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会构成对他人的伤害。国家代表团完全把我认做了异类，头发卷曲、带着金丝眼镜、很洋气的随团翻译处处小心提防着把我拦在他们的圈子之外，不容混淆。起先我没有觉出，接待方派给我的翻译不在的时候，偶尔请他救急，他断然拒绝：“我是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服务的”；开中国专题的座谈会，接待方把中国人一起安排在主席台，中国人则私下对我说：请你去听众席，你不属于我们团。弄得接待方很纳闷，以为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代表团买会议花絮照片，我因为想要一张回省里交差，身上没带钱，临时请他们垫付一百第纳尔，也就是一元人民币，一回房间我就还给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作协的经费你不好用的；观光游览，没扎领带，被严正提醒要注意国格。看看海滨上的所有各国的与会者，个个休闲便服，有人甚至光着膀子，何以独我不扎领带就是没有国格？我终于意识到，我在他们身边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罪过。这使得一个国家级的代表团降了格，有失了几位名流大家的尊严。有天晚上因为旅馆房间不够，翻译被接待方安排到我的房间里来了。他的愤怒终于爆发，问我：“你在你们省是作协会员吗？你知道王蒙、刘心武，知道孔捷生、张抗抗吗？”他接着说了一大串当红作家的名字，他为他们服过务，而“你算怎么回事？”问得我张口结舌。我这才知道，他们不只是觉得我降了他们的格，根本就视我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种。其他几位上年纪的大作家所以对我还算礼貌，并不是因为觉得我有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资格，而是因为一来出于教养，二来凡上车下车，我总是帮他们搬装满了方便面、咸腌菜之类因而极笨重的航空箱的缘故。要不是接待方的人并不怎么关心文学，更说不上关心中国文学，中国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一张黄脸，搞不清哪张是有名的黄，哪张是没名的黄，我在他们眼里总算是鱼目混珠，蒙混了过去，我真不知那次出国会是一个怎样的下场。
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这些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并非因为心胸狭隘，凡事耿耿于怀，而是因为从这次出国经历中得到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一个无名的人千万不要去凑名人的趣。比如出国，便是名人之趣，非名人趣凑，只能自讨没趣。哪怕你是被动的。
我从此不敢再做出国凑趣的梦想。听说作家谁谁出访，依然是崇拜。但仅仅到崇拜为止。因为去的都是外国点了名的名家、也就都是我很敬重的名家—随着国门的开放，外国人也渐渐门儿清，人家不知道你，你就是想凑趣也凑不上。
近二十年过去，出国已经跟有名无名没有太大关系。只要有钱，谁都尽可以满世界乱跑。但去哪儿，还是有一个凑趣的问题。比如美国，就是最大的热门。
不久前，单位的头看我出国太少，并且居然没有去过美国，很是同情，就给我找了个公费旅美的机会，并且再三鼓励我奋勇前行。因为一直听说赴美签证很难，我对能否成行始终抱着怀疑。怀疑的结果终于是自觉的放弃。
放弃是在赴京签证前夕决定的—我没看完那份《赴美签证应准备的材料》文件的第一页头就晕了：除了出国批件、派遣信、个人简历都有极严格的要求，以及让我莫名其妙的“指纹条”和“面谈条”之外，必须携带的“物品”还有：户口本、身份证、名片、工作证、结婚证、子女出生证、全家福照片、银行存款证明、房产证、车辆行驶证、有价证券、单位任职证明、工龄证明、月收入—必须是准确数字—证明，访问过其他国家的签证页复印件以及在当地代表性建筑留影的照片……
记得很多年前，为了能够争取回城扫大街或清厕所，眼巴巴地渴望过翻箱倒柜、直追祖宗三代的政审。而现今接受这样的无微不至的审查所为何来呢？就为了有一天也能够满脸放光地对人说“我也去过美国”？或者底气十足地发表一番中美文化比较的宏论？
想想，不凑那个趣也罢。倒还没有迂腐到非要遵循孔老二“游必有方”的教诲的程度，只是觉得犯不着。不吃不喝会死人，不出国应该不会影响我活着。古人浩叹蜀道难，那是因为他有所求。若无所求，难于上青天关他屁事！
凑趣当然并非单在出国。成就和影响不够却要当团体上层成员，是凑趣；作品质量和读者的认可并不到位却去争奖、开研讨会，是凑趣；并非属于某个圈子却去挤进那个圈子的丛书或笔会，是凑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歌里说“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我翻唱为“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趣你永远不必凑”。凑了，搞不好会像在旅馆里走错了房间，即便尴尬可以带过，自取其辱就太没意思了。
四戒得意
写作多年，得到的帮助和鼓励自然是多的，不然不会勉力支撑到今天。但有一种帮助，也是紧要的，就是批评。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批评往往出现在我暗中得意的时候。就像一个正陶醉着的人突然遭到当头棒喝，一个激灵，格外警醒。印象最深的我现在都可以历历数出来：
1980年春，《小镇上的将军》获奖后的座谈会上，冯牧同志在侃侃而谈中忽然提到我的名字，说有人告诉他，陈世旭在《小镇上的将军》之后写的作品都不行……这话后来成为了一种定论广泛而长久地流传。我明白冯牧同志此言是基于莫大的爱心和热望，我又同时明白，我面对的职业选择是怎样的严峻。
1984年《惊涛》发表之前，我对自己的创作几乎已经绝望。省里的报纸已经有文章在说：蒋子龙为什么在《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又写出了《开拓者》？就因为他没有脱离生活。陈世旭为什么写了《小镇上的将军》之后不能写出“大城市的元帅”？就因为他过早进了城。我知道蒋子龙那时候早已不在工厂了，我自己将近二十年的乡村生活素材尚未开发，因而很担心“脱离生活”的说道是打算让我再次下乡接受再教育，因为文章作者是个颇有政治身份的人。《惊涛》成了我的救命稻草。《人民文学》的编者按和李清泉老师的评论都是那么的热情洋溢，接着又获了那一年的全国短篇奖。正松了口气，忽然读到《北京文学》发表的罗强烈评点那一年获奖的短篇文章，说《惊涛》的结局完全出于作者的一厢情愿，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我对哲学很无知，但我知道这是一句很厉害的否定。刚刚松弛的心又一下抽紧。
1993年我的长篇《裸体问题》出版。出版社组织了很隆重的研讨会，又通过各种媒体大力推介。我心里知道作为一个长篇，它并不成功，所有关于它的好话都是基于对我的扶助，基于古道热肠，希望一直萎靡不振的我打起精神。我也确实多少有一点鼓舞了。忽然从广播里听到针对那些好话的很尖刻的针砭，又听说有人摩拳擦掌，要对小说标题表现出来的低级趣味进行革命大批判，这些人都是我曾经觉得极恭谦的同行。有些道理很简单，只是容易忘记：真正高举达莫克利斯剑的往往就在离你最近的那些人中间啊。
2001年，我彻底离开了几乎使我陷入迷误的行政事务，回到安静的书桌旁。我当时很担心荒疏已久的手艺是否还能重新拾起。结果在《十月》发表的中篇《试用期》，颇有反响。我自然很高兴，觉得总算找回了一度走失的自己。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一位与我向无交往的作家结论完全相反：写到这么实的程度，是真正的江郎才尽了。“江郎才尽”是我自己很多年前就已认可的事实，并非由《试用期》才得到证明。但现在再一次地被确认，决不多余。毕竟年头多了，容易犯糊涂。
2004年，先先后后写的好几个中篇都挤在这一年发出来了，一下子造成了一种心理假象，似乎是真的有点“旺盛”了。到了冬天，忽然看到《小说选刊》的“读者评点”，头一篇就是对《小说选刊》当年第二期转载的拙作《海参崴红帆》的批评。河南的一位读者在历数了该作好几处细节的不真实之后，很直率地说：“另外，无论是叙述方式、情节设置还是结构以及语言都乏善可陈……”后面的删节号显然是编辑处理的结果，为的是给我留点面子。但对我来说面子其实是无所谓的，有所谓的是有人在我升虚火的时候及时给了我一剂良药。使我牢牢记得，我写作的平庸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改变，量的增加丝毫不等于质的提高。
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对从业者的任何方式的关心都是那么难能可贵——包括批评。禅宗有一个当头棒喝的公案，对一个笨拙的写作者来说，当头棒喝有肯定比没有好。唯愿未来的日子，我一能完全戒除得意恶习，二能真的有所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