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向你们反映一下1946、1947年县级机关精简和干部打埋伏及回来处理的情况。1946年末～1947年初，我当时任南通县长、县委常委，丁冲同志任县政府秘书。为了适应坚持原地斗争的需要，县委要我负责把县委县政府机关精简，人员从五六百人精简到10人以内。记得县委留一秘书徐放、一挑勤，县府留一总务、一挑勤、三四个政治交通，我和一个警卫员，与县团一起打游击。丁冲同志负责反攻大队，将各区乡退到县府的区乡干部集中学习，准备回区乡坚持斗争，故名反攻（后因敌情严重，数百人无法活动，被迫紧急疏散）。当时对县级机关干部的精简原则，地县委决定，从有利于坚持原地斗争出发，同时要注意避免无谓的牺牲，为将来恢复反攻保存有生力量，根据每个干部的具体情况，分别安排。大致分以下几种情况。①身体较好，情况较熟，能坚持游击斗争的分到区乡，协助开展游击斗争，这是大部分。②身体不好，区乡情况不了解的在我区自找关系或由县安排地点，暂时打埋伏，组织关系保留在县委，这是一部分。③一小部分女同志和上层人士介绍去地委（所谓北撤），后来有的去了山东，有的又折回来。少数确有条件的，由县决定去敌区（南通城、上海及苏南城市）隐蔽，组织关系保留在县委。对这一部分干部，我逐个进行谈话，有的反复几次谈话。精简中着重进行了形势教育，增强我必胜、蒋必败，我们一定能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对去敌区的同志，还进行坚持革命气节的教育，并交代了如何适应敌区的环境及应变的措施。一般做到了解积极意义，澄清了“失败散伙”的误解。对不愿北撤和去敌区的同志还说明了这是组织决定、斗争的需要，并非当逃兵。对生活等具体问题也作了适当安排。以后因斗争形势又一度恶化，各区乡的干部也有由当地主要负责的同志批准或自动去上海等地的。
1947年夏，我军胜利反击。在攻克滥港桥收复二窎以后，通中斗争形势逐步好转。恢复工作亟需大量干部，在我区暂时埋伏的干部大部分陆续回来（有的组织通知回来，有的自动回来），回来后即恢复了党籍，分配了工作。只对少数人组织上反复动员，仍惧怕斗争不肯回来的才给予处理。对去上海及其他敌区的同志，有的我们通知回来，有的得知斗争情况好转自动回来，有的回来较早，有的我们通知不到，他们了解斗争情况较迟。到1948年春（当时南通斗争情况已好转，但对敌斗争还是艰苦的）才回来。对这部分同志，在1948年初我离县时，地委、县委的处理原则，除已向敌人“自首”的个别人以外，回来以后，先分配工作（因当时干部不够），他们自己向组织报告隐蔽以后的情况，经过审查，没有叛卖等政治问题，即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这些同志在报告中一般都作自我批评，有的帽子还蛮大的。但党考虑到当时斗争严重情况的客观条件，有的虽未经组织批准自动去上海，党组织没有说他们“动摇逃跑”、“脱党”、“脱离革命”。30多年来，这些同志中有的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还在继续效忠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事实证明了当时地、县委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
建国以来，不少单位向我调查有关同志这方面的情况。据近几年的了解，多数同志的问题，党组织已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但也有些同志关于这段的历史情况，当时处理单位没有调查了解当时南通地区斗争情况，作了“脱党”、“脱离革命”、“动摇逃跑”结论。有的同志党籍问题直到六中全会前后才得到解决，有的同志已经重新入党，为此还在申诉。有的同志认为反正已经重新入了党，也不再找麻烦了。也有的还担心工龄计算上将影响到离休、退休的待遇等问题。
以上情况，涉及的人不少，姓名没有列举，为了便于党组织了解情况，按照党的政策处理有关问题，特作如上反映，以免调查往返。
另外再将有关马世宏、徐澄的情况反映如下，供你们考虑他们的问题时参考。
徐澄同志当时不愿北撤，马世宏同志眼睛近视，到区乡坚持斗争有困难。当时他们均在联络部工作。1947年初，是我布置他们两人到四安徐澄同志家中隐蔽下来，相机开展联络活动。徐超同志（联络部副部长，我兼部长）和他们约定联络信号，进行联系。估计不久我们就可与他们联系，没有规定他们回来的联络办法。当时敌占金沙不到两月，我们认为：①徐澄同志家乡一带原是我中心地区，基础不坏，区乡干部虽已大批退到县里来，估计还有党员、村干、积极分子在当地。②徐澄同志的父亲是当地著名老中医，各阶层群众中联系广，有威信，加上马世宏同志的舅舅吴浦云曾做过县督学、教育局长，在中上层有影响，有联系，是开明士绅，未投敌。徐、马二人有充分条件可以隐蔽下来，只要站住了脚就可以开展联络工作。事实证明，我当时对四安地区的情况估计是过分乐观不合实际的。其次，当时县委正在准备采取措施扭转通中、通西斗争局面。县政府警卫连人枪分别加强十总等区队，县团（有枪，缺子弹）将3个连的子弹集中充实了一个连，由参谋长孙志仁同志（通西人）指挥，我和地委联络部印建强同志（现通医副书记）带了一些通西干部同行，准备从通中打到通西，打击还乡团，支持恢复区乡武装和党政组织。具体行动计划是先在滥港东打仗，再到滥港桥以西、西亭以北打一两个仗，即插向通西四安一带，便可和徐、马二同志联系。不料，在兴隆灶伏击，还乡团即将进入伏击圈时，路旁狗腿子泄密，还乡团缩回，我追击一阵未有缴获。当晚部队转移时，与掘港回金沙的省保部队在姜三桥遭遇，参谋长孙志仁同志被流弹击中重伤，送后方医院。本拟由县团再派人指挥去通西，后因敌占二窎，通中各区急需支援，通西、四安、刘桥等区划归通如工委等原因，因而放弃原定计划。通西交通站被破坏，我们也没有设法与徐澄、马世宏同志联络。这是我们应该负责的。以后还乡团已发觉徐澄、马世宏回到四安一带，在要么被捕做烈士，要么屈膝做叛徒的情况下，自动转移到上海打埋伏。我们认为，这是对革命有利的，也是党的政策所许可的。他们到沪以后，找了职业，解决生活费用，只要不参加敌党政军特务组织，也是无可非议的。四安一带恢复较迟，以后刘光、李晏复同志（已牺牲）打游击时，从徐澄同志父亲家中得到他们从上海寄给家中与组织联系的信，说明他们到沪以后，是积极找党组织联系的。他们在沪期间的情况，已经有关党组织审查清楚，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按1947～1948年南通地委、县委处理这类干部的政策原则，应是恢复党籍。作“动摇逃跑”、“脱党”、“脱离革命”等结论，我们认为不合“实事求是”、“分寸恰当”的原则。
以上反映是否属实，请审核。认识如有错误，请予批评。
瞿树滋 1981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