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孟子趣说2: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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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尚书》错了还是《孟子》错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说:“打着仁义的幌子,靠着武力的底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霸的,要称霸,一定要有很强的国力。靠的是道德的底子,走的是仁义的路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王的,要称王,倒不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商汤王起家的时候,不过才小小七十里方圆的地盘;周文王起家的时候,地盘也不过方圆百里。以力服人的,别人不会心服,表面上服了你,那是因为胳膊没你粗;以德服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又来一个成语),就像孔门七十弟子对孔子的心悦诚服一样。《诗经》上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老师这一套“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翻来覆去地说,到现在也不知说了第几遍了。我们听得烦,有些古人听得也烦,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宗师顾亭林就出来挑过刺儿:“孟子的论据恐怕不太扎实呀!周人当年从王季伐诸戎开始,地盘越滚越大,到周文王接班的时候,地盘更像气球一般吹起来了,河套以西全是他们的。相比之下,商纣王的直辖地无非是河南殷墟那么一点点,支持他的势力也无非是那些东方诸侯。周武王的势力比老爸周文王还大,要想灭掉商朝根本就没什么难的。”

顾亭林不愧是一代宗师,这段质疑,可谓釜底抽薪:既然论据站不住脚了,那论点也就犯不着去驳了。

但是,顾亭林到这里还不算完,他接着质疑孟子所谓的“以力服人”和“王不待大”。顾先生说:“难道周文王他老人家当年就没有过以力服人的嫌疑吗?”

看看顾亭林的险恶用心,居然胆敢质疑圣人?!周文王可是儒家政治标榜的圣王啊!

顾亭林身当明清易代之际,明帝国的正统顾不上去管他,清政权也正忙得不可开交呢。

顾亭林可不是随便说说,他是带着有力证据的,“《尚书》里有过记载,说是周武王结束了牧野之战,定鼎中原,各个诸侯国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赶来京城向他朝拜。周武王对大家作了一番重要讲话,其中说到老爸周文王的时候,有‘大邦畏其力’这样的话。嘿嘿,这可是儒家重要经典《尚书》里记载的话哟。”

顾亭林引用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全句是“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意思是说周文王当权的时候,大诸侯国畏惧他的“力”,小诸侯国感念他的“德”,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并不像孟子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力”和“德”是截然对立的,周文王不是完全用“德”而不用“力”,而且,畏惧于周文王的“力”的还都是那些大型诸侯国,这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力”有多么强大了。

顾亭林这一质疑,可让一些儒家学者很不高兴了:不对,顾亭林一定说错了!

来,捋胳膊,挽袖子,拿砖头拍死顾亭林!

可是,大家伙儿真到拍砖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这砖头还真不容易拍。为什么呢?

如果顾亭林是依据法家典籍、道家典籍,乃至考古证据来作的论证,那都没什么好犹豫的,砖头如雨下,拍死他!可是,顾亭林是依据儒家的一部典籍来攻击儒家的另一部典籍,这就让人为难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说顾亭林批《孟子》批错了,那你就必须承认顾亭林用作论据的《尚书》写错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孟子》是经典,《尚书》也是经典,《孟子》不会错,《尚书》也不会错,可这两者在这一点上又确实存在冲突,存在矛盾!

怎么办?

需要一种解释,证明《孟子》没错,《尚书》也没错,这两者间所谓的矛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只不过是顾亭林理解错了。

——要能把这样的论证说圆了,实在不容易,如果换了是我,肯定没辙。但聪明人有的是。有人说:“《孟子》这书一定要从头到尾读完,就在前文里孟子就说过:‘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这句话就在‘公孙丑篇’的第一节,我们已经遇到过了。)这就是说,周文王刚刚起家的时候确实是百里之地,这可不是说他后来发达了以后土地还只有这么大。所以呢,《孟子》这书是很完备、很严谨的,只有把前后读得能够贯通了,才能够领会得晓畅无碍。”言下之意是批评顾亭林读书不细致。

这是从《孟子》内部找证据,还要从外部再找些证据来。这也不难找,“《史记·平原君传》,毛遂说过:‘我听说,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称王天下,周文王靠着百里地盘臣服诸侯。’还有,嗯,《荀子》里有,《韩诗外传》里也有,《新语》里也有,等等。”

好了,第一个质疑已经解答了,不管是否有力,总之是很认真地回答了;可第二个质疑才是最难面对的啊。以上这些回答,其意图是要完全反驳顾亭林,可要驳倒第二个质疑,却毫无说服力。

顾亭林的同时代人要应对这个质疑确实不易,可后人却很有资格多说几句了。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清朝的几代圣明君主大兴文字狱,读书人说话、写字动不动就犯了忌讳,再硬的脖子也硬不过屠刀。这可怎么办呢?干点儿什么都犯忌讳,总不成带着一肚子的墨水下乡种地去吧?

于是,读书人纷纷投入训诂、考据的工作。在当时,大概也只有这种索然无味的研究工作能和现实世界完全无关,可以让研究者自由探索,不用担心惹来杀身之祸。

如果稍稍发扬一下苏格拉底的说法,那么,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社会的牛虻,也就是说,他们天生就是社会的批评家,无论一个社会多么好,或多么坏,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受这些人的批评,用个粗俗的比喻:如果想让知识分子不去批评社会现实,那就如同让狗不去吃屎——你可以把狗杀了,或者天天喂它肉包子吃,但你改变不了它吃屎的天性。

所以,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清朝这些考据工作者的身上——出事了。

大学者阎若璩考据出来,《尚书》是假的!是被人处心积虑地伪造的!铁证如山!

——我们现代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一考据成果在当时的意义,我们会想:无非是证明了一本古代的书是伪造的、内容不可信罢了,我们以后不再读它了,或者读它的时候心里有这根弦也就是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现代社会的图书市场不是还有数不清的所谓“伪书”吗,有一阵子各大报纸还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呢,可也没听说有谁读过哪本伪书就心理变态了,仇恨社会了。小事一桩而已嘛。

但是,清朝学者考据出来的这部伪书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本书——不是励志书,不是企管书,也不是用中国人情情爱爱的小说包装成的韩流,而是当时国家主流学说中的一部重量级经典,历来有多少读书人考试要考它,书里讲的内容早已成为国家政治行为的理论依据。而此刻,却有学者无情地说:“真正的《尚书》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学习的这部《尚书》有一大部分都是后人伪造的。”

关于《尚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种种版本、种种传说,清代此时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版本早已作为官方版本流行了一千年。也就是说,至少这一千年来,多少读书人把这一儒家经典奉为圭臬,认为这里边都是古代圣人们的至理名言,这时才知道,大家全都上了大当。——看看,本来最远离现实社会的考据学问也被搞得动摇了世道人心。

那么,这个《尚书》全都不可信吗?也不是,这里面真伪杂糅,时真时假,所以后来又费了很多人的考据工夫。

有了这些考据专家们的成果,我们就可以不怀好意地看看历史上一些上当受骗的家伙。

最著名的受骗上当的例子是从这一句话来的:“人心正直,道心精微,要精研、专一,满怀诚意保持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里记载的舜对禹说的话,到宋朝的时候,儒家人物认为这句话简直适合被每个人当做座右铭,这可是一位圣人对另一位圣人所说的至理名言啊,实在太精辟了,太伟大了。于是,一代代人奉之为至宝,就差数着念珠每天念一万遍了。结果呢,突然被人考证出来,这话根本就不是舜对禹说的,而是三国时代一个叫王肃的魏国人自己编的。

王肃肯定在黑暗的夜空中偷着乐呢,“嘿嘿,你们背的那些圣人语录,嘿嘿,那可是我王圣人的话啊!哈哈哈哈!等哪天你们要是明白了过来,非得气炸了肺!”

好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顾亭林的那个质疑。顾亭林引用的《尚书》里的句子是出自哪一篇呢?出自“武成篇”,这一篇可是很著名的一篇,后人的考证很多,一般认为属于伪作,至少也是不足以被当做论据来使用的。

“武成篇”真是伪造的吗?我们读《孟子》读到后文“尽心篇”的时候,还会对这个问题产生疑问,孟子在那里说出过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我们很熟悉的一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孟子在这里说的。但是,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把这个“书”字当做泛指的“书”,不管读什么书,都不可轻信,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切不可听风就是雨。可孟子这里所说的“书”,却是特指《尚书》(当时也没什么别的书)。孟子又在这句话之后特别提到了“武成篇”作为解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一观点的例子,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不正是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吗?

不错,这确实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却不能证明后人们读到的“武成篇”就是孟子当初读过的“武成篇”。有些专家认为,《逸周书》中的“世俘篇”才是真正的“武成篇”,但这些考据问题我们大可不必操心,那是专家们的工作,我们只需要知道,顾亭林所用的论据不一定就是站得住脚的。所以呢,周文王未必就不是“以德服人”的呀。

那么,如果再追问一下,顾亭林的质疑已经被证明为不够有力,那么,这就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形象确如孟子所描绘的吗?

——当然不是。

那个时代的历史远非信史,况且,从常理猜想,顾亭林的说法倒更容易让人接受呢。

就此再多说几句。无论是半信史时代,还是信史时代,一段段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我总觉得这不大好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请和你关系最近的三个朋友各自为你写一篇传记,等写完之后你拿来一看,会认为这传记的真实性有多高呢?如果你自己来写自传,你的朋友们拿过来一看,会认为你是在作如实的、客观的记录吗?想想这些,再想想那些古代的史官吧。

从某种程度来讲,历史无外乎人情,我们会从中看到很多相似点,很多规律,虽然有变数,却大体总有轮廓可循。所以,有些事情即便史书不会明确记载,却也可以稍稍推想。比如,有史书记载官方文件,说是某段时间国泰民安,粮食堆成山,可你会发现在第二年的记载里就出现了透露出相反意思的细微线索;还有一些事件具有暗示意义,比如,如果你读到大张旗鼓表彰清官的记载,那通常暗示着整个国家的吏治腐败已经达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如果你读到一些引人注目的对外政策,那或许正暗示着国内正蠢动着不好解决的矛盾,至于一些过于违背人之常情的传奇事件——怎么说呢,比如著名的“田横五百壮士”,当田横的死讯传到后来被纪念性地称作“田横岛”的那座小岛上的时候,田横的五百名部下集体自杀,除了邪教运动,历史上再难找出同类的例子了(倒有一个被揭穿的所谓“太原五百义士”),我以我的小人之心度这五百人的君子之腹,总觉得这事不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