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年里，程序学习运动对教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设计用以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进行教学的课程和备课材料比比皆是，美国相当多的中学和大学，以及十几个国家的许多学校，都在使用这种方法。但最后教育者们认识到，程序教学的细分法只能提供人类所需知识的一部分，他们还需要完整和有层次的思想结构。而且，以后的研究将会显示，在人类中，延迟强化经常能够收到远比即时强化要好的结果，思考别人的反应可能学到比立即反应或得到答案等更多的知识。再说，观察他人的行为，尽管对猫不一定有效，但对人却不失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方式，且它并不牵涉立即强化。无论如何，就总体上说，斯金纳关于即时强化的教条经证明是非常管用的，不但受到大多数教师的欢迎，而且已被溶进许多教程和中学教科书之中。
斯金纳对精神和情感疾病的治疗也影响不小。他曾想到，通过对病人从病态行为向正常行为的些微转化进行奖励，说不定可使病人的行为重新定型。他和两位研究生从加世纪40年代初开始进行首次实验尝试，后来将其称为行为矫正法。他们在波士顿附近的州立医院搭起一些按压横杆台，如果病人按照有序的方式操作机器，就能得到糖果或香烟作为奖励。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治疗师就给他们一些代币，以奖励精神病人的合适行为，比如自愿进食，自我修整，协助进行房间整理等工作。这些代币还可以换取糖果、香烟，或某些特权，如选择进餐的隔间，与医生交谈，或看电视等。
在重精神病人中奖励期望得到的行为往往能够奏效。一位患压抑症的妇女不愿吃饭，可能有饿死的危险。但她喜欢探访者，也喜欢在房间里摆上电视机、收音机、书籍、杂志及鲜花等。治疗师将她移至一间没有这些东西的病房里，并把一份便餐摆在她的面前；她只要吃下任何一点东西，房间里即会给她恢复某件物品。治疗师慢慢地对她实施奖励，最后她也吃得越来越多，进餐的情况大有好转，还增加一些体重，两个月后即病愈出院了。18个月后随访，发现她已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行为矫正运动传播至许多精神病院和改造学校。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现在认为，它只对一些病情严重的精神病人起作用，是对其他疗法的有用补充，不过，就时间和员工精力来说，这种方式非常昂贵。行为矫正法还被许多心理治疗者用以治疗那些并不那么严重的精神病人，如吸烟、肥胖、害羞、抽搐和语言障碍等。它是行为治疗法领域中的具体技巧，大部分奠基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而不是奠基于斯金纳的行为矫正法。
斯金纳最有名的作品，《第二个沃尔登》并没有重塑美国社会，甚至一点也没有，不过，它无疑对数以百万计读者的思想和社会概念产生过影响。只有一次，有人的确尝试按照《第二个沃尔登》里的内容创建一个乌托邦，这就是弗吉尼亚路易斯萨市的“双橡树公社”，为8人建立于1967年的一个社区。经过多年风雨之后，它的人口已增长至81个。虽然仍按《第二个沃尔登》的模式进行管理，但公社社员们早已放弃了对定义理想行为的努力，也不再通过斯金纳强化法给彼此的行为定型。
斯金纳有时也刻意贬低自己对世界的影响。“总起来看，”他说道，“我对别人的影响远不如我对老鼠和鸽子——或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影响巨大。”这话可能不是当真的。斯金纳的真正意思是下面一段话：“我从未在任何时候对（我的工作的）重要性产生过怀疑。”而且，他还带着极有特色的乖张语气说道：“当它开始引起注意时，我对它的影响是谨慎多于高兴。我的档案里有很多笔记谈到这个事实，即对于这些所谓的荣誉，我感到非常害怕，或大为不快。我常常放弃那些可能占用我的工作时间，或过度强化其具体方面的荣誉。”
§§§第六节失势与衰落
行为主义研究在积累途中，除该学科中最执著的追求者外，人人都很清楚的是，老鼠和其他实验动物经常以该套理论无法解释的方式行动。
一方面，它们的行为常常不符合所谓的通用条件反射原理。“鸽子、老鼠、猴子，哪个是哪个？这无关紧要。”斯金纳曾这么写道。然而这的确非常重要。研究者们可轻易地教会鸽子去啄一块圆片或一个按键来开启食物的门，但他们发现，根本不可能让这种鸟类扇动翅膀取食。他们可轻松地教会老鼠压下挡杆取食，但要让猫也这么做，便得花费天大的力气。给老鼠喝一种发酸的蓝色的水，然后再吃一种使其恶心的药物，它便会避开发酸的水，但愿意喝蓝色的水；对鹌鹑进行类似试验，它则会避开蓝色的水，但愿意喝发酸的水。这些经过比较得来的成果迫使行为主义者承认，每个物种都有其自身的特性，使它们可轻易地通过本能学到一些知识，另一些知识学起来则很费劲，而有些知识，它们是根本不可能学到的。学习的原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在于，实验动物的行为并不经常遵循清晰明白的反应率曲线。例如，许多研究者发现，在开始对一种动物进行反应消除时，它对刺激的反应强度可能远大于其在长期以来的强化训练中所产生的反应。比如一直通过按动横杆取一颗饲料的老鼠，如果发现没有饲料，它会一次又一次更用力地按动横杆，而按照严格的行为主义学说，奖励的缺失应使它的反应强度减弱，而不是增强。
当然，人类亦是如此。当一台自动售货机不再发货时，客户会更用力地推拉几下，或敲打或踢几脚。他所以这么做，要么是发泄一下，要么是以为哪个地方卡住了，需要踢一脚。行为主义学说根本不关注内在的过程，尤其是对问题的思考，但若干行为主义者注意到，他们的老鼠有时在行事时，看似就目标问题经过了基本的思考过程。
著名研究人员爱德华·查斯·托尔曼（Edward Chace Tolman，1886～1959）与赫尔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也是30和40年代一个著名的新行为主义者。他观察到，老鼠在跑过几次迷宫之后，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左看看，右看看，而后做出决定，是往前走呢，还是往回跑。他于1938年就任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致辞中说，非常清楚的是，老鼠的大脑里一直在进行着“感应式试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他说，“老鼠似乎也在‘三思而后行’。”
这是托尔曼在老鼠的许多行为中找出的部分例子。他认为，这些行为只能解释为，老鼠的大脑里肯定在发生着某种过程。几年前，他还和同事制作了一只简单的迷宫箱，里面有三条通向目标盒的路径。最短的一条从起始处直奔目标盒；第二条稍长一些，向左转弯，然后在正中间接入最短的直路；第三条最长，向右转一个很长的弯，在靠近目标盒的地方接入最短的直路。经过一系列试验之后，老鼠按行为主义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试了三条路，并学会选择最短的那条直路，因为这是最容易建立起来的习惯。
然后，托尔曼在直路的中途设立一道障碍，老鼠只能通过最长的那条路才能取到食物。按照行为主义理论，当老鼠顺直路跑下去，在发现障碍时应绕回来再试下一个最容易建立起习惯的路径——中等长度的那条——但它却立即选择了最长的那条。对托尔曼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老鼠已在脑海里对整个迷宫有了某种认知地图，“意识到”障碍物可能已挡住所有的路径，只除开最长的哪条。
托尔曼进行过许多类似实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验非常复杂。他的发现令他惊喜，因为几乎所有的实验都支持自己的观点，即，“老鼠的大脑里已建立起类似于该环境的地图的东西。”他说，标准的行为主义理论只能部分地解释迷宫学习行为：“我们同意……穿迷宫的老鼠经受着刺激，作为这些刺激的结果，它最终导向实际发生的反应。但我们感到，其中的大脑活动更为复杂，更有模式，且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比刺激～反应式心理学家的自主能力更大。”
这些研究导致托尔曼推敲出一种他叫做“目标性行为主义”的学说。它的基本意思是，老鼠的行为并不像自动机，因为它们并非完全按照自己所体验的刺激次数和种类形成习惯，一切似乎是，它们还受到自己的期盼、认为某事可在某情况下导致某种结果的知识、目标和其他内在过程或状态的影响。正如一位正统的行为主义者所嘲笑的那样，托尔曼的老鼠已“陷入了沉思”。
托尔曼将这种内部因素称作“干扰变量”（它们会干扰刺激～反应过程），并坚持认为，它们与行为主义是兼容的，因而并行不悖。“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他写道，“‘心理过程’应该得到承认，且应按照其所导向的行为的术语进行定义。（它们）是看不见的，可都是推断出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行为和这些推断出来的决定因素都是客观的，明确的存在类型。”这些话的确是在为行为主义尽忠，然而，不管承不承认，托尔曼却是在行为主义的大堤上掏了一条细缝，并导入一小滴思维。只要时间一到，它就会变成一场洪水。
如果奖励和重复只能部分地解释老鼠的行为，则其对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工作机理的解释则更是有限。拿记忆来说，行为主义者以纯粹数学的术语描述它：尝试和强化的次数越多，奖励越多，刺激和反应的时间越接近，刺激产生反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刺激是诸如“5之后是什么？”这类问题，反应就是“6”。如果刺激是“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答案就是一串7位的数字（包括区号在内有10位）。第一位数字是对问题的反应，也是产生第二位数字这一反应的刺激，等等，其方式是一串联想。
即使在行为主义的高涨期，心理学家们也都知道，人类的记忆要远比这一点复杂。一方面，我们可以“组块”一些信息：比如，我们把区号视为一个记忆单元，而不是视作一系列互有连接的反应。另一方面，我们拥有不同种类的记忆：我们可暂记某些电话号码一我们查出号码，暂时记住，拨完号后即将其忘记——同时，我们还可“长时记忆”某些东西（我们把认为需要的东西当作知识长期堆积在仓库里）。某些东西需要无数次的重复和奖励才能固定在记忆里（许多人似乎一直记不住自己的社会安全代码，即使记过数十次）；另一些东西（在某家饭馆进餐时付的钱超高，孩子说的第一句话等）只需经历一次就能永存在记忆里。人类记忆的这些特点和许多其他特点，并不能用行为主义狭隘和古板的公式进行解释。
在整个行为主义时代，一些心理学家持续不断地以更宽泛、更深刻的方法探索人类的记忆。不仅如此，他们还探索行为主义未曾注意到的一些心理现象，如感知、动机、性格特征、推理、问题解决、创造力、儿童发展、遗传倾向和经验之间的内在作用与人际关系。久而久之，就这些话题而收集起来的数据，和这些数据提出的不能用行为主义理论回答的问题，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对科学革命的著名分析中所表达的新理论铺平了道路。这就是被他称为“范式转移”的东西，即向新的理论作相对且突然的转移。新理论囊括了所积累的大量数据，并使这些按照目前的学说很难解释的数据产生意义，如果这些数据具有意义的话。
同时，其他领域里的研究也开始对思维的工作机制带来曙光。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文字产生之前的人类是如何思想的；心理语言学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获取并使用语言的；计算机科学则给我们指明了一套全新的认识思维的方法——在信息加工过程中，思维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就像一道计算机程序。
到60年代，所有这些影响开始汇集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新观点，称作“认知科学”，即一种否认超自然存在且建立在实验方法上的心灵主义，通过它，人们可对心理过程进行合理的推断。
随着认知科学的到来，行为主义很快失去其在心理学中惟我独尊的地位，不再像其宣称的那样，是足以解释所有行为的惟一方法。杜克大学的格列高利·金布尔（Gregory Kimble）总结了心理学家们对行为主义的觉醒：
虽然古典学说以简单的学习理论形成并经过了，检验，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总确一种假定，即这些理论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行为之中……学习的大部分基本法则已被发现，余留的只是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它们不过是把将主要的理论家们区分开来而已……（然而，）到本世纪（指20世纪——编者）中期，显雨易见的是，一切如赫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古典的学习理论已在范围上受到局限，我们的科学认知范围仍旧维持在前伽利略时代，而不是后牛顿时代。
奇怪的是，在行为主义日薄西山之时，作为其支流的行为疗法却大行其道，合乎情理地成为某些心理疾病的灵丹妙药，尤其是成为对付恐惧症等的成功疗法。
行为疗法的正确之处在于，虽然用途有限，但非常管用，这一点倒与其祖宗——行为主义理论——非常近似。这种理论并不谬误，因为它毕竟解释了行为的最基本形式，譬如部分的老鼠心理学及更少部分的人类心理学。1968年，心理学家尼西米亚·约旦（Nehemiah Jordan）对它的成就做出了最为极端的评价：
现代美国的科学心理学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白费精力的不孕专家。数年辛勤劳动和数百名教授、数千名学生的不懈努力所得出的成果几乎为零……自那个“划时代的”时刻（华生1913年宣言）以来，53年已然过去，然而谁能指出它对人类知识的增长贡献过哪些积极意义呢？找不到任何东西。
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激烈地批评行为主义，但在60年代，却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中心开始由行为主义向认知理论转移。到70年代，行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挤出局外，被一种更新、更多样化的心理学所替代。对这些新的流派的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将是本书余下部分所要涉猎的话题。
§§§第十章格式塔心理学家
§§§第一节视错觉与新的心理学
1910年仲夏，在一列从德国中部飞驰而过的火车上，一位名叫麦克斯·韦德海默（Max wertheimer）的年轻心理学家远眺着窗外的风景。电线杆、房舍和山顶尽管是静止不动的，可看起来却似在与火车一起飞奔。这是为什么呢？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错觉，也都视其为想当然，但韦德海默却认为，这件事必须有个解释。
这个疑团使他联想到另外一种错觉——动景器。它的基本原理与电影差不多，作为一种玩具在当时非常流行。不管是电影还是动景器，都是一系列以几分之一秒的时差所留存下来的照片或展示其最细微变化的画面快速地在眼前通过，给人留下连续运动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