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县城工作，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隔壁的是我所在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家在市里，假日之外，他也住集体宿舍。在县里的一帮喜欢吃喝拉扯的庸官当中，他有些清高，显得落落寡合。也因此很不得志。五十年代初他就是区委书记，如今他当时的通讯员都当地委负责人了，他仍在原地踏步。不是因为无能，反是因为才气逼人，让人嫉妒。他对小人物倒是随和。那时候我是一个从农场借调的临时工，在他手底下打工，写些“形势大好”之类的文字谋生。他觉得拙文颇清通，竟多所关照。常有些闲趣拿来与我共享。有一次生病在外地住院之后，他带了一截在医院后山捡的树根回来，说不清形似什么，却让人看了喜欢。他弄了一只沙盘，放在宿舍走廊的水泥栏杆上，把那截树根置于沙盘中间。人们看了不屑，说，弄这烂树蔸是做什么的？在那幢宿舍楼里，他的知音大约是唯有我了。我们常常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从各个侧面来研究那截树根，总是会有新的发现，觉出新的意味。
到后来，欣赏当然就不能仅此满足。
我自己弄的第一个树根是从乡下的一个大灶膛里抢出来的。当时灶火熊熊，我忽然在一堆燃烧的乱柴里看出“一头鹿”，于是不顾一切地伸手进去把它拖出来。扑灭火后，拿到灶屋后面的塘里洗净，然后除去几根杂芜的枝 蔓，就得到这只十分温驯的“鹿”。为了使它酷似活鹿，我用墨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瘢痕上点了眼睛，又用铅笔刀给它刮了满身梅花斑。
因为像，它得到许多人赞赏。有人甚至愿出一个有分量的价将其易去。我因此觉得价值连城，不卖。也因此十分起劲。此后，北上南下，东奔西走，乃至在外国的山地和湖滨，不管到哪里，办完正事之余，我首先注意的，就是树根。
弄多了，多少有了一些趣味上的讲究。
首先是不再仅仅追求像。点出眼睛，刻出花斑，甚至补一只脚，插一双翅膀，工艺上都做得到。然而，“栩栩如生”毕竟并不是“生”。就是做到了乱真，又有多大意义？艺术的目的如果只在于再现，要艺术有什么用？
很明显，艺术往往只是对审美经验的一种暗示、启发或召唤。那些欠缺的部分往往正是为灵感、联想留下的空间。
然而，如果完全不像，艺术的表现则又失去依据。这里需要的是神似，神似往往在像与不像、似与不似之间。有时甚至“不像”比“像”更“像”，“不似”比“似”更似，这绝不是故弄玄虚。我在海南岛某农家的一大堆柴火中找到一只“凤凰”：有天生的细长凤眼，尖喙，很神气的冠。然而身子却是一尺长的一截细枝，粗不及小拇指。这截细枝在半中间忽然往上挑起，然后以一个极优美的抛物线垂下。海南农垦局一位陪同的同志说：“这只‘凤凰’的全部精神都在这截细枝上了。”真是一语中的。所谓“离形得似”，所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了。
弄树根的另一个要义，我以为是绝不要另加装饰。木得之以自然之气，理所当然有权保有自然形态，“原天地之美”。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种对自然美的尊重与酷爱，原是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传统。无疑，在大自然面前，任何人工都太渺小了。至于用人工雕琢去损害自然美，就更不足取了。我在某海滨工艺商店，看见一些很好的海螺、珊瑚都装了石膏底座，上面用嫣红翠绿绘以山水花鸟，或古人佳句。一些极精妙的自然杰作，其精神之华被一些拙劣的笔墨工艺荡之殆尽，真叫人扼腕不已。说极端一些，就是好手笔，也难免徒劳。如同做人，无须伪饰：“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么。
而恐怕最不可取的，是强调实用性。
我收集树根的过程中，时常有热心人教我，某物可以做台灯柱，某物可以做笔架等等。其诚意固然可感，却没有想到这些意见往往使我十分沮丧。觉得给他们这一说，那些东西都立刻失了颜色，我多少年孜孜不倦的一番心血，则其实不如给专业户帮两天零工。
艺术本身自有其本体的意义。艺术审美本身也就是一种社会功用。这方面的道理，其实用着花气力讨论的。
当然，世上许多好的事情，也常常免不了负面的效果。一些关心我的人见我许久发不出一篇小说，就很负责任地来给我找原因，其中就找到我弄树根而至于“玩物丧志”。我口里很谦恭地诺诺，心实不以为然。理由是我做小说同弄树根循的是一个道理。
我的小说一直做得很笨（“做小说”本身就是笨；聪明人是“写小说”），主要依靠的是生活原型，没有灵气和想象力可言。这对一个以做小说为职业的人来说是很要命的。但我此生却又别无志趣，不能不硬了头皮把小说做下去。唯一的做法便是摹仿弄树根：
把原生的生活形态加以删简，尽可能不弄巧成拙。我有些小说，人谓如同“报告文学”，那便是删简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偶有篇把让人觉得稍差强人意，便是因为：一、原型有极好的小说素质；二、我的工作没有伤害这素质，或把伤害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我甚至由此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一条有些偏执、有些可笑的美学原则：艺术固然理应高于生活，但生活却常常让人莫可奈何地高于艺术。谓予不信，弄一弄树根看。
这样看来，弄树根，其实拯救了我的做小说。对于向不甚赞成将艺术纯粹实用化的我来说，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实际功用。
话说回来，弄树根之类，到底是一种闲情逸致。有大抱负的人自然是不应在这上面用心思的。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做小说又如何呢？不久前我去某地参加一个文艺界的会议，一位脸色凝重的中年人对我说：他现在失意了，他要写小说。原来他先前在某县当纪委书记，因为办案过于认真，得罪了人，被挤出权力中心，调到市里一个无关痛痒的部门当末把手。同前面提到的我弄树根的那位启蒙者一样在仕途上遭了坎坷。
明人陈继儒很会品味生活，他在《岩栖幽事》里讲道：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令人古。我狗尾续貂，瞎加一条：树根小说令人实。实就是从容踏实，永远自得其乐。
弄树根与做小说本身并非目的，都是寄托人生性情而已。这可以算是弄树根和做小说的另一个共同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