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创作，是鲁迅毕生最重要的事业，是他心血的主要结晶和创造力的重要标志。正是他那博大精深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杂文创作，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地位。如果说，散文诗和记叙散文，分别表现鲁迅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某一方面，那么在杂文中，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现代杂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这概括了中国现代杂文“打破传统的思想和手法”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原先是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核心，猛烈批判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后来又扩展为广泛深入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经常是以最便于攻战，最便于启蒙宣传的杂文来进行的。这样，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自然就成为中国现代杂文的主要内容。鲁迅一再强调，他倡导议论性和批评性的杂文，为的是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的是打破中国社会这一“黑色大染缸”，为的是改变中国愚弱的“国民性”，为的是推进中国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既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论概括。
鲁迅杂文的内容，可以用广泛、持久、冷峻、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概括。具体说，它们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珍贵文献，是中国现代“社会相”的大全，是中华民族斗争史图的描绘，是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深刻解剖。
（一）所谓“广泛”，是从广袤性、广度上讲，鲁迅杂文的内容包罗万象，他的笔锋对准了千奇百怪的病态社会的方方面面。
鲁迅早期的杂文，主要收在《热风》和《坟》里，侧重于思想文化和道德伦理领域，批判以封建思想为核心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杂文，都是针对儒家“三纲五常”中的节和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展开猛烈的批判，并提出解放妇女、青年和儿童的要求。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随着“五卅”惨案、“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事件相继发生，鲁迅杂文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明显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这一时期的杂文正是“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产物，主要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
而《三闲集》、《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里的杂文，除了保持原有杂文的特色外，还增加了文学论争的主题和在文艺战线上的批评，主要是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另外，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也更加广泛深入。
1932年12月，黎烈文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约，主编《自由谈》副刊，他锐意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革新后的《自由谈》，成了继《新青年》和《语丝》之后最重要的杂文阵地。鲁迅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些杂文收在《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中。《伪自由书》的杂文以讥评时政为主，文字曲折而犀利，其中的《现代史》、《推背图》和《<杀错了人>异议》几篇，特别值得重视。《准风月谈》采取寓政治风云于社会风月的写法，主要篇幅是用来批评社会风习和文坛现象的。《花边文学》大多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文坛琐事取材，鲁迅的批评更加扩展，除了妇女、儿童、迷信、自杀等问题外，对于服装广告玩具乃至于几个标点和一套符号，鲁迅都能写出洞幽烛微的精辟见解。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首先，由于文网森严，鲁迅受到限制，不能直抒胸臆，反使他创造了文多曲折、讽喻、影射的具有隐晦曲折的含蓄美的杂文。其次，这时期的杂文，在文体上大多是千把字的短评，综合了《热风》“随感录”的精悍和《坟》中“随笔”的从容。那些以逻辑议论展开的短评，注重从知识密度和事实密度的结合中去丰富深化杂文的理论含量，显得凝重而精警。那些取譬造象型的短评，对形象展开描绘，如《现代史》“变戏法”的描写，《二丑艺术》对“二丑”的描写，形态逼肖，饱含象外之意。最后，三本杂文集都附上论敌的文章，都有《前记》和《后记》，目的在于使“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更忠实更完整地反映时代的风貌，达到“以史治文”。
鲁迅晚年的杂文收在《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这是他杂文思想和艺术都达到颠峰状态的结晶。这一时期的杂文，总结了鲁迅对社会人生和文学艺术诸问题的深沉哲理思考，如《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阿金》等文，都带有博大精深的总结性质和预言性质；这一时期的杂文，运用了先前除日记体外的所有杂文样式，还有不少怀念老师、战友、学生的记叙、抒怀之作，如《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等，杂文议论的知识化、形象化、趣味化和情意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杂文，由于鲁迅力倡“文艺大众化”，杂文语言充分发挥现代白话的通俗显豁，曲尽情意，有着特别柔韧的弹性的长处。
（二）所谓“持久”，是从时间上讲，指其持久性和韧战精神。
鲁迅从1903年开始发表文章，到1936年10月去世为止，他的创作行程长达33年。他一生创作的文学样式很多，尤以杂文的成就最大。从1918年7月为《新青年》写作《我之节烈观》开始，直至1936年10月17日逝世前二日所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十八年间，鲁迅从未间断过杂文创作，而且产量愈来愈丰饶。他在1935年12月31日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写讫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过：
“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鲁迅是拿他自己的全部生命来从事小小的杂文创作的，他一生共写了六百多篇杂文，总字数达一百万之多。杂文创作渗透到鲁迅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甚至是新诗和旧诗，都常常运用杂文笔法，有一种鲁迅式的杂文味。鲁迅总是在他参与编辑或支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在他领导的文艺社团中，热心倡导和推动杂文创作。而他翻译的日本的两本杂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思想·山水·人物》，也为中国现代杂文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徐懋庸在《鲁迅的杂文》一文中就曾指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尤其是前者的翻译，对于中国的杂文的发达，影响之大，恐怕并不在他自己所作的杂文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