗争。队员中有的是区党委负责同志的警卫员。干部、党员说：“苏中和四地委负责同志这样关心我们，把自己用的短枪也拿来了，就像和我们在一起战斗。”情绪非常激动，坚持斗争意志更加坚决。我们掌握了东社敌人到金沙的来回规律。苏中短枪队队长×××指挥部署，在中秋节前9月10日于杨港打伏击，南警三营八连一个排配合，在街上群众的协助下，战士都化装成店员，分布在各家店里，待敌全部进入伏击圈以后，短枪齐放，敌小队长桥本和几个鬼子当场被击毙。可惜我们在外围没有部署民兵，以致4个敌人拖了一挺机枪，窜入芦苇丛中，溜去金余镇据点。我无伤亡。这次战斗，说明“清乡”几个月，新四军还在，打击了敌伪气焰，鼓舞群众坚持斗争的志气。我们立即动员并帮助群众搬走家具、财物。第二天，敌人点火烧毁杨港街上绝大部分房屋。县政府拨出部分粮款、进行救济，周围各乡开展了互助，帮助镇上群众解决了生活困难。县长梁灵光同志还亲自进行慰问教育，群众更加同仇敌忾。
5. 1943年10月以后，敌进行了“延期清乡”及“高度强化清乡”。由于第一期6个月“清乡”失败，伪“清乡”人员士气低落。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敌组织了机动部队，每个机动队六七十人，三四挺机枪，兵力超过我区队一倍以上，不固定驻扎在一个据点，往往突然穿过据点，窜到我中心地区，使我据点情报不能发挥作用。敌不穿军装，化装成农民、商人。春节期间，化装成挑箩担、说利市、要饭的，造成民兵侦察监视的困难。宪兵特务加强了活动，有时夜间埋伏在区队经常通过的路边，并相继在杨港及运河南的袁灶增筑了据点，加强对干部、群众的镇压。敌宪兵烧了我家住房，并抓了我母亲、母舅及在我家做工的张桂林，胁迫母亲交儿子。后来又抓了王余积同志的父亲，胁迫父亲交儿子。胁迫无效。关了几十天只好放了。开始时对敌人的新花招，我们未能事先了解，准备不足。加上时值冬季，部队、群众没有青纱帐可以利用，白天转移摆脱敌人比较困难，斗争一度处于被动。
在困难的时刻，县委、地委及时支持，帮助我们改变了被动局势。县委书记周一峰同志再次来区，传达了地、县委关于缓和斗争的精神，帮助区委分析研究了敌人的新阴谋，决定在中心地区，区别情况，灵活运用策略斗争，求得斗争暂时缓和，减少群众损失，以辅助公开武装斗争，更好地坚持阵地。县委还拨出一大批公粮，救济被难的干部、群众。党的关怀鼓舞群众战胜了困难，振奋了斗志。在敌人残酷镇压下，部分群众对斗争有疲劳情绪，有的也想像堤南那样，弄个人去当伪保长，“糊”一下敌人。但干部、积极分子认为那样做就是“消极退守”了，“过去血和汗白流了”，“前功尽弃”，“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担心“放出去，收不回来。”在周一峰同志教育帮助下，区委进行了艰苦的思想工作，帮助这批同志弄清了缓和斗争的积极意义，改变了一味硬拼的简单方法。同时也研究了有些地区在几个乡里，一下产生了伪乡保长所带来不利的后果，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堤北各乡先先后后贯彻了缓和斗争的策略，伪方捞到了一点伪捐。但伪乡保长始终处于有名无实、流动不定、零零落落的状况。有的弄了些真真假假的户口册子，保甲、壮训没能搞起来。我们得到短暂的休整，区乡干部、积极分子逐步学会硬软两手并用的斗争策略。大体情况是：中观、严鹿、三和、唐北有我控制的伪乡长，没有固定的伪保长，需要时弄几个人应付应付，张沙、施津两乡据点里有了伪乡长，逼得凶时派去些伪保长，过了一段时间又拉垮。唐南伪乡长是大地主的儿子，同乐伪乡长与大地主勾结，这两人经常带敌下乡抓群众勒索伪捐，强逼群众产生伪保长。经过一段斗争，党支部也选择了一些人当伪保长，以便应付。
这一时期县警卫团长殷逸同志带了两个班的部队和我们区队一起行动，观察了解敌机动部队的规律，研究县团主力如何来“清乡”圈里打击敌人。县委、县团负责同志亲临第一线，和我们一起在敌机动队反复搜剿的情况下，总结经验，指明方向，给干部、群众很大教育和鼓舞。
在县委的帮助下，区委、各支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针对敌机动队和宪兵的活动特点，继续进行了积极斗争。区队、联防队、基干队变换了活动基点（我们学习“狡兔三窟”的手段，早就准备了备用基点），有时一夜移营两次。民兵在敌可能的来路，日夜放出警戒，远距离监视敌人，凭借群众的掩护和干部、战士沉着机智，敌机动队到处武装游行扑空。一个税收干部被捕后，带敌宪兵到处找我区政府。联防队在他的亲族协助下，迅即将他镇压。敌宪兵夜间到金中乡抽查保甲，搜剿联防队。敌在南边园上找不到我们，联防队在北边园上却监视着敌人。县委联络部丁力部长和汤秉德等3个同志在金中乡活动，化装成商人，夜间分散住宿在群众家里。敌宪兵夜间抽查保甲，将丁力同志抓去据点（在敌未发现其身份时，丁逃了回来），住在同园的汤秉德等两同志和所带的文件，在群众帮助下未受损失。殷逸、周一峰同志和我们在一起时，也曾好几次和敌机动队一河相隔或近在咫尺。敌人吆喝搜索，找不到我们，我们却严阵以待，监视着敌人。有一次，我与机动队遭遇，躲在群众家里。由于女主人庄老太太不顾个人安危，沉着机智地应付，未被敌发觉。庄老爹还暖了白酒为我“压惊”。群众的铜墙铁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944年1月（春节前不久），敌宪兵特务伪装我方人员到区联络站姚金贵同志家中（姚当时住在邻居家中）哄骗了姚的小孩子带到姚的住处，严刑逼姚带路找区队和区委负责同志。姚忠贞不屈，敌将姚押送据点，严刑逼供，同时留下敌人隐伏在姚家四周，妄图捕捉我前去联络的同志。由于姚家附近群众及时报警，敌伏了一天多时间阴谋落空。姚金贵同志为了保卫党与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护全区交通联络站和区乡领导机构的安全，以后区联络站改在高万如家，由高负责，继续担负交通联络的任务。
1944年1月27日，区队驻中观乡观音堂西南王家园（那里区队从未住过）。上午敌机动队窜到唐洪灶，因油坊工人“跑情况”，敌尾追到区队驻地附近，区队被逼转移。顾仲仁同志指挥两个小组阻击，互相掩护撤退，不幸中弹牺牲（遗体由当地干部棺殓）。两个小组到下午才摆脱了敌人，傍晚到指定地点集合。大家含泪举行了悼念仪式，决心继续战斗，誓为顾仲仁同志复仇。不久县团派七连排长赵明贵同志接替了顾的职务。
敌宪兵特务围捕了严灶小街及周围群众二三百人，敌疯狂鞭打群众，逼群众指出谁是干部。群众宁受毒打，冒着生命危险，咬紧牙关，没有一个肯说。共产党员我方保长张学贤同志，为了维护二三百群众生命安全，挺身而出，毅然夺下敌人的皮鞭，怒斥敌人：“狗东西，不准打老百姓！我是保长，要杀杀我好了！”张学贤同志光荣地牺牲了。中观乡顾桂连同志（裁缝出身，一条腿有点跛）原任乡指导员。反“清乡”开始接替吴鸣镛同志任乡长，被敌捕去杨港据点，敌逼他带路抓干部、党员。顾桂连同志坚持气节，大骂敌人，壮烈牺牲，捍卫了党与民兵组织。为纪念他，后来将中观乡改为桂连乡。邢法（家住严鹿乡）、袁世晃（家住金东乡）同志，根据地建立时参加儿童团，在党的培养下，英勇地投入反“清乡”斗争，拎着盛放铁笔、油印机的竹篮，打游击，印报纸，不幸被敌捕去石港，坚决不向敌低头，舍身就义。家属用皮花赎回了烈士的头颅，在烈士的棉衣中发现了遗书，嘱咐父母，教育弟妹跟着共产党，抗日报仇！在烈士们舍身为国的精神激励下，党支部领导群众含泪埋葬了烈士的遗体，继续坚持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灵活的策略斗争结合公开武装斗争再次蓬勃开展。亭东（五九、益四合并）、沧田（沧南、余田合并）等乡组织了保丁会、爱儿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反伪化、反壮丁训练斗争。在区委的领导下，区队配合滥港桥周围各乡民兵一两千人夜间包围了滥港桥据点，对伪军、伪方人员进行了政治喊话，对各据点普遍宣传了专署伪“清乡”人员自新条例，对伪方人员开展了红黑点运动（做坏事记黑点，做好事记红点，或擦去一个黑点）。沧田、宏光（宏妙、镇北合并）等乡伪乡保长纷纷向我自新登记。华芦乡的民兵李雨等到骑岸敌据点，施津乡民兵张宏高等到二窎据点，捉伪军，缴步枪，运用反间计，使滥港敌人杀了作恶多端的何麻子。同乐乡乡队长带民兵到金沙据点捕杀伪乡长张××。区队联防队还用假情报，将金余镇敌人诱入我伏击圈，杀敌缴枪。区队配合县团部队多次在金沙到滥港路上，伏击杀伤敌人。
6.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强大的力量，开明士绅中，不少人坚持了气节，对反“清乡”斗争作出了贡献。反“清乡”斗争开始，驻金日军中队长、小队长几次带着部队到唐北乡顾佐卿（通中地区地主代表人物之一）家，威胁拉拢顾担任“清乡”委员。顾指着棺材，表示宁死不从。伪区公署发出聘书，伪区长多次派人催逼我区参政会副主任张小圃（住金东乡）出任“清乡”委员，遭到张严正拒绝。鸿光乡乡政委员徐仰高和我副乡长徐鸿光同志（徐仰高之侄）同时被捕至西亭，敌杀害徐鸿光同志时要徐仰高陪绑，并烧了徐的胡须，迫徐投降。继而敌宪兵又要伪区长设宴拉拢，徐坚不屈服，反而更加靠拢了共产党。沧南乡乡长刘剑人（国民党员，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即任乡长）的儿子刘永芳、刘永芬（都是共产党员）在反“清乡”斗争中，带领民兵联防队，先后在战斗中牺牲。骑岸镇敌人抓了刘的妻子、小儿子及亲属23人，胁迫刘投降。刘慷慨地说，儿子被杀没关系，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我投降万万做不到！
7. 小学教师大部分积极参加了反“清乡”斗争。许多学校从反“清乡”准备时，就办起“冬学”，把反“清乡”斗争的教育作教材，使学校成为反“清乡”斗争宣传阵地。在反伪化、反保甲斗争中，进行了游击教学。有的学校组织儿童团轮流瞭望放哨、监视敌人。有的学校师生均准备了《三字经》、《百家姓》，平时教抗日教材，紧急情况疏散不及时，即用以欺骗敌人。反“清乡”斗争中，枪声不停，弦歌不辍。征粮季节协助财粮干部，填写粮劵，协助政府完成征粮任务。失业逃反在家的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也坚持了气节，参加了斗争。
财粮干部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完成了征粮和税收任务，保证了供给。1943年夏秋两季公粮，都是在紧张环境中征收的。在搬送征粮劵册中，有的同志遭到敌人逮捕坐牢。造公粮劵的教师在敌来疏散、敌去再写的情况下，完成了造劵任务。对反“清乡”中遭受严重灾害的群众，政府规定了减免办法。但是许多受灾户说：“我房子被烧了，政府还给我救济，我要把好粮食晒晒干，扬扬净，缴公粮支持新四军。”住在碉堡脚下的群众自动把公粮代金送给征粮干部。金沙镇住在敌工事外边的及金余镇上的工商业户大都按期缴纳税款，反映了广大人民拥护党抗日反“清乡”斗争的爱国热情。
县警卫团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周申晋同志的带领下，先是活动在我区与余西区接界的杨家园一带，以后转移到金余镇河南进鲜港东一带，敌占袁灶港后又去通海边界地区活动。他们发扬了救死扶伤的精神，使伤员及时得到手术救治。中心地区不少社会开业医生，也对我伤病员随时进行治疗。
8. 在上级组织的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反“清乡”斗争，金沙区坚持了原地斗争，保持并扩大了原有阵地，锻炼并发展了反帝爱国的力量，团结争取了中间力量，打击削弱了伪化、顽固势力。原有18个党支部（中心地区17个、游击区1个）经过锻炼，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政治思想和斗争水平。原伪化地区的两个乡还新建立了党支部。区队、联防队、基干队、民兵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战斗力量。敌人的阴谋诡计在觉悟了的群众面前，遭到破产的结局。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金沙区的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曾受到地委、分区、专署的表扬。
40年后的今天，回顾当时一年多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全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广泛团结、紧密依靠群众就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偏离了它，就要受挫折、吃苦头。今天我们面临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比起反“清乡”斗争更加艰苦复杂，困难更多。但有利的条件，较之40年前不知优越多少。只要我们全党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实事求是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我们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祖国就一定能更加灿烂辉煌。
在一年多的反“清乡”斗争中，许多先烈为维护民族尊严、国土完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人们应该永远怀念他们、尊重他们。我是一个幸存者，在党的领导下，为党、为人民曾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在党与群众的教育、监督下，不断学习，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逐步前进的。我现已离休，一定要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做个合格的党员。学习中、青年同志的朝气，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此文刊于中共南通县委党史办编的《史料》，后摘要刊于《南通革命史料选辑》第1辑）附：瞿树滋绘制的金沙区行政区域图
附：瞿树滋绘制的金沙区行政区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