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件，就不休息，接着请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发言。他心想他也是人，也要吸烟吃饭，一定会顾惜他们的。不料副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别人。这人天生十分愚蠢，加上中学毕业时又获得了金质奖章，在大学里写了一篇关于罗马法地役权的论文得到奖金，因此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他在女人方面取得的成功更使他洋洋自得），结果使他变得越发愚蠢。庭长请他发言，他便慢悠悠地站起来，显示出穿着绣有花纹的制服的优美身材，双手按住写字台，稍微低下头，向法庭扫视了一下，但目光避开被告们，开始发言。副检察官讲了好半天，一方面，竭力思索他已经想好的种种警句；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使他的演讲能毫不停顿，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小时零一刻钟。他只停顿了一次，咽了一阵唾沫，但立刻振作精神，更加口若悬河地说下去，以弥补这个间歇。
按照副检察官的判断，商人斯梅里科夫是个强壮淳朴、天性忠厚、气度宽大、轻信别人的俄罗斯人，以致落入无耻男女之手，不幸丧生。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隔代遗传的产物，一生备受压迫，缺乏教养，毫无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菲米雅是他的情妇，是遗传的牺牲品，身上具有精神退化的种种症状。但玛丝洛娃是造成罪行的主要动力，她是颓废派的最恶劣代表。
副检察官似乎被当前判决的重要性所慑服，同时又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终于软软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的演说剥去华丽的辞藻，中心意思就是，玛丝洛娃骗得商人的信任，用催眠术把他迷倒，再拿了钥匙到旅馆房间取钱，原想独吞那些钱财，但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撞见，只得同他们分赃。这以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半圆形阔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装腔作势地替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300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把全部罪责都加在玛丝洛娃身上而为他们两人开脱。
他要求陪审员裁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盗窃钱财上无罪。如果陪审员裁定他们在盗窃上有罪，那么他们至少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也没有参与预谋。律师在结尾时刺激了一下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科学方面的一番宏论，虽然精辟，但并不适用于本案，因为没有查明包奇科娃父母的身份。副检察官恨得咬牙切齿，又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露出蔑视而惊讶的神情耸耸肩膀。
接着，玛丝洛娃的律师站起来结结巴巴的辩护，显然有点胆怯。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盗窃钱财，只坚持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施展一下他的口才，就提纲挈领地讲了玛丝洛娃当年怎样受一个男人诱奸，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全部堕落的重担。但律师在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人人听了都替她害臊。他谈到男人的粗暴残忍和女人的悲惨痛苦的时候，已经语无伦次。庭长有意帮他解围，就请他不要离题太远。这个律师讲完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批驳第一个律师的话，又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他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受损害，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所充分证实，我们不仅能通过遗传推断犯罪，而且能通过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另一位辩护人说，玛丝洛娃曾受一个凭空想象的（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了“凭空想象的”几个字）引诱者的腐蚀，那么这种种事实不如说是她引诱了许许多多男人，使他们落在她的手里，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得意洋洋地坐下了。接着，法庭让被告们替自己辩护。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罪行都是玛丝洛娃独自干的。
西蒙只是反复说：
“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话也没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替自己辩护，她却像一头被包围的野兽，只抬起眼睛来向他望望，又望望其他人，接着垂下眼睛，放声痛哭起来。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那个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嘴里突然发出古怪的声音，原来聂赫留朵夫正勉强忍住抽噎。
聂赫留朵夫还弄不清他目前的处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把强自克制的抽噎和夺眶而出的泪水看做是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他戴上夹鼻眼镜，掏出手绢，擤了擤鼻涕。
他想到要是法庭里人人都知道他的罪行，他就会丢尽脸面。这种恐惧压倒了他的良知。
在这最初阶段，它比什么都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