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由一件事想象旁的事，由一个道理推论到旁的道理”，也是经验。这就是我所说的神化（Mystification），但“神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朋友韦素园先生曾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叫作《春雨》，是写一个少女的初恋的。当时有一个女子高师的学生见了，写信来问，说：“这小说的主人翁是不是某女作家？”韦先生这篇小说写得很好的，但当时有人（好像是岂明先生）说这篇小说缺少了一种“神化”。善于作小说的人，不但要注重事实的选择，并且应对事实加以结构，结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如哈密尔顿所说：
结构不仅是提炼人生，而在于提炼人生所得的事实更加以提炼。
这话说得极妙。“神化”不是闭起眼睛化出来的，想象也不是从天到地想出来的，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加以头脑的同化，正如水受热成汽，汽凝结仍为水，是一种蒸馏作用。
所以我以为写小说第三应该注意的是：
应该对于人生或事物的观察结果，加以想象的同化作用，然后有结构地写出来。
这是写小说的第三条规则。
二传记
传记是文学上的宝物。有人说，“一切的创作都是自传。”这句话自然说得太过了。但我们可以说，“一切的创作皆有意或无意地受着作者自己的态度的影响。”即以写实派的大师莫泊三（编者按：即莫泊桑）而论，他自己以为写作的态度是完全客观的，冷静的了。但莫泊三的著作中也流露出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朱自清先生曾举他的短篇小说《月夜》（由周作人译，载《域外小说集》）为例，以为“《月夜》里所写的爱，便是受物质环境影响而发生的爱，与理想派所写的爱便绝不会相同”，以证明“他的唯物观，在作品里充满了的”。所以以文学作品而论，不懂得作者的一生生活与环境，便不懂得作品的态度来源，所以作者的传记是很重要的。
这是就文学作品而论。但传记本身，也有独立的价值。我们研究欧洲文学的人，都喜欢读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歌德的《自传》。这些伟大的自传，在文学上，在道德上，其影响实在伟大无比。近人如罗曼·罗兰（Roman…Rolland）的《贝多芬传》《甘地传》，都是极有价值的作品。最近我读了英文本的托洛斯基（Trotsky）的《我的自传》（My Life），也受了极大的感动。我虽不是陈独秀党的托洛斯基派，但对于托氏的奋斗与失败，不能不表示相当的钦佩。传记的目的在记实，不在“教训”，但伟大的传记的效果往往超过“教训”，它令人感动，令人兴奋，它的价值是艺术的，又是智识的，也是道德的。
但中国的传记文学又是怎样呢？我且先举出胡适之先生的一些话来作证：
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
传记起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故柏拉图与谢诺芳念念不忘他们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师，乃有梭格拉底的传记和对话集。故布鲁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几篇稍稍可读的传记都含有崇拜英雄的意义，如司马迁的《项羽本纪》，便是一例。唐朝的和尚崇拜那十七年求经的玄奘，故《慈恩法师传》为中古最详细的传记。南宋的理学家崇拜那死在党禁之中的道学领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谱》成为最早的详细年谱。
但崇拜英雄的风气在中国实在最不发达。我们对于死去的伟大人物，当他刚死的时候，也许送一副挽联，也许诌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另有新贵人应该逢迎，另有新上司应该巴结，何必去替陈死人算烂账呢？所以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死后要求一篇传记碑志，只好出重价向那些专做谀墓文章的书生去购买！传记的文章不出于爱敬崇拜，而出于金钱的买卖，如何会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记孔氏出妻，记孔子不知父墓，《论语》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后来的碑传文章，忌讳更多，阿谀更甚，只有歌颂之辞，从无失德可记。偶有毁谤，又多出于仇敌之口，如宋儒诋诬王安石，甚至于伪作《辩奸论》，这种小人的行为，其弊等于隐恶而扬善。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记实传信。
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读了六朝唐人的无数和尚碑传，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满纸骈俪对偶，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直到李华、独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读的碑传。但后来的“古文”家又中了“义法”之说的遗毒，讲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实之真，往往宁可牺牲事实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韩似欧！硬把活跳的人装进死板板的古文义法的烂套里去，于是只有烂古文，而决没有活传记了。
因为这几种原因，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因为没有一篇真能写生传神的传记，所以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发兴起的大人物！并不是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业，只都被那些谀墓的死古文骈文埋没了。并不是真没有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慨奋发的伟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烂调的文人生生地杀死了。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文存》第三集卷八）
胡先生的话是很精到的。我们虽不敢附和胡先生的大胆地说“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但中国真正伟大的动人的传记实在不多。“多忌讳”与“文字的障碍”实为最大原因。说中国人“没有崇拜英雄的风气”，还有可以商酌的地方。我们只要看关羽之庙遍天下，便可证明中国人并不是不崇拜英雄。至于士人之崇拜孔丘，军人之崇拜岳飞，党人之崇拜总理，商人之崇拜吴佩孚，都可证明中国人的崇拜英雄热并不低于旁的国家和民族。
中国古代传记也有可读的，如胡先生所说的《项羽本纪》和《慈恩法师传》，如《史记》的《孔子世家》《孟子荀卿传》《屈原贾生传》《游侠传》，如《晋书》的《阮籍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唐书》的《韩愈传》，《宋史》的《朱熹传》《王安石传》，《明儒学案》的《王守仁传》等等，皆益人心智，颇可一读。如王充的《论衡·自纪》，实为自传的很好作品。近人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罗兰夫人传》等，“笔尖常带情感”，尤为动人的作品。如胡先生的近作《四十自述》，将来一定为自传中的很好作品。文体解放了，忌讳渐渐少了，中国的传记文发达是无可疑的。
我们且举近人吴虞的《明李卓吾传》，以作中国传记文的一个例子：
温陵李先生，名贽（袁宏道《李温陵传》作载贽），号卓吾，一曰笃吾，泉州晋江人。生明嘉靖丁亥之岁，生而母徐氏殁。
七岁，随父白斋公读诗歌，习礼文；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蕡丈人间。”及长，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助朋友之急。读传注，愦愤不省，不能契朱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岁月。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邪？”嘉靖间，领乡荐，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共城校官。共城为宋李之才宦游地，有邵尧夫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上。卓吾生于泉，泉为温陵禅师福地。卓吾曰：“吾温陵人，当号温陵居士。”至是：日游遨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矣。”故自谓百泉人，又号百泉居士。
后官礼部司务，曰：“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访而学焉。”人曰：“子性太窄，苟闻道，常自宏阔。”卓吾曰：“然。”遂又自命为宏父。初未知学道，有先生语之曰：“公怖死否？”卓吾日：“死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卓吾曰：“有是哉！”居官五载，潜心道妙，久之，有所契，超然于语言文字之表。
出为姚安知府，为政举大体，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自治清苦。僚属，士民，胥隶，夷酋，莫不向化。往往喜与衲子游处，常往伽蓝判事。或置名僧其间，薄书有暇，即与参论虚玄。俸禄之外，了无长物。是时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卓吾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任于此者，携家万里而来，动以过失狼狈去，尤不可不念之。但有一长，即为贤者，岂宜责备耶？”居三年，以病告，不许。遂入大理之鸡足山，阅藏经，不出。鸡足山，滇西名山也。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
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何必归乡也。”遂客黄安。
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体素癯，淡于声色，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婢妾。
旋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拂身拭面，有同水淫。不喜俗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味。其欣赏者，整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言。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且胸中之独见。诗不多作。亦喜为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得意瘦劲险绝，骨棱棱纸上，亦甚可爱。
一日，头痒，倦于梳栉，遂薙其发，独存鬓须，去冠服，即所居为禅院，居常与侍者论出家事，曰：“世间有三等人宜出家。其一，如庄周、梅福之徒，以生为我梏，形为我辱，智为我毒，灼然见身世如赘瘤然，不得不弃官隐者，一也。其一，如严光、阮籍、陈搏、邵雍之徒，苟不得比于传说之遇高宗，太公之遇文王，管仲之遇桓公，孔明之遇先主，则宁隐毋出，亦其一也。又其一者陶渊明是也，亦爱富贵，亦苦贫穷，故以乞食为耻，而曰：‘叩门拙言辞。’爱富贵，故求为彭泽令，然无奈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赋归去也，此又其一也。”
侍者进曰：“先生于三者何居？”卓吾曰：“卓哉庄周、梅福之见，我无是也。待知己之主而后出，必具盖世才，我亦无是也。其陶公乎？夫陶公清风被千古，余何人而敢云庶几焉，然其一念真实，不欲受世间管束，则偶分之同也。”
卓吾喜接引人，来问学者，无论缁白，披心酬对，风动黄麻间。时有女人来听法，或言：“女人见短，不堪学道。”卓吾曰：“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短长，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可乎？且彼为法来者，男子不如也。”卓吾气既激昂，行复惊众。麻黄间士大夫皆大噪，诋为左道惑众。因卓吾共彼中士女谈道，刻有《观音问》等书，忌者更以帷薄蜚语，思逐去之。卓吾笑曰：“吾左道耶，即加冠可也。”遂服其旧服。于是左辖刘东星迎卓吾武昌。
自后屡归屡游，刘晋川迎之泌水，梅中丞迎之云中，焦弱侯迎之秣陵，皆推尊为望人。无何，复归麻城，又有以蜚语闻当事者，当事乃逐卓吾而火其闲若。御史马诚所常问卓吾易义，大服，事以师礼，奉之入黄檗山。
壬寅，北游，抵郊外极乐寺，馆于通州诚所家。忽蜚语传京师，云：“卓吾著书丑诋四明沈相。”沈相恨甚，踪迹无所得。礼垣都谏张城宇乃疏劾之，遂逮下诏狱。逮者至，邸舍匆匆，卓吾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我，罪人也，不宜留。”诚所愿从，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卒同行。明日，大金吾窴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卓吾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未下，卓吾于狱中作诗读书自如，当事亦未必遽欲置之死也。一日，呼侍者薙发，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时年七十六矣。诚所以事缓，归觐其父，至是，闻而伤之，曰：“吾护持不谨以致于斯也。”乃葬其骸于通州北门外，为之大治塚墓，营佛刹焉。
（下略）
李卓吾为明代的大思想家，但在当时竟被朝野目为怪物：“下狱而死。”其书“一焚于万历三十年”“再焚于天启五年”。但伟大的著作并不是焚烧禁止所能断绝的。陈明卿说得好：“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凡案间非卓吾不适。朝廷虽禁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吴先生这篇文章，写卓吾的一生思想、行止，甚为详尽动人。
替古人或今人做传记，有两个重要条件：
第一，要记载翔实。
第二，要立论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