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测验表明，在听证会之初，人们还有浓厚的兴趣，但后来就有些不耐烦了，而且麦克阿瑟的声望也有下降趋势。
1952年，又到了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人塔夫脱一如既往仍跃跃欲试。但共和党内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如果保守的塔夫脱获得提名，那么可以肯定任何民主党候选人都会很轻易地战胜他，就像20年来所有运气不佳的共和党候选人一样。另外，共和党人还担心，如果民主党再次执政，美国就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远。因此，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最有可能获胜的人选。最后，他们选择了当时任北约总司令的为人谦逊、平易、宽厚而正派的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不像他的老上司麦克阿瑟那样爱出风头、派性十足。他是个受到各阶层敬重和喜爱、甚至为民主党所接受的人物。最初，艾森豪威尔表示不会主动去谋求总统职位，但也不会拒绝更高职责的召唤。这表示他有意于竞选，于是共和党内一些中坚人物便开始为他组织竞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塔夫脱为寻求支持来找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对他说：“在过去的艰难岁月里，您给了共和党如此坚强有力的领导，以致您被全国称作‘共和党先生’。而我感到，对党来说，如果现在不能团结在您的周围以迎接即将来临的严峻考验，那就如同在战斗打响之际换将一样，是难以想像的背叛行为。”
但麦克阿瑟的支持也无助于增加塔夫脱的竞选筹码。6月初，艾森豪威尔卸去北约总司令之职，回国亲自参加竞选，并在许多州的预选中击败了塔夫脱。于是，塔夫脱又来找麦克阿瑟，让后者充当他的竞选伙伴，并许以“武装部队副总司令”的头衔。一直抱有政治野心的麦克阿瑟，当然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7月7日，共和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麦克阿瑟被推举在会上作主旨讲话。像1944年一样，他又成了一匹黑马，大有一爆冷门之机会。然而，令他的支持者失望的是，这一机会很快就被他那冗长而索然无味的陈词滥调给葬送掉了。他的讲话华而不实、慢条斯理，一提到上帝语调就升高一级，然后又降下来，使人听起来既扫兴又不舒服，“就是觉得没劲。”到后来，代表们越来越不耐烦和心不在焉了，有的咳嗽，有的议论，有的上厕所，有的转来转去拉选票。他的讲话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中，场面十分令人尴尬，尽管他不断提高声音以吸引听众，但无济于事。一年前他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老兵不死”的演说时那种神奇魔力、那种震撼人心的场面，已一去不复返了。本想露一手、结果却砸了锅的麦克阿瑟在讲完话后，心情沉重地悄悄离开会场返回纽约。但他仍心存一线希望，等待大会的投票结果，并让“巴丹”号停在机场跑道上，准备随时再把他送回去。但在7月11日的第一轮投票中，艾森豪威尔即得了614票，塔夫脱500票，麦克阿瑟只得10票。就这样，他的美梦再次成为泡影，而他过去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却获得了提名，并最终在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总统。
军号手吹起熄灯的号角
麦克阿瑟在第三次竞选失败后终于认识到，他的确不是个好的政治家。于是，他彻底打消了从政的念头。1952年8月，他应邀出任带有名誉性质的一家制造企业雷明顿-兰德公司（1955年与斯佩里公司合并为斯佩里-兰德公司）的董事长。
那一年的12月5日，麦克阿瑟在全国制造商协会第57次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深信在朝鲜冲突上是存在一条明确而肯定的解决途径的，目前的解决办法应包含一些基本决策，这些决策我认为不宜公开透露或讨论，但据我看来，它们是切实可行的，既不致使友军蒙受不应有的伤亡惨重的代价，也不会增加任何可能招致世界范围冲突的危险性。”
当时，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从朝鲜前线视察回国途中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以为麦克阿瑟有什么锦囊妙计，便马上打电报给他：“我正盼望同您举行非正式会晤，以便我和我的同僚们从您的见解和经验中获得教益。”
接到这封电报，麦克阿瑟十分感激地立即复电称，“这是自我回国后官方第一次对我的意见明显表示最起码的关注”。并说他将一如既往，完全听从国家的安排，随时准备为国效劳。艾森豪威尔在征得麦克阿瑟的同意后，把上述两封往来电报交给报界发表。这使杜鲁门火冒三丈，说麦克阿瑟如果有什么结束朝鲜战争的好办法（他对此表示怀疑），他有责任向在任总统提出来，而不是向当选总统。
12月17日，艾森豪威尔在纽约已被他任命为新政府国务卿的杜勒斯家中会晤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精心准备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麦克阿瑟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对朝鲜问题的想法。他认为：时至今日，朝鲜战争已发展成美苏之间斗争的象征，因此政府应同苏联进行谈判，把世界形势作为结束朝鲜战争的必然结果来探讨，提出美国方面的主张。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就警告苏联要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手段来消灭北朝鲜的敌方军队，并通过采取摧毁中国的工业基地等措施来抑制中国进行现代战争的能力。这样一来，苏联、中国必然惧怕原子弹的威力，而同意在体面的条件下达成有关协议。万一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再根据那时的情况来考虑实施新的计划。
麦克阿瑟的锦囊妙计，实际上没有多少新意，无非是战争恫吓的另外一种翻版。艾森豪威尔对此没有表示态度。陪同艾森豪威尔一起来的国务卿杜勒斯委婉地对麦克阿瑟说：“你目前的计划是大胆而富有想像力的，而且很可能获得成功。可是，我相信艾森豪威尔应该首先巩固总统的地位，然后再来试行这样一项雄心勃勃的全面计划。他也许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
麦克阿瑟对此结果很不满意，他不紧不慢地反驳说：“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总统之日，将是他的力量和威望达到顶峰之时；就职仪式之后，他在人民中的号召力每过一天就会递减一分，一年以后他将不过是一个为其施政纲领奋斗的政党领袖而已。如果他不能立刻采取行动，以后就再也做不到了。”
这是麦克阿瑟最后一次与政府人士进行正式接触。从那以后，他便慢慢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躲在沃尔多夫饭店中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再也不想创造奇迹，也不想制造麻烦了。
1953年下半年的一天（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尼克松副总统应邀来看他。麦克阿瑟热情地拉着他的手说：“你来得太好了。”
尼克松回忆说：“通过这次会谈，我与麦克阿瑟发展起良好的关系。此后八年间我们俩接连进行过许多次引人入胜的谈话。我们通常谈论美国政局和当时的美国外交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他谈问题，我当听众。胡佛同我讨论各种问题时总是问我有什么想法，而麦克阿瑟从来不问我的意见。同他会见像是去上一堂研究生班的讨论课，他谈到什么题目就是讨论的题目，去了以后最好的办法是静静听讲或者记笔记。”
有一次，他对尼克松说，如果当年在鸭绿江边他手里有50万国民党军队的话，他就会把中国一分为二，一举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还有一次他谈到，如果让他当国防部长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将如何削减军费，并在一个月内整顿好五角大楼。然而，无人想到起用这位争议颇多而又妄自尊大的人。也无人来向他求教什么问题。这种冷遇无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使他对艾森豪威尔充满了怨恨和偏见。一次，在提到艾森豪威尔给他当副官时，他嘲笑道：“只要你提观点，他就能做文章，而且既能宣传这种观点，也能驳斥这种观点，文章都做得一样好。”
当1955年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他捎信给尼克松说：“应该让那个家伙立刻滚蛋。”
麦克阿瑟对继任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也没有好感。在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事件失败后，他在背后多次批评肯尼迪，说他有勇无谋，不善决策，缺乏判断力。
麦克阿瑟对华尔街的大亨们也看不顺眼，认为他们“毫无个性”，“从不坚持原则，他们遵循的惟一方针是挑选一位能够竞选获胜的人，而且不管他的主张是什么一概支持。”
总之，离职退休后的麦克阿瑟没有完全消失，他到处发表自己的意见。转眼间，到了1960年，年届80岁的麦克阿瑟害了一场重病，前列腺严重发炎，几乎丧命。病愈过后，芝加哥一位牧师来信问他在病危时，《圣经》中哪些话对他有所帮助。他回答说，耶稣的一句话使他脱离了危险：“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1961年7月，是菲律宾独立15周年的纪念日，菲律宾政府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用两代人的时间和经历见证了菲律宾历史的麦克阿瑟，在寂寞的日子中沉默了9年之后，再次被人们记起。他应邀前往马尼拉，参加这个庆祝活动。
当穿着人们所熟悉的咔叽布军装、戴着战斗软帽和飞行墨镜的麦克阿瑟走下飞机的悬梯时，受到了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的欢迎。眼前的情景，使麦克阿瑟恍然感觉又回到了16年前。
在菲律宾期间，麦克阿瑟受到国宾般的礼遇。他在国会发表演说。随后，又不顾年迈体弱，到曾经战斗过的莱特的白滩、丛林密布的科里吉多尔、崎岖不平的巴丹丘陵等昔日的战场，凭吊和缅怀阵亡的士兵。看到往日血流成河的战场恢复了宁静和生机，麦克阿瑟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