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这一节的结尾处一连为我们创造了两个重要成语，一个是“解民倒悬”，一个是“事半功倍”，我们现在说话、写文章都还常用这两个成语呢。
孟子这一番话，听上去满是那么回事。至于仁政可行与否，我在“梁惠王篇”中已经讲了很多，不再赘述。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关于“时机”的说法。
“时机”这个东西，从远古一直被人们感慨到现在。“梁惠王篇”里我详细介绍过梁武帝，有人曾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评价梁武帝，这两句诗原本是唐朝诗人罗隐评价诸葛亮的。这是英雄式的对“时机”的感慨——时机一到的时候，天地万物全在帮你，绊一跤都能捡个钱包，可如果运气一过，吃豆腐都能把牙崩了。其实，写这两句诗的罗隐虽然是写诸葛亮，其实很可能是自伤自怜——他自己就一直是“运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也算个有名的才子，可科举考试总也考不上，落魄得很。说件他的趣事，有次他路过钟陵，见到了十几年前的一位老相识，一位名叫云英的妓女。久别重逢，云英一看，这不是十几年前的大牛人罗隐吗？云英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问了一句：“十多年不见，怎么你还是白丁啊？”罗隐心里这个气啊，好啊，你寒碜我，那我也寒碜寒碜你，当下作诗一首：“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这就是臭文人的阴损，意思是：我考试确实考了十几年都没考中，丢死人了，可你做妓女也做了十几年了，怎么也还没从良啊？噢，咱俩可能都是一路货，谁也别说谁！
抛开阴损不谈，罗隐确实诗写得好，才气也足，脑筋也快，可就是走霉运，考试考了半辈子，就是考不上。所以他一咏叹诸葛亮，自然羡慕人家当年“时来天地皆同力”，跟着也由人家后来的遭遇感怀到自己，于是乎“运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的“时来”和“运去”还仅仅停留在人生感怀的层面上，“时”与“运”的意义可远远不止于此。其实呢，时也好，运也好，好日子什么时候来，掐掐指头是能算出来的。
怎么算呢？
我们看评书中的智囊型高人，比如诸葛亮、刘伯温、徐茂公，都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在聚会上认识了一个人，和你同姓，你们会套近乎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有谁想过没有，为什么都是“五百年”，为什么不是八百年或者一千年？
——后来人是说“五百年”说顺嘴了，其实这个“五百年”还真是有出处的，“五百年”代表着一个历史周期，这个话头儿在《孟子》里就能找到，《孟子》后文会详细来说，但现在便已经出现苗头了：讲什么时机已到，讲什么一统天下的人很久都不出现了所以不正常之类的话，等我们看到后文孟子来讲“五百年”规律的时候，就会明白这可不是随便一说的，这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周期的，并且是五百年一个周期。
“历史发展周期说”可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说法，这又涉及讲“梁惠王篇”时一再强调的问题——流变。历史周期的说法越来越复杂，被羼杂进去的东西越来越多，五行、八卦什么的，最后神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一般人的心态是，越是神秘的东西就越是容易相信，就像看医生开的处方，如果医生的字你全都认识，医生写的话你全能看懂，那你就会对这个医生的水平产生怀疑了。孟子讲历史周期，讲历史的时来运转，仅仅是一种朴素的历史感悟，而后人把这一思想发展起来那就了不得了，无限神秘。
历史既然存在周期，那相应的，也就一定可以由这个周期来预测未来。像《三国演义》里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阐释了规律，也可以作为预测，这倒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孟子这时候感慨的其实也正是“分久必合”，可他在发愁这个“合”的人怎么还不出现啊？
问题就在这里，这种预测是没有任何量化标准的，到底什么时候“合”，一百年也是它，三百年也是它，而且还不是百分之百就一定得“合”，只能说“合”的可能性似乎稍微比“不合”多些。中国人容易相信诸如循环、周期、预测这些概念，不像基督教文化那样认为历史是线性的，是一条道走到底的。与孟子同时代的邹衍已经把历史周期的理论给系统化了，这可给了儒家后学不少的借鉴，没谱的说法越来越多，余绪流入民间，又大大发展了各种算命理论。而算命先生们往前给自己找祖师爷，竟然也会找到了大儒身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算命先生找到的这位大儒祖师爷，就是宋代理学大师邵雍邵康节，是理学的五位祖师爷之一，曾经从祀过孔子的。邵康节很好学，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用一种看上去比较神秘的体系写了一部《皇极经世》。对这个书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些印象。有一本被很多人推崇，也流传很广的书叫《了凡四训》，是明朝一个叫袁了凡的人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教人积德行善的。袁了凡说自己年轻时遇见过一位高人孔先生，断命如神，把自己的命运详细批了一遍，详细到以后考试会考什么成绩，做官做多大，工资多高，反正是把种种细枝末节的事都推算得非常具体，后来呢，真是惊人，居然没有一个预测是错误的。读过《了凡四训》的人应该都对这一段印象很深，这位孔先生之所以这么神，就因为他“得邵子皇极数正传”。通行的权威讲本说，这个“邵子”就是邵康节，这个“皇极数”就是邵康节的《皇极经世》。
这个解释应该说是不错的，而且，邵康节在大众心中也确实是一位算命大师的形象，他精通《易经》，是很多算命先生的祖师爷，他那部《皇极经世》是一部集算命学之大成的天书。
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邵康节要是知道自己被当成算命大师了，非得气死不可，人家是儒家大师，是宋朝理学的五位宗师之一，读书人到庙里拜孔子的时候都得顺便拜拜他，人家可不是在北京天桥混的。邵康节精通《易经》，这不假，可儒家手里的《易经》并不是算命书，朱熹也很精通《易经》，也很精通邵康节研究的易学，也很推崇邵康节，但朱熹就没被人当成过算命大师。《皇极经世》也根本就不是一本算命书，甚至完全跟算命没关系，大体来说，那是邵康节用自己一套特殊系统编纂的历史年表，现代历史专家们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来确定古史纪年的时候，有时也要参考一下这本书。邵康节确实用八卦辅助推演过历史周期，想理出一个历史发展体系来，但他这些东西既没能准确说明过去，更加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所以，民间传说中的邵康节和真实的邵康节之间的差异就类似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真实的诸葛亮之间的差异，民间传说中的《皇极经世》和真实的《皇极经世》之间的差异也就类似于《诸葛神算》和诸葛亮真实著作之间的差异。余绪流传不止于此，风水里面有所谓的“三元九运”一派，也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
多说一句，这个《皇极经世》从书名就能大体知道它不是个算命的玩意儿，而且，我们正好顺便复习一下孟子刚才提到的商朝贤人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箕子。
书名中的“皇极”是个什么东西？读书如果不求甚解就容易被蒙过去了，这个“皇极”出自孟子经常引据的那两本经典中的《尚书》。当年，商纣王暴虐无道，用人分不清好坏，把孟子刚刚称赞过的这位箕子给关起来了。后来武王伐纣，灭了商朝，知道箕子是个贤人，就把他从牢里放了出来。过了两年，周武王来看箕子，问了一个很使箕子难堪的问题：“商朝为什么灭亡？”箕子心说：“你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吗！”到底是自家丑事，箕子不愿意说，周武王也不好逼问，就转而问他上天安民之道。“上天安民之道嘛——”箕子说，“一共有九大原则。”
周武王赶紧把史官叫进来，“箕子老师要发表重要讲话，快给我好好记下来。”
史官赶紧记录，而这“九大原则”用文言的说法就是“洪范九畴”，后来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经典（至于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是箕子说的，这倒真不一定）。
箕子说：“当年鲧治水的时候乱搞一气，上天生气了，不把九大原则（洪范九畴）授给他，天下就乱成一锅粥。后来鲧完蛋了，他的儿子禹接着治水，干得很成功，后来又管理万民，也很勤奋，上天一高兴，就把九大原则授给了他，从此治国有了方法，天下便安定了。”
上天安民这九大原则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只告诉各位，这当中的第五项原则叫做“建用皇极”，看到了吧，邵康节《皇极经世》的“皇极”就是出自这里。那么，什么是“皇极”呢？很简单，就是君王的行事法则。箕子对此有具体解释，诸如君王要以身作则，给大臣们做出好表率，大臣们不能结党营私，大家都要走正路，不要走斜路，等等。对这些法则呢，要广泛宣传，要在全国大力掀起学习皇极思想的热潮，让大臣们都以皇极思想指导工作，乃至屠宰场也要宣称自己以皇极的重要思想指导屠宰工作，等等。这就是皇极，是箕子所讲的执政原则。
箕子的这个“洪范九畴”里边还真有一畴是关于算命的，第七条“明用稽疑”，是说有了疑难问题怎么办呢，大家猜都能猜到，箕子是商朝人，商朝最流行用龟甲占卜，甲骨文不就是那时候的吗？所以呢，遇到疑难问题，自然就去占卜，箕子又接着讲如何占卜等等。那么，如果邵康节写的真是算命书，怎么也该叫《稽疑经世》，而不是《皇极经世》。
说一个从“皇极”衍生来的词。谁都知道——新皇帝上台叫做“登极”，电视剧里不是经常有“皇帝登极”这种话吗，皇帝登的这个“极”就是“皇极”，代表着皇帝是接受了上天所授的治国方略的，是受命于天的。
皇帝都愿意接受这种“受命于天”的说辞，这能给自己的身份披一件合法性的外衣，同理，开国君主们最愿意接受历史发展周期论，因为这意味着前一朝的周期结束，该自己这一朝新周期开始了，说到底还是给自己的身份合法化。他们是拿这东西忽悠老百姓，可老百姓有不少人还真就相信这个。
这一类从历史循环、人事循环中找规律的想法，就如同现在炒股的人用K线图去作所谓的技术分析，其准确性就和扔硬币看正反面的概率一样。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以对历史的朴素认知犯了一个值得原谅的朴素的错误，可直到现代社会，这类错误还有不少人一再在犯，这就让人觉得有点儿不可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