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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是怎么患了抑郁症——我的童年(1)

4.1 父母是一座山

如果在13年前,有人对我说:你会得抑郁症,我会不屑一顾,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虽然在我内心存在太多的痛苦,但是,我仍然睡得香,吃得下,活得也算快乐。天性中的幽默与快乐的本性,让我在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压抑中,仍然能找到一份足以支撑生命的快乐。

可是,在10年前,我却落入了抑郁症这个万丈深渊,几乎无法爬出来。即使如今我有幸康复,也付出了大段的青春时光。

对于在少年或青年时代就掉进抑郁症魔爪的朋友,我们的病,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因素——父母。童年的阴影,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古人云:为亲者讳。这是一个压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春秋法则。今天,我决定打破这个潜规则,来讨论一下在为亲者讳的法则后隐藏的种种。导致抑郁症的原因,永远无法绕开的一个因素便是父母。成人后的心魔,往往是童年时种下的阴影。阴影随着年龄越变越大,渐渐地遮住了人生的太阳。

为了深入客观地展现我患上抑郁症的原因,我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家庭环境。父亲是一名转业军人,在一个效益一般的国企里上了十多年班。当年下岗时,被迫唱起了刘欢的那首歌曲,抛弃所有的荣誉,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幸运的是,父亲并没有下岗太久,两个月后又重新上岗,收入比下岗前还多了一些。母亲在一个乡镇的事业单位上班。父亲是上门女婿,和母亲、外婆一起居住。

在我的家里,母亲永远是最高权力的体现,没有谁敢对她有任何指责和不服从,包括外婆。我的外婆是一名农村妇女,善良,勤劳,但是软弱,逆来顺受。她最在乎别人的说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他人的看法,最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你知不知道某某又怎么说了?

我的母亲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遇到事情,她最擅长的就是上纲上线。如果我们谁不服从,接下来她就是以死相逼,连平时说话也总带一个“死”字。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妥协,永远是以最强硬的态度面对家人,一定要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无论代价是什么,包括自己或家人的生命。

我们全家,包括外婆,都不能对她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必须绝对地服从。

举一个例子:比如我某一天衣服没按她说的说法穿,那么她就一定会让我按她的方法穿好再说。接下来就是经典的对话,母亲说:“你必须这样穿衣服。” 我小心地说:“你不要管我怎么穿衣服,我这么大了,这些事可以自己处理。” 母亲说:“不管是不是?不要我管了?老子啥都不管了,老子啥都不管了,学费不交了……”

按我母亲的逻辑,要么对她绝对地服从,要么她就完全撒手不管。要是我再顶几句嘴,接下来她就是寻死觅活,躺在床上大哭,扔东西,骂人。父亲一看到母亲这样,就会马上把我叫过来,强迫我道歉、认错。年少的我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像看一场闹剧一样看着这一切。

从我5岁左右有清晰的记忆开始,上面的这一幕,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次。

在这10多年里,我和父母的关系就这样疙疙瘩瘩的,在强迫认错、强迫服从下,不可能有朋友式的和睦家庭。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和父母打闹,在父母面前撒娇,和父母亲密无间,家庭关系其乐融融,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可这些快乐我却从来没有体会过。

在家里,看到母亲,我就很紧张,很害怕。家本是让人最安心的地方,但在我的眼里,却寻觅不到一点儿放松与自在。看着其他的小朋友可以毫无顾忌地跟父母撒娇,我却只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这是不属于我的快乐。

这种快乐离我那么远,就像我和父母的心一样,离得太远太远。

4.2 10岁的少年

生活就像奔流向前的河流,总是要继续向前,不管是痛苦还是折磨,亦如一条瀑布总是要从高处流向低处。除非瀑布干涸,大江断流,生命也就随之结束了。

人生中有一种东西叫作回忆。如果回忆是甜蜜的,那么我们就会像盗梦空间中的男主角一样,宁愿沉浸其中。尤其我们是在遇到现实中的不如意时,更愿意回忆曾经的温馨,缓解内心的压抑。

我很少去回忆我的童年,因为它太压抑,太痛苦。金色的童年,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梦中的符号罢了。有谁能想到,一个年幼的孩童,时常在别的孩童尽情玩耍时,花上一个下午一动不动地站在农村那种由预制板修成的房顶边缘,身前却没有栏杆。

我不是在玩游戏,是在挣扎。我在想,我要不要死?为什么要活着?我的父母为什么和别人的父母不一样?为什么我的生活只有痛苦?在这个本来应该无忧无虑的年龄,我却在犹豫是不是要纵身一跳来结束这一切。

这一年,我只有10岁。

在6岁以前,我生活在农村,和母亲、外婆住在一起。邻居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的父母则属于少见的双职工。父亲在县城的一个国企上班。家里种着地,地是外婆的。和我一起上学的小朋友都是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农民的孩子,幼儿园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6岁时,我上了学前班。我们五六个小伙伴一起走路去上学,早上提着用铁饭盒装着的米饭和一些冷菜去学校,这便是中午饭。到了学校,把饭盒放在蒸饭台,冷菜则提着进了教室。中午时分,自己到蒸饭台前去拿自己的饭盒。不能在饭盒里放比较好的菜,比如肉之类的,否则饭盒会被别人拿走。

吃饭时,几个小伙伴围在一起,把带来的冷菜放在一起吃。我的菜里经常会有一些肉,比其他小伙伴的要好一些。他们的年龄也不太一样,有的比我小一岁,有的比我大两三岁。我常常把一些肉分给他们吃。于是,他们就会在有人欺负我时帮我出头。

我很想和他们一起玩,一起生活,一起嬉戏。可是,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我和他们不一样。小伙伴一放学,就可以自由地玩耍,可以把衣服弄脏,可以去村头的公路上爬上过路的甘蔗车,从上面抽下几根,再舒服地享受战果。他们可以到大榕树下的堰塘里游泳嬉戏,可以到田里捉泥鳅。而我什么都不可以做。

每天放学,我都要待在家里写作业。学前班的老师和我母亲是熟人。老师本没有布置作业,我母亲总会故意找老师布置点儿。作业无非就是把今天教的字写几篇,把今天教的拼音抄一百遍之类的。6岁时我仅有的一点儿记忆,就是坐在家里的桌边,写着作业,墙后传来玩伴们开心的嬉戏之声。本是游戏打闹的年纪,我却被剥夺了玩耍的权利。

母亲的严格并不仅仅限于此。我的玩伴经常学着大人蹦几句脏话。我的母亲不允许我说脏话,我一说脏话迎接我的就是一顿打骂。但是,她满嘴脏话,一开口说话脏字就往外蹦。儿时的我常常想,为什么大人可以说脏话,而我却不可以呢?但一想到母亲的责骂,我就不敢说话了。

母亲经常教育我要诚实,不能撒谎,而母亲却是满嘴谎言,明明答应明天去帮我买条短裤,但到了明天又变卦,又改成后天,到了后天,还是变卦。

10岁时,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没有一条好的短裤穿。母亲把同一个谎言撒了几十遍,却连续给父亲买了三条短裤。我没有一条好的短裤,只有一条已经穿了两年的满是补丁的短裤。

我躲在被窝里哭泣,赌气,不叫她母亲。我想: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不就是一条短裤吗?接下来的事,又太熟悉了。母亲再一次在父亲面前哭闹,对着我大喊:“我养你是多么不容易,你却这么不孝。敢给我气受,给我脸色看!”

父亲问:“为什么不叫妈妈?”我说:“妈妈撒谎,明明答应给我买短裤的。我连条好的短裤都没有,全是补丁。妈妈给你买了那么多条,却一条都不给我买!”

母亲听到这句话又在旁边哭天抢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叫着:“我是怎么把你生下来的啊!我是怎么把你带大的啊?” 我心里感到一阵淡淡的悲伤,麻木地看着她。这种场面,我见过太多了。

何必呢?不就是一条应该买的短裤吗?用得着这么大的排场吗?直接到市场上花几块钱买上一条,不就啥都好了吗?

这么卖命地表演,就为了一条短裤。可笑,可耻!

父亲又和我说了一段曾经的艰辛历程:“你小时候爱生病,妈妈把你带大多么不容易啊!”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说出的这些伟大的事迹都是在我没有记忆时发生的?在我有记忆后,一切就全改变了?

我麻木地听着,心里想的一直是:什么时候能给我买一条短裤。因为这个夏天太热了。父母强迫我认错,问我:“以后还敢不敢了?”直到我说:“再也不敢了。”他们才作罢。

这时,母亲抹着眼泪保证:“这两天,我就到街上给你买一条。”而这两天又变成了无数个两天,直到一个月后,她终于为我买了一条非常不合身,穿着非常不舒服的短裤。

这一年的夏天,我就是在这种欺骗中度过的。

这一年,我仅仅10岁。

多年后,当我踏入父母所说的到处都是欺骗的社会时,我却发现就算是私企的老板,一般这种公开的承诺,都还是会兑现几分的。很少有像我父母一样的,刚刚还哭天抢地地赌咒发誓,说完之后,马上就抛到脑后。

如果我追问他们,他们只会强调我给他们做的保证,而对他们自己的失信却是只字不提。难道这是为了向我预演一个险恶的江湖?

4.3 转学

在山的那一边

作者 梁乔

山的那一边

我站在大山之巅

脚下的小城就在山间蜿蜒

放眼望不见地平线

视线翻不过四周的山

这就是我全部空间

连梦想也受到局限

曾几何时 仰天长叹

渴望将这一切改变

我要看到山的那一边

眼睛想望穿这时间的边缘

我要看到山的那一边

心儿想飞跃这梦境的极限

城市和农村,只是两个名词。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生活着不同的人群。而我则是在这两种文化的交杂间产生的混合体、矛盾体。幼小的心灵装不下许多的矛盾,直到被压塌、撑破。

城乡一体化,喊了多少年。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改变。需要一体的不仅仅是水泥钢筋堆砌出来的房屋,还有深入骨髓的文化和习俗。

时间再次回到我6岁的那一年。这一年,把我的生命划为两半。6岁的前6个月,我在老家农村的中心学校读学前班的第一学期。下学期,我转校到父亲所在的市区里的一所小学继续读学前班。我只在每一个周末才和父亲一起回农村老家与母亲、外婆团聚。在学前班的半年,是让我在这个城市里唯一感到温暖的半年。

我学习成绩很好,在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取得了第一名,拿到了让人羡慕的双百分。

学前班的两位老师,一位姓张,一位姓夏,都是女老师。张老师40岁,而夏老师已经50多岁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把我带到教室门口,夏老师和张老师便把我领到教室里,介绍给同学们:“我们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一起欢迎他。”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便拼命地鼓起掌来。

两位老师把我带到了一个中间的座位上。从此“新同学”就成了我的代号,小朋友们都称呼我为新同学。有一个同学穿得比较脏,但很喜欢和我玩。这个同学总是喜欢带着我到这个新的校园里到处看看,到处玩玩。

夏老师教数学。我最擅长的就是数学。在幼儿园时,我就能从1数到49。为什么数不到50呢?因为我分不清,49和19的区别,数到49后,下一个又数到20,再从21数到49,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数了半天都数不到50。没办法,四川人,不分卷舌和平舌。

夏老师50多岁了,头发有些凌乱,身材瘦小,似乎弱不禁风。夏老师很慈祥,像奶奶一样关心我。学前班的房子是很旧的那种老瓦房,在房子中间有两根很粗、很大的木制立柱。

有一天,我的凳子上的一只钉子冒了出来。我差一点就坐在钉子上了。夏老师一见旧凳子上的钉子出来了,没有找到工具,就拿着半块砖头使劲地砸,直到把钉子深深地砸进木头里,不会再扎人了。

“坐吧,小楚,没钉子了。”她轻轻地拉着我坐在座位上。

看着夏老师瘦小的身体累得气喘吁吁,凌乱的白发被汗水黏在一起,我感到一阵温暖。

刚入学时,我在镇上的学前班没有做过广播体操,夏老师特意叫一个同学带着我做,“你们带着新同学一起做操哦。”她吩嘱道。

“小楚,放学了,你找得到回家的路吗?跟着这几个同学一起走吧。” 夏老师总是关心着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像奶奶一样照顾着自己的孙子。在这半年里,我很快乐,有愿意带着我做操、一起玩的同学,有像奶奶一样关心我的夏老师。

从学前班毕业后,我已将张老师渐渐地忘记,而夏老师却经常行走在我回家的路上。她说,她是去帮她的女儿看幼儿园。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她已经60岁了,瘦小的身影更加憔悴,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散开了。我听学校的老师说,夏老师是一个不幸的老人,本来有一儿一女,结果儿子得了狂犬病,死了,只剩下女儿。

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碰到夏老师,我都会高兴地打招呼,像看到自己的奶奶一样。而夏老师也高兴地挥挥手:“回家了啊,注意安全啊!” 这半年,是我童年中最温暖的半年。在小学里,我还常常能碰到夏老师,只是她越发衰老了,常常在并不太冷的春秋季节紧紧地裹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在街上匆匆走过。上了初中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夏老师了。

多年以后,我在这里回忆着我学前班的夏老师。因为她是一个好老师,一个好人,给我这个初到城市里的小孩子带来了关心和温暖。在我的童年中,夏老师给我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值得回忆的温馨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