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时期日本的东南亚外交
从地理上而言，日本属于东北亚国家，在古代历史中也主要与东北亚国家发生关系，而同东南亚国家则几乎没有交往。即使在近代之后，日本成为亚洲国家中最早进入近代国家行列并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扩张的重点仍然在东北亚地区，而东南亚国家则几乎都成为了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才通过军事扩张的方式开始进入东南亚地区，并将这一地区纳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这一时期非常短暂，1945年8月日本在战败的同时即退出了东南亚地区。然而，随着战后50年代初《旧金山和约》的缔结和日本恢复独立，日本却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进入了东南亚。
（一）日本的赔偿外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并由美军占领之后，美国曾对日本实施了部分强制性的拆迁赔偿政策，即拆除日本的工业机械设备以赔偿受到日本战争侵害的国家。1945年11月，以美国总统特使和盟国赔偿委员会美方首席代表爱德温为首的使节团到日本进行调查后，制定了有关实施赔偿的具体政策，并于同年12月发表了《日本赔偿即时实施计划》，即以拆迁日本与军事有关的工业设备为核心的十分严厉的赔偿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从1946年1月至8月间，驻日盟军总部曾先后指定了1090所军工厂作为赔偿拆除对象，由美军实施监督，并将拆迁的部分设备作为赔偿交给了中国、菲律宾、英属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但是，由于麦克阿瑟反对这种过分削弱日本的做法，导致这一赔偿计划多次被修改，最终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尤其在1948年10月之后，美国对日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削弱日本转变为扶植日本，于是美国在1949年5月单方面宣布停止拆迁赔偿，并取消对日本的一切赔偿要求，到1950年5月最后一批拆迁赔偿结束，日本的实际赔偿金额仅占到当初赔偿计划数量的7%。
但是，其他因遭受日本侵略受到损害的国家，则仍然要求给予赔偿，于是围绕日本是否需要进行赔偿以及如何进行赔偿等问题，各有关国家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结果最后反映在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中，即“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同时，和约还规定日本将通过双边谈判的形式解决同其他国家之间的赔偿问题。于是，在《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日本政府遂着手同曾经被其侵略占领过的东南亚国家进行接触。当时，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的有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家，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最初提出的索赔金额总数超过了300亿美元，于是日本利用美国对其支持而获得的有利地位加以拒绝。
然而，日本必须解决战争赔偿问题，才有可能被周边国家所接受。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渐恢复，日本政府也想以赔偿为跳板，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重回亚洲和重新进入东南亚各国市场以便振兴自己经济的一个机会。1952年9月，日本经济企划厅制定了《关于同东南亚经济合作的措施》，其中就认为：“现今就进一步促进我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而言，业已到了应该尽快谋求相应的政治、经济对策的阶段，但促进经济合作上最大的障碍则是赔偿问题。”1954年12月上台的鸠山内阁在其“自主的国民外交”政策中，就强调要“迅速解决赔偿问题，谋求与东南亚诸国正式建交并打开经济关系”。1957年2月上台组阁的岸信介也表示：“复兴了的日本经济需要稳定的市场，东南亚对日本是很重要的。”③当然，在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不能说丝毫没有政治的意味。例如，1957年9月日本政府提出了“亚洲一员”的外交政策，作为其三大外交支柱之一。尽管这里面多少有一些故意表明要与近代的“脱亚入欧”政策相决裂而并非是已经把自己真正视为亚洲一员的意味，但战争的失败也确实使日本意识到自己不可能离开亚洲，即使在与美欧协调的同时也需要立足于亚洲。于是，日本政府在此前后对东南亚国家展开了积极的“赔偿外交”01954年8月，日本同缅甸开始谈判，11月双方签订“赔偿协定”，规定从1955年4月开始10年期间日本向缅甸赔偿2亿美元和提供5000万美元的有偿经济援助，1963年3月双方又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规定日本在12年内向缅甸提供1.4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1956年5月，日本同菲律宾签订“赔偿协定”，规定从1956年7月开始20年期间日本向菲律宾赔偿5.5亿美元以及提供2000万美元的劳务赔偿和2.5亿美元的长期日元贷款；1958年1月，日本同印度尼西亚签订“赔偿协定”，规定从1958年4月开始12年期间日本向印度尼西亚赔偿2.23亿美元和冲销过去的1.77亿美元债务，以及提供4.12亿美元的经济合作日元贷款；1959年5月，日本同南越签订“赔偿协定”，规定从1960年1月开始5年期间日本向南越赔偿0.39亿美元，以及在3年内提供750万美元贷款和5年内提供910万美元的长期经济开发贷款；与此同时，日本同老挝和柬埔寨之间也签订了“赔偿协定”，向老挝赔偿了280万美元，向柬埔寨赔偿了450万美元；1967年，日本又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协议，作为战争期间的赔偿，日本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共支付了1600多万美元的赔偿金。
至此，日本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战争赔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日本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当然，在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之后，越南政府也曾经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最后以日本向越南无偿提供价值85亿日元的机械设备而为两国的赔偿问题画上了句号。日本前后一共向东南亚国家支付了大约不到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或者无偿援助，而且这些赔偿或者援助一般都是通过提供商品、劳务、设备或合作项目等非现金方式进行，也不是通过拆除日本的生产设备来支付，因此不仅没有给日本的经济造成负担，相反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的经济振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等于为日本的商品和投资找到了出路，即通过赔偿的实物或劳务以及合作项目逐渐占领了东南亚国家的市场，形成了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对日本的依赖以及日本同东南亚国家之间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使得东南亚地区逐渐变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最大的原料进口基地。
（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日本利用赔偿外交打开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后，主要为了维护日本的经济利益而同这些国家展开了频繁的接触和交往。
1957年5月，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了东南亚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泰国等五个国家。这是战后日本首相第一次出访东南亚，岸信介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访问期间，岸信介在会谈中反复说明了日本推进亚洲外交的原则，即所谓作为亚洲一员的外交原则，强调日本愿意为亚洲的繁荣发展做贡献，并坚持走和平道路，以消除这些国家对日本的疑虑。他还提出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和技术训练中心的设想，准备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技术合作，引起东南亚国家的极大兴趣，不过这一设想后来无果而终。
1961年11月，池田首相访问了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访问期间，池田一再表示日本愿意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愿意为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作贡献。1963年9月，池田又访问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为此时正在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寻找生产原材料及产品销售市场。
1966年4月，日本邀请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九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经济部长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会议期间，日本的椎名外相表示，日本推进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就是对亚洲各国的经济开发予以积极协助，呼吁东南亚各国超越各自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进行经济开发与合作，并且倡议设立农业开发会议和东南亚经济中心。
196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五国代表经过长期协商，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日本对东盟的成立表示了欢迎与合作的态度，但是由于东盟刚刚成立，其影响力还不大，因此日本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上，并继续扩展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却遇到了问题，即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对东南亚地区大规模的经济扩张，使得这些国家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日本只注重自己经济利益的政策使日本获得了“经济动物”的称号，于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了反日和抵制日货的运动。1971年11月，东盟五国在吉隆坡外长特别会议上签署了《东南亚中立化宣言》，宣布加强相互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使东南亚成为不受任何强国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化的地区，同时要求东盟国家采取一致行动联合抵制日本合成橡胶的出口，以便维护东盟国家的天然橡胶出口。1972年11月，曼谷发生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反日运动。1974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盟五国，却几乎在各地都遇到反日示威抗议活动。据日本政府和一些学者事后的研究表明，虽然“东盟各国反日运动的原因有多种因素，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对日本经济在东盟地区扩张的反抗”。
其实，此时的日本政府也意识到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反感，为了改变形象，也开始采取一些补救的办法，试图改善以及深化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在田中访问东盟五国期间，提出了日本政府推进东南亚外交的五项原则，即：（1）促进日本与东盟之间分享和平与繁荣的良好邻邦关系；（2）尊重东南亚各国的自主性；（3）促进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相互理解；（4）不威胁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自立，并对其发展做出贡献；（5）尊重东南亚各国自主推进的地区合作。据此，日本获得东盟国家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的关系。1976年，日本先后邀请东盟秘书长和东盟各国秘书长访问日本，并就双方扩大交流与对话、建立合作关系达成协议，以及为东盟国家提供6亿日元无偿援助以支持其对橡胶的开发研究。
1977年8月6日至18日，借东盟成立十周年以及第二届首脑会议在吉隆坡召开之机，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访问了东盟五国和缅甸，在其与东盟五国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日本愿意协助东盟实现地区性经济合作计划，愿意进一步加强日本与东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8月18日，福田在访问的最后一站马尼拉发表了题为《日本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提出了后来被称作“福田主义”的三项原则，即（1）日本决不做军事大国，并从这一立场出发，为东南亚及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2）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建立起心心相印的相互依赖关系；（3）日本从平等合作的立场出发，支持东盟及印度支那国家的自主努力，相互理解，共同建立和平与繁荣。
福田主义的出台是日本对此前推行的赔偿外交和经济外交的一次调整，它标志着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过去单一的经济外交向今后的经济、政治并重的外交政策转变，也标志着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发展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关系。1978年6月，日本同东盟之间设立了“日本一东盟外长会议”，并且在其后不久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而引起的柬埔寨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的政治合作。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提出了“政治大国化外交”，由此更进一步将东盟国家视为日本发挥政治作用的基地。1983年4月30日至5月10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上任不久即访问了东盟五国和文莱，在访问期间发表演说，认为“维持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友好紧密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我的信念是，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并同意每年邀请750名东盟国家的青少年赴日本研修一个月，为东盟国家提供贷款和无偿援助以及大型成套设备，设立日本与东盟科学技术部长级会议，在解决柬埔寨问题和稳定地区局势等问题上与东盟国家保持同一立场，以及承诺决不做军事大国、不会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军事威胁等。
在日本首相频频出访东南亚的同时，东盟国家领导人也相继访问了日本。1982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访问日本；1983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先后访问日本。在这些访问中，日本与这些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技术、贸易合作协定，并且针对东南亚国家对于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担忧，对自己的防卫政策做了解释。
1985年6月，在日本外务省举行的第二次“日本一东盟外长会议”上，双方主要讨论了经济合作的问题，会后发表的《新闻公报》强调要“面向21世纪，为了迅速发展东盟国家的产业，日本和东盟在资金、技术、投资和人才方面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1986年6月，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出席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发表了题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争取建立创造性伙伴关系》的演说，其中提出日本亚洲外交的所谓“三根支柱”，即（1）日本不做军事大国，日本将同东盟各国以及爱好和平的其他国家一道为亚洲的和平做出积极贡献；（2）日本将通过不间断的对话和开诚布公的交往与亚洲国家的国民加深相互理解；（3）日本与东盟之间要建立能够适应形势变化的合作体制。1987年12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在“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表示，将提供不低于20亿美元的“东盟—日本开发基金”以促进双方的资金合作，并提出“日本—东盟综合交流计划”以促进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虽然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外交也使得东盟国家对日本产生了政治上的担心和警惕，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和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也同样引起了东盟国家对日本的担心，但是不久之后日本政府就基本上放弃了政治大国的口号而改称“做国际国家”或“为国际社会作贡献”，而且毕竟受到当时冷战大格局的制约，日本不可能在国际政治上发挥大的作用，历史教科书事件和靖国神社问题也很快被抚平，没有对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太大的影响。因此，总体上来说日本同东盟的政治关系有所发展，或者说在过去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关系中又增加了一些政治的内容。
二、冷战后日本与东盟的关系
（一）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调整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德统一，二战后以美苏两极为中心的冷战体制崩溃，新的国际格局尚未形成，整个世界体制处于过渡转型中；经济上，区域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在全世界扩展。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推行政治大国的目标，在经济上力图维护自己的经济大国地位，在东亚地区形成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亚洲经济圈。因此，日本对东南亚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增大了对东南亚各国的直接投资、贸易和经济援助，并逐步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甚至安全关系。
从冷战结束之后不久的90年代初，日本就开始了对东盟政策的调整。1991年5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出访东南亚国家，在新加坡发表了所谓“海部宣言”，强调日本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而将经济关系放在了比较次要的地位，即明确表示日本要积极参与亚太各国间的政治、安全保障对话，并暗示日本想要通过建立安全对话机制而在亚洲发挥政治主导作用。1993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文莱等东盟四国，在曼谷发表了题为《亚洲太平洋新时代及日本与东盟的合作》的演讲，提出了日本对东盟的四项基本政策，即（1）积极参与有东盟参加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对话，以及建立这一地区的安全机制；（2）促进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开放与繁荣和发展；（3）促进民主化和保障人权，共同应对开发与环境等共同课题；（4）双方共同合作以促进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东盟政策中的政治因素和安全因素在增加。同时，宫泽还提议在曼谷建立援助印支综合开发论坛，帮助印支三国摆脱落后状况。1994年9月在日本与东盟的清迈会议上决定成立印支经济合作工作组，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经济发展进行共同协助。1995年2月底，日本举办印支综合发展论坛部长级会议，共同讨论了与印支三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计划。协助印支三国走出落后状态，成为日本与东盟合作的一个新领域。
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加坡五国，并在新加坡发表了题为《为迎接日本与东盟的新时代而改革——建立更深更广的伙伴关系》的演说，其中提出了三项具体措施：（1）建立首脑对话制度，进一步增进首脑间的个人信赖关系，密切各种层次的交流，加强安全领域的对话合作；（2）开展多领域的文化合作，培养亚太共同体意识；（3）与东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合作，共同解决恐怖活动、环境、贩毒和福祉等国际性问题。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日本试图与东盟建立更高级别和更加制度化的交流关系，并且在政治安全、地区合作以及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尽管东盟国家在安全等敏感问题上仍然有所保留，但是在此之后不久的1997年12月，仍然召开了“日本—东盟首脑会议”，并且将这一会议制度化，每年召开一次，其政治意味非常浓厚。
（二）新世纪日本对东盟政策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不但仍然延续了其冷战后的对东盟政策，甚至有更加强化的趋势。在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日本政坛出现了比较罕见的小泉长期政权。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作为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曾七次访问东盟国家，与东盟国家首脑八次会晤，充分表明日本对东盟的重视。2002年1月，小泉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新加坡等东盟五国，发表了题为《东亚的日本与东盟——坦诚开放的伙伴关系》的演讲，提出要同东盟“共同行动、共同进步”的口号，并首次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在这次演讲中，小泉提出：（1）日本支持东盟政治、法律、经济结构、金融等领域的改革，加强湄公河地区开发、IT和相关产业的合作；（2）参与联合国维和，与东盟积极合作消除贫困，预防争端发生，推进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就全球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联合国内加强合作；（3）未来合作五构想：第一，以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第二，2003年定为日本一东盟交流年；第三，日本—东盟一揽子经济合作构想；第四，召开东亚国际开发会议；第五，大力加强包括反恐在内的安全合作。由此可见，日本想要同东盟发展一种全方位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区安全、联合国事务、全球性问题等各个方面加强合作。2002年11月，日本和东盟共同发表了《全面经济合作构想宣言》，表示在十年内实现包括自由贸易区在内的全面经济合作。2003年12月，“日本一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这是第一次在东盟国家之外召开这样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正式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签署了《东盟与日本行动计划》和《新世纪东盟与日本活跃与持续关系的东京宣言》，并倡议建立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东亚共同体”，其中特别强调日本同东盟之间的政治和安全合作，以及决定从2005年起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争取在2012年之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建成自由贸易区。在此前后，日本也确实加强了同东盟国家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合作，如经常参加东盟国家之间或者同美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并向东盟地区的东帝汶派遣了配有重武器的自卫队，以及首先同新加坡之间签订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等等。
小泉之后的日本政府也同样重视对东盟关系。在2007年1月举行的第10次“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明要继续强化日本同东盟的各种关系，并向东盟提供新的58亿日元合作资金；在2007年11月举行的第11次“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欢迎东盟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建立人权机构、尊重民主人权和法律秩序等普遍价值观，表明日本将支持东盟的合作努力并提供援助，在地区合作、反恐、环境保护、海上安全、人才培养、青少年交流等方面提供各种帮助。
日本通过以上这些积极的东盟外交，应该说在进入新世纪后同东盟之间的政治关系确实有所改善和提升。当然，这种关系的改善和提升是在东盟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同样得到改善的大背景之下实现的。东盟一直所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并不允许自己同某一个大国的关系走得太近，当然更不愿意让大国来左右东南亚地区的事务。
（三）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动因
从总体上来说，在冷战后或者说在新世纪，日本更加重视东盟，强化同东盟主要在政治、安全及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日本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动因在于：
1.政治大国化外交的逻辑延续。日本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明确提出了政治大国化的外交，但是在当时的冷战状态下其实很难真正去实施，日本国内也存在诸多的法律制约。这种状况直到冷战结束后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才开始有所改变，冷战结构的崩溃为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外交提供了更多实施的机会，日本有可能在更多的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但是，一个国家政治作用的提升不仅仅需要本身实力的增长和具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意愿，同时也需要更多国家政治上的认同与支持。日本当然知道，自己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有可能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国家集团共同携手去参与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或者至少应该在自己所处的东亚地区占据主要的地位。这就需要日本在东亚地区具有广泛的政治支持。然而，日本同自已的东亚邻国中国和韩国之间存在着一些摩擦，要在东北亚地区取得主导地位或至少获得政治支持相对比较困难。于是，发展同东盟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就成为日本推行政治大国化外交的必然选择和迈向政治大国的最合适和有效的路径。
2.东盟在政治上作用增强，正在成为东亚合作的主导力量。东盟在20世纪80年代解决柬埔寨问题上所发挥的政治作用以及所显示出的团结精神为东盟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其政治作用进一步增强，尤其在自身扩大整合以及东亚地区合作方面表现卓越。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在东盟的主导下，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政府间的多边性安全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促成了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的“10+3”合作模式的形成，并且实现了囊括东南亚地区十个国家的大东盟的愿望。进入新世纪后，同样在东盟的主导下，终于召开了东亚首脑会议（EAS）并使其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东亚其他国家正在以东盟为核心来构筑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或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网络。在2007年11月的东盟首脑会议上，十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表明东盟在其本身合作方面的进程进一步加快。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当然更加重视东盟，希望能够同东盟在政治上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3.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作为冷战时期产物而存在的美日军事同盟，在冷战后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1996年通过美日两国首脑的重新确认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日本在其中所处的地位也相对有所提高，即日本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为美国分担责任，对全球范围内的安全问题有了更大规模的参与。在安全问题上，大部分东盟国家基本上一直是依靠美国的军事存在来保障的，即使同美国曾经交战的印度支那三国，目前也能够承认和允许美国在东盟地区的存在和影响。美日同盟的强化有助于日本借助美日同盟的框架渗入东盟地区，尤其在这一地区有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除此之外，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同东盟国家更紧密的关系也有助于日本在美日同盟框架内争取更大的自主性和相对的独立性。
4.中国的迅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近代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相对大国地位受到挑战，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弱化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尤其是冷战后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相互间的一定冲突、日本国内政治的保守化以及两国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中日两国在政治关系上出现一些摩擦，在安全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东亚最为强大的两个大国却都在积极地同东盟国家发展关系。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大幅度地改善了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参加并积极推进由东盟主导的各种地区性合作，同东盟国家共同在2010年建成双边的自由贸易区，与东盟国家共同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日本也同样更加注重东盟，避免在中国与东盟建立紧密关系的过程中自己被边缘化。例如，在中国与东盟提出将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日本也改变过去只重视世界多边贸易的政策，开始加快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03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日本所提出的建立“东亚共同体”，就强调要以日本与东盟为核心，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被有些舆论认为有排斥中国之意。也就是说，在中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日本自然会更加重视东盟，以维持自己在东亚地区相应的地位。
三、日本与东盟政治关系的前景
客观地讲，冷战后以及新世纪以来日本与东盟的政治关系在比较平稳地向前发展，这是日本有意识地加强同东盟之间政治关系的基本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不过，这种状况的出现仍然有赖于东盟同其他大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和东盟自身积极促进同大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政策。在日本同东盟政治关系有所发展的同时，中国和美国同东盟的政治关系也在发展，尤其是中国同东盟的政治关系，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作为东盟来说，大国平衡战略仍然是其坚持的基本政策，即不希望由某一大国全面地控制和影响东盟地区。也正是因为东盟同其他大国的政治关系也得到改善和发展，日本同东盟的政治关系才有可能得到相应的发展。未来日本与东盟的政治关系仍然会受到中国和美国同东盟关系的制约，东盟也不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同日本发展更为良好和密切的政治关系。
此外，日本的实力状况也会成为未来影响日本同东盟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尽管日本想要通过密切同东盟的政治关系来显示自己作为亚洲代言人的身份以及在同中国的相互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美日同盟关系与日本作为亚洲国家一员有时会存在矛盾，因此日本的东盟政策仍然会受到美国对东盟政策的影响，难以显示自己完全的独立性。在同中国的竞争中，按照目前的一般预测，中国将在总体实力上逐渐超越日本，在东亚地区事务中中国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基本判断下，东盟也不可能如日本所愿，去建立与日本关系更为紧密而排斥中国的某种地区合作或地区共同体。
因此，在中、美、日这些国家之间没有大的冲突的前提下，日本同东盟之间的政治关系仍然会平稳正常地缓慢发展，同时会受到东盟与中国、东盟与美国关系的制约而大致同步地发展。也就是说，日本同东盟的政治关系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双方，而是会受到其他大国的影响，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过，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看，日本仍然会依据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和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考虑，在今后不遗余力地继续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东南亚地区仍然将是日本外交的重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