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瞿树滋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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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回忆瞿树德烈士

瞿树滋

瞿树德烈士,1921年4月2日(阴历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中农家庭,住南通县金中乡文礼村。

瞿树德自幼聪敏好学,成绩优良。先后在金沙东五里庙初级小学、私立金沙孙氏小学校高小、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求学。“九·一八”东北三省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他在高小和中学读书时,寒暑假期间,住宿在担任东五里庙初小校长兼教员的哥哥校里,一面学习,并协助家庭做些农活;一面与当地农民青年谈论朝鲜亡国痛史,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西安事变以后,他和袁文礼同志(解放战争中牺牲)等结成了忘年之交。瞿树德不幸被害后,袁文礼同志惋惜地称他是个抗日救国的有为青年。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时,瞿树德正在通中求学。他和陈更生(烈士)、王承志(现为南大离休干部)等同学发觉时,日军已进了城。幸赖农民的协助,用农船从城北濠河,将他运送回乡。他目击同胞遭敌机轰炸,遭敌寇残酷屠杀蹂躏,国民党专员、县长仓皇弃城逃走,守城部队不发一枪,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更是义愤填膺,满腔怒火。回家后便积极联络进步青年,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

瞿树德壮志满怀,又受失学之苦。母亲见此情景,劝说他到南通县中(在金沙镇)借读。他在县中借读时,对学校当局遏止学生爱国救亡活动十分不满。一次,学校负责人(李伯平)在孙总理纪念周会上说“学生要安心读书,抗日的事有政府负责。”瞿树德当场激愤地反驳说:“不发一枪,弃城逃跑,政府负了什么责任?!敌人已到家门口,我们爱国青年岂能不管抗日救国?!”这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恐慌,连忙调来武装军警,于是纪念周会一哄而散(据南通国画院邱丰同志提供,他当时也在县中借读)。

瞿树德为寻求抗日杀敌的机会,曾与赵仰霞、顾吉民等一批青年向国民党金沙区公所提出要求参加部队当兵(区公所有个保卫团,不少士兵因“恐日”怕死,纷纷请长假回家了),拿枪抗日。区公所助理员张仰山(祖高)、独立分队长邱瑞芝虽表示欢迎,但区长张其楷因没有得到地主士绅孙儆、顾佐卿等同意,而不敢做主,结果愿望未能实现。正在这个时刻,孙儆、顾佐卿等地主士绅躲在当时的金沙救济院(原游民工厂)内密谋,商定由汤固生秘密去南通城向敌投降,迎接敌人来金沙。瞿树德得悉后,怒不可遏地说:“媚敌卖国汉奸,人人得而诛之。”于是他和姜梦雷(后参加了国民党李明扬的部队)等几个青年,以杀猪刀为武器,埋伏在金沙到南通的公路上,准备截杀汤固生。但因缺乏经验,部署不周,他们埋伏了一路,汤却从另一路去南通,截杀未成。

敌侵占金沙后,汤固生当上了维持会长。国民党政府的区公所和部队垮掉了,把几十支步枪和3挺手提式机枪交顾佐卿保存。在维持会的威胁下,顾佐卿把这批武器用独轮小车装着送给敌人,一面由他的儿子顾贵一告知在新灶一带活动的爱国青年。瞿树德等几个青年(现在记得的还有杨兰茂,后来参加了“通挥”部队)得知后,便在半路上夺取了这批武器。瞿树德把分得的一挺手提式和十余条步枪,每枪有子弹200发左右,暂请新灶李家油坊的榨油工人保存。后来他和家乡几个农民青年把这些武器背了回来,准备与张子嘉同志等共同组织游击队。

不久,国民党政府县长彭龙骧以“抗日”名义拉起“通挥”部队。五中队长易佐铭、政训员徐训典等为了要搞到瞿树德带回的枪支,派杨兰泽(后来当了县常备旅某团的副官主任)来接洽,进行封官许愿,要瞿树德等编成一个分队,这样可当分队长,或另外组织一个中队,可当中队长。瞿树德当时一心只想杀敌救国,不想当官。便和赵仰霞、姜春福、瞿宏亮、瞿树藩等带枪参加了五中队当兵。瞿宏亮当了班长。徐训典还要赵仰霞做政训工作。夏秋之间,烈士的母舅陈王扣从敌军翻译李××家得到消息,李翻译将随驻金日军十余人带一挺机枪,于第二天拂晓由金沙沿运河大路去余西。瞿树德得到这个情报,高兴得很。他和瞿宏亮班长等分析了地形条件,认为可以伏击,消灭这股敌人,竭力主张部队到自己家旁伏击,不惜自家的房子被烧。而易、徐等人却百般阻挠,提出“死了人怎么办?”说“实在要去,你们这个分队去好了”。瞿树德气愤之下,当夜回家和我两人睡在一条放虾笼子的小木船上观察敌情,证明情报完全准确。眼看着敌人耀武扬威地走过,瞿树德痛惜失却了这次杀敌良机,愤慨地说:“国民党政府组织部队,抗敌是假的,要抗日只有去找共产党!”从此,他脱离了“通挥”五中队,但又一时找不到党组织(因当时党还处于地下),同去的人也陆续离队回家。

以后,瞿树德又去掘港、马塘、栟茶一带从事抗日活动,曾在国民党省保安三旅的学兵连当过短时的事务长。自动脱离后,在掘港因搞“新五军”部队,被张能忍(省保安旅某旅长)关押于旅部。他通过我家的邻居在掘港开煤灯罩店的朱某告知家庭。母亲和我去掘港营救,花了些钱才释放。后经母亲一再劝说,他只好去海复镇通师侨校读书(和张子嘉等同志同学)。

1939年夏转学潮桥商益中学高一读书,与李兆培同志同班同宿舍。李兆培同志1977年7月22日来信回忆说:“瞿树德给我的印象很好,当时我们都看进步书籍,追求真理和进步。他是一个进步有为的青年。”在商中这段时间里,瞿树德思想上有一个更大的进步。他从潮桥、马塘等地带回了不少进步书籍,给我教育影响最深刻的有《西行漫记》和《论持久战》等。这时他开始用瞿甦这个别名。我当时估计他大概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他欣慰。

瞿树德在商中读书期间,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在反对反动教师邵苇一(国民党三青团的负责人,训育主任,曾向国民党专员公署密报进步学生的黑名单)压制学生救亡活动的正义斗争中,他“站在前列”、“表现积极”(省委党校副校长裴定同志1977年7月5日来信提供,因他仗义执言,敢于斗争,有的同学称他为“大炮”)。裴定同志说“瞿树德平时读抗日救亡书刊,较为认真,并及时作些宣传,经常投稿抗日救亡校刊,文笔比较犀利。学校改组学生会时,由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主持,并筹组如皋县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瞿树德表示支持拥护。”宋建人同志回忆,他还曾用瞿甦的笔名投稿当时在马塘出版的《大声报》。

当时,国民党南通县区政府竭力推行蒋介石的“限制异党异军活动”的反动政策,压制人民抗日进步。金沙区区长陆文广从他的儿子和外甥(当时均在商中读书)那里得悉瞿树德在商中的情况,便向我提出警告:“你应该教育你的弟弟当心点,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刚过寒假,我就收到商中来信,称:“瞿树德在校不守校规,下学期不必来校。”他被学校开除了。

瞿树德寒假并未回家,母亲很不放心。我错误地估计他可能因被开除而思想苦闷,怕被家庭责怪而不回家。我便到他同学家去了解,说他在联络青年组织游击队抗日。这在他被害以后,从陈更生同志口中,才知道寒假期间他和陈更生等同学筹划组织游击队,准备策应新四军东进抗日。王承志同志也说,当时他们议论新四军即将东进抗日,瞿树德认为不能等待,要积极行动,组织游击队,准备策应。

瞿树德被害前大约个把月的一个夜间,他得知我在找他,曾回来一次。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和谈话。对他被开除学籍,我给予安慰和同情。他毫不介意地说,这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国难当头,人民遭殃,为了抗日救国,哪顾得这些。我曾劝道:国民党游击队扰害人民,声名狼藉,还是不要搞。他慷慨地说:“我怎能坐视敌人在祖国和家乡到处横行!”并坚决地说:“为了抗日救国,我决不搞国民党的游击队。”他决心已定,要我给予赞助,不要阻挠,还要我劝慰母亲,并说他以后不再回家,以防国民党反动派可能迫害,家属受累。

1940年5月16日,他路过金沙南顾家高桥被反动地主顾康(伯平,国民党常备一团军需主任)、顾云衢(霞南或碧华乡乡长)诬陷为“土匪”,被活活烧死。同时被害的还有瞿树藩(树德之二兄)、朱德昌(树藩之内弟)。5月18日烈士家属向国民党区公所口头声明:“指为‘土匪’,无赃无证,显系诬陷。”要求领尸埋葬。区长陆文广和顾佐卿(原国民党金沙区行政局长,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之一)提不出任何证据,却说瞿树德是共产党,要家属具结承认做“土匪”方可领尸。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陆应均还威胁烈士的姐姐“应该要满门抄斩。”家属拒绝了无理要求,尸体没有领回。事后他们还扬言要斩草除根。

敌人的残暴,反动派的倒行逆施,阻挡不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的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烈士的牺牲更激起了进步人民追求真理,更加迫切盼望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早日东进,领导人民团结抗战。烈士牺牲后,烈士家乡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组织了秘密读书会。由当时任进鲜港小学校长赵仰霞、双林庵小学校长姜美善、邢三官殿小学校教员孙树村、平桥镇小学校长季介景等发起组织“励志会”,将烈士生前带回的和各人保存的进步书刊搜集起来,加盖了“励志会”的印章,并刻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8个字。组织农村青年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传递抗日革命消息,教育发动青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还组织几次小型聚会活动,交流心得,团结进步青年。这对他们后来陆续参加革命,起了一定启发和促进作用。参加这一活动的有季宗高、纪胜方、纪桂芳、瞿元昌、袁文礼、纪学儒、纪学琴等。1940年冬,南通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建立后,季宗高等即自动组织了秘密的农抗会,在县政府的同意下,组织金中、金东、金余三乡联防抗日自卫队。

1940年深秋,日夜盼望的新四军到达掘港,由三纵司令部、政治部委派为游击大队长的陈更生同志秘密到烈士家对烈士的母亲进行慰问,对家属进行了政治形势教育,鼓励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而奋斗(当时赵仰霞等同志参加接待)。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海导报》第一号(中华民国34年12月9日)第二版“苏皖边区第一分区介绍”一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抗日为名,大肆搜刮抢劫”,“怯于对外,勇于对内”,“对当时一些进步自发的抗日武装,益尽其残酷地镇压。如抗日武装崇明自卫大队长瞿犊、指导员王进被张能忍欺骗扣留枪杀,部队被缴械。现南通县副县长徐(原文有误,应为瞿,下同)树滋的弟弟徐树德等爱国青年所组织的抗日地方武装,被硬诬为土匪,竟把徐树德等爱国青年活活烧死。”党报从政治上为烈士们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也对烈士作出了确切的评价,以鞭策幸存者为捍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而英勇奋斗。

1985年7月8日于金沙

(载于中共南通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史料》第1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