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一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主要特征
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英国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批判现实主义。随后，它迅速发展成为全欧性的“19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潮流。
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是资本主义确立、发展时期的产物，是这一时期激荡复杂的社会历史的艺术记录。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权日益巩固和发展。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推翻波旁复辟王朝，建立了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具有明显的妥协性。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完成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1832年的英国国会改革法案，使工业资产阶级更多地进入政权机构，进一步加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但是，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同时，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资本主义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则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更趋激化，他们之间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1831年和1834年，在法国纺织工业中心里昂，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法国历史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工人运动已经开始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被马克思誉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在英国，从30年代开始、在40年代形成高潮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1848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的哲学、社会科学空前繁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其影响波及一切思想领域。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揭露了贫富悬殊的矛盾，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并提出了通过和平途径改造社会的乌托邦理想。这种理想中包含着不少积极的主张，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能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因此他们的一切主张都只具有空想的性质。而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主张改良的空想社会主义逐步显示出消极的一面。辩证法、唯物论、空想社会主义乃至自然科学的新成就，都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一时期，随着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西欧开始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如法国的工人诗歌、英国的宪章派文学和德国的革命诗歌等。同时，浪漫主义作家还在继续创作，并有许多优秀的成果问世。但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主潮并不断发展的，则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三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奋起反抗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社会，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理性王国”幻影的消失，社会矛盾的深刻化和明朗化，使得“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浪漫主义的激情已日渐式微，浪漫主义文学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理想的空洞呼唤已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代之而起的是表现现实生活、再现社会风貌、深入解剖和努力揭示种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这股文学潮流，由于它对现存秩序的鲜明、强烈的揭露和批判而被后人称为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是在继承和发展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它基本上采取唯物主义态度，主张艺术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唯物主义在哲学斗争中的进一步胜利，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更加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但是其唯心历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缺少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无视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历史使命，又必然给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带来消极的影响。
较之过去的文艺，批判现实主义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比较广阔、比较真实地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具有相当的深度。马克思、恩格斯赞扬这些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并高度评价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认为他们在作品中提供的历史材料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合起来所提供的还要多。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十分精辟地指明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价值。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写成时代的记录，从他们为自己的作品所起的若干总题、书名、或副题中，便不难看出他们的执著追求：《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卢贡马卡尔家族——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左拉）、《红与黑》（司汤达）、《艰难时世》（狄更斯）等。如巴尔扎克所说，“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因此，从他们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崩溃、资本主义的兴起，也可以看到农奴制的暴虐、资本剥削的残酷。特别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更是广泛地涉及各个领域，尖锐地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勾勒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画，引起人们对现存秩序的深刻怀疑和不满，因而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但是，19世纪又是欧洲无产阶级崛起、壮大的年代，这些立志要书写历史的作家们，恰恰很少把真正的历史主人的典型写进他们的“社会史”。虽然有些作品也接触到了劳资矛盾，但它们对这一矛盾的表现和揭示却远不够充分和深刻，甚至时有歪曲。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反映社会时，着力于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罪恶。他们大多是启蒙学说的信仰者，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峻现实，使他们感到窒息、愤懑，因而他们能对腐败的制度和利己主义泛滥的社会风尚进行无情的揭露。这些作家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勇于探索罪恶的根由，大胆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打破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但是，他们的愤世嫉俗，大多根源于其受压抑遭排斥的地位，他们“批判现存制度的根本动机是出自对各种社会经济原因的意义的深刻而正确的了解的，则更为少见”。这就或多或少地局限了他们批判的深度。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否定的印象，但少有肯定的答案。苦于没有结论的探索，使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不同程度地杂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色彩，越到后期，这种悲观主义就越明显，越深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人道主义也有了新的特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其锋芒所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封建贵族，而且还针对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封建关系中门第的高低，固然束缚着中小资产阶级个性的解放，资本主义社会里贫富的悬殊，同样阻碍着他们抱负的充分施展。这样，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就在猛烈抨击封建等级观念的同时，以更为集中的火力对准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唯钱是视的交易关系。在他们看来，由于金钱关系所造成的种种悲剧、丑剧，是违背“人道”精神的；在金钱的支配下所造成的畸形的灵魂，以及道德的沦丧、风气的败坏，都不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博爱思想，是这时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突出特征。因此，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等等恶行败德，都受到了他们的批判；遭迫害、受欺凌的小人物，则得到了他们的同情。由于这些作家与劳动群众同样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又眼见社会道德的堕落，他们有时也能眼睛向下，看到人民的痛苦，甚至看到劳动人民的某些优秀品质，进而表现出对劳动群众疾苦的同情和改变群众贫困境遇的善良愿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人民的愤懑不平和反抗斗争。这样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值得重视的部分。然而，他们对“爱的呓语”和“道德感化”的过分崇尚，又往往显示出他们在社会改造方面的困惑。
“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经典概括。批判现实主义在继承以往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作家注意观察生活、分析社会，选择典型的事件，通过集中的情节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他们在真实反映现实关系和时代特征的同时，还以严肃的态度力求精确地表现细节的艺术真实。很多作家都亲自到所描写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巴尔扎克、果戈理、福楼拜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以典型的社会画面为背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封建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和一大批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具有不同程度的叛逆精神的中小资产者形象。这些形象是生活的集中概括，他们的性格、行动和心理无不带着他们阶级的烙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成功的形象大都是共性与个性结合的典型，他们在各种环境中，在矛盾冲突中，显示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并随着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塑造，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贡献，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他们使这种文学体裁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从而成为文学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样式。批判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小说的传统，特别是接受了英国历史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和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熔铸在完整有机的情节结构中，表现了深刻丰富的社会内容，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些优秀作品，甚至被人们称作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戏剧和中短篇小说等方面，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也作了可贵的探索，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增加了思想深度。在一些具体的表现方法方面，如景物描写，肖像刻画，心理分析，性格化的语言、动作、表情，抒情或哲理的插白等方面，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都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二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欧洲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就全欧而言，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以1848年为界，可以大体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30年代始，其发源地为法、英等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东欧、俄罗斯等国扩展。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诞生，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拨，却并非对浪漫主义的彻底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曾经历过浪漫主义创作时期，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后期也都写出了具有明显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标志着浪漫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雨果的剧本《欧那尼》的上演，和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司汤达的《红与黑》的出版，同是发生在1830年。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开始就显示出锋利的批判威力，特别是以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使浪漫主义作品相形见绌。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是在复辟王朝时期酝酿，在七月王朝时期产生的。因此，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司汤达（详见本章第二节）、巴尔扎克（详见本章第三节）、梅里美等，几乎都把批判的锋芒同时指向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封建统治必将让位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在他们的笔下得到形象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有力的揭露。广阔的社会画面，丰满的艺术典型，深刻的批判力量，构成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色。
普罗斯培尔·梅里美（1803—1870）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从浪漫主义盛行的19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以中世纪为题材的历史剧《雅克团》（1828）和长篇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1829），表现了他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但真正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是他的中短篇小说。早期的如《马蒂奥·法尔戈纳》（1829）、《塔曼果》（1830），后期的如《高龙巴》（1840）、《嘉尔曼》（1845）等，都以其强烈的叛逆精神，浓郁的异国情调，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新颖的艺术构思著称于文坛。
◎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展比较成熟，贫富极端悬殊已成为众人瞩目的社会问题，加之宪章运动的规模宏大，影响广泛，这样，英国的小说家们就最先接触到劳资矛盾，并把它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中。尽管这种反映还有着许多局限和不足，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开拓了这样重要的题材领域，提出了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狄更斯（详见本章第四节）的《艰难时世》、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的《谢利》（1849）、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的《玛丽·巴顿》，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尖锐的劳资矛盾的优秀之作。
夏洛蒂·勃朗特是一位富有艺术个性的女作家。她的代表作《简·爱》（1847）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出身贫寒的女主人公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情感历程，着力刻画了简·爱对独立人格的执著追求，其艺术魅力感人至深，出版后即不胫而走，后世更受到女权主义批评者们的特别关注。夏洛蒂的两个妹妹也是颇有成就的作家。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以一本《呼啸山庄》（1847）饮誉全球。小说讲述了一个由“极爱”而至“极恨”的复仇故事，气氛恐怖而神秘，但其寓意却远远超出了“复仇”的狭小框架，寓言般的内涵成为现代批评家多方探索的谜。安妮·勃朗特（1820—1849）的风格比较温和，主要作品有《艾格尼斯·格雷》（1847）和《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1848）。
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是一位以尖刻的讽刺见长的作家。在成名作《势利者集》（1846—1847）中，他刻画了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势利者。他们的特点是对上谄媚、对下欺压。他的批判锋芒既指向资产阶级，也指向贵族。萨克雷认为贵族社会的存在是培养“势利”的肥沃土壤，英国宪法是这种势利社会的支柱。《名利场》（1848）是萨克雷最主要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他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的权威和势利者的丑恶面目，尖锐地嘲笑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的肮脏的精神世界。蓓基·夏泼是个出身贫寒的孤女，她从小就遭受社会与学校的歧视，形成极端自私而又冷酷的性格。她不惜采取一切卑鄙手段，包括用自己的美貌挤进上流社会。她深深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财产和势力决定一切。她把自己的朋友、儿子、丈夫都看成自己向上爬的阶梯，对有钱有势的人就奉承，对没钱没势的就漠不关心。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典型。作者谴责蓓基的恶行，更谴责那些把她排斥在上流社会之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小说的副标题是“没有主人公的小说”。作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正面主人公。在那里，真正的主人公只有一个，就是金钱。
马克思盛赞这批英国出色的小说家的成就，认为他们揭示了丰富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仍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农奴制国家。废除农奴制，进而推翻封建的专制统治，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构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主题。
19世纪30年代，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形成，并迅速走向繁荣。其发轫虽受西欧启蒙思想和现实文学的影响，但促使其深入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却是俄国反农奴制斗争的日益尖锐和深化。
继普希金之后，果戈理（详见本章第五节）以其讽刺性极强的作品确定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但也遭到了反动文人的抨击，称他的作品只写黑暗不写光明，轻蔑地贬之为“自然派”。文艺批评家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以其《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等一系列重要论文，支持“自然派”的创作，阐释其特点及重要意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这派文学的健康发展。
深受普希金影响的米哈依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是这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小说《当代英雄》（1840）中的主人公毕乔林，是继奥涅金之后的又一个“多余人”的典型。
19世纪40年代，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形成强劲的发展势头，逐渐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家，引起世人的瞩目。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见本章第六节）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欧许多国家和民族仍处于外族的统治之下。波兰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先后三次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从十六七世纪起也先后被奥地利帝国占领。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国家远从十三四世纪起就受到土耳其的入侵和统治。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断反抗，人民起义从未中断。
因此，反对异族奴役和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和独立，成为这一时期东欧各国文学的共同主题。从19世纪初开始，浪漫主义在东欧各国兴起，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波兰的爱国诗人密茨凯维奇不仅是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也为波兰的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
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是为波兰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热情歌手和战士。反对异族侵略和压迫，争取祖国解放，是贯穿诗人创作的主题思想。早期作品抒情诗《青春颂》（1820）歌颂青春的活力，表现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光明的必胜信念。这首诗在1830年华沙起义时曾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他的代表作是诗剧《先人祭》第三部（1832）和叙事诗《塔杜施先生》（1834）。《先人祭》第三部是诗人流亡德国期间完成的，它虽然是1823年写的《先人祭》前两部的续篇，但较之前两部在思想上有很大飞跃，主题思想也完全不同。在这部诗剧中，当时波兰社会的主要矛盾——波兰民族与沙俄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被提到首位。主人公康拉德已和前两部《先人祭》中的古斯塔夫迥然不同，他不再是沉溺于失恋痛苦中的“个性解放”、“个人幸福”的追求者，而是把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联结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爱国志士。诗剧通过爱国青年被监禁、被流放、遭鞭笞、遭枪杀等悲惨遭遇，愤怒控诉沙皇俄国蹂躏波兰民族、迫害波兰爱国者的暴行，深刻揭露沙俄侵略者凶残、狠毒和伪善的面目，痛斥波兰豪门贵族屈膝投降、卖国求荣的卑鄙行径，表达了诗人对国内外敌人的切齿仇恨，洋溢着诗人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
第二节 司汤达
一 生平与创作
司汤达（1783—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高尔基曾精辟地指出：“司汤达是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立即就开始敏锐而明确地表现它的特征的第一个文学家，他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腐化的不可避免和它的愚蠢的短见。”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生活的时代，是法国由腐朽的封建专制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大动荡时代。他经历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政变、波旁王朝复辟及七月革命等重大的、急遽的历史变革。
司汤达早年丧母，父亲是个律师，笃信宗教，思想保守。他是由信奉伏尔泰的外祖父教养成人的；少时兴趣广泛，酷爱数学，雅各宾党人数学老师格罗经常向他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指导他学习洛克等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学说。这些为他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79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当地的中心学校毕业，后到巴黎谋职。1800年，投奔拿破仑军队，参加了著名的马仑哥战役，并先后在米兰兵站、骑兵部队任过军曹、少尉和副官。两年后去职至巴黎，专心致志地阅读爱尔维修、孔狄亚克、卡巴尼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和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拉伯雷的著作，同时学习古希腊文和英语。1806年重回军队，在德国不伦瑞克做了三年王室领地总管。1812年随军远征俄罗斯，亲眼看到莫斯科大火和法国军队的惨败。拿破仑的失败结束了司汤达的军人生涯。
波旁王朝复辟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反动年代里，意大利重新沦为奥地利的附庸。司汤达和拜伦一道热情赞助意大利爱国志士所从事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此期间，他开始用笔名发表了《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泰斯的生平》、《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著作。奥地利当局借口这些著作涉及政治问题而将他驱逐出境。
司汤达1821年回到巴黎，依旧是波旁王朝的激烈反对者。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发表反对古典主义美学、提倡现实主义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在这部法国最早的现实主义美学论著里，他反对那些在这两位伟大的诗人死去百年后“惯于去模仿他们，而不去睁开眼睛观察和模拟自然”的古典主义者，认为艺术地反映当代生活是新文学的任务。他提倡不同于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认为浪漫主义作品“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因此，“可能给人民以最大的愉快”。司汤达主张认真观察、研究、反映现实生活，他所主张的浪漫主义，就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许多因素。这部重要理论著作对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1827年第一部政论小说《阿尔芒斯》问世。182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通过革命与爱情的尖锐冲突，歌颂意大利烧炭党人献身祖国的高尚情操，揭露贵族阶级自私的本质。小说艺术性很高，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830年《红与黑》出版，这部作品确立了司汤达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七月革命后，司汤达仍然郁郁不得志，在教皇管辖下意大利的一个海滨小城当领事。他陆续创作了反映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未完成）以及《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1838）、《巴马修道院》（1839），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1837—1839）等作品。《巴马修道院》是继《红与黑》之后另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小说以意大利的巴马公国为背景，以贵族青年法布里斯的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通过法布里斯的社会理想和个人野心的幻灭过程，反映了19世纪初“神圣同盟”统治时期宫廷的阴谋与斗争，抨击了专制统治的残暴，揭露和批判了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司汤达一生文名寂寞。巴尔扎克在1840年不无遗憾地写道：“贝尔先生是当代高人之一。这位第一流的观察家、这位卓越的外交家，无论是文字，无论是谈话，曾经多方证明他的见解高超，他的实际知识广博，结局只是奇微塔味歧阿的领事，的确令人难以解释。”但是，司汤达的创作却越来越受到后人的重视。高尔基把他和巴尔扎克相提并论，称他为真正的天才艺术家，形式的巨匠。
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在巴黎中风死去。
二《红与黑》
《红与黑》原题为《于连》，在校排时才被作家改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红与黑》。小说的副题是“一八三〇年纪事”。
主人公于连是维立叶小城一家锯木工场小业主的儿子。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意志坚强、聪明能干而又喜欢读书的青年。他阅读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的作品，接受他们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他崇拜拿破仑，羡慕拿破仑时代青年人能凭自己的才干青云直上。他在家受到父兄的压制和苛待，在复辟时期的社会上又受到统治阶级的歧视和排挤。所以他很早就有强烈的平民反抗意识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倘是在大革命时期，他一定会穿上红色的军服走从军的道路，但是在王政复辟时期，这条道路已经被堵塞了。当他看到神父能拿到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收入，便决定穿上黑袍，走教会的门路（人们也常以此两条道路的选择，来解释书题的象征寓意）。于是他背熟一部拉丁文的《新约全书》和墨士德的《教皇传》，为走这条路做好准备。他能审时度势，很快学会以虚伪来适应社会，并混迹于贵族沙龙。他常常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把自己的真实感情深藏起来。他崇拜拿破仑，却在人前痛诋拿破仑；他不信神，却装出一副虔敬天主的样子。
在市长家里当家庭教师，是他踏进社会的第一步。他对市长把他看成仆人感到愤怒，但也敢怒不敢言，只能存心伺机进行报复。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他向市长夫人发起了“进攻”。德·瑞那夫人是个30岁的少妇，端庄秀美，心地纯洁。她的丈夫是个粗鲁鄙俗、麻木不仁的贵族官僚，对妻子没有真正的感情，只会对她颐指气使，而从来不关心她。德·瑞那夫人在家庭生活中是不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受压迫的女性。于连的出现不但唤醒了她心中沉睡的爱情，也激发了她对丈夫的嫌恶。受压抑的相似命运，把她和于连联系在一起，他们在相互了解、相互同情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他们的关系败露后，于连不得不离开市长家，被迫进入阴森可怖的贝尚松神学院学习。神学院内部教派斗争激烈，特务多如牛毛。于连事事提防，处处小心谨慎，精神上极度紧张、苦闷，但是教派斗争还是把他卷了进去。他随去职的彼拉院长到了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由于才干出众，又能审时度势，迎合主子，他得到了侯爵的赏识和重用。侯爵的女儿玛特儿小姐不满平庸的贵族生活和周围的纨绔子弟，叹息当今是“一个退化而烦厌的世纪”，缅怀富于浪漫气息的中古时代。意志坚强而又有才能、有个性的于连的出现，对她来说无疑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她开始纠缠于连，木尔侯爵对这门婚事起初暴跳如雷，但对已怀身孕的女儿也无可奈何，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于连因此获得德·拉·伟业骑士的称号、二万零六百法郎年收入的庄园和法兰西陆军中尉的军衔，初步实现了他的个人愿望和野心。但正当他踌躇满志时，贵族阶级和教会狼狈为奸，罗织阴谋，通过教会特务威逼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于连的告密信，木尔侯爵因此取消他和玛特儿的婚约，毁了他的前程。他在激愤之下赶到维立叶，向正在教堂祈祷的市长夫人开枪，市长夫人受伤，他被判处死刑。如于连所认识到的，统治阶级惩罚他，目的是要惩戒那些敢于混迹高等社会的平民少年。
于连是王政复辟时期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他一生的遭遇，他的希望、追求、奋斗、失败，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命运。他既有反抗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他的反抗性产生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基于个人向上爬的野心。他之所以追念大革命时代，是因为那时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在公共事务的广大场合大显身手，可是在扼杀一切生机的王政复辟时代，他却只能扮演“一个叛逆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一个跟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蔑视贵族阶级“合法的权威”，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鄙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他对社会进行了绝望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对复辟社会的抗议情绪。
个人反抗的性质（个人主义）不但决定了反抗必然失败，而且在反抗者受到统治阶级笼络时，就会转化为与统治者的妥协。于连正是这样。他领受了骑士称号和中尉军衔时，就已经幻想日后擢升司令，怎样更忠实地为主子服务了——他的反抗意识已明显衰退。作家在小说中写出了于连性格的发展，揭示了社会环境在形成于连矛盾性格和双重人格中的作用。同时，通过描写于连的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性以及在反抗中表现出来的妥协性和动摇性。
小说围绕于连的生活经历展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勾勒出一幅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生动画面，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时代色彩。
作家在小说中深刻揭露了复辟的贵族阶级的飞扬跋扈和故态复萌。经历了大革命，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教训也没有记取”。他们以十倍的疯狂和百倍的仇恨力图恢复一切旧制度和旧秩序。流亡国外的反动贵族首领木尔侯爵回到巴黎，成为“法兰西大臣”，就忙于结党营私，策划阴谋，里通外国，妄图对革命进行彻底的反攻倒算。他的权势炙手可热，各省都有他的田产。他的府第灯火辉煌，舞会通宵达旦。一切都和革命前一样。大革命时期残留国内的外省贵族德·瑞那，因反革命有功，复辟后出任市长，趾高气扬，气焰十分嚣张。他坦白地告诉妻子：“要保持我们的地位和权威，所有在你家生活的人，只要他不是贵族，他接受了工钱的，都是你的奴仆。”政府钳制言论自由，镇压反对派，对人民进行残酷盘剥，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农民“在冬季的黄昏，从田野回到自己的茅屋时，在家里找不到一片面包”。贵族阶级更与教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教会特务组织密布全国，监视人民，成为教皇手中惩治人民的“一根棍子”。人民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殆尽，这就是王政复辟带来的后果。人民再度奋起抗争，是情理中的必然。
小说没有正面描写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是十分巧妙地从两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紧张的形势。一方面，小说描写了人民普遍追念大革命时代，对拿破仑充满怀念和崇拜，深刻反映出人民对复辟王朝充满敌意的社会情绪，这是革命行动的基础。另一方面，小说又从反动阵营的惶惶不可终日，对复辟政权岌岌可危的不祥预感，烘托出另一场革命行将来临的紧张气氛。木尔侯爵主持召开的政治密谋黑会，透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信息。在日常谈话中，他们也总是离不开政治话题，害怕“在每一段篱笆后面都有一个罗伯斯庇尔和他驾来的囚车”。市长夫人与于连第一次告别时，言语中充满托孤寄子的悲凉情绪。甚至尚处豆蔻年华的玛特儿考虑她的婚事，也想到将来革命到来时，于连将是她的保护者。她的哥哥告诫她时就说得更明确：“若是再有一次革命，他（于连）会把我们送上断头台。”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描写，都生动地反映了七月革命前夕法国的政治气氛和社会形势。
小说也写出了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力量已然壮大，金钱势力已然增长的时代新特点。经过大革命时期改造过的社会基础，毕竟已是今非昔比。政治统治权虽操纵在贵族和僧侣手里，但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政权不能不建立在与大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之上。司汤达在《红与黑》这部小说里，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特点作了出色的描绘。在小说里我们看到，“满身铜臭”的暴发户哇列诺对贵族阶级的“最后残余”德·瑞那等怎样展开“日甚一日的”、咄咄逼人的“冲击”而使自己日益得势；想“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标准”的贵族如木尔侯爵等，又怎样在做投机交易，大发横财而逐步资产阶级化。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时更是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重要杠杆和准则。于连的父子关系，德·瑞那的夫妇关系，以及一般的朋友关系、主仆关系、同僚关系，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司汤达在小说中写出了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生活准则的这一变动和变化，使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较高的历史认识价值。
《红与黑》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开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先河，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首先它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司汤达是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创作活动以明确的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和研究，又使他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小说里所描写的唯利是图的维立叶城、阴森可怖的神学院、“阴谋与伪善的中心”巴黎，是揭示作品主题、表现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富有时代特征和时代气息。作家善于使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形成，与人物活动的环境紧密相连，使典型环境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形成提供合理的依据。因而，小说中于连的形象、木尔侯爵的形象、哇列诺的形象以至玛特儿的形象，都具有相当高的典型性。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这一派作家自觉的使命。
再者，是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司汤达刻画人物擅长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细致地描摹人物在特定情景下的心理状态，分析激动他们灵魂的欲望和感情的细微变化，揭示人物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像于连在与玛特儿的爱情纠葛中，他的自尊与自卑、欢乐与痛苦、热情与冷静，思绪起伏，瞬息即变。20世纪评论家称之为“第一人称”视角的强化，在小说中已有相当的表现。由于司汤达把心理活动视做性格与环境撞击而产生的火花，因此，通过心理刻画，既描绘了人物性格，又使读者借此看到了激起人物内心波澜的时代环境。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为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真实，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尤为可贵的是，在司汤达的作品中，没有游离于故事情节和特定情境之外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向内转”的趋势，探索“内宇宙”，是20世纪文学发展的新特点，在《红与黑》中已初露端倪。
第三节 巴尔扎克
一 生平与创作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恩格斯赞誉他作品中有着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并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1888年4月）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作了精辟的论述。
1799年5月20日，巴尔扎克诞生在图尔市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里。他的父亲是在大革命后开始发迹的。1814年，他随父亲来到巴黎。1816至1819年，遵父命学习法律，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文书，毕业前后，曾当过律师助手。混迹法律界，本是违反巴尔扎克意愿的。但在这三年中，透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却使他初次看到了巴黎社会的黑暗腐败，看到了“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同时，也使他看到了在“平等”、“公道”的帷幕后面，司法界是怎样进行卑鄙勾当的。这些对他日后的创作十分有益。
1819至1829年是巴尔扎克练习写作的十年，也是他在启蒙思想影响下，进一步认识生活、分析社会的十年。1819年，他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就毅然离开了司法界，决心投身于文学事业。他一面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一面卖文为生。后来他又投笔从商，先后经营出版、印刷等业，甚至还想冒险去开采废银矿，但却一事无成。这些投机活动非但没有使他获得大量金钱，以保证他的生活和写作，反而使他债台高筑，以至拖累终生。在巴黎各界的奔波碰撞，和巴黎各种人物的接触交往，使他认识了巴黎社会形形色色的丑恶面孔，更使他亲身领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万能和万恶的力量，以及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关系。这些，成为他成功创作《人间喜剧》的重要资源。
1829年，巴尔扎克发表了《舒昂党人》，迈开了走向现实主义的第一步。以后的二十余年中，他夜以继日地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的作品，直至1850年8月18日病逝于巴黎。
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充满矛盾的。他是一个中小资产阶级作家，但又有浓厚的贵族意识和封建道德观念，并力图挤进贵族的行列。他的世界观的复杂性、矛盾性，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动荡不安、斗争激烈的时代的反映，也是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所经历的生活道路的反映。那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发展，封建势力的反扑、复辟，工人阶级的兴起、斗争，使社会形势急剧变化，政治体制迅速更迭；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又斗争又妥协，使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经常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同时，他的思想又受到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曾是启蒙思想家的信徒，也羡慕拿破仑的业绩；他接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也接受过宗教的教义；他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但也没能完全摒弃反科学的神秘主义。凡此种种，构成了巴尔扎克世界观的矛盾和复杂性。
1830年的七月革命及其结果，对巴尔扎克世界观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七月王朝时代也正是他思想和创作的成熟时期。巴尔扎克欢迎这次革命，革命唤起了他的希望。革命后的现实又使他很快坠入了失望，七月王朝没有给中小资产阶级带来实利。巴尔扎克反对七月王朝金融贵族的统治，正是根源于他作为中小资产阶级者在现实中的不得志。混迹贵族群，参加保王党，并没有使他真正获得贵族的地位；作家的显赫名声，一天16小时乃至18小时的写作，也没能改变他那窘迫的经济状况。因此他能比较清醒地看出七月王朝的黑暗腐败，从而对丑恶的现实提出严正的批判。巴尔扎克没有停留在一般的不满情绪上，而是努力寻找问题的症结，探索社会的出路。在这种探索的努力中，他对社会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甚至触及私有制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个祸根。这就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广泛而深刻，尖锐而有力。
巴尔扎克是位雄心勃勃而又十分多产的作家，仅收入《人间喜剧》的长、中、短篇小说就有九十多部。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分为三大类：“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又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部分。从他的分类中，就不难看出作家要写出一部艺术的历史的立意。他声称要“完成一部描写19世纪法国的作品”，要把“作品联系起来，构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一部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要用小说来进行社会研究，要以社会为舞台，让读者看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戏剧”。他多处谈到文学的使命是描写社会，他的名言是：“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应该充当他的秘书。”。
《人间喜剧》中包含着一部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史和一部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二者是有机地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部规模宏大的现实主义形象史，是巴尔扎克矛盾的世界观的产物，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对历史规律进行再认识的结果。恩格斯指出：“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复辟王朝时期，大批流亡国外的封建贵族卷土重来，重新夺回他们在大革命中失去的土地和财产，妄图恢复他们业已失去的天堂。但是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冲击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巴尔扎克的创作牢牢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特征，广泛地描绘了各个领域中这两个阶级的角逐。在他的笔下，上升的资产阶级势力无孔不入地充斥于整个法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从外省到巴黎，从银行到政府，从报社到法庭……他们利欲熏心，飞扬跋扈，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封建贵族在资产阶级的逼攻之下节节败退，日趋没落，面临着“夕阳西下”的绝境。他在《古物陈列室》（1838）中安排的情节是寓意深远的。小说展示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沙龙集团。一个是旧贵族集团，另一个是资产者集团。这两个沙龙互相仇视，明争暗斗，前者以其“高贵”的身世蔑视后者，后者则以其实力决心打垮前者。显然，这不是两个沙龙的争斗，也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缩影。巴尔扎克清楚地看到，无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资产阶级进攻的决心和勇气，无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贵族的失败和灭亡。尽管他竭力强调侯爵一家的“高尚”、“正直”，古瓦西埃的阴险刁钻，但他还是真实地写出了德·爱斯格里翁家族的不可挽回的衰败命运。
在巴黎上流社会司空见惯的情场逸事，到了对现实生活洞察入微的巴尔扎克笔下也同样染上了“时代的色彩”。名门贵妇鲍赛昂夫人的盛衰史也是与贵族阶级的盛衰史紧密相连的。她在《高老头》中被迫离开巴黎，是贵族厄运的写真。《被遗弃的女人》（1832）是《高老头》中鲍赛昂夫人故事的继续。卡斯顿男爵来到鲍赛昂夫人隐居的下诺曼底，因慕其盛名姿色而热恋鲍赛昂夫人，他们一起度过了9年，但是卡斯顿经不起4万法郎年租的诱惑，终于抛弃了她而娶了他并不喜欢的罗地埃尔小姐。“财产安慰一切”，贵妇人再一次受到社会的弃绝，败在资产者的手中。就是这样，资产阶级的妇女击败了贵族妇女并代替她们活跃在上流社会。
与封建贵族没落的画面相对应又相交织的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迹图。巴尔扎克给贵族形象涂抹上“可笑”和“可怜”的色调，而在资产者的脸谱上却着力勾勒了“可憎”和“可怕”的线条。从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到投机商葛朗台，从贵族的管家高贝丹（《农民》）到银行家纽沁根，一个个都是贪婪无耻的恶棍。高布赛克自称是巴黎“无人知晓的国王”，“命运的主宰”，他以金钱的力量征服了巴黎，统驭着巴黎，很多贵族男女不得不拜倒在他脚下。葛朗台“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人人对他都是“又钦佩、又敬重、又害怕”，因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高贝丹是“最凶险的坏蛋”，他有权“可以任意根据共和国法律”使人倾家荡产。银行家纽沁根的心狠手辣是不露声色的，他能把整个巴黎玩弄于股掌之上，他能在一夜之间让许多人家破人亡。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做了透彻的研究，所以他能通过这一系列本质相同而形象各异的资产阶级人物真实地再现出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发展史。高布赛克是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以单纯的高利贷方式获取利润，而不懂得商品的流通和资本的周转。他的货仓里堆满了从腐烂的馅饼到“精致的古董”等各色杂物，金银被埋在灰烬之下，自己却过着极其寒伧的生活。葛朗台虽然和他一样贪婪吝啬，但他在发财致富方面却要比高布赛克“高明”得多。商业投机和高利贷盘剥是他的主要手段，他还参加证券交易，他已懂得在流通中求得资本的增殖。银行家纽沁根则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这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他的发家史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不仅用资金的不断周转来获取巨额利润，而且还制造假象，散布谣言，在股票的涨落中投机取巧，牟取暴利。“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他过的是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豪华生活。巴尔扎克揭示出这是一批具有更大寄生性、更大破坏性的剥削者。
恩格斯把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进攻和贵族阶级衰亡的描绘称为《人间喜剧》的“中心图画”：“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追逐金钱的世界，在资产阶级那里，几乎每一桩婚姻都是一次交易，每一次外遇都是一笔买卖。只有没有爱情的婚姻，而难以找到没有金钱的恋爱。葛朗台绝不让女儿去爱一个破了产的查理（《欧也妮·葛朗台》，1833）；赛西儿在婚事中感兴趣的只是对方的财产（《邦斯舅舅》，1847）；但斐纳为了金钱嫁给了纽沁根，拉斯蒂涅为了金钱去追求但斐纳（《高老头》，1834）；为了谋取更多的财产，拉斯蒂涅又转而追求埃斯巴夫人（《禁治产》，1836）……资产阶级妇女在追逐金钱，而她们自己也成了金钱的牺牲品。在资产阶级眼里，“生活不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么？”（《高利贷者》）——一切都散发着铜臭味，甚至“天气”都不能幸免：“黄金一般的好天气”、“天上落金子下来了”（《欧也妮·葛朗台》）。“不管人家把上流社会说得怎样坏，你总相信就是！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高老头》）这就是巴尔扎克的结论。
透过对形形色色人物丑恶表演的细致刻画和对他们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巴尔扎克愤怒地控诉了资本主义世界道德的堕落。在《夏倍上校》（1832）里，律师但尔维的道白概括地表达了《人间喜剧》中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当诉讼代理人的，只看见同样的卑鄙心理翻来覆去地重演，什么都不能使他们洗心革面……我亲眼看到一个父亲给了两个女儿每年四万法郎进款，结果自己死在一个阁楼上，不名一文，那些女儿理都没理他！我也看到烧毁遗嘱，看到做母亲的剥削儿女，做丈夫的偷盗妻子，做老婆的利用丈夫对她的爱情来杀死丈夫，使他们发疯或者变成白痴，为的是要跟情人消消停停过一辈子。我也看到一些女人有心教儿子吃喝嫖赌，促短寿命，好让她的私生子多得一份家私。我看到的简直说不尽，因为我看到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情。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巴尔扎克不仅详尽地编制了这份“恶习的清单”，令人信服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现金交易”关系，描写出这种关系已发展到了何等疯狂、何等残酷的程度，而且还尖锐地指出，痼疾难除，这些卑鄙心理的重演是无法改变的，这些万恶的丑行是法律也根治不了的。这样，在客观上就使人们看到了这些矛盾的深刻性和顽固性。
职业的商品化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金钱化一样，同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关系渗透到一切精神领域的恶劣后果。巴尔扎克在《幻灭》三部曲（1835—1843）里，详尽地描述了这一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形象地表现了在金钱的魔术棒下，文学、新闻这些“神圣殿堂”是如何变成污秽肮脏的“真正地狱”的。
外省青年吕西安来到巴黎，希望以其诗才获得诗人的光荣，但是他的幻想破灭了。他遇到的是一个“出卖一切，制造一切，甚至制造成功”的社会，“黄金是这世界的人要顶礼膜拜的唯一力量”，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学的声誉，无异于娼妓的地位。“报界是一个地狱”，“艺术和荣誉”已经不复存在，“样样要靠金钱决定”，出版社、书店与交易所无异，戏院的喝彩声决定于用钱雇来的“一队队发臭的捧场人”，报馆里麇集着一批寡廉鲜耻的“杀害思想与名誉的人”……资产者对财富的贪得无厌的追逐，精神生产的不断商品化，法律对有产者的保护，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都遭到了无情的揭露。政界同样卑鄙龌龊，“不要以为政界比文坛干净，这两个世界都贿赂盛行”。作家的笔锋，几乎扫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对黑暗现实不满的巴尔扎克，经常在探索着出路，寻找能够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正面人物。尽管他的阶级偏见使他无法真正找到，但他还是在现实斗争中，在反对七月王朝的行列里，看到了当时“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和主义者的形象；尽管他并不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不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实质，但他看到了他们是反对派中真正有行动能力和高尚品德的人物，所以他能在作品中以毫不掩饰的口吻对他们大加赞赏。《幻灭》中的克雷斯吉安，《农民》中的尼雪龙，作为艺术典型虽不算生动丰满，却显示出“正直无私”的品质，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巴尔扎克形容尼雪龙老爹像“铁一般坚硬、像黄金一样纯净”，他受到农民的爱戴，农民们说他“不喜欢有钱人，他是咱们的人”。在《幻灭》里，巴尔扎克称共和党英雄克雷斯吉安“是一个会改变世界面目的大政治家”、“法兰西最高尚的一个人物”。巴尔扎克又说：“在古代的英雄中，我没见过比他更卓绝的人物。”（《卡迪央王妃的秘密》）恩格斯特别注意到巴尔扎克笔下这几个形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因为他们曾一度代表过人民群众，因为他们的出现为巴尔扎克的作品增添了新的光彩。
对日趋衰退的贵族阶级的同情，使巴尔扎克的创作充满了矛盾。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恩格斯在这里既高度评价了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无情揭露，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巴尔扎克落后的贵族意识。正是这种以“全部同情”谱写的“无尽的挽歌”的情调，给巴尔扎克的创作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仅以《农民》为例，艾格庄上的斗争是激烈而寓意深刻的，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三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得到了真实的写照。资产阶级的阴谋诡计和农民群众的被迫反抗，迫使贵族不得不退出了这个“敌众我寡”的战场。但是，整部小说始终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调，而且贵族越临近失败，这种情调就越浓烈。这种眷恋过去的情感，在巴尔扎克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读到。
二《高老头》
1834年发表的《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优秀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方面，在体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和不足之处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
小说以1819年年底和1820年年初为时代背景，以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夫人的沙龙为舞台，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两个人物的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为主要情节，真实地勾画出波旁复辟王朝时期法国社会的一幅剪影。
作品对这一时期封建贵族权势的得而复失、盛而复衰的历史趋势，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描写。鲍赛昂夫人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她的府邸是贵族住区“最有意思的地方”，能在这“金碧辉煌的客厅里露面，就等于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就可以到处通行无阻”。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一被人提到“跟鲍赛昂太太是亲戚”，立即就身价百倍。资产阶级妇女以能挤进这个贵族沙龙为最大光荣。但是，表面的荣华富贵，遮掩不住内心的失望颓唐；排场上的阔绰，掩饰不了政治上的败局。巴尔扎克在描绘这花团锦簇的繁华盛世时，也同时指出了潜藏着的危机，预示了隐伏着的灾难。拉斯蒂涅被引进鲍府的时候，鲍赛昂夫人已到了“被遗弃的关头”，她骚动在心中的不安已经溢于言表，“上流社会最可怕的祸事”已经临头。
极有讽刺意味的是，虽则鲍赛昂夫人自视清高，对资产阶级妇女不屑一顾，但她对拉斯蒂涅的“开导”却完全是资产阶级式的：“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个人的阅历和遭遇使她懂得了贵族的一套已经不时兴了，资产阶级的金钱力量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她自己就是金钱的手下败将。洛希斐特是新起的暴发户，鲍赛昂夫人的情夫阿瞿达也并不十分喜欢洛希斐特小姐，但他却毅然决然抛弃了名媛贵妇鲍赛昂夫人，决定和资产阶级暴发户联姻，因为可以得到“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
鲍赛昂夫人告别巴黎的盛大舞会，是巴尔扎克着力刻画的“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富丽堂皇的外景与鲍赛昂夫人凄凉的心境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女后心目中，这座灿烂的宫殿只是一片荒凉而已”。这次五光十色的舞会，恰似贵族社会的回光返照。人们蜂拥到这里来，是为了“争着要瞧这个女英雄怎样下台”。鲍赛昂夫人泪眼晶莹地到乡下隐居去了，而被她百般奚落的但斐纳，却在贵族的哀乐声中终于挤进了这个“她一心要高攀”的社会，实现了她的夙愿。当鲍赛昂夫人强颜为欢的时候，但斐纳却在“得意自己在大众面前的锋芒”，连鲍赛昂夫人也不得不承认“纽沁根太太今晚漂亮得很”。两相对照，前后比较，一荣一枯，一起一落，两个阶级的命运一清二楚。
《高老头》一书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一个高攀贵族，跳进了上流社会，成了新贵雷斯多伯爵太太；一个喜欢金钱，嫁给了银行家，成为纽沁根夫人。这是一对典型的资产阶级荡妇。她们出嫁的时候，每人得到80万法郎的陪嫁，所以对高老头极尽奉承体贴之能事。但是，不久高老头就被撵出了女儿家的大门，在伏盖公寓里过着穷酸的生活。高老头之死是这幕家庭丑剧的高潮。高老头死前想见女儿，哭天喊地，但也枉然，这才使他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的真理：“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父亲轴心”无情地被“金钱轴心”代替了。女儿们“为了参加跳舞会，即使踩着父亲的身体走过去也在所不惜”。一个囊空如洗的父亲无异于一个被榨干的柠檬，对于骄奢淫逸的女儿还有什么意义呢？
《高老头》还多方面地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累累罪恶。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培养肮脏灵魂的大温床。无论在“上流社会”还是在下层公寓，极端利己主义的冰水淹没了一切道德原则，金钱像一只巨掌，牵着无数木偶，在社会舞台上各尽其能地进行着丑恶的表演。因觊觎高里奥的财产，伏盖太太竟乔装打扮，媚态百出；由于贪图3000法郎收入，米旭诺和波阿莱成了官方的密探，对伏脱冷暗下毒手；为了获得20万法郎，伏脱冷巧设陷阱，杀害了泰伊番的独子；纽沁根大耍无赖手段，鲸吞妻子的全部钱财；拉斯蒂涅则以他眼前的“英雄”们为榜样，亦步亦趋，在社会这个大泥坑里越陷越深，明知“入了地狱”，还决心要“耽下去”，“拼一拼”。《高老头》里百丑献技，群魔乱舞，演出了触目惊心的场面，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铜臭味。
伏脱冷这个人物在《人间喜剧》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他在不同作品中以不同身份出现，但却起着同样的引诱青年堕落的作用。这是个具有象征性的恶魔，又是活生生的典型。资产阶级的本质特点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概括的体现。这一个人物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地位是被警察特务追捕着的苦役犯，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却与上流社会体面的资产者、银行家们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伏脱冷梦寐以求的是“把日子过得像小皇帝一样”，他设计的发财途径是用20万法郎购买200个黑人，“有了这笔黑资本，十年之内我可以挣到三四百万”。为了达到目的，他动了杀人的念头，勾引拉斯蒂涅做他的同谋，企图猎取银行家泰伊番的财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套计划与大资产者的发迹史毫无二致。“我要成功了，就没有人盘问我的出身。我就是四百万先生，合众国公民。”的确，哪一个资产者的发家史不是一部血迹斑斑的罪恶史呢？！他们的差别至多是杀人“见血不见血”而已。巴尔扎克笔下的资产者与盗匪无异，正是通过这样巧妙的构思，使得作品对社会罪恶与资产阶级的批判更加深入一层。伏脱冷老于世故，深知黑暗社会的实情，他用最赤裸裸的语言，把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在拉斯蒂涅面前和盘托出，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拉斯蒂涅受多方面的影响走上了野心家的道路，而伏脱冷的“道德教育”却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
鲍赛昂夫人是在暴发户的逼攻下走向灭亡的贵族的典型，拉斯蒂涅则是为暴发户所腐化的贵族子弟的典型。他的堕落过程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他来往于“上流社会”与伏盖公寓之间，在两处受教育，方式不同，内容却是一样的：金钱便是力量。为了爬上去，必须有钱；为了有钱，必须涂黑良心，“清白诚实是一无用处的”。通过拉斯蒂涅所走过的道路和他的心理变化，作家细致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们灵魂的巨大腐蚀作用。
拉斯蒂涅在外省是破落贵族子弟，到巴黎是穷困窘迫的大学生。花花世界的巴黎与家道中落的故乡的对比，强烈地刺激了他向上爬的欲望。于是他遍寻家谱，找到了远亲鲍赛昂夫人作为高攀“上流社会”的引进人。然而，世道变了，高贵的门第只能帮助他进入“上流社会”，却不能帮助他在“上流社会”扎根。他的经历，他的见闻，不断印证了伏脱冷的邪恶说教。大量的罪恶事实，特别是伏脱冷的被捕和鲍赛昂夫人的被逐，对他震动尤大。高老头之死，是拉斯蒂涅上的最后一课。自始至终目击了这场戏的演进，拉斯蒂涅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炎炎的欲火，纵身跳进了巴黎“上流社会”这个罪恶的深渊。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决心和巴黎上流社会“拼一拼”。外省的贵族子弟就这样被腐化成了资产阶级野心家。这样，我们在看到拉斯蒂涅步步堕落的同时，也看到了社会的重重罪恶。
对现实作细致观察和精确描写，是巴尔扎克艺术的最大特色，这是与他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相适应的。
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他总是力图为他的人物提供真实、具体的活动背景，从而使人物获得真实感、典型性。他笔下的环境是个性化的，是为活动于其中的人物服务的。《高老头》一开始对伏盖公寓内外景的描写，确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先写外景：街道、建筑、阴沟、墙脚，显出“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读起来就像生活在其中的人一样，会“无端端地不快活”。然后写内景：院子、客厅、地板、陈设，无一不散发着“公寓味道”，就像那股“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也会向读者迎面扑来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给我们介绍那一张张奇形怪状的面孔，就显得十分自然，十分贴切了。但是巴尔扎克的写景也时常失之于烦琐冗长。
客观环境的逼真描写，只是构成“典型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主要是要求作家真实地再现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关系，要在正确的社会关系中来塑造各种典型人物。《高老头》中展示的贫穷的伏盖公寓，是巴黎下层社会的缩影，“整个社会的分子，在这样一个集团内当然是应有尽有”。对这伙失意落魄人物的描述，重点在于境遇的变迁所造成的性格变异，一些准确的经济数字告诉我们，他们来自哪个阶级，现在的经济地位又是如何。这里弥漫着市侩习气，充斥着尔虞我诈的关系，也流露出对上层社会的妒羡和不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认识了伏脱冷这个典型。而在富丽堂皇、珠光宝气的鲍赛昂夫人的沙龙里，集结的是一群“出名放肆的男人”和“最风雅的妇女”，他们寻欢作乐，放荡不羁，作者着力描写其辉煌掩盖下的精神空虚，虚伪遮饰下的勾心斗角。正是在这里，我们目睹了鲍赛昂夫人的荣辱。这两个交替出现的场景，或者说，整个万头攒动、互相倾轧的巴黎社会的典型环境，为野心家拉斯蒂涅的成长发展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他以伏盖公寓为基地，向“上流社会”猛冲过去，上下两个熔炉，合铸了这个典型性格。紧扣着环境表现人物，环境的变化促使人物发展，典型人物又使环境具有典型特征，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这样，巴尔扎克的创作就较好地体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
巴尔扎克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集中概括的典型化原则塑造人物。他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做法，使作家笔下的人物从肖像到性格都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巴尔扎克像出色的素描画家一样，只需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的外形特征勾画得惟妙惟肖，而且与其内在性格相得益彰。在《高老头》中，重要人物如伏脱冷，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性格描写上，巴尔扎克特别渲染他笔下每一个典型最基本、最富于特征、最能表现其性格本质的东西，如高布赛克的贪婪、葛朗台的吝啬、于洛的好色、腓力普的凶残等。为了达到最充分地揭示形象的目的，他把这类主导特征又加以扩大、提炼和夸张，乃至用近于漫画的手法，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有时把“情欲”过分绝对化，就会导致人物的失真。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数以千计，但主要人物——有的尽管类型相同——大都做到了面目各异。如同是爱钱如命的高布赛克和葛朗台，同是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都未给人以雷同之感。就是许多次要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也栩栩如生，各具特色。这是因为巴尔扎克不但牢牢把握了人物的本质，也赋予了人物鲜明的个性。高里奥的两个女儿就是既有共同点，又绝不会被混淆的人物。
巴尔扎克还善于用“人物再现”的方法，即以前作品中的人物在以后作品中再次出场的方法，把《人间喜剧》的许多典型人物贯穿起来。如拉斯蒂涅在《高老头》中还是一个涉世不深、“天良”未泯的大学生，但到了《纽沁根银行》里，他已是银行家投机生意的得力助手了。以后他还得到伯爵封号，当上了部长。这样，不仅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得到了符合其性格特征的充分发展，而且把各个独立的单篇也连成一个互相关联的艺术上的“有机整体”。
此外，《高老头》在结构安排、语言个性化、心理描写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第四节 狄更斯
一 生平与创作
查理·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英国海军军需处的小职员。狄更斯12岁时，父亲因债务缠身，被关进负债人监狱，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跟父亲同住在监狱内。狄更斯在一家皮鞋油公司当学徒，被当成“活广告”，他的工作是在橱窗内洗玻璃瓶和粘贴标签。童年时代这一段艰苦而屈辱的生活成为他终身辛酸的回忆。
由于家境贫困，狄更斯很早就中断了学业，15岁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小职员。他出入监狱和法院，接触各种人物，了解各种各样的诉讼案件，亲眼看到无休无止的诉讼使人们倾家荡产。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使狄更斯增长了见识，成为他日后创作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狄更斯就学习速记，1831年他进入报界，不久就成为当时出色的记录员和新闻记者。他的任务主要是记录议会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辩论。记者工作使他有机会奔走于城乡之间，广泛熟悉英国社会各方面的生活，这也为他日后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狄更斯在做新闻记者的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最初写的是一些杂记。它们以幽默的笔法描写伦敦的风尚，报道伦敦中下层阶级的生活。这些杂记用笔名博慈发表，后来收集为《博慈杂记》（1836—1837）。1837年狄更斯出版《匹克威克外传》。这部小说使他一举成名，从此他摆脱贫困生活，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42年狄更斯访问美国。此前，他对新兴的合众国充满幻想。但美国的现实使他大为失望。回国后他发表了《游美札记》（1842）和《马丁·朱述尔维特》（1843—1844），对美国的假民主、竞选丑剧、监狱制度和黑奴制度进行猛烈抨击。
从1844年起，狄更斯长期侨居瑞士、法国和意大利。除了紧张的文学创作外，1849年起他还主办报纸。他在报上宣扬他的政治观点，呼吁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他还在报上积极培养和扶植青年作家。此外，狄更斯热爱戏剧，曾组织业余剧团。他晚年时，还经常在公众面前朗读他的作品，用所得款项资助慈善事业。1870年患脑溢血去世。
狄更斯在30多年中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广泛而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面貌。从创作的发展过程来说，他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的创作包括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的作品。这是资产阶级进行议会改革的年代，也是宪章运动活跃的年代。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包括《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奥利佛·特维斯特》（1838）、《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839）、《老古玩店》（1841）和《巴纳比·拉奇》（1841）。
狄更斯的初期创作已经触及当代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此时，狄更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还只停留在对个别议员、个别高利贷者和个别社会机构的揭露上。他的讽刺还比较温和，常常和幽默掺和在一起（如《匹克威克外传》），还洋溢着充满幻想的乐观情绪（如《奥利佛·特维斯特》和《尼克拉斯·尼克尔贝》的结局）。小说中受苦难的“小人物”最终大多赢得了“仁爱”的资产者的庇护，找到了幸福生活。狄更斯初期作品一般采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通过主人公个人的流浪生活，展示出广阔的社会画面；在艺术手法上则擅长用夸张和重复来达到讽刺的效果。
第二时期是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马丁·朱述尔维特》和《董贝父子》（1846—1848）。狄更斯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通过资产者安东尼和鸠纳斯·朱述尔维特父子之间勾心斗角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通过小马丁·朱述尔维特在美国投资遭到破产和险些丧命的故事揭穿美国社会的假民主，批判美国新闻界、舆论界的虚伪性和美国的投机事业。《董贝父子》写的是从事海外贸易的老板董贝先生的故事。董贝先生的生活原则也是利润和金钱，由于女儿不能继承他的事业，董贝先生对她冷酷无情。儿子保罗由于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早年夭折。最后，董贝先生丧失了财产，终于为女儿的温情所感化，重新得到了幸福。这部小说所描写的董贝父子公司和主人公董贝先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董贝先生是40年代经营海外贸易的英国商业资本家的典型形象。
19世纪40年代中期值得注意的另一类作品是中篇小说《圣诞欢歌》（1843）和《钟声》（1844）。这两篇故事都是寓意性的。它们反映了作者的正面理想。《圣诞欢歌》宣传有产者必须改变他的冷酷心肠，“仁爱”地对待弱小者。在《钟声》中作者批评马尔萨斯学说、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原则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小说企图以梦幻和钟声来启发年老而贫困的信差托比·费克，使他明白穷人之贫困并不像曼彻斯特学派所说的那样是穷人自己的罪过，而应当归罪于唯利是图的有产阶级。
狄更斯在创作的第二阶段显然已经经历了一些思想变化。社会中的阴影已多于光明，失望多于希望。早期创作中“仁爱”的资产者不见了，作者对他们的乐观幻想已经基本破除。他强调为富不仁者必须经过破产或其他折磨，接受感情的教育，才能真正懂得“仁爱”与“谅解”。年轻的马丁·朱述尔维特必须经历贫困才能改变他的自私性格，继承他祖父的遗产；董贝先生必须经过破产和他女儿的感情教育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幸福。《圣诞欢歌》中的史古鲁奇必须首先洗心革面方能重享人间的温暖与同情。狄更斯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比较现实和深刻些了；但是他仍然认为感情教育可以改造资产者，也可以改造社会。
狄更斯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也更深刻而丰富了，这是和他对社会认识的加深相互联系的。流浪汉小说的形式已被基本抛弃。小说的情节集中描写一个或几个矛盾的发展，描写的社会面广泛，人物众多，层次分明。
狄更斯第三时期的创作包括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这是他创作的高峰。狄更斯在后期作品中深刻而生动地描绘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寄生的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以及英国日益腐化的社会风尚，描绘了极度不稳定的经济生活和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繁荣下的阴影。狄更斯后期作品的题材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他塑造了一系列控制社会经济和政治命脉的资产阶级者形象，也把批判矛头指向形形色色的官僚机构。在狄更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已病入膏肓，社会问题犹如大山一样地压抑着人们。狄更斯广泛揭示了英国的社会面貌：议会政治、平衡法院、庞大的统治机构、资产阶级的自满和昏聩、监狱、投机事业、金钱的统治力量、寄生阶级的腐朽生活、人民大众普遍贫困的现象等等。
《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狄更斯在这一时期写的一部近似自传体的小说。科波菲尔自幼丧父，母亲改嫁以后因受丈夫的虐待而死去。大卫被送到寄宿学校住读，备受摧残，后来又被送到工厂当学徒。因为不堪忍受屈辱的地位，他离开工厂到姨婆家，由姨婆抚养，学习法律，以后成了作家，和他心爱的女友结婚。通过大卫的辛酸苦难的经历，狄更斯再次描写了他所熟悉的题材：英国社会中孤儿的悲惨命运、寄宿学校虐待儿童的制度、童工的境遇、负债人监狱以及社会上的骗子等。小说描写了两种人，一种是以摩德斯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捍卫者，一种是以密考伯先生和辟果提一家为代表的乐于助人的下层人民。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荒凉山庄》（1852—1853）、《小杜丽》（1855—1857）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这三部是狄更斯创作中批判性最强的作品。
《荒凉山庄》主要反映了英国的司法制度和议会政治。小说的第一章描写伦敦被覆盖在沉沉的浓雾中。这种伦敦常见的浓雾在最高法院所在地集结最浓，浓雾象征最高法院的昏聩和污浊气氛。最高法院是整个英国社会的缩影。在最高法院里堆积着数代未决的悬案，多少案中人流落在伦敦街头终生潦倒。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庄迪斯遗产案。这一悬案经历数代，多少人因妄想继承遗产而破产，主人公卡斯东也成了这个悬案的牺牲品。小说描写了靠悬案过日子的律师，探听隐私、进行敲诈勒索的家庭法律顾问等。在这里，狄更斯所抨击的已不只是一个资产者，一个法院院长，而是整个司法体系。小说也揭示了议会政治两党制的昏聩无能和议会竞选中普遍流行的行贿风气。
《小杜丽》以伦敦的负债人监狱马夏西监狱为背景。女主人公小杜丽的父亲因破产长期被关在狱中，被戏称为“马夏西之父”。小杜丽在狱中诞生、成长，被称为“马夏西的孩子”。小杜丽心地善良，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社会金钱势力的腐蚀，保持着纯洁和崇高的心灵。她温顺地侍候父亲，靠缝纫得来的微薄报酬资助她的姐姐和哥哥离开马夏西监狱。在亚瑟·克仑南姆等人的帮助下，杜丽一家被证明是一笔巨额财产的继承者，全家终于脱离了马夏西监狱。亚瑟与人合资开办一个车间，因为投资受骗而破产，也被关进马夏西监狱。小杜丽闻讯后赶到狱中悉心照顾他，最后，两人结婚。
《小杜丽》的成就在于通过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展现了英国社会的广阔画面。狄更斯在小说中成功地杜撰了一个“繁文缛节局”，它的工作原则是“想法子不干事”，它是英国官僚政治机构的缩影，多少人被它拖垮而破产。“繁文缛节局”作为一条线索把小说的主要情节串联起来。狄更斯通过“繁文缛节局”还进一步揭穿英国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每届新政府、每个新首相都向选民许诺“为大众谋福利”；他们一旦上台，就千方百计“想法子不干事”。英国整个官僚机构为少数豪门所控制，它们像蚂蟥一样吮吸着国内外劳动人民的血汗。“繁文缛节局”由一个叫“巴纳克尔”（词义与“蚂蟥”相近）的家族控制，地球上哪里有“繁文缛节局”的踪影，哪里就有巴纳克尔家族的代表。
《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自始至终笼罩着富有寓意的“垃圾堆”形象。老哈蒙留下一座垃圾山是工业发展的产物。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也像一座垃圾山，庞然大物中藏垢纳污，肮脏龌龊。
狄更斯的创作后期还有三部情节比较集中的主要作品。《艰难时世》（1854）描写了产业工人悲惨的生活状况和萌芽状态的工会斗争，以其正面反映尖锐的劳资矛盾而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双城记》（1859）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远大前程》（1861）的主题是揭露金钱的腐朽作用：金钱使一个天真的青年变成势利者，贫困使他恢复了失去的淳朴天性。
总的说来，狄更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同情资本主义社会中受迫害、受剥削的广大中下层人民，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是多方面的。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到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教育诸方面，他无一不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二《双城记》
《双城记》写的是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个城市的故事。法国革命前，外科医生马奈特因为向政府揭发贵族厄弗里蒙兄弟将农村的一对兄妹无端迫害致死的罪行，被持有贵族特权的厄弗里蒙兄弟陷害，无辜地被投入巴士底狱，在狱中关禁了整整18年。后来，厄弗里蒙侯爵失去恩宠，马奈特医生才获释出狱。马奈特医生在狱中曾设法记录了自己受迫害的过程，立誓要向厄弗里蒙家族复仇。出狱后，和女儿路茜同在英国伦敦居住。路茜邂逅一位法国青年查尔斯·代尔那，她不知道代尔那就是把马奈特送进监狱的厄弗里蒙侯爵的侄儿。马奈特为了女儿的幸福，同意路茜和代尔那结婚。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替代尔那在法国管理事务的盖白勒被革命法庭逮捕，代尔那为了营救盖白勒出狱，冒险来到巴黎。当年被害兄妹的姐姐得伐石太太认出了代尔那是厄弗里蒙侯爵的后裔，决心要把他送上断头台。马奈特和路茜闻讯后，立即赶到巴黎，多方营救，但在法庭审判的关键时刻，得伐石先生和太太出示了马奈特隐藏在巴士底狱牢房内的控诉书，于是代尔那被判死刑。临刑前夜，热恋着路茜的英国律师卡尔登由于和代尔那面貌酷似，混入狱中，换出了代尔那。当驿车载着代尔那夫妇和马奈特远离巴黎的时候，卡尔登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为他心爱的女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小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1757年到1793年之间，地点又主要在法国，但是，狄更斯在全书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革命前后的法国情况不仅和同期的英国情况相似，甚至和狄更斯创作此书时的英国情况也惊人地相似。
小说描写了法国革命前夜法国贵族和平民、佃农之间尖锐的对立。城里爵爷穷奢极侈的生活与巴黎贫民窟圣安东尼区的贫民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城里爵爷的马厩里养着30匹马，厢房里有24个家丁。他的座右铭是“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归我所有”。贵族们还凭借他们的特权肆意践踏人权。小说描写厄弗里蒙侯爵的马车横冲直撞，轧死了一个平民的儿子。侯爵不但毫无怜悯的表示，反而责怪平民在路上碍事，从马车里抛出一个金币了事。封建贵族对于触犯他们的平民施以酷刑。一个青年因为没有对离他五六十码远的修道士下跪致敬，就被斩断双手，用钳子拔掉他的舌头，然后被活活地烧死。法律和监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手段。监狱的阴影笼罩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马奈特医生由于伸张正义，被投进监狱。查尔斯·代尔那放弃贵族特权，把产业分给佃农，往返于英法两国之间，引起了英国政府的猜疑，被控犯有通敌罪，几乎被处死刑。
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写了城乡平民和佃农所受的压迫以及他们的反抗。圣安东尼区曲曲弯弯而狭窄的街道充满恶臭。那里疾病蔓延，饥饿的人们像被猎捕的野兽一样，随时会冲出樊笼来咬人。几世纪以来淤积的愤怒爆发出来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犯下的一笔笔血债都写在人民的记录簿上。得伐石太太不停地编织图案，把贵族的罪行记录下来。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借古喻今，用法国革命这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来暗示如果英国情况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的历史定将在英国重演。他在《双城记》中一方面对被压迫的贫民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对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感到恐惧。在狄更斯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怒火就将一发不可收，必然会将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互相杀戮不仅会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还将导致自我的毁灭。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前期作品中所宣扬的以仁慈为核心的圣诞精神。他要人们“勿以暴抗恶”，用仁爱、宽恕的精神来对待敌对的阶级。凡是“以暴抗暴”、违反基督教仁慈精神的人，必然会自食其果。小说描写马奈特在巴士底狱中立誓向厄弗里蒙的后裔报仇，结果是厄弗里蒙的侄儿代尔那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马奈特替代尔那求情的时候，得伐石先生当众宣读马奈特藏在狱中牢房里的那份控诉书，马奈特便成了把代尔那送上断头台的起诉人。小说还描写贫民起来用暴力推翻压迫他们的封建贵族，但是暴力使他们丧失理性，变成了疯狂的野兽。他们摧毁了巴士底狱，却建立了新的监狱，在拉逢斯监狱中关押着未经审判就遭逮捕的贵族和平民。尤其是得伐石太太的形象，是复仇女神的化身。革命爆发时，她率领妇女们攻打巴士底狱。在恐怖统治时期，她根据编织的图案记录，疯狂地向贵族阶级复仇。她复仇心切，要把厄弗里蒙一家斩草除根，甚至连马奈特和路茜也不放过。最后，她终于在和路茜的女仆普洛斯摔打时，被自己的手枪击毙。
和这种丧失理性的疯狂复仇行为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体现在马奈特医生、路茜、代尔那和卡尔登身上的基督教仁爱精神。在狄更斯笔下，这种仁爱精神不仅能使敌对的阶级、敌对的人们互相谅解，而且可以改变人们被扭曲了的心灵，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新生。小说的第一部的标题是“复活”，描写马奈特被关在巴士底狱中18年丧失了理智，是他的女儿路茜用爱的力量使他恢复了常态。后来，马奈特在路茜结婚前夕，知道未来的女婿就是他立誓报仇的厄弗里蒙的后裔，但是为了路茜的幸福，他不念个人旧仇，同意了这门婚事。这种仁爱精神发生了无穷的威力，使他在法国能够经受得住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千方百计地营救代尔那出狱。同样，代尔那也体现了这种仁爱精神。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前，他同情佃农的不幸遭遇，主动放弃了贵族财产和称号。为了让管家出狱，他自己被关进了禁闭死囚的监狱。
最能体现作家这种基督教仁爱精神的是英国律师卡尔登的形象。卡尔登生活颓废，酗酒成性。他自称是一个“失望的人”。他不关心世上任何人，世上任何人也不关心他。但他热恋着路茜，为了路茜的幸福，他伪装成代尔那，为代尔那上了断头台。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得到了升华，像耶稣替世人受难似的获得了永生。“主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须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卡尔登临死前的容貌犹如先知一般。狄更斯援引了《圣经》里的词句来讴歌卡尔登高尚的品格。
宣扬圣诞精神，倡导用爱消灭恨，用仁爱、宽恕、和解来替代阶级对抗，乃是狄更斯创作《双城记》的意图所在。
狄更斯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采用了他在许多作品中惯用的悬念手法。小说开篇描写英法两国动荡不安的局势，接着是关于“活埋”和“复生”的对话，一开始就渲染了一种神秘和紧张的气氛。这种气氛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越发加强。马奈特出狱后奇怪的缝鞋活动，代尔那婚前和马奈特的神秘对话，卡尔登和代尔那面貌酷似，这种种疑团加深了小说的魅力，使它的结构犹如巴士底监狱通道那样迂回曲折，直到最后才把散见于全书的各条线索串联起来，创造出豁然开朗的艺术效果。
《双城记》以情节结构取胜。书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仁爱的化身，如马奈特医生、路茜、代尔那和卡尔登；另一类是复仇的化身，如得伐石夫妇、甲克，以及法国革命中“疯狂”的群众。两相对立，壁垒分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其鲜明的性格特征。狄更斯喜用的漫画化手法，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双城记》在狄更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占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尖锐的阶级对立在小说中以更为极端的形式出现。旧秩序、旧制度的崩溃已经不再像《荒凉山庄》中废品收购商克鲁克那样“自我燃烧”，也不会像《小杜丽》中克仑南姆夫人宅邸那样自动坍塌。在英国，像法国革命那样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正迫在眉睫。《双城记》是狄更斯对英国统治阶级发出的一个强烈警告。
第五节 果戈理
一 生平与创作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的奠基人。他秉着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以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含泪的笑”的讽刺手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丑恶和黑暗，为19世纪俄国文学建立了“持久地贯彻讽刺——所谓批判倾向的功勋”。
1809年3月19日，果戈理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12岁上中学，19岁到彼得堡独立谋生。起初当小公务员，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并以之为终身职业。
早在中学时代，果戈理就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到彼得堡后，穷困潦倒的个人遭遇，卑微艰辛的小公务员生活，使他对现实不满；特别是普希金、别林斯基的帮助和影响，使他进一步向往自由，憎恨专制，并很快就成为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无论在描绘乌克兰绚丽多姿的自然景物、淳朴欢快的社会风习，还是在塑造勇敢机智的人物性格等方面，都充满浓烈的诗意和传奇的成分。给果戈理带来“文坛盟主”声誉的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1835）和《彼得堡故事》（1835—1842），标志着他的创作迈向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密尔格拉得》虽仍是乌克兰题材，但主要叙写的已不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形象或民间传说中的虚幻故事，而是现实主义的人物性格和历史具体的生活真实。在《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以“高扬到了抒情境界”。
《彼得堡故事》把讽刺矛头从乌克兰转向了盛行官爵崇拜和金钱崇拜的彼得堡。小说继普希金之后通过对小官吏、小职员不幸遭遇的刻画，发展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描写“小人物”悲惨命运的主题。
剧本《钦差大臣》（1836），标志着果戈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成熟。如果说在《彼得堡故事》中，果戈理对官僚社会的揭露还仅限于某部门或某官僚的恶德败行的话，那么在剧本《钦差大臣》中，作家就决意把一切俄国的坏东西收集在一起，一下子把这一切嘲笑个够。
一个偏远的外省城市。统治者是那个自称“做官做了三十年……曾经骗过三个省长”的市长及其“自己人”——用“越近乎自然越妙”的方法对待病人的慈善医院院长，弄不清“哪一张是真的，哪一张是假的”状子的法官，千方百计地陷害进步教师的督学，整天胡思乱想、私拆信件的邮政局长，主要职责是组织警察“随便用拳头揍人”的警察署长……他们听说钦差大臣要来了，正在逐个检点自己的“罪行”和急忙设法进行掩饰。在他们看来，“没有一点罪恶的人连一个也没有”。随着市长一干人把从彼得堡路过这里的一名分文不值的十二等文官赫列斯塔柯夫错当成钦差大臣，剧本的揭露和讽刺更加辛辣、深刻。
赫列斯塔柯夫空虚庸俗、胆怯心虚，却又爱摆架子，吹牛撒谎。但市长、官员们都惯于欺骗伪装，从而把赫列斯塔柯夫的表现，看做是上司故意作态诈唬、勒索贿赂的一种手段。于是，他们一个个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急忙送上贿赂。市长在提供最好的食宿的同时，还献上自己的妻女。赫列斯塔柯夫则乐得假戏真唱，大捞特捞，并厚颜无耻地同时向市长的夫人和女儿求“爱”。这幕丑剧，在人民群众涌来向“钦差大臣”告状时发展到了高潮。人民群众的可怕遭遇，进一步暴露了官僚们的种种罪恶行径，彻底揭开了这个城市的暗无天日，深刻揭露了整个俄国农奴制专制制度的黑暗。
《钦差大臣》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一反当时俄国舞台上毫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笑剧和传奇剧的做法，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社会主要矛盾——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社会喜剧，并以其典型生动的形象、紧凑的情节和深刻犀利的讽刺，跃居当时世界剧坛的前列。剧本题词“自己脸丑，莫怨镜子”——形象地阐明了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市长的台词“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则直接体现了果戈理现实主义喜剧的社会作用。
《钦差大臣》演出后，遭到了反对派的攻击诽谤，因此，果戈理决定出国，侨居罗马。早在写作《钦差大臣》之前，果戈理就已经着手写作长篇小说《死魂灵》。迁居国外后，又经过5年的紧张劳动，终于在1841年完成了《死魂灵》的第一部，并于1842年出版。
《死魂灵》的出版引起了激烈的斗争，反动阵营诬蔑它是“污秽的”、“愚蠢的漫画”，叫嚷果戈理是“俄国的敌人”，“应当把他戴上镣铐送到西伯利亚去”。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民主阵营，却高度评价它是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
围绕《死魂灵》第一部的斗争，实质是维护还是揭露专制农奴制的大问题。尽管果戈理在小说第七章中，已经预见到了反动阵营的“那伪善的麻木的判决”，但他在这场斗争中，却表现出动摇、退让，在《〈死魂灵〉第一部第二版序文》（1846）中，他自我否定地说作品“有许多不确之处”，“混入许多错误和妄断，致使这书的每一页上，无不应加若干修改”，并预告“好的人物和性格，是要到第二部里这才提出的”。在《与友人书简选》（1847）中，他更进一步否定自己，把宗教感情、道德修养和封建复古，当做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为此，别林斯基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严肃而痛心地对果戈理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果戈理晚年思想之所以会趋向落后和妥协当然不是偶然的。还在彼得堡时期，果戈理的思想和作品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他与普希金、别林斯基接近，歌颂自由民主生活，揭露专制农奴制度；另一方面，他又一直与斯拉夫派关系密切，反对别林斯基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主张，并在作品中表现出一定的悲观宿命思想（《圣约翰的前夜》）、宗教神秘主义（《肖像》）、对家长制的美化（《旧式的地主》）和道德惩罚观念（《钦差大臣》）。果戈理从1836年侨居国外以后，由于长期远离进步阵营和祖国现实，又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的农民暴动持否定态度，因而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便迅速上升，宗教道德观念和社会改良主张日益加重。《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在反动阵营的污蔑、围攻和斯拉夫派的包围影响下，他思想趋向妥协更是不可避免的了。果戈理晚年思想的趋向妥协，虽然有其思想根源和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则是俄国专制制度对他的影响和迫害。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果戈理“被专制制度的铁棍打得折成了两半”，“差不多在每个俄罗斯作家的面前……我们都可以对旧俄国宣布最严厉的、革命的诅咒，因为他们不是被它杀害，便是被它引上了错误的道路”。
1842年至1852年，果戈理全力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他力图在地主官吏群中，创造道德高尚、热爱劳动、“有神明一般的特长和德性”的理想人物；但是总感到写出的东西不真实，形象苍白无力。因而，一再否定、重写。1852年果戈理在病中十分痛苦地烧毁了已完成的《死魂灵》第二部手稿，不久，他与世长辞。
二《死魂灵》
《死魂灵》（第一部）（1835—1841）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第一部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水平的长篇小说。
主人公乞乞科夫来到某省省会，廉价收买“死魂灵”到民事法庭去办理买卖契约和注册登记，企图把死人当做活人拿到救济局去抵押，以骗取大笔钱财。当他在省城办完手续，被官吏们当做有大批农奴的地主和百万富翁时，一个冒失卖主突然揭发了他买死魂灵的秘密。但官吏们对此都不理解，反疑神疑鬼，胡乱猜测，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乞乞科夫也只好偷偷溜掉。
乞乞科夫出身于没落贵族。早在学生时代，就从父亲那里秉承了“最要紧的是博得你上司的欢心”和“省钱、积钱”的“智慧教训”，表现出钻营谋利的“创业精神”。他走向社会后，为了闯过仕途上的“最大难关”，“显示了未曾前闻的克己的忍耐”，又巴结魔鬼似的上司和追求上司的麻脸女儿。等到上司帮他把科长职位弄到手，他便立即把上司和“未婚妻”一脚踢开。为了捞大钱，他钻进税关办事，并用“火一般的热心”和“出乎自然而上”的“正直和廉洁”骗得检查指挥长的要职。然后，利用职权与奸商勾结，合伙走私，发了40万卢布的横财。虽然事败遭撤职抄家，但和以前当建筑委员会委员遭到失败时一样，他不但毫不消沉，反把这叫做“为真理而受苦”，决心要“不屈不挠地”开始“新的尝试”。后来，当他在法院做代书人，承办农奴抵押业务时，便“闪出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天才的思想来了”。“唉，我这老实人……趁新的人口还没调查好之前，我去买了所有死掉的人们来；一下子弄它一千个，于是到救济局里去抵押；那么，每个魂灵我就有二百卢布，目前足可以弄到二十万卢布了！”于是，这个“精练的恶棍”，便出发到各处去从事购买死魂灵的勾当去了！到某省省会没两天，他就以周到的应酬、优雅的举止和“惊人的谦虚”，博得了所有官吏地主的好评。在遍访地主，购买死魂灵的过程中，他的伪善、圆滑和奸诈，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梦想家玛尼罗夫面前，他几乎变成了玛尼罗夫。在愚蠢多疑的科罗皤契加面前，他先用开导口气，接着又愤愤地“诅咒她遭到恶鬼”。和胡闹汉罗士特来夫打交道时，他在谈“正经事”之前，就再三声明“你得预先约定可以原谅我”。跟精明的生意人梭巴开维支打交道，他先是迂回试探，然后就硬对硬地和他讨价还价，从一百卢布对几十戈比，争到最后以两个半卢布买一个成交。在吝啬鬼泼留希金那儿，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十足的书呆子”，说他情愿负担死农奴的人头税，不怕“吃亏”。
乞乞科夫是俄国资本积累时期，从地主贵族过渡到新兴资产者的典型。作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他既有地主贵族的剥削、寄生、欺压人民的阶级本性，又有资产阶级的投机钻营、圆滑狡诈、唯利是图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俄国，他和地主官吏们虽也不无矛盾，但更多的是依赖他们以求发展，并和他们狼狈为奸，无耻地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这正是俄国资产阶级历史特点的具体体现。
小说还刻画了一连串具有鲜明个性的地主典型。
玛尼罗夫自诩“高雅”，侈谈礼仪，实则庸俗无聊，懒惰空虚。他从不过问田产、家政之类的“俗务”，整天坐在“静观堂”上不着边际地幻想；不管人世艰险，现实残酷，而把一切都涂上美好可爱的色彩。他不但把城市官员都说成是“非常可敬非常可爱”的人物，对乞乞科夫的“品格”“佩服得了不得”，而且把死魂灵也当做礼品，笑盈盈地赠给乞乞科夫。玛尼罗夫是专制农奴制度孵育出来的寄生虫，一个废物。和玛尼罗夫不管田产，耽于幻想不同，女地主科罗皤契加严格监督农奴劳动，精心管理田庄果园，积极兜售各种物品，不贿赂税务官和经理人。她一面小心翼翼地把金钱一个一个地放进柜子中的钱包里，一面又永远为收成不好或遭受损失而叫苦叹息。当乞乞科夫向她购买死魂灵时，她高兴死人可以免税卖钱，但又害怕上当受骗，想等等别的买主，到市场上问问价钱再说。科罗皤契加是努力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贪财多疑的小地主典型。
“恶少式”地主罗士特来夫，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胡闹、浪荡、不讲信义和毫无道德。他到处凑热闹、赶市集，寻事斗殴，浪荡挥霍，毫无意义地把看中的一切都买下来，又毫不犹豫地把它们连同自己的怀表、马车一起拿去赌博输掉。他几乎一张口就不由自主地吹牛撒谎，一照面就要无缘无故地侮辱和诽谤别人。他的书房只有刀剑、瑶琴，他的庄园精华全在马舍、狼舍、狗舍。罗士特来夫是专制农奴制培养出来的充满兽性本能的恶霸地主的典型。小说在描写罗士特来夫带领客人参观他最引以为自豪的狗舍时，极有深意地写道：“他们一走进去就看见一大群收罗着的狗……罗士特来夫在它们那里，完全好像是在自己的家族之间的父亲。”
如果说罗士特来夫各方面都像一条狗的话，那么梭巴开维支从里到外都“像一匹中等大小的熊”。他既有像熊那样壮实的体格，更有像熊那样残暴的心理。跟玛尼罗夫把省城的官吏都看做“非常可敬非常可爱”的人物相反，他认为省城的官吏都是“真正的骗贼”、“犹大、卑鄙的奸细”。跟玛尼罗夫不重视吃喝相反，他生活的第一要义便是全猪全鹅地大吃特吃，“连骨头也嚼一通”，直到“饱透了”，“只是哼”，还要同时大骂“节食法”和“文明”。跟玛尼罗夫把死魂灵当做礼物送给乞乞科夫完全相反，他刚听完乞乞科夫请他转让“不在的农奴”的提议，便立即要价“每个一百卢布”，还偷偷地在名单中混进一个女的。在讨论对待农奴的态度上，他既不同于玛尼罗夫、罗士特来夫的不闻不问，也不同于科罗皤契加的严格监视，而是更进一步认为，农奴简直是“苍蝇，不是人”，以致使许多农奴死亡、逃走。梭巴开维支是凶狠的农奴主和狡猾的生意人的综合典型，他是当时俄国专制农奴制的有力支柱，也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生活主人”。
吝啬鬼泼留希金拥有上千个农奴，但却过着乞丐般的生活。他残酷榨取农奴血汗，甚至偷捡路旁井畔什物，但却让它在仓库里发霉腐烂。一条马路只要他走过，就不用再打扫了。他穿着破烂不堪的女人长衫，吃着两口稀饭加一碗菜汤的粗劣饮食，住在积尘盈寸、形如地窖的屋子里，从不拜访别人，也拒绝别人（包括亲生女儿）造访。当乞乞科夫愿意出钱购买他的死魂灵，并付给他20卢布的价钱时，他竟把乞乞科夫称为“救命恩人”，颤抖的双手抓住钞票，“仿佛手里捧着一种液体，每一瞬间都怕它流出一样”。
小说在同情农奴们的悲惨命运的同时，也歌颂了他们的勇敢、智慧，肯定他们渴望自由的精神，甚至描写他们的自发的反抗。在感叹祖国的“贫瘠散漫、不愉快”的同时，又赞美祖国的“光耀的、稀奇的、未知的广远”，并把俄国比作像闪电般飞驰的“三驾马车”。
《死魂灵》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含泪的讽刺。鲁迅先生把果戈理的讽刺称做“含泪的微笑”，指出其意义在于“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在《死魂灵》中，果戈理明确指出他写作的美学原则是，“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览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为了构成分明的笑，《死魂灵》紧紧扣住人物特有的那种高尚正经的外表与卑鄙荒谬的内心的尖锐矛盾，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如人物自白、幽默笔调、典型细节、肖像描写等，鲜明地表现了人物的圆滑虚伪、懒惰空虚和贪婪吝啬。与此同时，小说又从寄希望于理想地主的社会主张出发，对他们的无聊和堕落，表示同情和哀婉；对他们的丑恶存在，饱含着“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因此，鲁迅先生说《死魂灵》一共写了五个地主的典型，讽刺固多，实则除一个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又说：“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
第六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 生平与创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其创作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题材和体裁多样。由于艺术方法的繁复和多样，论者有的尊他为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有的称之为现代主义鼻祖。到20世纪，由于其作品越来越受重视，世界上几度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热”。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平民医生的家庭。其父虽然后来获得贵族称号，但经济并不宽裕。作家从小住在父亲工作的玛丽亚贫民医院的宿舍，看到的是周围贫病相交的现实，他自己也与贫和病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家自幼喜爱文学，1834年至1837年在莫斯科一所寄宿学校上学期间，读过许多俄国和西欧的当代作品。1837年来到彼得堡，不久进入公费的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四年的课程他学了六年才结束，不是因为无才，而是由于偏爱文学，不热心于功课。他读了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和西欧的莎士比亚、莱辛、席勒、霍夫曼、雨果、乔治·桑、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1843年毕业，到彼得堡工程兵团工程局绘图处工作了一年，便匆忙退职，决心从事文学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844年到1859年，代表作品是中篇小说《穷人》（1845）。后期从1859年到1881年，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穷人》叙写一位上了年纪的穷公务员杰符什金和一个住在同一座贫民公寓里的卖淫姑娘瓦尔瓦拉·陀勃罗谢洛娃从互相关怀到互相爱怜，最后又分离的故事。贫穷使他们互相亲近，但贫穷又注定他们必须分开。瓦尔瓦拉无以为生，嫁给了地主贝科夫而离开杰符什金，后者只好发出悲惨的“绝叫”。
小说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创的传统——写“小人物”，同时又有所创新。以往作家写“小人物”，大多从同情和怜悯的角度出发，写出他们的悲惨境遇和辛酸的身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进了一步，写出他们的思想感情，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懑与不平。因而作家被誉为“穷人”的代言人。
小说采用书信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出新的意义。以往书信体的作品，大多数用于主人公之间的谈情说爱，而陀氏则用来表露书中人物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现实地位的看法和种种内心感受，深入细腻。这一表述方式十分适用于胆小怕事的主人公的性格。
作家在19世纪40年代还写有《双重人格》（又译《同貌人》，1846）、《女房东》（1847）、《白夜》（1848）、《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1849）等中短篇小说。他在这些作品里继续发挥他的心理描写特点，但在塑造人物性格上过分渲染人的病态心理、性格分裂，尤其是“双重人格”，因而引起评论界的非议，导致同别林斯基等人的分裂。不过，此时陀氏在社会理想上仍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赞成俄国解放农奴，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参加进步学生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
1849年4月23日，他在参加集会时与该小组成员一起被捕，关入彼得保罗要塞。他被作为主要分子判处死刑，罪名是在会上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企图反对宗教和政府。直到12月22日在刑场临刑前，才改判为服四年苦役，刑满后还得再罚为边防士兵服役。这样，作家于1850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服苦役，1854年期满又到边防军当兵，1859年才获准迁回俄国欧洲中部的特维尔居住，旋即回归彼得堡。为此，他的创作活动中断了整整十年。
判处死刑和流放对陀氏打击极大，动摇了他的社会信仰，使他的思想发生陡变。他承认自己在当时的政治活动是“盲从”，“相信于理论和空想”，尤其因在西伯利亚狱中看到囚犯之间互相不信任，贵族政治犯普遍处于孤立状态，不被平民理解和同情；而所谓“平民”囚犯，不过是一些杀人越货的强盗，或者愚顽不化的可怜虫。因而他渐渐形成一种观念：贵族和平民无法沟通，平民缺乏接受革命的基础，也没有革命的“土壤”。加上狱中唯一可读的书籍是一本《圣经》，他便更加笃信宗教，视基督的博爱为调协人间矛盾的至上法则。这种思想变化不能不反映在他后期的创作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归来即奋笔疾书，加快创作进程，仿佛为了夺回中断十年的损失。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作品，重要的有《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契科沃及其居民们》（1859，又译《伪君子及其他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死屋手记》（1861—1862）等中长篇小说。作家因塑造“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形象而在文坛独树一帜，受到普遍的赞誉。
但影响更大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发表的几部长篇小说：《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它们把作家逐步推向创作的峰巅。他晚年还发表《作家日记》（1873—1881）和一些短篇小说。
《白痴》的中心人物是娜斯塔西娅。这位贵族的孤女受到托茨基的收养，长成美丽又有丰富内心世界的女郎，却被托茨基所占有，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她憎恨以托茨基为代表的贵族社会，耻于受蹂躏的地位，深感自己的“堕落”，于是要向社会报复。富商之子罗果静、一位退休将军的儿子伊沃尔金和本书的男主人公梅什金都在热烈地追求她。尤其是前两位男子，为了获得她而同托茨基进行肮脏的交易。她则反过来从心灵上折磨这些人，暴露他们的卑劣。当他们拿出购买她的十万卢布时，她毫不怜惜地将它们扔到火里，以示抗议。梅什金则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也不满于社会的腐败，又对人们充满“博爱”，想帮助娜斯塔西娅，也想帮助罗果静和伊沃尔金，以为忍让和博爱等基督教教义可以帮助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解，结果是白费力气。这位梅什金因脱离实际的行动而显得是一个“白痴”，连作者也感到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确实有距离。
《群魔》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地下组织杀害有离心倾向的一位成员为线索展开情节，对革命者形象进行了歪曲的描写，表现出作家对70年代初俄国革命运动的错误认识，从而受到进步评论界的批评。
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回来之后，有一个时期曾积极参与社会思潮的斗争。当时他与哥哥先后共同创办了《时报》（1861—1863）和《时代》（1864—1865）两家杂志，宣扬“土壤派”的理论，以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相抗衡。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创作活动到评论活动都有与革命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成分，因而遭到民主派的批评。他晚年曾为不能得到涅克拉索夫等民主派的原谅而深感遗憾。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虽然按原计划尚未最后完成，但写成的部分已是一部巨著。小说写了一个“偶合家庭”卡拉马佐夫家的兴衰史，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末期俄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图景、社会政治思潮、哲学与道德问题，以及俄国的命运与发展问题，尤其是人们之间尔虞我诈的紧张斗争和复杂关系，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这部小说曾被誉为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
老卡拉马佐夫从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丑角逐步上升、发迹，成为巨富。其人生道路是肮脏卑劣的。他为谋取财富而两次结婚，千方百计满足私欲。他淫欲无度，直至奸污疯女。为了发财他背信弃义，六亲不认，弃年幼子女于不顾，结果导致家庭分崩离析，父子之间为争夺财富和美女而搏斗，从精神和肉体上互相折磨，以致酿成弑父的悲剧。老卡拉马佐夫贪婪、淫乱、暴戾、狠毒、具有虐待狂倾向，正是“卡拉马佐夫气质”的代表。而他的儿子们，几乎都各自在某个方面承袭了这种气质。综观全书，作家从描述家庭出发，考察和探讨社会，涉及现实政治斗争、哲学思潮、宗教信仰以及人性的善恶诸方面。作品也展示了作家本人思想上的矛盾和世界观上的斗争，因而独具特色。
二《罪与罚》
《罪与罚》的主要情节是法科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为贫困所迫，决定铤而走险，去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她的钱财。作案时恰巧女仆回来了，于是一并加以杀害。事后他饱受良心的折磨和拷问。尤其是看到醉汉马美拉多夫一家的极度穷困，但并未犯罪，而是靠其女儿索尼娅卖淫以维持生活后，拉斯柯尼科夫受其精神的感召，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和索尼娅的帮助终于去自首。其间穿插着他和负责侦察破案的预审员之间侦破与反侦破的斗争。
小说既反映了真实的生活图景，又进行了深入的犯罪心理探究，达到了二者的相互结合。这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切长篇小说的特点，不过在《罪与罚》中表现得更为集中和突出。
小说对于彼得堡下层人民生活困境的描写，已经成为典范，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之称。男主人公所住的大学生贫民公寓的小房间有如“棺材”，小酒馆的桌椅都油腻得发黏，醉汉一家所住的贫民窟连空气都散发着肺痨病菌的气味，肮脏凌乱的贫民街区，衣衫褴褛、被好色男人追逐的少女，刚刚从涅瓦河捞上来的走投无路而自溺的女尸，这些场景，无不令人触目惊心。
对于犯罪根源，初看起来似乎是男主人公迫于贫穷，进一步分析却发现有多方面的因素。他是在小酒馆听到一群大学生议论某老太婆为富不仁恨不得夺富济贫受到启发，从而萌生杀死她的念头的，所以可以说是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拉斯柯尼科夫杀人动机也有好的一面：为穷人。从平时的言行看，男主人公确有善良的一面，如周济困难的同学；杀人之后并未独吞钱财，而是藏起来拟留待穷人之需；还把家里刚刚寄来的生活费全部贡献给被马车轧死的醉汉的家属，以帮助她们渡过难关，等等。因而小说令人感到这个杀人不手软的凶犯并非面目可憎，而是将善与恶奇异地结合于一身。这是陀氏独具的手法。再者，拉斯柯尼科夫不是寻常的杀人犯，而是有一套杀人理论、“有头脑”的法科学生。在他看来人分成“凡人”和“超人”。“凡人”是有如“畜生”的芸芸众生，而少数“超人”则是成就功名的材料，是生活的主宰。“超人”为了出人头地，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蹚过血泊”去夺取功名，所以拿破仑“在巴黎进行大屠杀，把一支军队遗忘在埃及，远征莫斯科糟蹋掉五十万条人命”等等，非但不算犯罪，反而使他成了青年崇拜的对象。于是主人公也要当拿破仑，成为“超人”。相反，如若不去杀人，他自己便成了“凡人”和“畜生”了，他绝不甘心。“超人”哲学以及社会思潮中的“拿破仑崇拜”，成为他犯罪的更为深刻的思想根源。所谓“心理真实”和答案的“多解”，便是陀氏长篇小说探索社会与人生的一个特点。
解决问题的答案的矛盾性是陀氏探索人生的另一个特点。醉汉一家的遭遇是当年受苦人的典型，其妻卡杰林娜忍辱负重，孤苦无告，总想获得上帝的庇护，但终不可得，最后发出不平之鸣：上帝“是慈悲的，可是对我们却不！”——死前对上帝作了否定。但同样是这一家的成员，其女儿索尼娅，却被作者当做上帝精神的体现者和理想的化身，认为她身上体现了博爱与宽恕，肩负了人类的苦难，以至于令男主人公感佩得五体投地，匍匐下去吻她的脚，说“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索尼娅与卡杰林娜相反，以卖淫来维持一家的生计，没有怨恨，只有忍让与受难，竟被作者奉为解决社会弊病的药方，作者在两个女性人物身上提供了两种相反的、矛盾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
不但对于犯罪的根源，而且对于处罚的理解，书中也是给予多方面的解释。表面上看，主人公是被判处遣往西伯利亚服苦役刑。但这仅仅是肉体上的处罚。其实主人公还要经历更深刻的精神折磨，也即精神处罚。杀人之后，拉斯柯尼科夫的第一个感觉并不是成了“超人”，而是自绝于人群，似乎为人群所唾弃。因为他为了躲避侦查，便得提防一切人，包括对亲属好友都不能以诚相见。这令他最为痛苦，心理矛盾发展到无法解脱的地步。作者借此对主人公的极端个人主义给予无情的批判，即从社会道义上给他深刻的惩罚。但对那种灭绝人性的杀人理论的实质，书中却只把它归为对上帝的背离。因而，主人公必须再经受基督教义的启发，进行良心上的自我拷问，即向索尼娅忍辱受难的精神拜伏，仿效她甘愿以受苦受难来赎罪，洗涤灵魂，皈依上帝。在小说中，“罚”也有多义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常常让各种人物汇合在一起，对同一个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和主张。这些观点必然千差万别，互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但作者只作客观的描述，不加评论，造成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平等对话”的关系。它很好地表现了客观世界以及人的内心之复杂和多样。俄国学者誉之为“多声部”，视之为陀氏独创的手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由于作者“不干预”书中的人物，让他们自在地活动、表达内心意见，作者和人物便仿佛各有自己的音调，互不干扰地存在着。这一艺术特点在《罪与罚》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使作者受到赞扬，但也时常遭到责难的“多义性”或“矛盾性”，固然是作家世界观上存在的矛盾的反映，也是其创作方法和社会处境所决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界的心目中历来有“作家和思想家”之称。他不但写作，而且发议论。他的作品大多数属于长篇巨著，那是由于他要对社会问题和人类心理进行探究。他要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但他又不像托尔斯泰那样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声疾呼直指社会弊病的祸根。加上一生贫病交加，得靠写作来养家糊口，本人又长期处于当局的监督之下，即使流放归来之后，仍然长时间未被解除秘密监视。如此种种情况促使他偏好对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作出多种解答，既不惹恼当局检查机构，让编辑出版者顺利通过；又要评论界可以接受，使各方面、不同阵营的评论者能各取所需地加以理解。因此陀氏的作品，尤其长篇小说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让人看懂其含义，而是需要反复思考，即是所谓“耐咀嚼”的作品。
《罪与罚》的特点还在于开创了“意识流”的描写手法。特别是小说的后半部，即写“罚”的部分，“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更为集中。作者让主人公处于高度紧张、心情恍惚的心理状态之中：一方面为掩盖罪行而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粉饰自己，有时仿佛天衣无缝，有时又觉得弄巧成拙、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又在进行内心的自我谴责，无穷无尽地忏悔。主人公终日处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其思想情绪的变化已经脱离了常轨，失去了控制，时常出现下意识活动。
“本章思考题”
1.请比较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异同。
2.请说明《红与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3.从《高老头》看《人间喜剧》的总体特征。
4.从《双城记》谈狄更斯的人道主义。
5.请说明《名利场》、《简·爱》、《呼啸山庄》的风格特点。
6.分析《死魂灵》的讽刺艺术。
7.分析《罪与罚》中“罪”与“罚”的内涵。
8.陀思妥耶夫斯基何以被看做是现代主义的先驱？
高老头
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应当叫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潮腻腻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
饭厅全部装着护壁，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奇奇怪怪的形状。几口黏手的食器柜上摆着暗淡无光的破裂的水瓶，刻花的金属垫子，好几堆图尔内窑的蓝边厚瓷盆。屋角有口小橱，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在此有的是销毁不了的家具，没处安插而扔在这儿，跟那些文明的残骸留在痼疾救济院里一样……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没有破洞，还不会褴褛，却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
不久寡妇出现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头发，懒洋洋的趿着愁眉苦脸的软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脸，中央耸起一个鹦鹉嘴般的鼻子，滚圆的小手，像教堂的耗子一般胖胖的身材，膨亨饱满而颠颠耸耸的乳房，一切都跟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调和。她闻着室内暖烘烘的臭味，一点不觉得难受，她的面貌像秋季初霜一样新鲜，眼睛四周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变而为债主那样的竖起眉毛，板起面孔。总之她整个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