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影响不断扩大，大有演变为美国遏制围堵中国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理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质就是：美国不乐于看到、也无法接受的一个强大统一兴旺的现代化中国的崛起，因为这对于他们的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意图不相符合，意味着世界上同时出现了若干个与他们战略性经济利益相矛盾的日本。美国遏制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政治经济大国，其目的就是要谋求在中国最终出现一个政治软弱、内部焕散分裂、无力依靠资深力量、解决中国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软”政府。这样，美国便可以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煽动中国发生内乱和民族分裂，使待开发而富藏资源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新疆等地区）脱离中国；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权以实现其政治利益，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削弱中国广袤的地缘政治优势，使中国变成强权附庸。
“中国威胁论”更是美国学者和传媒在冷战后为树立一个国际假想敌而杜撰的虚拟理论，它更为受冷战后冲击的美国军事与工业财团继续他们丰厚的军火利益服务，从而进一步诱导美国政府财政预算和政策取向。
寻找假想敌
平心而论，在世界发展史上，每当一个大国崛起之时，国际上总会产生种种议论、猜测、疑虑甚至担心，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当年美国崛起时，英国对美国的打压；上世纪80年代日本崛起时候，欧美对日本的打压，正好说明了这种状态。中国经济连续好多年高速增长，国力迅速增强，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美国如此不遗余力地唱衰中国，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出于何因？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席爱德温·小富尔纳（中文名“佛讷”）在1997年出版的《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一书的序言一语道破了潜藏在美国人心中的心机。他说：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时期，中华帝国刚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中恢复过来。在战争进行期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致函美国驻东京公使，指出这场战争尽管‘十分悲惨’，但并未‘对美国亚洲政策构成威胁’。百年之后，这句话早成明日黄花。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和中国所作所为的一切，无论对美国，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极其重要。中国已崛起成为一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否认的大国，它也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这个进程将对美国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
1995年前后，美国传统基金会曾组织过多次集中讨论过关于“下一个千年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形成的各种挑战”，结论是：“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些挑战中最大的莫过于中国。近20多年来以近两位数的持续年均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迅速成为东亚未来市场和出口的发动机。几乎同时，北京也正在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计划，这一计划由于缺乏透明度，正越来越引起华盛顿的担忧”。中国的发展将改变现有的“全球秩序”，“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全球霸权地位提出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这里，传统基金会把试图长久维持美国霸权的图谋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在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是天经地义的，它拥有“天赋霸权”，任何不合他们心意的事态发展都将被视为大逆不道。
“中国正在崛起，而且中国努力称霸亚洲，这同美国一贯坚持的防止一个国家独霸亚洲的政策产生对立。”《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公开称，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不消若干年它的经济将是全世界最庞大，其军事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进行。作者认为，随着实力的增长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称霸亚洲已成为中国努力追求的目标，而且在今后10~20年，中国在太平洋一侧独霸一方看来已成定局。其结果是，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甚至导致两国间军事对抗。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参与了亚洲地区三次重大战争，美国始终在预防任何一个国家独霸该地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作者甚至预言，即使中美之间不发生真正的战争，在21世纪头十年里，两国的对抗也势必成为全球性主要对抗。这样的对抗将迫使其他所有国家重新“编队”，并将触发其所有重大项目的竞争，如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从而深远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的价值观和国际惯例。这里，作者要表述的实际上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政治观，即新崛起大国必然对老霸权国家构成挑战，从而导致严重对抗。
美国领导人似乎也毫不讳言，他们认为，防止一个国家在亚洲称霸、破坏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已成为冷战后美国政府在远东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关于中国崛起将对美国霸权形成挑战这一点，美国一些人还找到了“理论依据”，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权力转移理论”。“权力转移”理论酝酿于20世纪50年代，1980年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等教授共同提出。该理论认为，当两个敌对团体之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力量呈现均势时，战争可能性就会增强，而首先发动战端者通常为综合力量较弱但不满于现状的一方。当双方国力呈现明显差异时，和平方得以维持。该理论认为，战争源自国际体系内各成员间国力的差异及其成长速度的不同，因此，国力发展是该理论依据的重要指标，即一国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该国人口、政治效能和经济发展，而国力发展则可分为以下三阶段：酝酿期、过渡期和成熟期，其中，国力发展处于过渡期的国家最具威胁性，因为这一时期的国家特性为快速工业化、民族主义高涨以及常有对外宣示的意图。1980年，当这一理论正式提出时，只有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前苏联已经进入国力发展成熟阶段，而中国、巴西等国的国力则正处于成长过渡阶段。该理论认为，当某一国家被认定可能发展为强权时，别的国家会逐渐对其示好、靠拢，以便该国一旦成为强权后不至被其列为敌对目标。显然，冷战后，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强权，而由于前苏联的解体，美国就成了中国唯一的挑战对象。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弗里德贝格借“权力转移”理论称，中国之所以具有威胁性，是因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了所谓“对外扩张和内部工业化”的阶段，而这正是“权力转移”理论中所谓强权崛起过程中最具侵略性的特征。
美国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科纳布尔和该委员会前主席兰普顿也都认为，“中国的战略价值因前苏联解体而大幅减小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持类似相同观点的还有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杰拉尔德·西格尔则，他认为：“就21世纪而言，没有任何一项战略挑战会比如何因应中国崛起更重要的。”
近些年来，美国政府、国会和一些战略家对中国财富和实力不断增长，尤其是这种增长给美国带来的种种“挑战”更是津津乐道。许多美国学者强调，中国是一个潜在对手，而不是一个伙伴。他们认为，在历史上，一个新兴的全球性大国崛起时，往往都伴随而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挑战，而且还有不稳定因素和战争威胁。如果中国变成了敌手，而不是国际制度中的一位负责任的成员，美国要解决各种全球性、地区性和双边性问题将会越来越难，美国也将发现自己处于一场破坏性的新冷战之中，只是这一次的对手已变成了中国。
理解“中国崛起”，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
1．中国是一个不满现状，满怀挫折，受过150年历史耻辱的国家，因此中国会试图改变国际现状，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跟信仰民主的印度不同，它是信仰马列主义，企图利用武力改变国际秩序。中国想恢复过去中国历史辉煌时代，如郑和七下西洋，使整个东南亚都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中国有大中华沙文主义思想。因此，中国对未来全球和平是一种威胁。中国在40年以后人口将增到16亿，因此，中国人是未来的“黄祸”。
2．经济成长与好战有关。中国经济今后每年保持9%以上成长，将加强中国的军力与国防费用，而中国国防费用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40到50年之后，中国不仅会成为经济大国，而且还将崛起成为军事强国。“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好战’的，有用武力来对付邻国的倾向。”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家理查德·费舍尔认为，解放军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正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解放军既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柱石。过去，中国老化的武器装备和过时的军事理论受到多数外国分析家轻视；而今，中国新启动的军事现代化却引起了世人不平静的思考。尽管中国可能不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立刻形成威胁，但目前解放军正力图发展成世界级军事力量，几项关键性军事技术也正处于转折点上。中国加速从俄罗斯、以色列以及某些欧洲国家购买武器系统中的关键技术，以迅速发展自己的新式武器。尽管充分掌握和运用这些新式技术和装备还需要在人才、理论、训练和后勤等方面进行大笔投资，但中国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能力挑战，来得也许比前预料的要快得多。事实上，在一些关键领域（如短程空对空导弹），中国已领先于美国。与地面力量相比，中国导弹、空军、海军力量更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亚洲的利益构成较大的短期威胁。因此，中国的兵力集结能力应受到更大关注，为应付中国快速军事现代化带来的挑战，美国必须做到：确保亚洲的力量对比不会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华盛顿应该维持在亚洲的现代军事力量；加强关键性同盟，威慑人民解放军的威胁行动。
在为美国传统基金会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罗伯特·萨特等认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它被极权政治领导人所统治，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随着其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也将日渐高涨，在下列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将对美国提出严峻挑战，即如何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良性循环的国际经济体系，促进人权和环境保护，确保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等等。从历史上看，对付这些挑战，美国不可能达成“大的妥协”，或找到最终解决办法。美国领导人还应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出教训，要抑制中国武断和鼓励中国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就需要在最高层对这些挑战给予持续关注，以求逐个加以解决。然而，要实现目标，美国领导人必须做得更多，而不仅仅依赖于政策，也就是要通过使中国适应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事务中，软化中国武断性，遏制甚至施压仍是美对华政策的中心因素。”
总而言之，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和中国势力上升，“北京优先考虑的事情就有可能与美国的相冲突”，从而危害美国利益。在美国的这一逻辑思维支配下，中国作为美国的一个“假想敌”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如何化解因应中国崛起带给美国的挑战，美国国内也因此主要分成了两大派：接触派和遏制派（也有人说，现在还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遏制~接触派”）。遏制派也被称为“蓝队”，接触派则相应被称为“红队”。尽管“接触派”和“遏制派”在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对待中国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但他们的目的都是维护美国霸权，都是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出发来看待中国崛起的，即一个新兴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超级大国和现存国际体制。他们把中国崛起类比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一旦政策失误就可能导致战争爆发”。正如美国学者范乃思所说：“国际关系理论告诫我们，世界历史上最危险的政治情势之一是，在一个霸权国家控制的地理区域内出现一个正在上升的力量，这种情况被证明最容易导致冲突。”
两派都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在亚洲挑战美国的主宰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两派认识是相同的，即中国是个“威胁”。
“接触派”认为，美国对中国应通过贸易和投资推进中国发生变化，使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的“友善”一员，该派的基本观点是：
——冷战后，美中关系虽然失去了共同对付前苏联的战略基础，但中国作为拥有核武器和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世界大国，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战略地位也日益上升，在解决国际重大的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时中国的合作不可或缺；
——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高科技诸方面的明显优势使得美国的一超地位还将持续一两代人，在近中期，中国对美国不会构成现实威胁；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强大对美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将给美国带来贸易和投资的巨大商机，也是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繁荣的强大原动力。因此，鼓励中国走改革之路从长远来看会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化和自由化，这非常符合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