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叶
红四方面军组织部队过黄河时，红三十一军政委周纯全对我说：“老左，总部要组织教导团，有人提出让你到教导团去工作，你可愿意？”我痛快地答应：“服从组织分配。”后来才知道，是朱良才政委提议让我来教导团工作的。朱良才原是五军团十三师政委，对我了解。
西路军失败了，退进祁连山的康隆寺，还没有住下来，接替朱良才任教导团政委的晏福生就找我说：“老左，你跟李宽和、金德元带一个班，进山搞粮食去，部队几天没吃的哪行！”
李宽和是教导团的俱乐部主任，金德元是粮秣科长。我们三个人奉命带了一个警卫班进深山去搞粮，在山里折腾了大半天，总算在一处小山庄搞到了十多头牦牛和一些炒面，踏着轻快的步伐，朝部队驻地走去。走到半路上，碰到一些被打散逃出来的战士，慌慌张张地对我们说：“别回去，别回去了！队伍没有了，被敌人消灭了！”我听了脑袋嗡的一声，眼冒金星，我见教导团特派员丁尚伯跑过来，便急切地问：“老丁，晏政委呢？”丁尚伯气喘吁吁地说：“惨啦，晏政委向警卫员要枪自杀，死没死不清楚。”
我一时不知所措。我们本想将这些牦牛和炒面运回去，解教导团于倒悬，没想到转瞬之间，我们教导团就垮了，连政委都要自杀，回去显然是送死。我和李宽和决定将这一班战士带进附近树林子里隐蔽起来。我们坐在一棵树下商量组织游击队，在山里打游击。我有一种责任感，就自告奋勇：“上级不在了，我们自己封官吧，我当队长，宽和当政委，老丁是副政委，我们三个责无旁贷。”“分封”停当，利用现成的粮食，在树林里架锅造饭，先解决饿了几天的肚子问题。
正在炊烟袅袅饭香扑鼻时，林子外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看见几十条身影向林子里闪进来。“有情况，准备战斗！”我下了命令。人影近了。我看到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大汉，一只胳膊的衣袖空空荡荡地甩打着，这不就是独臂将军晏福生吗？我松了一口气，大声喊：“晏政委，晏政委，到这边来！”
他们过来了，走在头里的是教导团党总支书记甘玉霖。我咬着甘玉霖耳朵问：“听说晏政委要自杀，真的吗？”甘玉霖点点头说：“队伍被冲散了，晏政委怕当俘虏，向警卫员‘麻鸡婆’要枪自杀，‘麻鸡婆’说什么也不给，政委才留下一条命。”晏福生原是六军团十七师政委，打天水据史料记载，晏福生同志原是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十六师的政治委员，1936年10月上旬在甘肃礼县东北罗家堡（邻近天水）作战时负重伤，转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疗伤，随医院到了河西。
时胳膊受了伤，被敌人俘虏，锯了一只胳膊，得救了。敌人问他是干啥的？他回答：“伙夫！”敌人见他人高马大，黑乎乎的，像个伙夫头，信以为真，便把他放在伙夫班吃饭。伙夫班自然松懈，晚上他就撒丫子跑了。有了第一次当俘虏的屈辱，他不想第二次当俘虏，所以想到自杀。
又增加了几十张嘴，赶紧造饭，反正雪有的是，捧进脸盆里一烧就是水，炒面一把一把往盆里撒，熬成面糊糊大家匀着喝。待大家吃饱，敌人也跟踪进了林子，接上了火。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便对丁尚伯、甘玉霖说：“我们掩护，老丁、老甘你俩带着小分队，保护晏政委先走吧！”暮霭沉沉，子弹啾啾，容不得犹豫，甘玉霖痛快地答应，掩护晏福生撤离。
临走，甘玉霖说：“同志们，我们肯定是会失败的，乘晏政委在，我给每个党员写个组织介绍信，失散回去后好接上关系。盖上党总支的章，写完我就把章子烧了！”晏福生同意了甘玉霖这个颇为悲壮而独特的动议。于是，在弹火纷飞中，甘玉霖蹲在林子里，背靠着一棵树，膝盖当桌子，给每个党员草草地写着组织关系介绍信，然后一张一张盖上党总支的公章。
每个党员收藏好自己的介绍信——他们视之为比生命还珍贵的纸片，甘玉霖便当着党员的面，将那枚党总支的公章砸碎烧了。小财神爷金德元背着几十块“袁大头”，这是教导团的经费，现在教导团垮了，眼看要各奔东西，他提议把钱分了，给大家做路费。我分得三块，李宽和也分得三块。
该砸的砸了，该分的分了，该扔的扔了，大家要分手了，此一去，谁生谁死，难于预料。我嘱咐甘玉霖：“到了陕北，如果只有你甘玉霖，没有了晏政委，我可饶不了你！”甘玉霖不含糊：“放心！老左，回到延安，你能见到我甘玉霖，就能见到晏政委！”甘玉霖带着警卫班冲开缺口，掩护晏福生政委突围走了；我带着十多个干部战士，在林子里顶到天黑。第二天我们索性钻出山林，在祁连山上转了一阵子，转到了一座小煤窑。深浅不一的煤窑里，横七竖八地躺着鲜血淋淋的西路军伤病员，一片呻吟，景象很惨。我们钻进去躲了一会，觉得不是栖身之处，马家军一搜山全成俘虏，赶紧又跑了出来。
我们在荒野里转来转去，转到张掖一个叫崖子崖子：村名，位于张掖市甘州区西北部，今为明永乡地。的地方，北面有条河，把我们拦住了。
河边有座磨房，我们索性钻进去歇息，发现里面有白面、锅灶。“发财了！”我们欢呼起来。两天两夜只顾着赶路，没有吃饭了。我们生起火来和面烙饼，打算饱吃一顿再过河。炊烟引来了老乡，老乡们举着铁锨、叉子，呼叫着包围了磨房。形势一触即发，我们赶紧在磨房里叫喊：“乡党，我们是红军，不是马家队伍。”西北地区的老百姓把老乡叫“乡党”，红军在张掖呆过，知道这种称谓。“你们是红军？俺们不信！”乡党们叫着。
我知道乡党们是冲着马家军来的，有了信心，便大声说：“乡党，我们是红军，不信你们来看看呀！”乡党们不愿贸然走进磨房，疑疑惑惑地站住了。我们十多个人中有两位女红军，我叫两位女红军站到磨房外面去，向乡党们招手。乡党们看到女红军相信了，便下铁锨和叉子，涌了过来，拉着红军的手说：“哎呀，你们失败了，孽颤孽颤：张掖方言，很可怜的意思。啊，这可怎么办？”我宽慰老乡们说：“乡党，我们现在是失败了，要回到陕北去找大队伍，再打回来，我们会胜利的！”几个乡党钻进磨房，为红军做面条、烙饼，另外一些乡党则回家拿来酸菜，端来米汤，让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还烙了一些饼，让我们带着做干粮。
我们吃饱喝足，有一位老汉还带着他的儿子赶过来一辆牛车，载 我们过河。这辆牛车很大，两头牛拉，十多位红军全挤进车里去，两个轱辘又高又大，辚辚地滚动着，是过河的好工具。老汉一路上以自己的体验念叨红军的好处：“你们一不奸污妇女，二不抓夫，乡党才拥护你们。你们不抓夫，找向导还给钱，开路条。最好的一条是不强奸妇女。马家军到一个地方，发疯似的糟蹋妇女，我们这里家家有地窖，马家军一到，妇女就钻进地窖躲起来……”
老乡拉我们过了河，又交代说：“走二里路有个堡子，没人住，你们只管进去睡一天，天黑了再走，只要不出来就没事。过了东山口有个税卡，你们去打也好，抢也好，兴许能弄点穿的吃的。”
种瓜未必得瓜，种豆未必得豆，就是这位掩护过十多位红军的老汉，解放后却为这件事付出了生命。他用牛车送我们过河后，遭到马家军的盘问：“你们把一车共产拉哪里去了？”老汉为了搪塞马家军，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我把他们扔到河里淹死了！”当地有人信了这谎话，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有人告发老汉“淹死”了十多位红军，“罪恶滔天”，当地政府便把他镇压了。冤哉枉也！我后来得知此事，懊悔未与老汉早点联系，救命恩人冤屈而死，我心里痛苦极了，立即给当地政府去信，证明老汉是红军的救命恩人，建议追认为革命烈士，为老乡立碑志铭。当地政府为老汉平反了，可我心里老是得不到安宁，那辆高大的牛车仍时时在我眼前闪过。
我们按照老汉的指点，转过东山口，果真看见一个税卡，税长已逃之夭夭，卡子里连个鬼都没有，却有一匹马。我们闯进卡子搜罗一空，还拉走了那匹马。这匹马相当于好几袋面粉啊。我们翻过一座山，天已黑了，肚子也饿了，便在山沟里歇下来，把这匹马杀了，烧起一堆篝火烤马肉吃。血糊拉拉的马肉块烤得流油，香得不行，虽然里头的肉还带着血丝，嚼咽起来也是回味无穷。
装饱一肚子马肉，又起程出发。走不多远，一位女红军喊肚子痛，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地落到了后面。警卫班的那位陈班长，对这位女红军颇为留意，见她掉了队，自然心焦，自告奋勇地掉头去接女红军。可这位老兄去了半天，不仅没接来女红军，连自己也没了踪影。我叫李宽和领着大家先走，我自己留下来接应他俩。我蹲在路边等了好些时辰，眼看天亮了，还不见那两位的影子，便去追赶前面的同志，可怎么也追赶不上了。我这位自封的游击队长，现在竟成了光杆司令，真是哭笑不得。
我在荒漠里漂泊，来到山丹地界。没有指南针，辨别不了方向，就沿着残败的土长城向东走。一个流落红军当然不敢去找房子住，躺在旷野里寒冷不说，那飞扬的沙尘非把你埋掉不可。躺在长城垛子里则妙不可言，既能挡风又能挡沙，还有安全感，但没吃的。肚子饿久了不行，便到附近的庄子里去讨吃。多数老乡不会让我失望，剩饭剩汤多少总能施舍一点。也有的老乡穷得什么都不剩，我只好空着肚子走。饿得急了，对什么都产生食欲，我看见老乡们在门口切土豆种，走上前去，拣起老乡丢掉的烂土豆块生咬着吃，老乡们看着可怜，一把夺过，说：“这能吃吗？”就叫进家去，喝水、吃馍。
渴比饿更难受，大沙漠里和戈壁滩上走路，消耗体内的水分特别多，既没有河沟也不见水井，何处觅水喝？在长城附近寻找饮羊的小水坑，羊喝了水又拉屎撒尿，脏兮兮的，用手捧起来，一股羊粪味，恶心得无法往嘴里放；趴下去喝，可是水层太浅，喝着喝着，羊粪就泛了上来。这时，想出了一个办法：拔一根空心草，把实心拔出，制成一个吸管，就衔着到水坑里吸水，情况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