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转型，重型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以前苏联为例，在国有计划经济下，苏联经济也曾经增长很快，只是它增长的是制造业和军工，而不是服务业。今天的中国还基本如此，当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的绝大头都属于国家的、由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去花费时，他们当然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相比之下，如果通过资产私有化把国有财产、土地还回给老百姓，资产增值后老百姓家庭的消费会跟着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必然更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私有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最终会决定该经济的产业结构。
第三，国有经济份量越重，对法治建设的威胁就越大。换言之，为了法治发展，中国也应该私有化。如何理解这点呢？根据对几十个国家的情况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别想有平等竞争，也别想有法治。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国家，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法规、可以根据其意愿解释法律和各种政策的机构。所以，有这样一个掌握绝对特权的股东在背后，国有企业只要进入任何行业，那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就没法平等竞争了，一旦有法律纠纷，法官跟国企是一边的，同属国家机构，你说法官会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吗？更何况国资委还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呢。
比如，几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挤掉民营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这两家国企通过国务院出台一些法规，要求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能有超过多少家加油站，最后逼着民营加油站必须以一个象征性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别的行业也是这样，只要国企一出现，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垮。
最近了解到，在造船行业中，国家发改委规定十万马力以上的轮船发动机，必须经发改委的审批才可以造。表面看，要发改委批，那申请一下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发改委这些年的做法是，把这种大型发动机的制造和造船机会基本只留给大型国企，不给民企。所以，国有企业的存在会从根本上破坏各行业的游戏规则，法治就只能是一种愿望，但不能成为现实，因为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民企跟国企不可能平等。
◎记者：那么，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呢？
陈志武：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跟国土资源部掌握的一些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股份，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这不是休克疗法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第一，当时的休克疗法更多指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改革在先、经济改革在后的改革路径，而不是私有化基金的做法。第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基金行业、也没有股票市场的运作经验，更没有配套的证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中国的基金行业、股市规模、证券法律与监管架构都已有多年的发展和经验，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已有较强的基础，社会大众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因此，今天在中国做私有化基金在操作上不会有问题。
◎记者：当年建立国有经济主要是基于让人民共同富裕、基于福利国家的理想。那么，现在如果将国有资产都私有化，今后国家如何为社会提供生活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呢？
陈志武：这中间有很多误区，甚至是误导。首先，我要强调，19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个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把老百姓的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责任丢回给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把当年国有化过来的私人财产和土地还给老百姓。这等于是说，搞了50年的国有经济，到最后，老百姓把财产丢掉了，给了国家，但自己的生活却还是要自己负责。
那么，在当前这些国有资产没有私有化、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们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的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低于美国。如果说中国没有美国富所以财政开支会有不同的考虑，那么，中国不是更应该把财政开支放在民生上吗？不是没有钱，而是有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地方各级立法机构，还有媒体和其他监督机制，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只有每年十天的全国“两会”时候大家象征性地举举手，就把5万亿人民币的财政预算通过了。这些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
由于开放的头些年增长来得太容易，所以，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没有实质性发展，使得国家财政的花法不明晰，弱势群体的利益在预算过程中无法得到体现。人们好像认为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抽象诉求。实际上，民主的必要性并不抽象，是涉及到纳税人的钱、人民财产怎么花、怎么分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现在必须进行实质性宪政制度改革，为法治打基础，让政府承担应该的责任，而不是让“后发劣势”继续下去。同时，也应该将土地、将国有资产分回到私人手里，让中国老百姓除了工资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资产升值的好处，带动内需的增长，使中国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目前“国家太富、老百姓太穷”的局面。