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一 世纪末历史概况与哲学思潮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30年间，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垄断经济的发展，不仅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更激化了国际市场的争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西方世界在表面的平静中隐伏着巨大的危机。
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以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尽管公社政权只存在了72天，但它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给全世界无产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在公社斗争的感召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欧美各国工人阶级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政党，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在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下，工人运动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激烈。为粉碎工联主义等机会主义派别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马克思主义者于1889年7月召开巴黎大会，正式成立第二国际，成为国际工运的新核心。马克思主义在与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
历史的激变、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使19世纪末成为各种资产阶级社会哲学思潮十分活跃的时期。实证主义、唯意志论、直觉主义等流派的盛行，对文学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自然科学影响下产生的实证主义，主张以“实证精神”改造一切科学，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社会，强调“一切从属于观察”，通过观察和论证去认识实际的法则，从而建立起一个“观察科学体系”。在60年代声名鹊起的法国哲学家、文艺学家泰纳（1828—1893）将实证哲学和达尔文的学说运用于文艺理论的研究，提出“种族、环境、时代”是文化发展三个决定性因素的著名论断，为自然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宣扬意志是世界万物本源的唯意志论，是现代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代表性流派。其后期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一反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对基督教文化采取了进攻性批判的态度。他认为生命的本质不仅在于“生存意志”，而更在于“权力意志”，即“征服”、“占有”的欲望。他以权力意志的强弱作为人的质量和道德（善恶）的标准，进而积极鼓吹“超人”哲学，旨在力图摆脱基督教传统和现代工业文明对人自身发展的有形无形的禁锢和束缚。与此相联系，尼采竭力倡导古希腊的酒神精神，以为在毫无顾忌的放纵和沉迷中，才能真正体现个体的人生价值，从而为以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文明所制造的个性压抑铺垫了基石。尼采摧毁旧文明的努力是可贵的，“上帝死了”的判词确实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应，但脱离社会阶级关系的探索，却使他的理论更强化了人的等级差异，甚至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所利用，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非理性主义的注入，使文学艺术创作获得了新的创造力，但对理性的绝对排斥，却使现代文学仿佛成了一叶名副其实的“醉舟”，自由飘荡而航向不明。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创立的“生命哲学”，继承了叔本华、尼采的体系，认为世界的本源在于生命的流动，是“生命的冲动”驱使生命不断变化发展，超时空的无限绵延就是生命的基本特性，而对这一神秘的“生命之流”的把握，只能靠本能的直觉，理性是无济于事的。理性所能认识的只是物质，物质却正是绵延的中断和停滞。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将非理性主义又推进了一步，成为象征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哲学基础，并对20世纪的哲学思想、美学理论和文学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 世纪末非主潮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最后30年，是欧美文学史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主潮式的文学发展模式受到冲击，多元格局初步形成，是这时期文坛的显著特点。作为19世纪中期主潮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在继续发展，并拥有一批重要的作家作品，俄国、挪威等国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但其“一统天下”的地位已开始动摇。在各种政治、社会、思想力量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文学、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带着各自的风采汇入历史的长河，它们或相互补充、交融渗透，或相互排斥、竞争发展，与批判现实主义分庭抗礼，构成多足鼎立之势。
◎巴黎公社文学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直接产物，也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继续和发展。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及其独立斗争的展开，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欧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相继出现了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文学，如法国工人诗歌、英国宪章派文学和德国的革命诗歌等。法国工人诗群中最有影响的是以杜邦（1821—1870）为首的“七星诗人”，他们的诗作反映了工人的痛苦和对阶级压迫的不满。英国宪章派文学是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伦敦工人以《人民宪章》为旗帜开展的群众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先后在1838年、1839年、1842年和1848年掀起三次高潮。在持续十年之久的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以艾内斯特·琼斯（1819—1869）和威廉·林顿（1812—1897）为代表的优秀诗人，他们用自己的诗作宣传群众、鼓舞斗志，密切为宪章运动服务，形象地传达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要求。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是德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并协助马克思创办了无产阶级的第一份报纸《新莱茵报》。维尔特的创作以诗歌和小品文为主，其风格或激情洋溢，或尖锐泼辣，或幽默谐谑，颇具个性特色。恩格斯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
巴黎公社文学主要包括公社斗争前后约二十年（七八十年代）间公社战士们的大量文学创作，其基本题材多取自巴黎公社革命事业。巴黎公社文学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公社诞生前的普法战争时期、公社斗争的72天以及公社失败后的近二十年间。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是公社革命的酝酿时期，也是公社文学的草创时期。诗人们一方面抨击第二帝国的投降卖国政策（如爱弥尔·德勒的《一块牛排就交出巴黎》等），一方面呼吁人民积极投入保卫巴黎、保卫祖国的战斗（如鲍狄埃的《自卫吧，巴黎》等），直至号召群众举行起义，为建立革命政权而斗争。鲍狄埃在《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一诗中热情呼唤：“快成立起红色的公社，像一轮红日升入天空！”这些诗作为巴黎公社起义作了有力的舆论准备。公社起义的胜利，为文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建立和保卫公社的72天里，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的群众性文艺创作空前活跃，诗歌、漫画、歌曲、戏剧等多种形式的创作直接为斗争服务，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公社失败后近二十年，是公社文学的主要创作期。失败和挫折并未使公社英雄们消沉气馁，他们以笔代枪，继续战斗，创作出一大批体裁多样、思想深刻、艺术更趋成熟的优秀之作。他们在作品中控诉凡尔赛分子的血腥罪行，缅怀在斗争中牺牲的战友，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讴歌公社的光辉业绩，激励人们投入新的战斗。
诗歌是公社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欧仁·鲍狄埃（详见本章第三节）、让·巴蒂斯特·克莱芒（1836—1903）和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是公社诗人的杰出代表。克莱芒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作，不久即成为颇有名气的蒙马特尔诗人。公社期间，他当选为公社委员会委员，担任过教育委员等职，并经常为《公报》和《人民呼声报》撰稿；公社失败后流亡国外，大赦回国后即加入法国工人党，曾负责宣传工作。克莱芒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自觉以诗歌为工人斗争服务，1885年出版的《歌集》收辑了《浴血的一周》、《“滚到墙根去”上尉》等主要作品。在编辑《歌集》时，克莱芒为《樱桃时节》写下一段题词“献给1871年5月28日（星期天）在封丹奥鲁瓦街垒勇敢战斗的女护士路易丝公民”，从而使这首精美的抒情诗成为纪念公社的传世之作，流传甚广。“女护士路易丝公民”，指的就是女诗人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她是巴黎公社的女英雄，也是出色的女作家，她被公社战士们誉为“蒙马特尔的红色姑娘”。她少年时代的习作曾受到雨果的鼓励，五六十年代，她积极撰文写诗，反对第二帝国的反动统治。普法战争时，她组织妇女群众投入保卫祖国的斗争，在公社存在的日子里，她更是出生入死，表现了非凡的英雄主义精神。公社失败后，她被长期监禁、流放，但仍坚持创作，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米歇尔一生坎坷，多次入狱，但却著述甚丰。她出版过诗集《生活的历程》、《故事与传说》和小说《人类细菌》，还先后写出了两部回忆录：《回忆录》和《公社》，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她的创作热情洋溢，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儒勒·瓦莱斯（1832—1885）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巴黎公社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思想敏锐，笔锋犀利，在政论、散文、戏剧、小说等多方面都有所建树。瓦莱斯从中学时代就投身革命活动，19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创作，在多种报刊上发表散文和杂文，60年代又先后创办了多种报刊。他创办主编的《人民呼声报》成为公社时期最主要的报刊之一。作为公社委员，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直至最后时刻。瓦莱斯辑有文集《街道》、《巴黎即景》、《伦敦街头》等多部，其中尤以《人民呼声》中收录的公社时期的政论散文最为引人注目。1872年，他在流亡瑞士时完成了五幕十一场的大型剧本《巴黎公社》，构思博大，人物众多，史诗般地再现了刚刚过去的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被认为是“人民戏剧”流派的代表作之一。其后，他又创作了自传性很强的长篇三部曲《雅克·万特拉》，即《孩子》、《中学毕业生》和《起义者》，艺术地反映了从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初法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特别是《起义者》，更是公社斗争的生动记录。
深深植根于革命斗争现实的巴黎公社文学，以其鲜明的政治倾向、丰富的思想内涵、昂扬的格调和理想的光彩，谱写了无产阶级文学光辉的第一章。
◎自然主义是对批判现实主义的继承、变异和发展。受科学技术进步的触动，在实证哲学和进化论、遗传学、生理学等学科成果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下，自然主义文学思潮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开始萌动，主张“客观”、“冷漠”的福楼拜的创作，可谓自然主义的先声。19世纪60年代初，龚古尔兄弟登上文坛，他们相继发表的理论和作品，标志着自然主义的诞生。6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初，左拉（详见本章第四节）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作了全面的总结和深入的阐述。与此同时，他创作了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20部，使其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最杰出代表。70年代末，左拉周围聚集了一群年轻作家，深受他文学观点的影响，其中著名的有莫泊桑和若利卡勒·于斯曼（1848—1907）等。他们曾共同发表短篇小说集《梅塘夜话》（1880），被视为自然主义的盛举。80年代中，“梅塘集团”解体后，法国自然主义开始衰落，而影响却逐渐蔓延全欧，尤以在德国的声势最大。
“科学”和“真实”，是自然主义追求的目标。惟其科学，才能达到真正的真实，这是自然主义者的逻辑。
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主张忠实地再现客观现实，认为艺术的生命力只寓于真实之中。但是，自然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表示不满。他们认为，现实主义作家仍过多地将自己的视野停留在上层社会，而“下层人民”有权进入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自然主义作家们有意眼睛向下，向社会底层开掘创作题材，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丰富了人物形象的画廊。这是自然主义在文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同时，自然主义认为，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忠实地记录实验结果，文学家的任务同样只应是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结论，无需由文学家来完成。文学家在创作时应持客观、公允、冷漠的态度，才能使作品达到绝对的真实。遵循这一观点，自然主义作家们普遍重视观察、调查，重视精确细致的描绘，使作品大大增强了真实感和揭露性。但对作家倾向性的彻底否定，对现实表象的过分痴迷，常常阻碍作家去深入探讨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致使作品缺乏深厚的艺术概括力。
自然主义把人类社会等同于自然界，把人等同于任何一种生物，因而常以生物学、生理学和遗传学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忽视甚至无视人的社会属性，引发出许多谬误的结论，也使许多作家有意无意地描写了许多酗酒、淫荡、神经质等畸形病态的现象。但是，以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审视人的行为和心理，体现了自然主义要科学、准确地剖析人的努力，是有益于丰富人对自身复杂性的认识的。
与自然主义文学追求客观真实的目标相适应，作家们创造了一种平和、冷静、无动于衷的叙述文体。无论是人或事，景或物，都被不动声色地呈示出来，作者在作品中竭力隐去，少有品头论足的议论。这种文风，为20世纪诸多流派所吸取。
除左拉外，法国重要的自然主义作家是龚古尔兄弟，即埃德蒙·龚古尔（1822—1896）和茹尔·龚古尔（1830—1870）。他们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共同从事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60年代在文坛显露头角，合作创作了《夏尔·德马依》（1860）、《勒内·莫普兰》（1864）和《玛耐特·萨洛蒙》（1867）等小说。1865年的《日尔米尼·拉赛尔特》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主义作品。小说通过一个农村孤女到巴黎谋生，受尽欺凌污辱，直至早逝的悲惨故事，揭露了第二帝国时期社会风气的腐化堕落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劣。小说对下层社会生活的展示，对小人物苦难命运的关注，文献式忠实的风格，以及对人物行为所作的病理的和生理的解释，都体现了自然主义的特色，深受左拉的重视。1870年茹尔病逝后，埃德蒙曾一度辍笔，后又相继创作了小说《少女艾尔莎》（1877）和剧本《祖国在危难中》（1873）等。龚古尔兄弟22卷的《日记》，是珍贵的实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居伊·德·莫泊桑（详见本章第五节）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中短篇小说作家。他从发表成名作《羊脂球》的1880年起，在短短十年间，以惊人的速度创作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其中以短篇小说最为出色，被评论界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与契诃夫、欧·亨利齐名。
◎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反映论相对立、具有强烈叛逆色彩和创新意识的文学流派，是发源于法国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由于它们产生于共同的时代背景，具有相近的情感特征——苦闷、彷徨、愤懑……又都以否定传统为己任，既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也反对现有的艺术法则，因而也被人统称为“颓废主义”。这是“世纪末”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其基本队伍是一群神经敏感的年轻才子。
唯美主义发端于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诗人、小说家戈蒂耶最早抛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成为唯美主义的纲领性口号。他在《〈阿贝杜斯〉序言》（1832）和《〈莫班小姐〉序言》（1834）中，明确地提出了艺术的非功利属性；他精心构思的小说《莫班小姐》，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作之一。60年代，帕尔纳斯派在诗歌创作中精雕细刻，追求格律的工整和形式的完美，形成一次唯美主义的高潮。
英国唯美主义的兴起稍晚于法国，但却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理论更加完备，创作更加丰富，影响也更加广泛。四五十年代出现的先拉斐尔派是唯美主义的先声。佩特（1839—1894）最早在《文艺复兴》（1873）一书中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并在后来的多部论著中阐述其艺术的任务在于培养美感、寻求美的享受的美学观点。19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唯美主义形成高潮，涌现了以王尔德、佩特为首的一批作家、批评家。1894年和1895年先后创刊的《黄皮杂志》和《萨伏依》，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阵地。王尔德以其在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述和创作，被公认为唯美主义的集大成者。90年代末，他退出文坛后，英国的唯美主义思潮即进入尾声。
唯美主义产生于对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恐惧和厌恶，也产生于对功利主义和虚伪道德的愤慨。剧烈变化的政治风云，使这批敏感而脆弱的才子们因无所适从而退避三舍，企望在超政治、超现实的艺术象牙塔里寻求安慰和满足。他们既反对艺术服务于政治，也反对艺术受制于金钱；既反对文学的政治功能，也反对文学的道德教化。于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美，便成了艺术追求的唯一目标。美，必然是、也只能是“无用”的；而“有用”的、功利的事和物，都只能归属于“丑”类。
唯美主义不仅割裂了“美”与“善”的联系，还进一步将“美”与“真”剥离。对龌龊鄙俗现实的深恶痛绝，使他们认为艺术的任务不应是“反映”现实，而应是以艺术的“美”去“遮盖”现实的“丑”，使人们在美的艺术中获得愉悦的享受，从而摆脱现实带来的痛苦。他们甚至进而主张，不是艺术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不是艺术应当人生化，而是人生应当艺术化。
基于对艺术“非功利性”和“非现实性”的追求，唯美主义者强调美应是纯粹的、绝对的、奇特的、形式的，而创作则是自由的、想象的、虚构的、“撒谎的”。因而，他们的作品大多精巧考究，空灵飘逸，“华而不实”，新颖雕琢有余，思想深度不足。唯美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艺术的独立价值，提高了艺术的地位；但对功利性与现实性的彻底否定，又在实际上贬抑了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泰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2）是法国唯美主义的始作俑者。他早年习画，后转而为文，是位很有特色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他曾特地穿上红背心参加雨果的戏剧《欧那尼》的首演式，以助浪漫主义的声威。19世纪30年代，他明确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并以丰富的创作实践这一理论主张。他作诗如作画，着重于可感的形式。他不记录时代的风云，也不抒发奔腾的激情，而是选取精美的景或物，以语言的笔触、韵律和色彩，轻涂慢抹，精雕细镂，创设出一种独特的情趣。《珐琅与雕玉》（1852）正是这一风格的代表。其他重要诗集还有《阿贝杜斯》（1832）、《死亡的喜剧》（1838）等。小说《莫班小姐》（1836）通过美丽的主人公女扮男装引起一对情人共同迷恋的故事，表达了形式美至高无上的观念。对美的崇尚，统率全篇。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是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理论家。早期创作有诗歌和童话，最著名的是《诗集》（1881）和童话集《快乐王子》（1888），其中已透露出唯美主义的神韵。八九十年代，王尔德发表了《英国的文艺复兴》（1882）、《谎言的衰朽》（1889）、《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1890）、《〈道连·格雷的画像〉自序》等一系列论文，充分阐明了他的唯美主义文艺观，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90年代，创作转向戏剧，写有《少奶奶的扇子》（1892）、《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莎乐美》（1893）、《理想丈夫》（1895）和《认真的重要》（1895）等。他的剧作大多结构精巧，对话机智幽默，且有一定的道德寓意。其中风格最奇特的是用法文写成的独幕剧《莎乐美》。《道连·格雷的画像》（1891）是王尔德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它以独特的构思反映了作家的唯美主义观点，也体现了作家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王尔德一方面通过画像“丑”而复“美”的童话般的情节，肯定了艺术美的永恒；一方面又以谴责的笔调描述了主人公受诱惑而堕落的过程。
◎19世纪70年代崛起于法国的象征主义，与唯美主义有着姻缘关系，但其成就、声势、影响，都要大于后者。夏尔·波德莱尔（详见本章第二节），在19世纪中叶孤傲地独步文坛，是一位兼容并蓄而又标新立异的“奇才”。他以一部惊世骇俗的诗集《恶之花》和数十篇见解独特的文艺批评，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吸引了后来者，使他成为后来诸多文学流派的共同先驱。
70年代，一批对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社会现实极度不满、又苦于找不到精神支点的年轻人，组成了许多文学团体，出版了许多文艺刊物，在文学创作中寻找情绪的宣泄口。他们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情感纤细，才思敏捷，但他们并不以诗针砭时弊，而是向内在的世界寻求真实，在内外的统一中寻求平衡，从而形成他们愠而不怒的作品风格。1886年9月18日，莫雷亚斯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使这一新起的浪潮得以定名。
象征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浮夸热情，不满于帕尔纳斯派的雕琢空泛，更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忠实模仿不屑一顾。他们力图重新把握文学的特征，努力探求主客观之间的新契合点。因而，波德莱尔的“通感”论便成了象征主义的理论基石。他们认为，在可感的客观世界深处，隐藏着一个更为真实、真正永恒的世界，这就是韩波所谓的“未知”，人们只有凭本能的直觉才能领悟，而艺术地传达出这种秘密便是诗人的最高任务。真正的诗人，具有不同于常人的感知力，能够深入把握光怪陆离的自然和人生，达到物我相通的境界，创造出神韵独特的艺术。
朦胧美和神秘色彩，是象征主义作品的显著特色。他们的诗句大多流畅自然，富于乐感。但其中多有象征、暗示、隐喻，“模糊与精确相连”（魏尔伦语），从而使诗意飘忽，半明半暗，留下了更多想象、品味的余地。象征主义诗人对音乐性的追求，意在使诗歌能与音乐一样对观念世界作出暗示。内在韵律的丰富，更增添了诗歌梦幻般的诗意和多义的魅力。
保尔·魏尔伦（1844—1896），法国著名的象征派诗人，早年曾当过小职员。19世纪60年代开始写诗，深受帕尔纳斯派影响。1866年的第一部诗集《感伤集》，便显示了他以暗示手法表达复杂感情的才华。其后发表过《戏装游乐图》（1869）、《美好的歌》（1870）等诗集。巴黎公社期间，他曾为公社服务。1871年9月，结识诗人韩波，并于次年一同前往伦敦、布鲁塞尔等地，其间创作的《无言罗曼司》（1874）是他最成熟的作品，音乐性、暗示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1874年，他写出《诗艺》一诗，艺术地表达了他的诗学观点，被人们称为“诗的宣言”。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厄运诗人》（1884—1885），主要内容是评介马拉美、兰波等象征派诗人的创作。魏尔伦的诗集还有《今昔集》（1884）、《平行集》（1889）、《爱情集》（1891）、《悲歌》（1893）和《死亡》（1895）等。魏尔伦的诗作情绪忧郁，韵律讲究，于朴实流畅的诗句下面，隐含着人生的苦痛与悲凉。
阿尔多尔·兰波（1854—1891）是最具反叛精神的一位象征派诗人。他的创作期只有短短五年（从16岁到20岁），留下的作品也只有140多首诗歌和两部散文诗：《地狱的一季》（1873）和《彩画集》（1886），但他在象征诗歌史上的地位却无可替代。他与马拉美、魏尔伦并驾齐驱，被称为象征主义运动的“三剑客”，这在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诗歌创作有独特的见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诗作的奇丽色彩。兰波关于诗人应当是一个“通灵者”，其任务是通过感觉的“错位”去探求神秘的“未知”等观点，为人们认识象征主义的创作特点提供了启示。他的《元音》、《文学的炼金术》等诗，形象地发展了波德莱尔的“通感”论。而他的一些优秀诗作，如《醉舟》、《黎明》等均以瑰丽的想象、“通感”的巧妙而脍炙人口。遗憾的是，这位才情横溢的年轻诗人过早地离开了诗坛，为谋生计，他浪迹天涯，再也没拿起过诗笔。
斯蒂芬·马拉美（1842—1898）是位学者型的诗人，象征派的泰斗。他潜心研究诗论，写有《音乐与文学》等论著。他是“纯诗”论者，诗歌形式极其严谨，十分强调音乐性，认为诗人的任务在于以奇异的手法去揭示平凡事物背后的“绝对世界”。他的诗作不多，但都构思精细、思想深邃，而又晦涩难解、扑朔迷离，充满梦幻色彩。著名的有《牧神的午后》（1876）等。诗人在1897年发表的未完成作品《骰子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以大小不等的字号错落布局，模仿乐谱的形式排列，并留下大片空白，充分体现了他对诗歌音乐性的执著追求。马拉美被公认为象征派领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巴黎罗马街5号寓所里，持续十年之久地举行“周二聚会”，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中心。这里的座上客有拉弗格、雷尼耶、古尔蒙、科恩、纪德、瓦雷里、克洛代尔等，不时还有外国才子光临，如英国的王尔德、比利时的维尔哈伦、德国的格奥尔格等。他们或是当时已小有名气，或是日后成为文坛的巨匠。人们认为，这一聚会在19世纪90年代中的解体，标志着象征主义运动的实际衰亡。
19世纪末兴起的各种文学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下一个世纪文学的发展。
第二节 波德莱尔
一 生平与创作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是法国19世纪中期最有影响的诗人，他承前启后，吸取了浪漫主义的精华，开启了象征主义的先河，被公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
1821年4月，波德莱尔出生在巴黎。父亲曾给过他最初的艺术熏陶，但在他6岁时即不幸去世，为他留下了最初的精神伤痕。母亲改嫁，敏感的波德莱尔与刻板的军人继父间的矛盾，对他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波德莱尔中学毕业后，违背家庭要他谋职外交界的意愿，一心想当作家。为此，他一方面大量阅读古往今来的文学经典，丰富自身的学识；一方面浪迹花都，与一批文人才子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由此，他开始了以病态的眼光对病态的巴黎的观察。
1841年6月，波德莱尔在家庭的安排下出海远游，目的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计划时间为18个月之久。继父的意图是通过这次航行，改变他浪荡公子的生活方式。但是，行程至半，波德莱尔已无法忍受旅途的寂寞，从毛里求斯岛折返回国，于1842年2月抵达波尔多。
回到巴黎后的波德莱尔，与家庭的矛盾更加尖锐。他毅然带着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离家出走，开始过起了纨绔子弟的浪荡生活。他把奇装异服、放浪形骸，甚至酗酒吸毒，都看做是对庸俗现实的挑战和对实用功利原则的鄙视。这种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反映了这一代颓废的浪荡公子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也渗透到他们的文艺思想和创作的各个方面，成为19世纪下半叶巴黎文坛的独特现象。
波德莱尔首先是作为独具慧眼的艺术评论家引起公众注意的。40年代中期，他相继发表了《1845年的沙龙》和《1846年的沙龙》两篇画评，从而开始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此后，他一直以他敏锐的眼光，关注着当时法国文学艺术的状况，对许多著名的或尚未出名的作家、美术家的创作，发表独到的见解，并由此阐发自己的理论观点。他把雨果比作“一尊走动的为沉思建造的塑像”；他认为巴尔扎克主要不是“观察者”，而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洞观者”；他推崇戈蒂耶是“一位完美的文人”，认为在他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应和及万有象征的天生的巨大智力”；他最早翻译了美国诗人爱伦·坡的作品，并指出他的创作证明了“奇特性是美的组成部分之一”……波德莱尔对不同流派作家的创作都有独特的发现，但他又决不甘于盲目步人之后，而是取各家之长，走自己的路，成一家之言。他的评论文章，后收入文集《浪漫主义艺术》和《美学珍玩》。
1848年2月，巴黎爆发的革命，结束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第二共和国。波德莱尔热情地投身街垒战，把他对旧秩序的满腔愤怒化作了出膛的子弹。此间，他还和与他一样的热血青年尚佛勒里等一起编辑出版了激进的《公安报》。这些举动，似乎与他的生活态度大相径庭。实际上，这正是这批“浪子”叛逆性的双重表现，对反叛的偏爱使他们热衷于一切可能出现的反叛形式。
波德莱尔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第一次公开发表是在1845年。1855年，他首次以《恶之花》为总题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了18首诗，引起很大的反响。
诗集《恶之花》第一版，于1857年6月问世，收入诗作整整100首，诗人在卷首另写了一首《致读者》。
诗集的出版当即激起了轩然大波。《费加罗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相继撰文，猛烈抨击诗集“有伤风化”，并像对待《包法利夫人》一样，竟然也提出了起诉。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与此前起诉福楼拜的是同一人。诉讼结果是判罚诗人300法郎，并责令删除6首所谓“淫诗”。这是第二帝国时代反动审查制度的又一桩丑行。近一个世纪后，即到了1949年5月，法国最高法院为此案平反，宣告该判决无效。
波德莱尔尽管在这次诉讼中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他并未因此而辍笔罢诗。1861年，《恶之花》第二版，除删去6首诗外，又增加了30首。在诗人去世后出版的第三版，共收入诗歌151首。
1860年，发表了散文诗集《人造的天堂》；在他去世后的1869年，遗作《小散文诗——巴黎的忧郁》出版。波德莱尔的散文诗仍然继续着《恶之花》的主题，他以忧郁病态的目光，扫视着忧郁病态的巴黎。
1867年8月31日，诗人在贫病交加中逝世，被安葬在巴黎市中心的蒙巴那斯公墓。生前死后，波德莱尔都与巴黎这座充满矛盾的城市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二《恶之花》
《恶之花》的题名，已显出其标新立异的特点。其中的“恶”字，在法文中是多义词，有罪恶、丑恶之意，也有病痛、苦痛之解。诗人在此是多义并取，既喻其诗为“病态之花”、“苦难之花”，又含着“从恶中发掘美”的意味，内涵丰富而蕴藉。
由一百多首诗歌组成的《恶之花》，并非像常见的诗集那样按写作或发表的年代顺序排列，而是由诗人精心安排为六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序地展开诗人的精神探索。
波德莱尔在开篇的《致读者》中，为全诗定下了基调。他认为在“罪恶的污秽的动物园里”，“有一只更丑、更凶、更脏的野兽”，它虽然不事声张，却能“一口吞下全球”。这就是“无聊”（或译作郁闷、厌倦、烦恼等）。总之，诗人以为，这种“世纪病”正笼罩着人类。
诗集的第一部分“忧郁与理想”，写忧郁，也写理想，忧郁是沉重的，理想是虚渺的。穿行在沉重的忧郁中，寻找着难寻的希望。“当天空像盖子般沉重而低垂，/压在久已厌倦的呻吟的心上，/当它把整个地平线全部包围，/泻下比夜更惨的黑暗的昼光；//当大地变成一座潮湿的牢房，/在那里，‘希望’就像是一只蝙蝠，/用怯懦的翅膀不断拍打牢墙，/又向朽烂的天花板一头撞去……”（《忧郁》）诗句概括的不仅是这一部分的题旨，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整部诗集的精神。
第二部分“巴黎风光”，写的是诗人眼中的巴黎，或者说是心中的巴黎。这不是美丽的城市，不是繁华的“花都”，而是“熙熙攘攘的都市，充满梦影的都市，/幽灵在大白天里拉行人的衣袖！”（《七个老头子》）“在古老都城的弯弯曲曲的皱褶里，/在一切、连恐怖都变为魅力之处，/我受制于我那改变不了的脾气，/窥伺那些衰老、奇妙、可爱的人物。”（《小老太婆》）肮脏、丑陋、贫穷、淫秽……共同组成一道令人窒息的灰色风景。波德莱尔将诗歌的视野从浪漫主义的大自然拉到光怪陆离的现代大都市，让人看到的却是一幅幅畸形、变态的图画。
第三部分以“酒”为题，写出诗人“以酒浇愁”、“以酒为乐”的无奈与悲凉。“我们以酒为马来骑上，/驰往神圣仙境的穹苍……驾着旋风灵活的翅膀，/摇摇晃晃，轻轻地摆动，/就在同样的谵妄之中……”（《情侣的酒》）“酒”，只是个象征。对酒的迷恋，和对毒品的迷恋、对浪荡生活的迷恋一样，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与扬弃，是自我麻醉、自我沉沦。
第四部分“恶之花”，诗人从醉酒的幻景转向直面罪恶的“花朵”。“恶魔老是在我身旁不断地蠢动，/像摸不到的空气，在我四周漂荡，/我把他吞了下去，觉得肺部灼痛，/充满了一种永远的犯罪的欲望。”（《破坏》）与《致读者》相呼应，“无聊”这恶魔吞噬着人们的灵魂。正是在这“无聊”的灵魂深处，滋生出种种罪恶的花朵；也是为这恶魔所左右，诗人在邪恶中撷取诗的花朵。
第五部分“叛逆”，是针对上帝的。在这里，该隐和撒旦都受到了赞美，因为他们是受迫害者、叛逆者。诗人所希望的，是自己的灵魂能傍着撒旦“休息”。
这就自然引出了最后的第六部分：“死亡”。在历经苦难之后，在阅尽丑恶之后，死亡，是唯一的归宿、唯一的慰藉。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但也是新的开始。整部诗集以一首题为《旅行》的长诗作结，概括了诗人一生的求索。结尾处，诗人这样写道：
啊，死亡，啊，老船长，时间到了！快起锚！
我们已倦于此邦，啊，死亡！开船航行！
管他天和海黑得像墨汁，你也知道，
在我们内心中却是充满了光明！
请你给我们倒出毒酒，给我们鼓舞！
趁我们头脑发热，我们要不顾一切，
跳进深渊的深处，管他天堂和地狱，
跳进未知之国的深部去猎获新奇！
这就是波德莱尔。一颗孤傲的灵魂，穿行在地狱般的花都巴黎，目击种种不堪入目的丑恶，经历种种难以承受的精神磨砺，采撷下一朵朵凝聚着血和泪、散发出“奇香”和“异味”的恶之花。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病态的社会，也可以看到诗人的心路历程。诗人不是坚强的斗士，但却并不缺乏执著的追求。他在苦痛中走向死亡，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仍不忘探索。把希望寄寓于“未知”的彼岸，到“未知”中去寻求“新奇”的诗意——波德莱尔为后人开启了象征主义诗国的大门。
在诗歌发展史上，从浪漫主义、帕尔纳斯诗派向象征主义的演变，波德莱尔是公认的转折点。他的一首《感应》（或译“通感”、“应和”），被称为“象征派的宪章”。
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
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音：
行人经过该处，穿过象征的森林，
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
仿佛远远传来一些悠长的回音，
互相混成幽昧而深邃的统一体，
像黑夜又像光明一样茫无边际，
芳香、色彩、音响全在互相感应。
大自然是一个神秘的、有生命的整体。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的各种感觉之间，都有着某种难以明言的联系，都能够产生某种特殊的感应。诗人就是要捕捉这种感应，或者说通过这种感应去把握表象背后的未知，去开掘精神化的内在美。对诗歌本质的这一理解，使世纪末的象征派诗人们将波德莱尔奉为开山鼻祖。
以诗歌表现现代都市的丑恶、现代文明的虚伪以及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贫乏空虚，是《恶之花》对诗坛的独特贡献，也是波德莱尔给日后的现代主义提供的有益启示。诗人以罕见的胆识，陈列出种种丑行与败德，也倾诉了深藏于内心的郁闷与苦恼。这是对现存秩序的控诉和挑战，因而激起了卫道士们的愤慨。但是，正如高尔基所言：“波德莱尔，‘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最后，他给法国留下了一些流露出冷酷的绝望气息的阴暗狠毒的诗而死去了。为了这些诗，人们在他生前称他做疯子，在他死后称他为诗人。”
第三节 鲍狄埃
欧仁·鲍狄埃（1816—1887）是法国巴黎公社的杰出诗人，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诗人。“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诗歌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唤起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
鲍狄埃出生于巴黎一个包装工人的家里，13岁当徒工，后来又当绘制印花布图样的技工，一生过着贫困的生活。
1830年巴黎人民起来反对波旁王朝的统治，在斗争中，工人阶级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次斗争也是使鲍狄埃觉醒的“第一声战鼓”。14岁的鲍狄埃，伴随着革命的枪声，写下反映这次斗争的诗篇——《自由万岁》，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同法国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1831年，他将《自由万岁》等七月革命时期写的15首政治诗汇成诗集《年轻的诗神》出版。诗集的主要内容是：抨击复辟的封建王朝，欢呼七月革命的胜利，表达对七月王朝的失望与谴责。
1840年，鲍狄埃创作了《是人各一份的时候了》，表现巴贝夫平均共产主义思想。这首诗在法国里昂和南方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工人运动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它像“燃起的火种”在“劳动阶级那里引起了燎原烈火”。这首诗的出现，标志着鲍狄埃的创作开始探索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
1848年二月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鲍狄埃参加了二月革命，并写了《人民》一诗，描绘了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人形象，表达了他们“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统治使他认清了二月起义后建立的第二共和国，决不是工人所要求的“劳动共和国”或“社会共和国”，而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于是鲍狄埃创作了《该拆掉的老房子》，撕去了共和国骗人的假面具，揭示出它依然是个充满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它刚刚建立，但已腐朽；虽然外表“华丽”，但却要崩塌。他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六月，巴黎工人又举行了起义。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鲍狄埃作为一个街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起义失败后，鲍狄埃写下诗歌《一八四八年六月》，表达了劳动群众对资产阶级血腥镇压的愤懑与抗议。这首诗深刻地反映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调子悲愤而低沉。六月革命的失败，使法国工人阶级投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怀抱，鲍狄埃也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致使诗歌的战斗作用有所削弱。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反动政变，埋葬了共和国，建立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在政变后的第三天，鲍狄埃写下了《谁将为她复仇？》，对君主制的复辟表示愤慨。
186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1865年初，第一国际在巴黎成立支部。1869年，鲍狄埃被巴黎工人推选为巴黎工人协会联合会代表，参加领导工作，成为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70年，鲍狄埃组织起印花布职工成立工会，并推动这个工会参加第一国际。
1870年，鲍狄埃和第一国际的战友们坚决反对拿破仑第三挑起的普法战争。而当法军在色当大败，普军深入法国领土，把这场战争变为侵略战争时，鲍狄埃写了诗歌《自卫吧，巴黎》，号召人民起来抗战自卫，高呼“我们的法兰西要用起义来缔造”。第二帝国崩溃后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国防政府”的投降卖国活动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1870年10月31日，布朗基派发动起义，占领了市政厅，准备建立公社，但起义失败了。第二天，鲍狄埃写了《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号召人民为推翻“国防政府”奋战到底，热情呼唤公社的诞生。
巴黎公社成立后，鲍狄埃当选为公社委员，参与公社的一切决策，并负责工人协会和艺术家协会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他同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当凡尔赛勾结普鲁士反动派向巴黎疯狂反扑、公社处于危急的时刻，鲍狄埃拿起武器，同公社社员一起战斗。巴黎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转入地下，隐蔽在巴黎近郊一个工人的家里。1871年6月初，写下了雄壮宏伟的《国际歌》。《国际歌》的创作，说明鲍狄埃在公社血与火的斗争中，已锻炼成长为一个具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与诗人。
《国际歌》原诗正文共有六节，首尾均为复唱（即副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全诗起句就以激越的情感，呼唤全世界无产者继续公社的事业，奋起进行革命斗争，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国际歌》是一首格调高昂的政治抒情诗。抒情主人公是整个无产阶级，是完全觉醒了的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它已经进行过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由无产阶级自己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它已经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诗歌表达了强烈的政治热情，具有鲜明的论战性和气吞山河的雄浑气势。诗人以巨大的艺术力量，高度概括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的矛盾冲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大搏斗，并有力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趋势和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国际歌》展现了日益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画面，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立场、愿望和理想，整个诗篇回荡着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感情，充溢着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
《国际歌》是在公社刚刚失败后创作的，但诗人在诗中科学地总结了巴黎公社斗争的历史经验，坚信公社虽然被镇压了，但公社所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是无法堵塞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规律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必然能最终赢得整个世界。因此全诗充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和英雄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渗透在字里行间，照耀全篇，成为《国际歌》巨大鼓舞力量的主要源泉。
《国际歌》唤醒饥寒交迫的奴隶和全世界受苦的人，不只是要他们认识自己所处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而是号召他们起来斗争，打碎旧世界，做天下的主人，推动历史前进。所以《国际歌》以昂扬的战斗激情，表现了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锐不可当的阶级力量和博大的革命胸怀。《国际歌》对剥削阶级的猛烈抨击，已经不限于揭露它是造成工人阶级痛苦和贫困的原因，而是明确地同无产阶级伟大的斗争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同资本主义制度一定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融合在一起。前后出现的副歌，使主题得到了升华：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国际歌》音律整齐，结构完整，语言生动，色彩瑰丽，有力地表达了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国际歌》中的复唱概括了全诗为共产主义而团结斗争的主题。复唱使全诗各段结成一个整体，使诗歌的主题得以回旋反复，更增强了诗歌的战斗性和艺术感染力。
《国际歌》于1887年收入鲍狄埃的《革命歌集》。翌年，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1848—1932）为其谱曲，庄严雄伟、激越深沉、惊心动魄的音乐形象，十分准确地传达了诗歌的内容，完整而有力地表现了它的思想。《国际歌》完美的音乐形象，使它发挥出更加巨大的战斗作用。
1871年6月，鲍狄埃离开巴黎流亡英国。在流亡英国期间，他继续提笔参加战斗，写了《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1871）等诗篇，控诉凡尔赛反动分子对公社的血腥镇压。同时，他坚信“这是一次诞生，不是一场葬礼”，公社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工人阶级正在孕育着新的斗争。
1873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决定将第一国际总部迁往美国，因此鲍狄埃也跟着流亡到了美国。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参加了1877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筹建，并创作了《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巴黎公社》（1876）、《巴黎公社走过这条路》等光辉诗篇。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繁荣时期。
1876年写的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是鲍狄埃后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在长诗里，诗人揭露了在资本主义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的“繁荣”下掩盖着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饥饿、贫困与死亡。资本主义的全部上层建筑——官僚机构、武装、教会、报纸、法官、法典、警察，全都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不论在共和国还是君主国，自由都是假面具，“谁要反抗，就把谁投入烈火”。在最后一节里，诗人怀着无限深情呼唤公社，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公社的理想而斗争。
这时期，鲍狄埃进一步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写了大量回忆与纪念巴黎公社的诗篇，如《巴黎公社》等。这些诗篇并不单纯是为了回忆与纪念，而是针对当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着的合法斗争的思想而创作的。在《巴黎公社》中，鲍狄埃强调指出：公社的错误是“没有夺取银行”，“没有把毒蛇连窝统统都砸烂”，“饶恕了这些豺狼虎豹是多大罪过啊！”并指出：“如要敌人投降，那一定要解除敌人武装。”
1880年，法国工人阶级争取大赦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鲍狄埃在度过了九年的流亡生活后重新回到祖国。鲍狄埃看到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依然是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于是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下了《一切还没有变》，号召工人阶级认清自己肩上的“重任”，继承公社的革命传统，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回国后他立即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不顾年迈体弱，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并继续以诗歌为武器，投身于反对资本主义、解放工人阶级的事业中。
19世纪80年代，在工人党的领导下，法国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鲍狄埃在1884年写了《铁匠的梦》、《起义者》，塑造了80年代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光辉形象：
起义者……他的名字是人，
不再是当牛做马的奴隶。
他永远服从真理，
奋勇前进，坚定不移，
因为科学的红太阳
已经从天边升起。
80年代的中期，法国工人阶级展开了广泛的罢工斗争，鲍狄埃很快就用诗歌作出反应，写了《罢工》（1884）、《请慷慨捐助》（1886）等诗，号召人民起来支援矿工的斗争。在工人党内部盖德派与可能派的斗争中，鲍狄埃倾向于盖德派。他写了许多诗篇，如《烤火吧，这是你自己的木柴》（1885）、《前进吧，工人阶级》，宣传了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同时鲍狄埃还创作了大量有关巴黎公社的诗篇，宣传公社的思想和公社所走过的道路，以自己战斗的诗篇投入反对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
1887年11月6日，鲍狄埃病逝于巴黎。成千上万的人举着红旗，高呼“鲍狄埃万岁！”参加他的葬礼。他的骨灰埋葬在拉雪兹神甫墓地，同1871年被枪杀的社员葬在一起。鲍狄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作为巴黎公社的“先进战士”和“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而永垂史册，博得革命人民永远的尊敬。
第四节 左拉
一 生平与创作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是法国著名的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他的创作继巴尔扎克的小说之后成为19世纪后半叶社会历史的艺术记录。
左拉生于巴黎。父亲是威尼斯人，是一位有才华的工程师。左拉的童年是在南方度过的。左拉7岁时父亲去世，母子二人陷入困境。1858年，迁居巴黎。中学毕业后，为了糊口经常做些抄写工作，有时流浪街头，饱尝了贫穷的滋味。后来在阿晒特书局充当打包工，白天工作，晚上练习写诗。他还为报纸写新闻报导和评论文章。不久，书局老板看到他会写诗而将他提升为广告部主任。他和文学界人士的联系日益广泛，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左拉在中学时期就崇拜拉马丁、雨果、缪塞等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早期作品如中短篇小说集《给尼侬的故事》（1864）和长篇小说《克劳德的忏悔》（1865），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克劳德的忏悔》写的是一个女人的堕落和忏悔。官方认为该书“有伤风化”。警方还调查出左拉在为政府反对派报纸撰稿，并与进步人士有联系，使书局老板甚是恐慌。左拉为此提出辞职，以后专门从事写作。
左拉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崇拜，只是充满幻想的少年时代的短期沉迷。左拉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作家，他思想深处抱有创新文学的大志，这早在他1860年给友人霸依的信中就谈到了。他说：“我不愿走任何人走过的道路……我想寻找一条还没有人走过的小路。”他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崇尚科学的时代，认为新的诗不应再讲什么日神和月神，新的文学应符合时代的特点。60年代中期，左拉对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等现实主义大师十分推崇。后来他曾把巴尔扎克称为“自然主义小说之父”，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称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代表”。但对他的理论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文艺哲学家泰纳，被他承认的最符合时代精神和科学方法的作品是龚古尔兄弟的小说《日尔米尼·拉赛尔特》。左拉曾潜心钻研生理学、心理学和遗传学的理论，对泰纳的理论十分信服。泰纳认为世界观和创作是不受社会与经济因素制约的，而是由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个因素所决定的，谓之“决定论”。左拉完全接受了泰纳的理论。他说：“我是在25岁的时候才读泰纳的，读着他的理论，我作为理论家、实证主义者才有了发展，我在我的书里面运用他的关于遗传和环境的理论，我把这个理论应用到小说里来了。”其时，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1865）极力主张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上应用科学实验方法。在这些学者和作家的影响下，左拉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理论体系。他的理论观点在小说《黛莱丝·拉甘》和其他小说的序言中被充分说明，后来又在80年代初发表的三篇重要理论文章（《实验小说》，1880；《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881；《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中作了系统的阐述。左拉认为，过去的文艺观，无论是古代希腊的命运观，还是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以幻想代替现实的描写方法，都已陈旧过时。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个严格的科学的方法，即对人的行为进行生理和病理分析的方法。作家应该像实验室里的化学家那样进行实验。作家应该研究和阐述人是怎样受生物学和生理学规律的影响而产生某种行动和后果。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忽视了人受社会制约这一基本事实，而把人的心理从属于生理学，把性格的分析从属于气质的分析。他认为，既然小说家也是在完成科学家的使命，那么他就应该只观察研究和记录事实，而不作社会政治的、道德与美学的评价。
左拉在建立自己自然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在创作上进行了实验。在《黛莱丝·拉甘》（1867）和《玛德兰·费拉》（1868）这两部小说里，可以明显看出左拉把他的理论用于创作实践的努力。这两部小说都表现了“生理主义”的观点。《黛莱丝·拉甘》描写一个女人和她的情夫在肉欲的驱使下合谋杀死了女人的丈夫，后来又感到懊悔，并发展成为彼此仇恨，以至精神失常，最后自杀。左拉在作品序中写道：“在《黛莱丝·拉甘》里面……我所选择的人物，他们整个地被他们的神经和血液控制住了……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行动都被他们的肉体所注定了……人们会看到每一章都是对生理学一种病况的有趣的研究。”长篇小说《玛德兰·费拉》里也充满着病态的爱情心理分析。《黛莱丝·拉甘》和《玛德兰·费拉》这两部小说，是左拉所创作的自然主义成分最明显的作品。
左拉具有实践自己理论和抱负的巨大决心。从1868年起，他着手准备写一部多卷集的、《人间喜剧》式的庞大作品——《卢贡马卡尔家族》。按照左拉的构想，这部庞大作品将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他在给他的出版家的计划中，对这部巨著的生理学和社会方面的目的作了这样的说明：“第一，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统和环境的问题……以生理学新的发现为线索，用一种科学方法，到那里面去发掘……第二，研究整个的第二帝国时代，自‘政变’起，到今日为止……通过各种事实和情感，并且在千万种风俗和发生的事件的细节中，来描写这个社会时期。”
起初，他的计划是写10部小说，后来由于构思规模宏伟，而大大扩充了预定的计划。他从1869年写《卢贡家族的家运》起到1893年完成《巴斯卡尔医生》止，前后经过25年辛勤的劳动，终于完成了包括20部长篇小说的社会史诗《卢贡马卡尔家族》。左拉的20部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卢贡家族的家运》、《卢贡大人》、《普拉桑的征服》）、军事（《崩溃》）、宗教（《莫雷教士的过失》）、不动产投机（《贪欲》）、商业和金融（《妇女乐园》、《金钱》）、工人生活（《小酒店》、《萌芽》、《人兽》）、农民（《土地》）、科学（《巴斯卡尔医生》）、艺术（《作品》）、妓女（《娜娜》），几乎包括了第二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来自各阶层的人物一千余个。这部巨著堪称第二帝国时期的百科全书。
从《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一部小说《卢贡家族的家运》开始，左拉就展开了他关于病理研究的创作构思。法国南方小城普拉桑一个富农的有精神病的女儿阿黛拉伊德·福格嫁给了园丁卢贡，生了一个儿子皮埃尔。卢贡死后，阿黛拉伊德和神经有毛病的酒鬼、私货贩子马卡尔姘居，生一男一女：昂多安纳和玉尔絮勒。皮埃尔·卢贡是个正常的人，但昂多安纳·马卡尔同其父一样，是个酒精中毒者，而玉尔絮勒是个痨病患者。这一切都和上一代的遗传有关。以后，左拉还写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在不到一个世纪里，这个家族，在它的嫡系和私生子里面，都受到了遗传的损害。
以这个复杂而有些病态的家族为框架，向四面八方衍生辐射，构筑起整个社会，从而将自然史向社会史拓展，逐渐容纳越来越丰富的社会问题。如《卢贡家族的家运》，作者原来的构思只是写家族遗传，但在创作过程中却不断融进了路易·波拿巴政变时南方小城普拉桑利里共和派同波拿巴分子的斗争，表现了反动势力的政治投机活动。在1871年写成的《贪欲》中，左拉描写了第二帝国初期暴发户疯狂投机、猎取财富的丑恶行径。皮埃尔·卢贡的儿子阿里斯提德这时成了一个著名的房地产投机家。《妇女乐园》（1883）、《金钱》（1891）反映的是第二帝国时期垄断资本经济的活动情况。《妇女乐园》反映了商业资本开始集中和大公司出现的新趋势。在《金钱》中，左拉描写了法国金融资本的发展和竞争。在房地产投机中遭到失败的萨卡尔（即阿里斯提德）在本书中再度出现。他同一些投机家组成财团，开办了一个巨大的“世界银行”，利用银行的资金在交易所大搞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发了大财，但最后还是被对手击败，成为破产者，锒铛入狱。后来他又逃往外国，再次搞起投机冒险的勾当。萨卡尔疯狂地追逐金钱，既贪婪，又腐化，体现了帝国主义时代大资产阶级的特征。
左拉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十分关心。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中，描写工人生活的小说《小酒店》（1882）和《萌芽》是十分著名的，属于他的优秀作品之列。《小酒店》着力描写工人们的贫困生活和悲惨遭遇。他在这本书的草稿上曾写道：“在巴黎，酗酒、家庭的混乱、殴打、各种耻辱和各种贫困的承受，像这一切，就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辛苦的劳动、男女混杂、放任等等所造成的……不要奉承工人，可是也不要污蔑他。这是一种绝对真切的现实。”对客观真实的追求，使《小酒店》过多地描写了工人生活中的畸形方面，未能深刻揭示产生贫困的阶级根源和表现出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所进行的斗争。这方面的内容，是由八年以后发表的《萌芽》来完成的。
从作品内容的时间顺序来看，长篇小说《崩溃》（1892）应算是社会史诗《卢贡马卡尔家族》的最后一部。左拉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普法战争和第二帝国的崩溃，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和当权者的腐败无能。
《卢贡马卡尔家族》书写了第二帝国兴亡的整整20年的历史，反映了法国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工农生活等各方面的状况，确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画面。在很多场合，左拉对他所描写的对象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痛苦，颂扬爱国士兵抵御外侮的勇敢精神；而对第二帝国的统治者、资产阶级暴发户、外国侵略者，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卢贡马卡尔家族》表现了左拉开阔的文学视野，各个阶级各个行业，从巴黎到外省，他都能挥笔自如地加以描写。他在创作之前，往往对自己要写的对象进行细致的调查，经常去进行亲身体验，所以他描写的环境和各阶层人物的日常生活，都是非常精确的。虽然自然主义的某些偏激观点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损害，但这部巨作仍不愧为19世纪下半叶的恢弘史诗。
左拉的三部曲《三城市》，包括《鲁尔德》（1894）、《罗马》（1896）、《巴黎》（1898）三部小说，基本内容是揭露宗教的欺骗和提倡通过科学改造社会。其后，左拉又创作了《四福音书》：《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1903），第四部《正义》没有完成。《四福音书》是表现左拉社会理想的作品，他幻想通过阶级合作达到理想社会。总的倾向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四福音书》内容比较抽象，艺术成就也大不如前。
1894年，法国发生了“德雷弗斯案件”。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弗斯被诬告为德国间谍而被判了罪。左拉研究了案件材料后，确信被告无辜，于是怀着很大的热情投入了为德雷弗斯申冤的斗争，由此招来反动当局的迫害。左拉作为一个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民主战士，受到了人民的尊敬。
1902年9月29日，左拉因煤气中毒逝世。法朗士在左拉墓前演说中，对其人格和文学成就，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二《萌芽》
《萌芽》（1885）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13部小说，是一部描写煤矿工人为了反抗资本家剥削而奋起斗争的作品。小说定名为《萌芽》，是因为左拉想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三年芽月12日巴黎饥饿的群众要求面包的情景和1793年的宪法斗争。书名是说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斗争就像萌芽的种子一样，将在土地上成长和结果。它象征着生机、前途和希望。《萌芽》的问世标志着左拉思想和创作的重大发展。小说视无产阶级为一个整体，以宏伟的气势反映出他们惊心动魄的反抗斗争，与巴黎公社文学相呼应，构成法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页。
为了创作《萌芽》，左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阅读了大量有关工人生活和社会主义的书籍，并且还亲自访问矿场，下过矿井，体验工人艰苦的劳动生活。持续不断的罢工浪潮引起了左拉的注意。深入的调查研究，使他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坚定了他要触一触这一问题的决心。他在小说草稿本中写道：“我的小说描写工资劳动者的起义，这是对社会的冲击，使它为之震动；一句话，描写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小说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希望它预告未来，它提出的问题将是20世纪最重要的问题。”
《萌芽》中的故事主要是发生在法国蒙苏煤矿公司的沃勒矿场，也写到附近的其他矿村。时间是第二帝国时期。当时法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家决定用压低每车煤的工价和增加罚金的方式，把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沃勒矿场的工人早已贫困不堪，公司的决定等于把他们推向饥饿与死亡的深渊。工人们被迫罢工。罢工工人得到“第一国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援。资本家不愿满足工人的要求，罢工工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但仍坚持斗争。罢工的队伍从一个矿村走向另一个矿村，怒吼着“面包！面包！”、“社会革命万岁！”、“打倒资产阶级！”。罢工工人宁愿挨饿也不复工，斗争导致暴力冲突，遭到军警镇压，造成许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伤亡。枪杀工人事件激起了全地区群众的愤怒。公司使用阴谋手段，答应工人如果复工，就将考虑他们的要求。很多工人又重新下井了。但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不服，破坏了矿井排水设备，造成矿井倒塌，许多矿工葬身井下。罢工最后失败了，但小说最后展示了光辉的远景。
左拉真实地描写了煤矿工人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非人的劳动。资本家只顾追逐利润，设备年久失修，随时有倒塌的危险，而且随时都有瓦斯爆炸的可能。矿工们被当成奴隶使用，他们的肺叶已经被矽土所腐蚀，他们的身体被毁坏了，也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很多孩子发育不良，甚至长成畸形。矿工马赫一家九口有四个人劳动，所得仍不够糊口。马赫祖上数代，很多人死在矿井下面，有的累死，有的压死。矿工们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拥挤不堪。资本家以各种名目克扣工人工资。整个矿村被贫困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
《萌芽》和《小酒店》不同，左拉不再认为工人的贫困是由于他们嗜酒、不知节俭，而认为是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公司经理格雷古瓦一个人所得抵得上50个矿工家庭的血汗收入，左拉真实地刻画了贫富间的鸿沟。工人们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勇敢地起来斗争。他们的罢工是有了阶级觉悟的工人的集体行动，带有一定的政治斗争性质。罢工领导人艾蒂安向他们讲述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以及革命必然胜利的道理，提高了工人们的觉悟，坚定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工人们的愤怒浪潮席卷了整个矿区，使资产阶级心惊肉跳。作家在小说里真实地表现了罢工工人们的团结、相互信任和为了共同的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共同的痛苦、共同的贫困、共同的危险，把矿工们团结在一起了。”在最艰苦的日子，一天吃不到一勺菜汤，但没有一个人投降。大家同仇敌忾，发誓要一致坚持。矿井大规模崩塌之后，全村居民变成了一个集体英雄，只要还有一个同伴压在底下，他们就不离开，为了拯救遭难的同伴，他们都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作家艺术地展现了无产阶级愤怒的力量和团结战斗的精神。这场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人们对未来仍充满信心。作家以象征的手法写道：“人们一天一天壮大，黑色的复仇大军正在田野里慢慢地生长，要使未来的世纪获得丰收。这支队伍的萌芽就要冲破大地活跃于世界之上了。”左拉相信工人阶级的正义事业将来一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实。
在《萌芽》中，除工人集体形象外，左拉还突出地刻画了几个先进工人的形象。工人马赫是千千万万靠诚实的劳动来糊口的工人之一。是资本家的残酷使他睁开眼睛，逐渐有了反叛的觉悟。在罢工中他率领工人去请愿，为阶级的事业献出了生命。小说中马赫嫂也是一个逐渐觉悟的普通工人的形象。她原是一个推煤的女工，结婚后，沉重的家务劳动损害了她的健康。起初，她曾领孩子去求资本家给予施舍，也曾反对丈夫参加斗争。但是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她觉醒了，她自己也参加了斗争，并且成了一个坚定的斗士。罢工时，她的一点儿家当全部卖光，但没有屈服，还鼓励丈夫和其他矿工坚持下去。罢工失败后，当艾蒂安劝工人屈服时，她愤怒地斥责了他。她还对丈夫说：“你听明白这个，如果我的男人回到矿坑里去，我将在大道上等着他，啐他的脸，认为他是个卑鄙的懦夫！”丈夫牺牲了，儿女相继葬身矿井，公公发了疯，幼小的孩子面临饿死的威胁，在这样的大难面前，马赫嫂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她顶替了丈夫的工作，干起那每天十小时的奴隶劳动来。残酷的阶级斗争使马赫嫂更加清醒了。她相信，事情终有一天会改变的，工人阶级复仇的日子一定会到来。马赫嫂的形象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在她身上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勤劳、淳朴、坚强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罢工领导人艾蒂安原是工厂的机器工人，在经济危机中被解雇。他到处寻找工作，恰巧沃勒矿上一推车女工死了，他顶了缺。艾蒂安聪明能干，很快就学会了井下的活儿，同时也体会到了矿工们的艰辛。他是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对资产阶级的剥削有清楚的认识。他对资产阶级是不妥协的，对社会主义怀着坚定的信心。他刻苦钻研社会主义的理论，向工人发表演说，用先进的思想鼓动工人。他说：“为了正义……我将牺牲一切……只有一件事温暖我的心，这就是我们将去扫荡布尔乔亚！”在罢工斗争中，他英勇无畏，肯于献身。但他身上也存在着一些弱点。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不深，也受到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思想比较混乱，所以在罢工高潮时刻群众走向盲动时，他便显得无力领导群众了。艾蒂安身上固然反映出早期工人运动某些领导人不够成熟的特点，但他身上的缺点也反映出左拉本人对工人运动领袖的了解还不够深刻。
《萌芽》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作者对工人生活条件、井下劳动和罢工斗争的描写是十分真实的。作家把粗犷和细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有雄浑豪放的气势，又有细致入微的描绘。在描写矿工困苦的生活时，作家把他们那种无以果腹、饥饿贫困到了极点的惨状，描摹得真实而具体。在描写矿工的非人劳动时，左拉真实地写出了他们在矿井底下蹚着泥水，跪着、爬着、仰面躺着干活的那种摧残生命的可怕图景。在描写工人悲惨生活的具体性和准确性方面，没有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能够同左拉相比。
在描写工人们的罢工时，左拉真实地反映出他们在陷于绝境的情况下被迫掀起反抗斗争的壮阔场面，使小说具有一种粗犷和雄浑的美。数千名由于饥饿而愤怒的工人，眼睛里冒着火，从一个矿村走到另一个矿村，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滚滚向前冲去，摧毁一切，扫荡一切。小说在结构上的严密布局和节奏上的沉稳有力，加以描写上的雄浑气势，都使《萌芽》具有一种古代史诗的特点。
小说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也十分明显。工人家庭的贫苦同资产阶级的优裕生活形成了尖锐的对照。马赫一家不到四时就得起床，带上一小块面包前去上工，而资本家格雷古瓦家睡到九时才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小姐的奶油蛋糕和巧克力而忙碌。马赫两个“面色蜡黄、头发枯槁、身材瘦小、发育不良、受着贫血症折磨”的孩子同格雷古瓦胖胖的女儿赛西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两个“显出一副行将饿死的人那种难看的丑样”，而这一个由于吃得过胖，圆圆的脸上的鼻子几乎被两颊埋没了。
《萌芽》作为世界文学史上一部成功地描写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你死我活斗争的杰作而留传于世。
第五节 莫泊桑
吉·德·莫泊桑（1850—1893）是19世纪后期法国小说家，他的创作时间并不长，但是成绩斐然，尤其在中短篇小说方面，不论其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而有“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他的创作基本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也深受自然主义影响。
莫泊桑出生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母离异后，他与母亲一起生活。诺曼底的田园生活使他受到了大自然的熏陶，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1869年，莫泊桑在鲁昂中学毕业，到巴黎学习法律。次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参加过游击活动。战争结束，他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职。公务员的生活枯燥无聊，却也使他体验到现实社会中的人情世故。这三段生活让他体会到不同的人生，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874年，莫泊桑结识了左拉，而且与几个标榜自然主义的文学青年一起，经常在左拉的“梅塘”寓所聚会，人们因此而把这伙人称为“梅塘集团”。187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普法战争，还商定以这次战争为题材，每人写一篇作品，合集出版。第二年4月，这部作品集以《梅塘之夜》为名出版。它一问世就受到好评，然而评价最高的却是当时文坛上默默无闻的莫泊桑的作品《羊脂球》。莫泊桑由此而一举成名。不久，作家便辞去公务员的职务而专心写作，到1890年完成最后一篇作品，共写了300多篇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3部游记，还有一些戏剧、诗歌和评论作品。
莫泊桑说，他“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表面看来，他的创作成就似乎也确实像流星一样来得突然，光芒耀眼。其实，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严师的多年培养和他自己辛勤苦练的基础之上的。莫泊桑的母亲喜爱文学，自小注意培养莫泊桑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可以说是作家的第一个文学导师。直到作家成名之后，这位母亲仍然是他忠实的读者和严格的批评者。莫泊桑上中学的时候，监护人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路易·布耶，莫泊桑舅舅的朋友。他成了莫泊桑的第二个导师。路易·布耶告诉莫泊桑，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独创性，并且指导他在文学道路上进行探索。莫泊桑的第三位导师，也即最重要的一位导师，是福楼拜。莫泊桑是通过母亲和舅舅认识福楼拜的。1873年，福楼拜正式收他为弟子，要求他下工夫练习基本功而不急于发表作品，而且告诉他，一个作家最可贵的是他的独创性，而要获得独创性，必须进行持久的观察和练习。他对莫泊桑说：“才能就是持久的耐性。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去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和没有写过的特点……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点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从此，莫泊桑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埋头练习写作达七年之久。可以说，在《羊脂球》发表之前，莫泊桑已经在创作理念、生活观察、写作技巧等各方面都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了。他的一举成名绝非偶然。
莫泊桑的主要成就是中短篇小说。他的300篇作品按其题材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写普法战争，第二类写小职员生活，第三类写诺曼底生活。这三个方面都与作家一生的主要经历有关。
莫泊桑参加过普法战争，亲眼目睹法国人民抗敌救国的义举，也亲眼看到了侵略者的暴行和法军的大溃败。这一切使他的感受颇为深刻，写出一篇又一篇优秀的作品，如《羊脂球》、《菲菲小姐》、《女疯子》、《两个朋友》、《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米隆老爹》、《一场决斗》、《索瓦热老婆婆》、《俘虏》等。在所有的法国作家中，他是描写这次战争最多的一个。作为短篇小说巨匠的莫泊桑，在短小的篇幅中，不可能具体描写大的战争场面和战争的具体过程，他总是截取战争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小插曲，揭露侵略者的罪恶，谴责法国统治者的怯懦无能，同时赞扬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普普通通的法国老百姓，他们的反侵略行动是自发的个人行为，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然而，惟其如此，更显示出法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对侵略者的恨和对祖国的爱。
《羊脂球》无疑是这类作品中最好的一篇。小说描写战争期间，鲁昂已被普军占领，有10个人共坐一辆马车逃离该地。这10个人中，有9个人是社会上的体面人物，另有一个为外号“羊脂球”的妓女。途经小镇时，一个普鲁士军官强令羊脂球陪他过夜，否则不予放行。羊脂球坚决不从，同车的那9个体面人物却为自己能通行而施展各种伎俩，把羊脂球推入虎口。等到马车再次上路的时候，他们又拿出上等人的假正经，冷落她，侮辱她。小说以小见大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面对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什么人才真正具有民族气节？谁是民族败类，谁是爱国者？那九个体面人物中，有贵族、资本家、暴发户三对夫妇，有天主教修女二人，还有自命“革命党”的政客一人，实际上包括了当时社会上层的各个方面。这些人在民族敌人面前贪生怕死，卑躬屈节。他们的表现虽因其身份的差异而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私利而不惜陷害同胞。他们有的“劝说”，有的哄骗，软硬兼施，互相配合，迫使羊脂球就范。这就把战争期间上层社会人物那种自私、虚伪、怯懦、卑劣，丧失民族气节的丑恶面目揭露得入木三分。实际上，也就指明了民族悲剧的根源。法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大革命时期，曾经发挥过历史的进步作用。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它已经丧失其革命性而走向它的反面。这种情况在普法战争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面对普军的侵略，腐败政府毫无招架之力，拿破仑第三投降，第二帝国垮台，随后出现的由一群政客组成的所谓国防政府，叛国投敌，把国土拱手相让，造成法国历史上可耻的一页。莫泊桑小说中描写的那群可耻的上等人可以说就是这类民族败类的化身。与之对比的是羊脂球。她身为烟花女子，但不失善良的本质和反抗的精神，只有她才表现出真正的民族尊严。对待同胞她是善良的，在众人皆无食物准备的情况时，她倾其所有献出自己的储粮。然而，那些上层人物正是利用了她的善良而陷害了她。小说的结尾，描写羊脂球一声没能忍住的悲啼，其中寄寓着作家对羊脂球的同情和尊敬，也表现了他对上层社会的谴责和愤慨。这篇小说在材料取舍、构思谋篇、性格刻画、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显示了作家圆熟的技巧和高超的才能。它以强烈对比的手法，通过一个小故事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出普法战争期间整个法国社会的动态，难怪人们称赞它“一辆马车装下了一个社会”，是一部传之后世的杰作。
莫泊桑做过10年小公务员，非常熟悉小市民、小人物的生活状况，尤其了解他们的精神面貌。他充分理解他们地位的低下和生活的艰辛，洞察他们的心理和他们改变自己状况的欲望；同时，也鄙弃他们的平庸、卑俗、虚荣、琐屑、自私。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抱着同情怜悯与鄙视厌恶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用讥讽的笔法来描写他们；同时，也通过他们，写出了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社会那种淫靡虚荣、道德败坏的社会风气，揭示了这个社会的种种弊病。《项链》就是这样的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玛蒂尔特羡慕上流社会的奢华，得意了一夜，却以自己全部青春为代价。更令人深思的，是那一串代表着富有和奢华的项链竟是赝品。这是多么大的讽刺！那一夜豪华的舞会上，太太小姐个个珠光宝气，争娇斗妍，可是，谁知道那里有几多真实，几多虚假。玛蒂尔特羡慕的上流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虚假的名利场。《珠宝》可以说是《项链》的姊妹篇。身为小公务员的丈夫无力满足妻子对珠宝的渴望，妻子便以贞操为代价换来价值20万法郎的首饰。妻子死后，丈夫发现自己早已戴上了绿帽子，但是妻子留下的珠宝却成了他炫耀的本钱。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人人都面临金钱与道德的抉择。小说中的丈夫与妻子的选择是同样的，为了钱财而放弃了道德。这就是那个社会里人们的精神面貌：荣誉观念敌不过钱财的诱惑。这两篇小说，写了一真一假两种首饰，却都能用来撕破社会上道德廉耻的假面具。莫泊桑的另一个名篇《我的叔叔于勒》则让我们看到亲属家庭之内的冷酷的金钱关系。挥霍成性的于勒成了兄嫂的“恐怖”，他在美洲发财的消息使他成了全家的希望。偶然发现他落魄而归，人人都像遇到瘟疫一样唯恐躲之不及。人们对待于勒的看法时褒时贬，对待他的感情时亲时疏，其间的变化，关键就在金钱一事。那真是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在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里，这类作品数量最多，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篇以外，《一个巴黎市民的星期天》、《一家人》、《骑马》、《一百万》、《伞》、《勋章到手了》、《遗产》、《散步》、《保护人》等都是这方面的佳品。这些作品单独来看，是一个个的小故事，然而就其整体来看，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相当广泛而深刻地写出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面貌。
诺曼底是莫泊桑的故乡，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熟悉那里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和风俗习惯。这些当然也成为他创作的重要题材。他写出这里优美的景色，写出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也写出了人间的不平。他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凄凉的女雇工、失业的木匠、乞讨为生的残疾人、冻死在冰雪中的盲孩子，也有在田野里嬉戏的妓女、幽默而狡黠的老头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多彩的世界里，出现了莫泊桑作品里少有的亮色：在冷酷、自私的社会中，仍然有人保持着一颗淳朴而善良的心，例如《西蒙的爸爸》中的工人菲力普。他从爱护被羞辱的私生子开始，一步步地走进西蒙和他母亲的家庭，他以自己的真诚和耐心赢得了这一家人的信任，终于成为他们的保护人。西蒙以自己有了这样的爸爸而自豪，读者也从莫泊桑作品中的这个人物看到了作家心中所向往的亮点。
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以小见大、借斑窥豹的特点。他能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具有重大意义的内涵，原因在于作家追求的是表现生活的本质，而不是生活的表面。他说：“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是个艺术家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平凡的照相表现给我们，而会把比现实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写真实就是根据事物的普遍逻辑给人们关于‘真实’的完整的意象，而不是把层出不穷的混杂的事实拘泥地照写下来。”。
毋庸讳言，莫泊桑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思想上存在着悲观主义，再加上疾病缠身，他的头脑中时常出现幻觉，恐惧的焦虑的心情不时袭击他的心灵。作家把这些东西也写进了他的作品，这就是莫泊桑的某些怪诞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品的来源，如《怯懦者》、《疯子》、《谁知道》、《奥尔拉》等。在作家看来，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人类的理性无法认识、无法解释的。在《项链》一类作品中，生活和命运捉弄人，使人落入可笑又可悲的困境。这种思想也许正是他对客观世界采取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的原因。另外，在作家有关男女贪爱的描写中，有时突出人的肉体本能欲望，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影响。
1883年，莫泊桑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生》。1885年后，也就是在他创作的最后几年，他把主要精力用来写作长篇小说，共完成五部，即《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6）、《彼埃尔和若望》（1887）、《胜过死亡》（1889）、《我们的心》（1890）。
《一生》是莫泊桑的力作，从构思到创作，时断时续，为时长达6年之久。小说的主人公约娜出身贵族家庭，在修道院里养成自己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幻想，但是，现实生活把她的梦想一个接一个地粉碎。结婚后，发现丈夫是一个无耻之徒；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却放荡挥霍，致使她倾家荡产。最后，约娜只得在昔日女仆的帮助下过着凄苦的日子。小说通过约娜悲剧的一生，写出了法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现实。约娜那种充满着浪漫诗意的贵族式的田园生活的幻想，早已过时，必然破灭。作家以抒情的笔调描写这无情的现实，以前后呼应的场景描写主人公心酸的回忆，处处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惋惜的心情。小说中唯一的亮色是女仆罗莎莉的善良和乐观，她对约娜说“生活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这仿佛是作家有意在作品的结尾留给读者一点安慰。
《漂亮朋友》是莫泊桑的一部杰作，是他的长篇小说中揭露性最强、社会批判意义最深刻的一部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杜洛华是一个资产阶级冒险家，他来自农村，曾在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里呆了两年，干了一些欺凌殖民地人民的勾当。回到巴黎后，他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不管是金钱还是地位，他都想占有，而且越是得志，野心越大，其欲望无尽无止。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他偶然有机会进了报纸编辑部，但是，报纸对他来讲，就像“小偷利用梯子一样”，成了向上爬的工具。他不学无术，本没有写作能力，却善于揣摩老板的意图，见机行事，制造骗局，赢得主子的宠信。他更发现自己漂亮的外表对女性极有诱惑力，于是，他施展诡计，诱惑女人，用这种手段一步步地往上爬。政治部主编去世，他娶了主编之妻，还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和写作才能，爬上了主编的位置，成为新闻界和政界的要人。不久，他发现老板的女儿是更大的猎物，又施计甩掉妻子，迫使老板把女儿嫁给他。面对这样卑鄙无耻的人，老奸巨猾的金融家兼报社老板华尔特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有前程的人，将来定会当上议员和大臣。”小说以杜洛华的豪华的婚礼为结尾。人们仰望他，艳羡他。主教称他是“最受尊敬的人”，他听得如痴如醉，仿佛自己正在成为“大地的一位主宰”。
莫泊桑在小说中非常注意描写养成这种冒险家的社会环境。小说围绕着杜洛华的经历，展示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有政界的争权夺位、勾心斗角，有金融财阀利用媒体制造骗局牟取暴利，有报界的无耻造假欺骗公众，有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小说也间接地写到了法国军队在殖民地的恶行。其间出现的人物，有报社编辑、金融财阀、国会议员、政府部长，还有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巴黎酒吧里的妓女等。在这个社会里，金融寡头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小说中写到华尔特左右政界、金融界、新闻界，搞了一个摩洛哥战争的骗局，因此大发横财一事，突出地说明了现实的这个特征。整个社会黑暗腐败、道德堕落，一切都可以出卖，从街头的妓女到沙龙里的太太，从警察总监到教堂主教，从报社编辑到部长大人，都在为一己的私利而出卖自己，而真正的收购者是以华尔特为代表的银行家和投机家。正是这样的社会，需要杜洛华一类的冒险家，也滋生这样的冒险家，于是杜洛华之类的人物随处可见，正如莫泊桑所说：“这种冒险家我们在巴黎每天都能肘碰肘地遇到，都能在现有的各种职业中碰到。”小说的结尾更预示着杜洛华未来将进入更高统治层，成为这个时代的宠儿。
《温泉》继续保持着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态度，把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恶劣手段，以及他们在经营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揭露得相当深刻，但是作品的批判力度显然不如以前。后来写的几部作品（《彼埃尔和若望》、《胜过死亡》等）逐渐转向人物心理，甚至是病态心理的描写。
莫泊桑患有家族遗传的神经分裂症，放荡的生活也摧残了他的健康，因此后期莫泊桑一直受病魔折磨，十分痛苦。最后，他在精神病院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那时他才43岁。人们都为这位天才作家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左拉说：“莫泊桑在15年中发表了近20卷作品，如果他活着，毫无疑问，他还可以把这个数字扩大3倍。”
“本章思考题”
1.如何理解“世纪末”是欧美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
2.请说明巴黎公社文学的开创性意义。
3.从左拉的创作看自然主义的贡献。
4.评析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
5.从《恶之花》看波德莱尔的现代性。
6.从《羊脂球》看莫泊桑创作的特点。
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
大街在我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
走过一位穿重孝、显出严峻的哀愁、
瘦长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丽的手
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裙裳；
轻捷而高贵，露出宛如雕像的小腿。
从她那像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
一样的眼中，我像狂妄者浑身颤动，
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
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
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
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
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