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个人“格竹”的日子，似乎更加艰难，眼前原本清晰的竹子变得越来越模糊，王阳明感到呼吸前所未有的急促，心脏也随之剧烈地跳动，他想动一动僵硬的身体，却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原本生长在地上的竹子似乎腾空而起，一排一排地飘浮于空中，耳边似乎传来一阵悠远的声音：“格物，可不是这样格的……”
此时是“格竹”的第七天，王阳明也耗尽了精力，当他再一次张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家中的床上，原来“格竹”让王阳明的身体极度虚弱，病倒了。朋友不计较王阳明当初的嘲笑，前来探望他，王阳明也没有格出竹子中的真理，感到有些惭愧，只说了一句“圣贤有分”，勉强应付了过去。
漫长的岁月中，总有人试图通过对错来找寻自我，风尘中的文字诠释着多少压抑，星光没有暗淡，细水微澜沉淀了几许从容，些许禅意，揉入几许虔诚与慈悲，生命，总能迸溅出华美与纯正的音符。
多年之后的王阳明始能参透，程朱的“格物致知”，是要通过多分析与多思考，用经验去分析事物，时间久了，自然水到渠成，一通百通，远不是盯着一件事物不眨眼地看，就能看出来的。当年的王阳明，想通过格竹一件事情，寻觅出“格物致知”的统一标准，这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世间万物的真理哪能单靠一件事物获得，这种想法太过不切实际，不过，“阳明格竹”却因此成了一段流芳百世的传奇佳话。
王阳明格竹失败，对于他想要成为圣贤的志向，也产生了不大不小的动摇。许多年来，王阳明一直“遍求朱熹遗书读之”，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对理学的钻研之中，结果白白付出了精力与体力，却一无所获。也正是如此，王阳明的“成圣之路”似乎又打开了一扇小门——他忽然觉得，朱熹是错的。
普天之下，还没有人敢质疑朱熹的权威，也从没有人敢去试想朱子的想法是错误的，只有王阳明，不仅敢想，并且敢做。
在对朱熹的质疑中，王阳明忽然发现，朱熹似乎并没有教导人们探索事物的规律，反而是大加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朱熹一直在教导人们要放弃对于物质的欲望，放弃升官发财的念头，认为这些都是罪恶的源泉，这才是天理。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恪守自己的身份，不得越雷池半步，君臣之间应该划出严明的界线，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也不应改变，三纲五常，永远应该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束缚。
统治者们更是将朱熹的理论奉为真理，从南宋时期开始，朱熹的哲学便成了法制的理论依据，甚至成了官方的哲学，到了王阳明所在的明代，考科举的人都要熟读朱熹的《四书》，许多做官之人，甚至能将《四书》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倘若生命有无数个轮回，谁又在这相似的轨迹上找到不一样的自己？冬夏交替，残花殆尽，终能嗅出遗散的种种意义。
一旦开始怀疑，便会参透种种破绽，王阳明渐渐发现，程朱的理学并不能称为一门学术，只不过是官场的信条，许多为官之人举着《四书》作为幌子，以伪君子的身份做出种种祸国殃民之事。渐渐地，朱子的理论被王阳明彻底舍弃，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指出了程朱理学腐败的地方。
王阳明认为，学习程朱理学的人，大多心术不正。他们苦读《四书》，不过是为了粉饰自己，向他人卖弄，书中看似在讲仁义，实际上暗藏谋取私利，通过贬低他人，借以抬高自己，王阳明主张，读书是为了提高自己，而非为了蝇头小利，而《四书》似乎违背了这样的常理。
除了心术不正，王阳明还发现了程朱理学中的浅薄之处，士大夫读书，大多只是为了应试，看懂表面文章就已经自觉了不起，哪里去管书中的内涵究竟蕴藏何处，似懂非懂，不如彻底不懂，王阳明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考试不能考出人的真实水平，即使落榜，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
程朱理学的烦琐，将原本浅显的道理拉扯得支离破碎，陈旧的观点被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没有全新的简介，只是将旧观点不断拆分，不但越来越说不明白，还经常为了争论你对我错搞得面红耳赤，滑稽可笑。
当时的学者，求学的态度只求耳朵听得懂，嘴上说得出，行动上却未必要有所体现。人们嘴上说着“仁义礼智”，行动上却强取豪夺，对这样的人，王阳明最是痛恨。
一次“格竹”的失败，反而让王阳明参透了无数人生真理，直到多年以后回忆往事，王阳明依然对当年的“格竹事件”耿耿于怀，理学研究上的失败，也终于给了王阳明最看不上眼的科考一次机会。
踏上科举之路
先入世，再明世，而后决世。年少时所有关于才情性格的迸发，如果未能踏入凡世，何谈去改变时代，所谓的迸发或许只是藏匿于深谷中的奇石，只能待人发觉，或被时代冷落一世。
阳明格竹失败的事件，让他大病了一场，也终于让他认清，圣贤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想要出人头地，科举之路还是不二的选择。虽然幼时曾对科举制度颇有微词，而此时的王阳明也不得不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旅。虽说考中进士甚至状元，都不能保证人生从此衣食无忧，但由此却可能会打开一扇成功之门。
父亲王华更加关注儿子的学业与仕途。他命令王阳明和王华的堂弟，即王阳明的堂叔王冕、王阶、王宫及姑父王牧一起准备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于是他们开始了关于科举的研习。王阳明并不像其他学子一样，有着势必中状元的梦想。父亲已经是当朝状元，这一事实并没有给王阳明造成压力，反而让他更加坦然，做学问，不过是为了给将来做圣贤铺就一条道路。
每历经一个朝代，科举制度总会经历形式上的变化，但最终目的总是一致的——为国家招贤纳士，选拔人才。而明朝的科举制度，似乎带着一些黑暗的色彩。人们要子孙研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本意是为了将他们培养成为在朝中效力的官员，哪怕逊色一些，也是声名远扬的贤士，只是，现实总是无情地打碎人们原本美好的幻想，读书应试，逐渐变得功利、市侩，甚至俗不可耐。
虽然如今人们对于科举褒贬不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封建社会中，科举在为社会选拔人才，选择新生力量，发掘人类财富方面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并且在当时可谓独一无二的。
学问与政治，永远都无法像实验室中可以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两种化学元素。可明朝的统治者们，总是看不清这一真理，他们希望用学问牵引政治，这就像一场美梦，一开始总是美好的，殊不知一切美好都是假象。当梦境将过，天色渐亮，一切梦中的场景都将显露出本来的颜色，美梦终将变成噩梦，却再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为书做注，在明朝曾经热极一时。写注的人多了，难免有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之辈。明成祖朱棣为这件事情困扰了很久，最终却只想出了一个稍显决绝的办法——独尊程朱。从此以后，程朱理学成了明朝唯一的真理，朱棣用统治者的思想，钳制住了百姓的思维。但这只是一场美梦的开始，大明朝在梦游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几千年之后，噩梦即将来临。
虽然王阳明对程朱理学已经有了足够的批判理由，但是现实的社会，却让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考科举。
白天，王阳明和他的同伴，实则为长辈们，一起为了准备考试而钻研学问，而到了晚上，王阳明会将祖父先辈们遗留下来的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物整理归类，并且细细研读，以致经常忘了时辰，回过神来一看，已经是深更半夜。由此可见，王阳明研习的动力绝不是普通人内心的荣华富贵，而是他真正地沉醉于研读，即便是与科举无关的学问。
长辈们将这些都看在眼里，同时也被王阳明的变化惊叹得不得了。从前的王阳明总是善于说笑，对做学问向来不放在眼里，如今，除了探讨学问，王阳明几乎连一句多余的玩笑话也不说。长辈们赞叹王阳明的状态，说道：“王阳明你这般努力准备考试，我们甘拜下风呀！”
长辈们发现王阳明似乎突然变了一个人，他一改往日的性格，变得沉默少言，那个在外人眼中活泼好动的少年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长辈们以为王阳明遇到了困惑，上前打趣问询，但此时的王阳明不苟言笑，面色竟然有些凝重之意，他对长辈们道：“我过去放任不羁，如今知道自己错了。春秋时期卫国人蘧瑗在49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过失，而他的一生仅仅只有50岁。如今，我还不到20岁，悔过自新想必不晚吧！”
自此之后，那个不羁的少年再未曾出现过，那一年王阳明似乎真的变了。长辈们也渐渐收敛了态度，不再轻易与王阳明开玩笑。从那以后，活泼的少年王阳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作风严谨的王阳明，并且此生再也没有改变过。
就在这一年秋天，王阳明和四个堂叔一起参加浙江省的乡试，四个堂叔悉数落榜，而第一次参加的王阳明与后来的王孙燧、尚书胡、世宁共同中了同榜的举人，虽未有史书将其记载为“江南四大才子”，但这在当时一度被传为美谈。而多年之后，他们几人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世人感叹：相逢，必有因。
王阳明中举，皆因自己的努力，他的状元父亲王华并没有为儿子使出半分力量。当时的王华已经是在北京朝中任职的官员，如果为了方便儿子中举，他完全可以将王阳明安排在顺天府进行考试，那里的竞争没有浙江激烈，中举的机会要更大一些。
浙江似乎是专门为了培养状元而存在的一个地方，就连乡村和小巷中都卧虎藏龙、人才辈出。让王阳明在浙江参加乡试，王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是为了避免同僚说闲话，其次也是希望儿子在人才济济的地方出类拔萃，证实自己的实力。王阳明做到了，这只是他非凡人生的一个开始，未来的日子里，更大的辉煌也许是连王华这位当朝状元，都无法想象的。
科举制度实际是中央集权的最明显标志，是选士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隋朝统一之后，为实现中央集权，巩固统治阶级的位置，最先加强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的改革。而科举选拔的弊端，在于其涉及内容过于单一，实用性较差，导致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并没有极强的开拓性，但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人才”才是中央集权最需要的“人才”。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注定了王阳明接下来选拔的波折。
落第的天才
重复的日子，把光阴中的每一天都书写成平淡。人生，总是在让你尝尽生活的千般滋味之后，才告诉你幸福的含义。王阳明的人生，注定充满了高低起伏，经历一次失败，才能更加懂得人生的意义。
1493年，22岁的王阳明乡试中举之后，又去北京参加了三年一届的会试，也就是考状元。作为21岁就考中乡试的举人，王阳明的才华堪与明朝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相媲美，甚至比刘伯温当年中举的年龄还小了一岁。刘伯温22岁中举，第二年参加会试高中进士，除了努力，还需要极大的天分，这两样王阳明同样拥有，并且还非常出色。
中了举人的王阳明，对考状元这件事情有着极大的自信，与许多考生相比，王阳明还有着地理位置的优势。父亲在朝中做官，在京城自然有居所，王阳明只需在京城的家中安心备考，无须像许多考生那样千里迢迢奔波而来。父亲王华在儿子考科举的路上只提供了这些最基本的便利条件，为了避嫌，他不仅不出面帮儿子打点局面，反而带着妻子告假出游了。
会试在二月进行，冬季将过，还未春暖，一考就是九天。考生的待遇与“天子门生”这样的称号毫不相符，反而有些像囚禁在监狱中的囚犯。所有的考生被统一安排在一个个密闭的房间里，这九天中只管专心答题，到了吃饭的时间，便会有饭菜从窗口传递进来。这是对身体与精神的极大考验，有些人即使满腹才学，却过不了体力这一关，没有考完，便已昏倒在地，被人抬出考场。这多少有些鲤鱼跃龙门的架势，考中了便成为进士，从此入朝为官，一飞冲天，为了有无限的荣华富贵等着自己去收获；而如果考不中，便只能认命，继续埋头苦读三年，等待下次机会的临幸。
人活于世，都在寻找快乐，找来找去，却发现快乐总在别人那里。世间痛苦的人都是愚蠢地寻找快乐的人，因为所谓的快乐与痛苦，不过都是自己的一个选择。选择了科举考试，王阳明表现出了“虽千万人，我俱往矣”的潇洒。用“我无所惧”的态度，在会试中洋洋洒洒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自认为自己发挥得不错，可是当张榜之日到来，在皇榜面前，挤在一群焦急惶恐的考生中间，王阳明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让王阳明这个思路新颖，却与朝廷格格不入的青年名落孙山。在当时的考官看来，批判程朱理学就等于批判朝廷的统治，这样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委以重用的。即使到了多年之后，朱子学派的人还喜欢用“阳明格竹”的事件批判王阳明的浅薄，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才有了王阳明“心即理，心理合一”这一说法的诞生。
未来的日子将有怎样的变化，人们很少去想象，大家看到的，只是王阳明这个意气风发的举子落榜了，有人关心，有人窃喜。会试结束，王华也结束了游玩，回到了京城。王华向来有好人缘，在京城的官员中有着很好的口碑，这次王阳明落榜，许多官员也前来探望，多是安慰并鼓励，说的话大体相同，无非就是不要气馁，三年以后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