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尔和格林堡指出，至少弗洛伊德的下列理论拥有足够的根据：口唇和肛门性格的概念；男性同性恋的病源论（弗洛伊德指出，一个敌意的、排斥性的父亲和一位亲密的、有约束力的母亲将会激发俄狄浦斯式的敌对状况，使儿童无法选择女性伙伴）；偏执狂的起源，是对同性恋冲动的防卫措施；俄狄浦斯理论的诸多方面；视梦为心理张力出口的大多数梦理论。
他们认为下列命题是错误的，其中有：梦是隐蔽的无意识愿望；宣称心理分析在治疗神经症方面优于其他治疗方法；俄狄浦斯理论的个别部分；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大部分观点。
他们的总结如下：
纵观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评价，我们得出一个总体印象，即结果常常是他的理论预料相吻合……当将总的检测结果叠加起来，并将正确的和错误的部分抵消时，我们发现，弗洛伊德这一路走得相当不错。然而，与所有的理论家一样，他也证明出，在这漫长的探索过程中，他所取得的成功并非完美无缺。他的许多议题的确正确得无懈可击，但在某些重大观念上他也同样出现谬误。如果我们只考虑他关于男性的理论体系，甚或，如果我们只考虑他的理论推想（相对于他进行心理治疗的实际方法）。那么，他的正确率将无与伦比。
这些研究中更详尽一些的是近期的保尔·克兰（Paul Kline）。他于1981年出版《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事实与幻想》，对他的思想体系做出了比费希尔和格林堡深入得多的研究。按照克兰的说法，他的研究更有辨别力，因为他只从在非常可靠的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他并不想就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和快乐原则的宏大理论发表高论，因为它们“是形而上的心理学”——基本上属于哲学的讨论，因而无法检验——克兰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有不少于16种概念可以得到检验。他的总结如下：
客观证据可以证明，心理活动是被分成自我、超我和本我三重层次的。发展理论得到支持，因为口欲（指婴儿口唇快感中涉及性欲的成分）、俄狄浦斯和阉割情结总是出现。进一步说，在成人性格模式中，拥有口唇和肛门性格者随处可见。似乎毫无疑问的是，防卫机制压抑被经常使用，其他一些肪卫机制也司空见惯。性象征已被证明是梦幻中或梦幻之外中均存在的现象。的确与人性的基本冲突相关联，另外，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的某些推断似乎也非杜撰出来的……（总体上说）在弗洛伊德的所有概念当中，对心理分析理论至关重要的一些概念大都得到了支持。
§§§第九节结论
“世界史就是世界判断史”，席勒如是说。将这句话应用在弗洛伊德身上，更加恰如其分。无论如何对他的人格进行攻击，对他的理论进行哲学争辩，对他的理论正确与否耗费苦心地加以验证，人们永远无法抹去弗洛伊德及其不同凡俗的思想对心理学史和西方文明的重大影响。
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行为主义已经一统天下，还是有一大批心理学家同意威廉·麦克道尔——在该领域中一言九鼎——的评价。麦克道尔说道，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做出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大的贡献”。在心理学的学术圈子之外，许多人用更崇高的字眼来形容他的影响。1936年，在弗洛伊德的80岁生日上，托马斯·曼（Yhomas Mann）、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威尔斯（H．G．Wells）等近200位引领时尚的知识分子共同送给他一段话，其中写道：
这位勇敢无畏的先知和救难者，一直是两代人的向导，引领着我们进入人类灵魂中未曾有人涉足过的领域……哪怕他的研究中有个别结果将来可能会被改造或加以修正，但他为人类提出的一些问题却永远不会被人遗忘。他获取的知识是无法否认也无法被埋没的……如果我们这个种族有什么业绩能够永垂青史的话，那就是他对人类心灵的深层所做出的探索。
今天，不管是弗洛伊德的敌人还是他的崇拜者，在这一点上无法无异议：他的概念已渗入西方文化，产生出一大批不同的心理分析疗法，且更重要的是，深刻地影响了艺术家、作家、立法者、教师、父母、广告商和大多数的有文化者，使他们重新考虑人性和他们自身。一切如费希尔（Fisher）和格林堡（Greenberg）所言：“弗洛伊德的理论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内容的基础部分。”
就任何数量的客观标准来说，毫无疑问的是，事实的确如此。然而，我们只是直觉感到事情应该如此。我们只需稍为思考即可以看出，我们是多么频繁、多么自然地在引用着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术语：不同物体的性象征；许多幽默中的隐藏敌意（或半藏半露）；小错误和口误中的无意识原因；冒险和自我毁灭行为中的隐秘动机；同性恋倾向中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某些人努力寻找所说或所做的而我们却难以明白的事物的“真实”原因，等等，等等。这样的思维方法遍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些想法及类似的信仰，全部奠基在一个更大的架构之上：动力无意识的存在。弗洛伊德在晚年对一个崇拜者说：“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他所指的发现，正是这个架构。
他的伟大发现向人类展示了一个此前无人涉足的思维领域，在扩大现代心理学视野的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方向。英国心理学史学家L·s·赫恩肖（L．s．Heranshaw）说道：
（弗洛伊德）让心理学家直面人类的全部疑难问题。这些疑难是长久以来的伟大思想家、艺术家和作家们都曾探索过，但总被学术流派排挤在外而没有得到解决。它们包括爱和恨、幸福和悲伤，包括社会不满和暴力，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包括宗教信仰上的宏伟构架，也包括家庭生活里卑琐而又悲伤的紧张感。
雷蒙德·番切尔（Raymond Fancher）说得更是明白：
他对无意识心理因素的重要性和普遍性的展示如此有效，以至于这个革命性的思想在今天已经几乎成为想当然的定论。我们这个时代中最好的艺术和文学都在叙述人类作为自我冲突的物种的矛盾，他们受制于某种自己无法由意识控制的力量，甚至对自己的身份也无法确认。虽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仍有许多具体的方面需做进一步的检测和质疑。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人性观点已经磁动了了一根反应强烈的和弦。西格索·弗洛伊德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他们的工作不只是影响了一个专业领域，而是改变了整个文化气候。
最后，我们不得不对弗洛伊德的自谦表示一点不同的意见：他做出了伟大的发现，但只有伟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八章测量者
§§§第一节“只要能数，就数吧”：弗兰西斯·高尔顿
1884年，在伦敦国际健康展上，展厅里一张只有36×6英尺的小小展台，上面堂而皇之地标注着“人体测量研究室”。展台里面有3位服务人员，长桌上摆着一些简单的仪器，其中有一个摆锤和反应键，一根手柄和转盘，一台光度计，可用之比较小块的色彩，还有一根长管子，在助手向里充气时，它可以发出哨音，音调可通过管子终端一根有刻度的杆子上的螺丝进行调节，直到访问者再也听不到为止。参观者只需花费3个便士的费用，就可以测试和测量13项特征：反应时、视力和听力的灵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断长度的能力、拉力和拧力，吹气的力量、身高、体重、臂长、呼吸力和肺活量。
人们为什么愿意花费3个便士以获取这些数据，这就很难说了，但在展览期间，共有9337名观众真的为此付过钱。也许，这项活动本身就值得奖励；这是一个以精神测量为科学标志的时代。人们无论什么都要测量一番，即使什么具体目的也没有。
如果说到“人体测量实验室”参观的人们在心里根本无具体目的可言，其经营者的目的倒是昭然若揭。他就是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一位矮个子的秃顶男人，配着白色的鬓角、一双具有穿透力的蓝色眼睛、突出的鼻梁和狭长的嘴巴。所有这些赋予他一种连大块头男人也要嫉妒的权威风度。
高尔顿是位业余心理学家。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智力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决定，因此，应该奖励智力最好的人多多繁殖，从而使人类得以进化，社会得以进步。可如何才能辨认出这些人呢？他相信，若干遗传的生理特征或能力，特别是感官的灵敏度和反应时，都与智力相关联，因而是辨识这些人的标准。（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自己的两项观察结果：其一，智力迟钝者感官分辨度较差；其二，对于那些需要敏锐感官的工作，比如钢琴调音师、品酒师或羊毛分捡者，通常是由男人进行的。他想当然地认为，男人应比女人聪明。）
高尔顿的出身可能造就了他的智力观。一方面，他是著名医生和植物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曾孙（另一曾孙查尔斯·达尔文是高尔顿的堂兄）；另一方面，他还是非常成功的银行家的孙子和儿子。除此之外，他还有额外的依据。他在早年收集了大量杰出男人的家谱，从而证明出“杰出”——他认为它等同于智力——大都呈家族性。
高尔顿自己花钱租用展台以展示“人体测量实验室”，其目的是测量与智力相连的生理特征，并收集结果。这样一来，他就开启了一条全新的心理学研究形式的先河。这种研究方法既不同于冯特在莱比锡大学进行的实验研究，也不同于詹姆斯在哈佛实践的内省法，更不同于弗洛伊德在维也纳与布罗伊尔商讨并于不久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所采用的“谈话疗法”。
不管大家对高尔顿的观点作何感想，他本人倒不是一个无所事事、无聊至极的维多利亚沙文主义者，而是一个拥有超凡智力天赋的科学家，热情，好奇，对工作专注如一。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学者，一位成功的发明家，一位赢得大奖的地理学家，权威的游记作家和气象学家。他开发出第一套鉴别指纹的实用方法，并第一次对孪生子进行研究，以区分开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他还发明了相关分析，此种方法后来成为心理学和其他科学中最有使用价值的研究工具。
抛开这一切不说，高尔顿还是第一位使用智力测验的人，因此，他也就宣布了一种心理学研究的全新模式，也宣布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个体差异。其他心理学家，特别是冯特派心理学家，寻找的大多是通用心理学原理，比如，对声音产生反射时，肌肉反应和有意识反应各需要多长时间。高尔顿寻找的却是个体特征之间的差异（比如反应时）及这些差异与他们的其他特征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高尔顿对个体间差异的兴趣反映出在他那个时代心理学在英国的地位。与德国大学不一样的是，英国大学并不支持心理学，既不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也不设心理学系。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人不是将之视作生理学或心理疗法之下的一个专业，而是全凭自己的兴趣，将之视作个人的爱好。如果是在德国的大学，高尔顿也许就被导入生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但在英国，他所能做的只是随心所欲地寻求使其成为天才人物的原因是什么，并探索社会如何才能增加像他这样的天才的数量。
高尔顿于1822年出生在伯明翰，远远年长于冯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但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大多是在中、晚年做出的，因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与前面几位几乎就是同时代人。高尔顿天生聪慧。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是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两岁半开始阅读，5岁即可阅读几乎任何英语文本，并懂得一些拉丁文及法文，还能解决最基本的算术难题。6岁时，他到当地一所小学就读，却瞧不起其他孩子，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伊利亚特》。到7岁上下，他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是阅读莎士比亚和蒲柏。
这颗极有希望的新星在寄宿学校里却显得十分暗淡，因为这里提倡的是死记硬背，而自然的好奇心和独立精神则往往遭到鞭打、训斥和惩罚性的课外作业的压制。在转到剑桥学习后，他仍然未能混好：时刻处在出人头地的压力之下，忍受着考试和学习成绩不如人的压抑。到三年级时，他依旧未能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也没有成为数学甲等生（数学成绩特别好的荣誉生）的希望。他慢慢患上心悸、头晕、走神等毛病，“头脑里面好像有台机器在转，”他说道，“我无法排遣这些念头，有时连书都看不进去，甚至看到有字的纸都烦。”
在精神崩溃的挣扎中，他离开学校，回家休养。后来，他决定不再为荣誉而竞争，只做一个普通学生。这种心态使他重新回到学校，并完成了学业。不过，终其一生，他对考试和学习成绩的名次都耿耿于怀。
剑桥毕业后，高尔顿完成了医学培训（此前就已开始）。在父亲于1844年过世时，给他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于是，在他22岁那年放弃了行医的打算，像乡绅一样生活了几年，整天骑马、打猎、赴宴和旅行。然而，享乐生活怎么也满足不了他无法平静的大脑，因而，在二十七八岁时，他在咨询皇家地理学会后，决定自费到非洲西南腹地探险两年。他带回了大量的制图信息，填补了原来地图上的一片空白，因而在31岁时，他被这个学会授予金奖，并作为杰出的探险者而受到表彰。
同一年，也即1853年，他走向婚姻，同时也稍稍收敛了自己的旅行计划，只在写游记的过程中过一把冒险的瘾，偶尔也帮助别人安排一些大型的探险活动。但这些活动无法使其满足，于是，他转向发明，生产出一系列实用的装置，其中包括印刷发报器（电传打字机的前身）、改进的油灯、撬锁装置、旋转蒸汽机和潜望镜。潜望镜的发明使他可以在拥挤的地方越过高个子而拥有更大的视野。
进入不惑之年后，为迎接新的挑战，他开始研究气象学。他很快就想出用最近研制出的发报器同时收集不同地方的天气资料，再把这些资料标在一张图上，以察看是否可以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的明显模式。他在这么做时，还把具有同样气压的点用线条连接起来，而后突然发现，它们可以描述的低压区和高压区（气旋和反气旋）几近环形，其在地表的运动则是预测天气的基础。
约在同时，高尔顿终于来到了他一生中最感兴趣的领域：智力的遗传性。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划时代的《物种起源》，使高尔顿受到了巨大的震撼。达尔文的基本假设之一是，在任何物种的成员之中，都有少量遗传的变化或差异，进化是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发生的。尽管《物种起源》针对的主要是动物，但高尔顿仍把它的结论应用于人类之中。他推想，人类物种的进化极可能也是通过由最好的大脑向子孙传递天生心理优越性而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